1980年竞选运动中的政见

作者：（北京）陈子明

在竞选运动中，选民所关注的问题和候选人所发布的政见，是非常广泛和深入的。王康指出：“选举过程中大量政治、社会、人生、经济、学术、生活等问题破天荒地在公开场合中，在公共集会中提了出来。人们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表示关注和咨询的权利终于找到了一个合法的讲坛得到认可。”

有人对北京大学各次答辩会上选民所提问题进行了归纳，包括政治与理论，经济问题及其改革，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文化教育，青年、妇女、婚姻、家庭，有关竞选人个人，其他，一共7大类问题.政治与理论方面的提问又分为8个部分。涉及“理论”的有：孙中山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的判断，是否正确？为什么？共产主义是否是一种宗教？“白猫黑猫论”是否是实用主义？涉及“社会制度”的有：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同一时期的两种社会形态？如果将大陆与台湾、北朝鲜与南朝鲜、东德与西德作比较，如何理解社会主义优越性？你是否认为我国现行的制度是农业社会主义？涉及“民主与法制”的有：“党领导一切”与民主是否相互矛盾，“领导一切”不成了“党主”？邓小平说过，魏京生一案是判重了，但为了制止这股风就要判重些。还有没有法律？“四个坚持”是否起了禁锢人们思想的作用，是否把十年动乱后人们稍微放松了一点的思想又抽紧了？涉及“人物”的有：你是否认为赫鲁晓夫把苏联人民从斯大林的专制中解放出来，而今天华、邓正在把中国人民从毛泽东的专制下解放出来？鲁迅若活着，是否成为右派？周恩来和彭德怀对毛泽东错误观点持不同态度，你现在更尊重谁？学习谁？涉及“历史事件”的有：党内历次路线斗争是否属于个人权力之争？文化大革命是八亿人民被愚弄了，还是历史的必然？涉及“党”的有：你对民主集中制看法如何？对“政治多元论”看法如何？中国应一党专政还是多党轮流执政？涉及“审判林彪、四人帮”的有：你不认为这次审判感情高于法律吗？这次审判开了随意解释法律的先例，从而进一步导致了我国法律的不准确性，为镇压思想犯制造了最有力的例证，这本身也破坏了法制，你承认这点吗？涉及“竞选”的有：你们的竞选与资产阶级的竞选有无区别？区别何在？校外有人传：北京大学出现了和57年大鸣大放一样的局面，你认为此话对不对？如果北大的竞选运动被压制，你同意用罢课、游行的方式进行斗争吗？

“经济问题及其改革”方面的提问有：你对目前农村中的包产到户怎样看？随着经济改革出现的一系列过去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怎么看？“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方面的提问有：是否可以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失败？对我国教训越南有何看法？是否有点大国霸权的味道？你怎样看待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文化教育”方面的提问有：对学分制、奖学金怎么看？你认为大学生应上政治课、党史课吗？“青年、妇女、婚姻、家庭”方面的提问有：性自由是青年中很敏感的问题，你认为西方目前的性解放是人类进步还是堕落？你认为中国人性道德将向何处去？你怎样理解“男性雌化”、“女性雄化”？“有关竞选人个人”方面的提问有：你是否想将一生投入中国政治活动，不怕遭到政治诬陷吗？你有退党的打算吗？你为选民服务分不分阶级性？“其他”方面的提问有：人类有无自我毁灭的危险？《圣经》一无可取吗？

还有人对北京大学胡平、王军涛、张炜、房志远、夏申、杨百揆、张曼菱、杨利川、刘娟、易志刚10名竞选人答辩会上的2620个提问条进行了统计。涉及文化大革命的占2.1%，涉及毛泽东的占3.7%，涉及民主墻、四大、魏京生案件的占5.3%，涉及干部制度及其弊端的占3.0%，涉及其他领导人的占4.2%，涉及党的领导的占5.0%，涉及民主与法制的占10.8%，涉及这次竞选的占8.4%，涉及经济体制及其改革的占1.3%，涉及教育问题的占 0.9%，涉及妇女问题的占6.7%，涉及国际问题及对外政策的占4.1%，涉及知识分子的占0.6%，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占3.9%，涉及林彪、四人帮的占2.5%，涉及社会政治制度的占10.0%，涉及马列主义的占2.6%，涉及历次政治运动的占0.4%，涉及竞选者个人情况的占18.0%.占据前三位的（均达到或超过全部提问条的10%即262条）是竞选者个人情况、民主与法制、社会政治制度，其他问题大多数也都是一些宏观政治与理论问题.绝大多数竞选人对于各种尖锐的政治问题均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因为模棱两可的回答，会被选民认为是“泥鳅”；拒绝回答问题，会被认为在政治上缺乏勇气和智慧；都是会失去选票的。

极化与共识

毛泽东在“反右”时说：“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1“反右”运动是完全错误的，但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祇要不把左、中、右划分与“敌我矛盾”、“你死我活”、“彻底打倒”、“砸烂狗头”联系起来，就是政治生活中的常态.竞选人的政见各不相同，即使没有面对面的争论，旁观者也会自然而然地把他们进行两极化的归类排队。譬如说：激烈与温和，激进与稳健，务虚与务实，草民与贵族，等等。

在北京大学，竞选运动的观察家和评论家把王军涛、房志远划为“激进派”，把张炜、杨百揆、杨利川划为“温和派”、“稳健派”。也有人把胡平定位为 “务虚派”，把张炜定位为“务实派”，夏申则是“即务虚又务实的竞选者”。在北京师范学院，刘少奇之子刘源被认为是“贵族代表”，农民的孩子张中天则被认为是“草民代表”。

王军涛之所以被认为是“激进派”，主要是因为他提出了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所谓“爆炸性问题”。相形之下，“温和派”张炜则与多数竞选人意见相同，认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王军涛明确表态魏京生一案是错案，张炜则说：不了解实情，如事实上出卖了情报，应该判刑，但判重了。张炜和绝大多数竞选人都同意，在现阶段提坚持党的领导是正确的，房志远祇是在“原则上”同意，王军涛则以“领导”一词含义不明为理由，回避了对这个问题的答复。

张炜在答辩会上表示赞赏“求实”的态度，后来又撰文解释了“求实”的三点含义：一是指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我们所说的理论不应包括那些空洞的口号、乏力的诡辩、生吞活剥的概念。理论的实要实在研究的深刻上，尤其要实在面对中国的现实这一点上。二是要有实际的工作能力。想作人民代表，可是一点也不具备实际的工作能力，尤其是公开表示不必努力去具备这种能力，这是一种令人惊讶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三是要有实事求是的好品质.不要做假。对领导阿谀奉承，随声附和叫做假，为某种私利而去迎合群众，常常不假思索地改换着脸谱也是做假。他说，工人、农民现在想得更多的是什么？他们要求快一些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并要求有多一些自己能行使的政治权力，他们正对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行使扩大了的企业自主权，和对能独立行使生产队（或生产作业组）的耕作、经营权而感到浓厚的兴趣，他们希望这种现状能得到稳定的发展。中国的事情要办好，不能靠那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轻浮的人们。2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显然是针对着大声疾呼首先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胡平。

张曼菱在竞选中提出“男性雌化”、“女性雄化”、“东方美”、“传统美”这样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明显采取了一种务虚的态度。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另一名女性竞选人刘娟，“在竞选中，刘没有抛出过长篇大论，自有一种务实精神”。她不赞成过分强调“女性解放”，提出“一切为了人的自由发展”。她还进行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调查，如“北大部分女生情况调查”、“学生健康情况咨询”等。在此期间，刘娟还就学校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其中有： “建立学生保健网”的提议：“改进奖励学生的办法”：“多学会几种生活本领”等。在女性竞选人中，张曼菱与刘娟构成务虚与务实的两极.草民与贵族的分野，涉及到德热拉斯所谓的“新阶级”或者说特权与特权阶层的问题，不论是在“文革”中还是改革开放时期，都是导致政治对立与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1980年代后期的“反官倒”、“反腐败”，实质上仍然是“反特权”的延续.在竞选运动中，草民与贵族的分野以北京师范学院的张中天与刘源之争表现得最为典型，但在其他学校也有一定的体现。比如说，胡平的出身问题（他的父亲在“镇反”中被处死）并没有成为竞选中的负面因素，王军涛的革命军人出身反而成为他丢掉一部分选票的原因。

但是总的来看，竞选运动中的政见极化并不是十分突出，因为在竞选者中间首先有着广泛的共识。北京师范大学6名主要竞选人在“对改革看法”上，观点几乎完全一致：改革“势在必行，但要一步步来”：“应慎重并切实行事”，“稳步地进行改革”；改革“如逆水行舟，须坚持不懈”；祇要“上下结合”，“共同努力，搞好改革大有希望”。中国人民大学的6名竞选者始终“为的是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而不是任何个人私利”，“祇要这种民主形式获得胜利，无论谁当选都是一样的。”他们召开了多次联合座谈会，共同分析形势，提出方法。他们互相提浆糊桶刷大字报；有时还组织联合宣传活动。他们是忘我的真诚的战友，丝毫没有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恶习。

针对中共北京市委发出的压制竞选运动的“三点指示”，北京大学于大海、王军涛等16名竞选人发表了《告北大同学书》，表达了他们的共同心声：

我们竞选的目的是推动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我们认为：人民代表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代表的选举必须体现人民的意愿。我们参加竞选，是为了接受人民的挑战；我们的行动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是合法的。

我们高兴地看到，北大民主选举运动正在健康地发展；我们衷心感谢广大选民对我们竞选所予以的热情支持和真诚帮助。北大，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我们民族民主的摇篮。我们认为，北大民主选举运动如此迅猛深入的发展，标志着北大民主运动的不断成熟。我们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成果，我们决心使之发扬光大。我们深信：北大民主选举成功的经验，将会对北京以至全国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们是民主改革的探索者，我们正在开拓一条通往政治民主化的道路，我们能够克服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问题，我们有信心和有决心使我们的竞选活动卓有成效地进行下去，使民主选举获得圆满成功。

我们的竞选是体现人民意志的，是人民竞选。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我们之间没有利害冲突。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政客式的互相拆台，尔虞我诈的行为，我们尊重法律，反对强奸民意，反对人身攻击以及任何把民主选举引入歧途的行为。我们将同心同德，携手并肩，绝不向任何阻力和压力屈服。我们坚信我们的行动是正义的，是合法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我们相信人民的力量！本着顾全大局，顾全同学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思想，我们将协调一致，努力保障北大民主选举运动顺利地发展。

我们是年轻的一代，我们肩负着祖国的未来，我们要奋斗！为了民族的崛起，为了祖国的振兴，我们要努力奋斗！

于大海，王军涛，田志立，刘 娟，刘 卫，房志远，杨利川，杨百揆
易志刚，胡 平，夏 申，袁红冰，张曼菱，张 炜，姚礼明，薛启亮
一九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北京大学竞选运动的参加者们都意识到，运动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当选一个基层人民代表，更不是要通过这条道路飞黄腾达，而是要发扬光大北京大学的民主传统，争取民族的长远利益。因此，他们才会自豪地说：“我们是民主改革的探索者，我们正在开拓一条通往政治民主化的道路”。

全面改革：孰先孰后

笔者在1989年曾撰文指出：1980年前后的改革派，大致包括两个分支、四个类别.改革派的第一个分支是经济改革派。他们承认现行经济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他们主张大幅度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调整，以利于解放社会生产力。他们通常都赞成实行彻底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而对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范围和程度，则存在某些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一般都认为，现行政治体制基本上应予肯定，祇须清除“文化大革命”给它蒙上的污垢，就可以使其显现出固有的光彩。

改革派的第二个分支是全面改革派。他们与前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主张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认为，1949年后基本上沿用的是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不仅包括经济体制上的产品经济、工农业剪刀差等，而且包括政治体制上的党政不分、个人迷信、权力高度集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等等。“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社会现象，它正是现行政治体制弊病的集中体现和恶性发展。因此，必须全面探索一个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全面改革派又可以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是经济改革先行论者。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作为基础的经济体制不先行改革，群众从改革中得不到实惠，就不会真正关心改革，参与改革，任何政治体制改革在这种情况下都是行不通的，也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第二类是政治改革先行论者。他们认为，政治是先导、是统帅，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经验来看，不首先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任何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的良好愿望都祇会终成泡影。如果不先行对干部群众进行政治启蒙和动员，对机构进行改组重建，任何可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都不可能制定出来，即使制定出来了也无法顺利地贯彻推行。

第三类是经济政治并行论者。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和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在其中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中国的改革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无论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要循序渐进地逐步推出，每一个步骤和程序都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论之。他们主张对前两类人的意见兼容并蓄，审时度势，择优而行。

在首都高校竞选运动尤其是在影响最大的北京大学竞选运动中，基本上没有单纯经济改革派的声音，即使是具有官方学生会负责人身份、观点最为温和与务实的张炜，也是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他说：“民主和富强不可分割，没有富强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没有民主，富强便不会属于人民，因此我们应该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在我国现实的经济条件下，经济民主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都应该而且可以加快，其中，加快政治民主化的确是一个重要任务，……正因为如此，我拥护当前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正因为如此，我站出来竞选以实际地推动这种改革。”全面改革派的三个类别，在竞选运动中则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以北京大学作为典型，那么可以说，张炜和杨百揆是经济改革先行论的代表人物，胡平是政治改革先行论的代表人物，王军涛是经济政治并行论的代表人物。

张炜认为：民主化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凡是符合这个历史进程，提出正确的口号和要求，建立相应的民主制度的人们就会赢得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凡是不了解这个进程，自以为是地照搬别人的做法的人们，必然会给国家带来混乱和停滞。不同国家的人民和同一国家不同时代的人民，对民主的要求是不同的，否认了这种历史的“时间差”，实质上也就是否认历史的发展。不少西方国家在上个世纪或更早一些时间里，建立了民主政体和一些相应的符合他们国情的具体制度，为后来者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教训，这本来是件好事。但对于具有惰性的人们来说这反倒成一件坏事，他们以为照搬那些做法便可以使自己国家发展起来，结果收到了适得其反的结果。民主化进程的制约条件是什么呢？这个条件就是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国民教育制度。人们可以想像，个人、企业没有经济上的权利怎么可能有相应的政治权利？没有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国民教育的普及，人们又怎么能去很好地掌握这种权利。我们的政治改革要以促进社会的繁荣稳定和人民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为目的，否则，那种“民主”是不会给人民带来好处的。充其量不过是在各级领导岗位或“人民代表”的席位上换上了一批能说会道的新贵族。要举例吗？请君回顾文化大革命！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是一个统一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教育程度是民主化进程的客观制约条件，这种制约条件具体体现在人民群众的浅近的目标上。我们要努力寻找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结合点，并分清将来能办的和现在就办的两类事情。

张炜又指出：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那些目光远大立志改革的人是不多的，这批人目前正在困难中前进.大多数人有改革的愿望，但他们对前景持观望的态度，他们中的不少人有既得利益而又不愿放弃过多的既得利益，他们也了解群众的愤慨和改革的呼声。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是顽固的保守派，出于个人的私利，他们竭尽全力地反对改革，他们人数并不多，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能量不少。我们希望改革的步子更大一些，因此也就希望阻力更小一些，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要提出一些根本不切合实际的口号去吓走大批的干部。要分析干部现状，支持立志改革的干部，争取中间干部，反对一概排斥现有干部的幼稚观点，争取加快改革步伐，并逐步形成一个谁也阻止不了的改革的势力。基于唯物史观理论和政治斗争策略的双重考虑，张炜主张由易到难，由浅近目标到长远目标，由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

杨百揆在主张“改革必须全面进行”的同时，明确表态：“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各个方面，我认为经济改革才是最重要的。祇有经济改革才能最有效地或者说从根本上突破封建因素对中国的束缚.”但是，杨百揆的思路又与张炜不同。他认为，没有彻底的经济改革，就不可能引出真正的政治改革；人身自由与经济自由是比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更重要的方面；政治民主制度祇能建立在经济“商品化”（实质上即市场化）的基础上。

杨百揆指出：中国过去的经济结构使人处于半依附状态.五十年代初到“四人帮”倒台，中国经济经过四个时期、二大形态，这二大形态构成的二类社会结构都不能有真正的民主。现在我们是根据中国的特点，吸取南斯拉夫、匈牙利和北美、西欧一些东西，正在改。这种改革实现，能够走向民主。经济改革必然引起政治改革，比如干部制度不改就不行了。可是政治改革不一定引起经济改革，我国历史上就有得是这种例子。毛泽东就认为祇要老搞上层建筑的革命和意识形态的革命就能解决问题，这正是他犯错误的重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我们建国初也有政协，后来又召开人大，一“反右”也没什么宪法不宪法了，“文化革命”一来，人民代表大会、政协、民主党派、言论自由都名存实亡了。这都是因为没有一种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使少数人不能随便取缔民主。美国一个总统再反民主，他也不能把美国那套制度取缔了。民主的社会结构和传统我们过去都没有，现在就是要着手建立结构和培养习惯.杨百揆说：“竞选者呼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毫无疑义，这抓住了人的民主权利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不是每个人都看到了，这就是人身自由！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劳动者以至大批向往‘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本身，就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他们的基本经济来源和生杀大权都操在专制统治者手中。二十多年的高度集中、统制（计划）的经济结构，造成劳动者的人身半依附状态，领导者对被领导者，在能否就业、经济收入、工作性质、人事调动，甚至婚丧嫁娶方面都握有极大的权力。农村的半宗法经济和 ‘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口号更加剧了这一状况！不深入进行经济改革，不加速经济改革，不解决人身的半依附状态，不取得人身自由，其它自由、民主怎么能真正实现！设想，一个农民生活来源在生产队手里，一个工人工资收入操在工厂车间头头们的手中，一个教师的薪金、住房完全根据书记的意思，怎么能设想让这些人有言论自由！人身自由不仅是一个不受非法逮捕和住宅不受侵犯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经济地位问题.每一个要求民主的人必须注意经济改革，推进经济改革，加速经济改革！为经济改革奔走，成为经济改革的积极分子！”

关于经济改革的目标，杨百揆的阐述——商品化、多种所有制和统一市场——比张炜更加清晰。杨认为：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社会主义商品化！社会主义商品化就意味着在大公有制为主的多种所有制下，产品依价值规律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计划也是按经济规律计划，过去搞的人为的统制生产、统制交换、统制分配将统统不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将是经济的杠杆，它对企业不再是不计效果的拨款，而是收取利息的贷款，各企业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由于商品竞争规律的作用，它们将会主动地改进技术，提高质量，选用有真才实学的人管理，提高有技术和能干的工人、技术人员的工资.农村，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搞什么副业，基本上由农民自己决定。人们干什么，干多少，干好干坏，将在很大程度上由自己选择，所有这些都和自己的收入状况联系起来。如何使用自己的收入，即消费些什么，也就会有了较大的选择余地。房屋将逐渐不再是一种别人分配给自己的福利，它将像衣服一样，是根据价值一次付款或分期付款出售的东西，房租也是根据房屋的价值确定。统一的市场打破了封建割据的庄园经济，社会主义商品化将荡涤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封建遗毒，人身的依附被铲除，人身的自由就有了基础，民主和言论自由才有了根基。

当张炜重申毛泽东“青年知识分子如不与工农结合，必将一事无成”观点的时候，杨百揆提出了“知识分子是最先进的社会力量”的论断。他说：知识分子所要求的社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性解放，它不仅要使工人摆脱资本的压迫，而且要解放一切人，使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而解放全人类。知识分子自己也在社会变革中得到改造。这种改造包括摆脱阶级的偏见的影响，克服文人相轻的分裂习气，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待遇，壮大知识分子队伍。在社会变革中知识分子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消灭与生产相联系的阶级就是这种社会改造的第一步。近代离开了知识分子的领导，社会革命就不能胜利，打击知识分子就是反动行为，这一点已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这些言论表明，杨百揆已经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阶级观点划清了界限。

胡平认为，改革好像下围棋。“弈棋中，谁不愿一下子就把自己的棋子布满整个棋盘？可是，我们祇能一步步地走。所以问题就不在于我们要说些什么，要做些什么，而是我们先说些什么，先做些什么。……如果我们置‘金边’、‘银角’于不顾（因为它们看起来那么不显眼），而把大量的棋子投入到中看不中用的 ‘草肚’中间，……不论我们一时取得多少表面上引人注目的胜利，那么魔鬼也可凭藉它回光返照的最后一次纠缠，使中国的历史再中止若干年。”“经济是基础，但是从目前的改革而言，政治方面的改革比经济改革更重要。”那么，什么是政治改革的关键环节呢？“一个是竞选这种选举形式，一个是言论出版自由，有了这两个眼，民主这盘棋就全活了。公民权利构成了实现民主的基础.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牢牢地抓住自己的权利更重要的了。”

胡平指出：从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到“四人帮”的“全面专政”，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条政治学的重要规律，当代专制主义与古代专制主义不同，它不是以公开地作为人民的对立物而出现，恰恰相反，它们是以最直接地表达民意做为自己存在的根据。而为了做到和维持这一其赖以生根立命的假像，垄断舆论是它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阿基利斯（古希腊神话人物）的致命处在脚后跟，当代专制主义的致命处在垄断言论。因此，“第二个（但绝非第二重要的）目标是推进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有了它们，不等于就有了一切；但失去了它们，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它们有如杠杆的支点，虽然自己不能作功，但唯有在它们之上，作功才成为可能。马克思早就指出，它们是一切自由的先决条件。历史上、逻辑上都表明，比三权分立更重要、更基本的，是舆论独立于一切权力之外。诉诸舆论，根据公众意见构成一种影响或压力，是民主政治的最有力一着。”

胡平承认，民主是一个过程，民主的实现程度与生产力发展程度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应当避免一种机械论，似乎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上，祇可能有一种唯一的政治形式与其相对应。当不少聪明人告诉我们：鉴于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现在的民主已经是非常之完美了，因而进一步的民主要求都是不合时宜的，当务之急是安心搞四化，等等。我们感到这个结论未免太轻率了些。”“我们既没有充分的根据认定：目前我们的民主就已经达到了现实生产力水平所能允许的最大极限，也没有充分的根据相信：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就注定会更民主些而不是更专制些。”“政治不民主的因素不一定总是能通过经济增长而自行克服，相反，经济成功有时反而会掩盖住它们，甚至悄悄地强化着它们。”“为了不重蹈前人覆辙，出路在于切实地加强民主。我们不应该操之过切、求之过急，但我们必须为民主奠定一个立于不败的基础，保证民主大势与日俱增，永不失其前进的势头.这就要求让人民真正享有一种任何权力也无法剥夺的政治权利。——首先，就是言论自由。”

应当说，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了胡平的先见，经济发展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带来政治民主，从政治现代化的许多方面——譬如说人民代表选举方面——来看，现在都比1980年代初倒退了。当时北京大学的多数选民，被胡平的雄辩所折服，成为政治改革先行论的支持者。但是从当时全社会的角度包括从中共领导集团的角度来看，更能接受的则是单纯经济改革论或者经济改革先行论的观点.相对于经济改革先行论和政治改革先行论，王军涛则提出了因势利导的均衡改革论。他提出了中国改革必须注意的五点事项：第一，改革应当以尽量稳妥、安定的方式进行，不要引起社会的大动荡和大动乱，中国人口众多，国衰民贫，又值浩劫之后，无法承受动乱的破坏。若真发生动乱，将使改革不仅不能救中国，反而害中国，使改革不得人心。最后导致改革与改革者同归于尽.因此，改革应当是彻底的，但这种彻底应当通过一系列渐进的方式完成。

第二，改革应当是全面的，应当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全面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各个领域。东方的政治集权特点是：不变革政治体制，将不能进行任何改革。中国现存的不合理结构有各方面的原因和弊病，它们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改革是片面的，这些弊病会一起爆发，从现象上看容易使人误以为是改革所致，从而使改革受到挫折和流产.第三，改革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它所动员的社会力量应尽可能的广泛，毫无疑问，改革的结果无异于一场革命，它将会引起强大的保守势力的反抗，为了使改革能不停顿地进行下去，就需要尽可能地减少改革的阻力，就要争取更多的改革支持者，使改革保持足够的推动力量。

第四，改革不要急于求成，在改革的计划安排上，应扎扎实实，巩固每一个阶段的改革成果。逐步实现体制上的新陈代谢.祇要确定改革的决心和方向，实践上不妨慢些而不要急于求成，这样有利于稳定民心，安定秩序，有利于通过比较和反馈使改革尽量少犯错误而达到最大效果。

第五，改革应当在科学的指导下进行。在旧体制中对旧体制进行改革，当然要有权术，但切不可贪恋权术，否则改革必将引入歧途。随着改革的深入，必须逐步以科学取代权术，调节指导改革的原则，这就要坚定地依靠广大知识分子，要广泛研究各门社会科学，要改变我国旧的“经学注释”式的社会科学状况，发展 “实验”的和“应用工程”式的社会科学，要大胆借鉴东欧和西方及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验，要做到上述一切，一定要有思想解放运动，承认马列主义为指导原则，但是不可以此为大棒，打击其它“异端”，马列主义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笔财富，但不是所有财富，或所有财富中的“顶峰”，“顶峰”论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

王军涛有意识地使自己站在胡平与张炜二者之间，但事实上他的观点更偏向胡平，也就是说，更强调政治民主化的作用。他在竞选宣言中指出：“历尽磨难的中国人民日益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贫困落后，几经劫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专制性的政治，中华民族的复兴过程一定要以实现政治民主化为条件。这次选举应作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选举制度的一次尝试，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北京大学的选民也是这样看待他的，有人甚至认为他比胡平更激进，更强调政治改革。

掩饰与假借

笔者在《提纲》中指出：“我们坚持在现存体制中通过合法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革。”为了防止“使政局再次发生去年十月份以后出现的那种曲折，从而因小失大”，就不能不在竞选运动中有所克制，避免与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发生正面冲撞。即使认识到，“如果我们在竞选中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支持党中央的改革派，可能会失去一部分选票”，但也还要这么表态.这样一来，对于自己真实的观点，就不能不有所掩饰，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类的概念，也要有一套不同于官方的阐释方式。

我在竞选宣言中提出了四点政治经济改革的主张：第一，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制：把“分权”的原则运用于党内。第二，实行党政分开，逐步由人治、党治走向法治、民治。党要靠党员交纳的党费而不是国库的资金来支付各项开支。第三，政府三权分立，缩小国家的职能，发挥各个社会细胞组织和个人的能动性。第四，按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规律来改组我们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在所有这些改革措施中，人民代表制度的改革处于核心地位。人大必须由一个橡皮图章变为一个工作机关、民意机关、政治公开的机关，最终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我也提出了全国人民代表和国家主席由选民直接选举的具体设想。5但是，我没有提多党制，因为我知道，祇要实行竞争性的直选就必然会推动多党制的形成，而现在立刻提出实行多党制，就犯了政治上的忌讳，会使竞选运动遭到灭顶之灾。

李盛平在竞选宣言中表示“拥护马克思主义”，“坚决支持当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是他强调，他拥护的不是被林彪、“四人帮”用现代迷信玷污了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本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些已经过时了，有些还是适用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它除了承认世界上一切事物处在绝对的运动中以外，不承认任何绝对的东西。这一精神对于它自己也是完全适用。李盛平在答问时说，我们的课堂上既可以讲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讲三民主义，让大家来判别.王军涛指出：“马列主义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笔财富，但不是所有财富，或所有财富中的‘顶峰’，‘顶峰’论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可以用它来指导改革，“但是不可以此为大棒，打击其它‘异端’”。陈子华在竞选宣言中说：正如马克思不愿意被人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我们也不愿意做这么一种 “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种“绝对真理”的体系中，人是无足轻重的，他不过是受某种“客观规律”操纵的棋子，或者实现某种“最高利益”的工具，为了强化统治机器，不惜使人的异化变本加厉。这种体系不承认“彻底的人道主义加上彻底的自然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而给人们展现出一幅阶级斗争日益残酷，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的“灿烂前景”。这种体系是一本新的圣经，它为宗教法庭准备了千百条对“异教徒”、“反革命”和“执不同政见者”的判决书。这种体系是大观园中的三流婢女，它随时准备委身于任何一位有权势的主子。不！我们不要这种“马克思主义”，我们祇承认“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服务，而不是人类为马克思主义服务。

李盛平在竞选宣言中也表示拥护社会主义.“当然，我们需要的社会主义，不是假左派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没有民主、没有文化的封建法西斯主义.……我认为，深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反对官僚主义是当前我们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的任务。由于我国民主革命不彻底，致使封建主义在现代迷信的外衣下，以新经学的形式出现，领袖被神化，成为人民的异己力量，这种新经学窒息了我们民族的思维能力和创造活力。如果不批判封建主义，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就有被断送的可能。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国家所有制性质的问题.反对官僚主义，必须反对产生官僚的官僚体制，即等级授职制和干部终身制。官僚是 ‘毛’，体制是‘皮’，‘皮’之不毁，‘毛’将焉除？应当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消除家长制、一言堂、特权、终身制、等级授职制。”

陈子华则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全民所有制。在理论上很容易区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但是在现实中，却必须把全民所有制作为一种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统一的社会实体.全民所有制意味着一切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同时也就是每个人的财产，每一个人都有权使用社会公有的生产资料从事劳动并与享有同等权利的人按劳分配个人或集体消费的国民收入，惟有人民及其选举产生的代表才有权决定国民收入的分配、消费与积累的比例、个人收入的分配方式以及经济的经营管理方式。没有真正的民主，就没有全民所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在全民所有制下，按照法律的规定，实现集体经营、国家经营、个人经营、联合经营等多种形式的经营管理制，在实行不同经营管理制的劳动者之间，政治、经济权利完全平等，他们是各自的劳动组织的主人，但同时受到国家统一法律的制约，国家有权通过立法改变劳动组织的经营方式。实行何种管理体制，应当根据不同行业的生产力发达程度和劳动者的愿望来决定。目前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的各种政治和经济改革，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要实现从苏联模式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在政治上，改革重点是把人治、党治转变为法治、民治，在经济上，改革的重点是把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把企业管理和部门管理全部转移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轨道上来。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全面地学习和借鉴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把它们与中国的民主化、现代化相结合。”她的论述策略是，第一，把现行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区别开来；第二，指出“没有真正的民主，就没有全民所有”，也就是把“全民民主”、“选民直选人民代表”、“人民代表大会掌握最高权力”作为“全民所有”的前提条件；第三，把全民所有制虚拟化，将其分解为“集体经营、国家经营、个人经营、联合经营等多种形式的经营管理制”，也就是实行混合经济。笔者在竞选运动前撰写的社会幻想小说中也曾借主人公之口说：“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国家、集体、个体三种经营方式应当在全民所有制下并存共荣.总之，要把所有制形式和经营管理形式区别开.”通过一种暗渡陈仓的方式，这里所谓的“全民所有制”被等同于“全民民主”，即置于经济管理制度之上的一种政治上层建筑.在其他竞选人的竞选言论中，也都有或多或少的掩饰和假借的成分。这就是说，他们内心的政治观点，要比他们公开发表的政见更加激进，改革色彩更加浓厚、更加彻底。袁红冰后来以文学的语言写道：“答辩会前一天，袁红冰整整一夜都在未名湖边漫步。一想到在一场具有历史价值的运动的讲台上，他却不能真实地裸露出灵魂，而祇能说出一些半真半假的谎言，袁红冰的手臂就会在痛苦的痉挛中下意识地攫住自己的胸襟，仿佛有生锈的铁锯正在血淋淋地撕扯他的心。”

（本文为作者所编《宪政的萌芽：北京高校竞选运动》书中的一节，本刊发表时删去了注解）

原载《北京之春》07年1月号（总第16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