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精神坎陷

作者：王 康

我希望将来像康德与歌德那样伟大的德国人，不仅时常会被人纪念，而且也会在公共生活里，在人民的心坎里，以及通过对他们所矢忠的伟大原则的实际遵奉，而永远受到尊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不回德国的声明》（1933年3月10日，美国帕萨迪纳）

在爱因斯坦发表这则声明两个月后，柏林大学成千上万名大学生在菩提树下大街开始焚烧康德、歌德、弗洛伊德、茨威格、纪德、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和爱因斯坦本人的著作。新上任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全世界第一任宣传部长－－在灰烬的余焰中声称：这火光不仅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这火光还照亮了一个新时代。

以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为首的德国纳粹确实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他们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浩大进军背后，从焚书堆到焚尸炉之间，仅是一步之遥。

焚书是一件特别重大的精神暴行，当一个新政权用焚书行为向世界宣战时，它行将带来的，要么是一个千秋帝国，要么是万劫不复的黑暗。

如果不是因为希特勒的过度狂妄，由于对犹太民族的过度残忍以至招致战争和道义的失利，第三帝国很可能如其缔造者构想的那样，代表着德国的某种复兴，一直存活到现在。

1946年，83岁高龄的德国史学大家梅尼克发表了《德国的浩劫》。作为一个挚爱祖国历史文化的知识分子，梅尼克对异族的占领深感沉痛，而对纳粹党徒强加给德国的堕落和耻辱更加厌恶。第三帝国曾使全体德国人“沦于内部的异族统治之下，它之钳制人们的灵魂，要比外来的异族统治强烈得多，它们可以以谎言欺骗和弄虚作假，投我们之所好而把它自己扮成伟大的民族成就的代理人。”他追问道：一个民族即使征服和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柏林的废墟中，梅尼克和其他第一流的德国知识分子都希望重新安排德国的灵魂，它的整体轮廓虽然还很模糊，却是可以直接感受到的，“那就是对于一切的善都有其神圣的根源这一信仰，对于永恒、对于绝对的敬畏，承认良心是我们道德生涯中的太阳”。德国的未来应该诞生于重新倾听和诵读巴哈、贝多芬、勃拉姆斯、歌德、荷尔德林、莫里克、麦耶和里尔克，重新欣赏和凝视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米开朗基罗和拉菲尔。当德国重新沉浸在这些灵心善感的精神世界时，才会在山河破碎和历史浩劫之余，“感受到某种永不破碎的东西、某种永不消殒的力量。”

我们的精神病痛曾经远甚于德国。

我们迎头撞上的二十世纪，正是中国精神年表空前紊乱，无数精神先驱在东方式的焚书暴行中“遗恨塞乾坤”的时代。引领风骚、宰制天下的除了异常强悍而陌生的物化力量，还有一整套来自异族的新世界观、国家观和历史观。此乃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大的变局。

五十年代，新政权在最需要常识和理性以建设新国家时，却将近百万知识精英加以诱害，加以公开践踏。这是中国两千多年以来最严重的“焚书坑儒”，—— 其始作俑者甚至公然自诩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这次事件，其用心之险恶阴毒，其手段之卑鄙无耻，对于一个几千年来景仰道德、服膺气节的国度，其在精神上的沦丧和毒化，不啻抽掉整个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石。更严重的是，这场以知识界为目标的“反右运动”开辟了青年学生和普通群众参与精神围剿的恶例，诱迫部分国人——最终几乎全体民众——参与从兹开始长达几代人的政治迫害和精神围剿。它使中国知识界的天然母体不复存在，又使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完全封闭，中国文化的大悲剧——中国精神生命和民族生命的分裂——从此开始。

不到十年后，几乎全体中国的性灵良知又一齐跌入深渊。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明浩劫之后，中国在时间上中断了向自身伟大传统请教、在空间上与西方主流文明对话的正道，坎陷于四顾苍茫、一无凭籍的精神荒原。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公开鼓吹并大规模长时期实行中国人对中国人的侮辱、斗争、镇压、专政，中国传统道德、伦理、文化的统绪和土壤几乎荡然无存。其为害之烈，恐非鸦片战争以来外族列强加于中国的直接伤害所可比拟。一种内部的异族统治在精神和道德上对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和精神可能造成的损害，莫此为甚。

“这个历史的大逆转一直逆转了二十多年。尤其可惜的是，我们永远失去了中国上百年来用血汗和泪水培育起来的一批明达之士！”（李慎之）这些明达之士直接面对的是肉身的凌辱、人格的摧残。中国文化的主要缔造者三千年来从未遭受如此深巨惨烈的奇耻大辱。相比之下，当年纳粹德国还有并未认同国家社会主义的指挥家理查德•斯特劳斯、剧作家霍普特曼、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一席之地，物理学家普朗克在纳粹科学院将爱因斯坦公开“开除”时，可以同样公开为后者辩护而不受任何惩罚：“爱因斯坦先生的作用只有开普勒和牛顿的业绩才能与之媲美。我之所以要首先讲清这一点，为的是使我们的后代免于产生一个错觉，以为爱因斯坦先生的科学界同行连他在科学上的重要地位也没有完全领悟。”

“文化大革命”对人本身的进攻使古今中外的精神暴行相形见绌。中国先哲深谙文明的脆弱，他们坚持的第一道精神防线乃是“人禽之辨”，因为人与禽兽之间只存“几希”之距。对中国人而言，“有亡国，有亡天下。改姓易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之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文革”就是中国人最深以为惧的“亡天下”，彻底的礼崩乐坏。

经历了“反右”、“文革”、“亡天下”的中国，其精神坎陷之深，决不是一次改姓易号式的政治审判所能填补，更不是一场以权力和金钱的神圣联盟为主轴的经济爆发可以超逾的。

直到今天，十九世纪的一名普鲁士哲学家、一名英国工厂主、一名俄罗斯职业革命家和一名格鲁吉亚出生的暴君野合而成的“思想”还被尊奉为中国人的国家原则，中国之为中国、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全部传统、道德、文化、礼仪以及中国几千年来立于天地之际的风范、矜持、气象和神韵仅仅作为我们精神坎陷的虚饰缀物，继续历史性得外化于民族生命，仅仅从被批判被糟蹋被焚毁的绝境上升到了可资利用的地位。以至张艺谋一类完全不懂中国文化的电影导演，在向“焚书坑儒” 始作俑者献媚后，又率领一班坐台小姐式的女演员，在雅典奥运会令人叹为观止的哲学－艺术盛典后，竟敢把一出低俗表演称为中国文化艺术的代表之作，我们精神的坎陷可见一斑了。

勿需细论，只要把奥运奖牌的飚升和诺贝尔奖的继续缺失相比较，只要把中国GDP总量与死刑总量相比较，当可看出，中国确实更加强大了，甚至太强大了－－在物质上；中国也更加贫困了，也许太贫困了－－在精神上。

与德国不同，中国的“封建法西斯”没有力量、也没有那份狂妄向人类文明直接进行军事挑战，从而因为战败而被胜利者强行剜去其精神上的毒瘤。中国的浩劫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去承受，去消解；横逆而来长达数十年的精神迫害和心灵创痛只能由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去隐忍，去净化。

这是一件几乎超自然超人力的艰难使命，其无奈、寂寥、英勇和微茫，古今中外未为有也！

熊十力曾在无限孤独的暮年作一世哀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后顾茫茫……。即令如此，这位中国现代新儒家最富原创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于未来：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游乎广天博地之间，将为世界文化开出新生命。

中国现代精神先贤祠中的旷世才子和悲剧英雄陈寅恪，虽早已深味“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这一绝世悲情，虽然曾写下千载之后也必令人唏嘘长叹的绝命挽联：“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但这位中国学术精神“百年来第一人”仍然生死坚称：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依然生死坚信：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华厦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世纪之交，中国最后两名盖世通才和道德君子钱钟书、李慎之与当年熊十力、陈寅恪一样，寂寞而通达地撒手尘寰。虽然迭经磨难，他们留给我们的依然是澄明的心迹和赤诚的期盼。前者拒绝一切来自官方和世俗的祭悼之前早已相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后者更以一位“一直做着中国文艺复兴之梦的人”的“希望与信念”反复寄语国人：“十多亿人民，如果自己不能立，又谁能立之？这是非得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本源、最精华的东西不能为功的。我们如果能依靠中国传统，结合当代学术，求得一点真知，使中国十多亿人民能在道德上卓然自立，那就可以说已经给东方文化争了气了，也就可以说给这个道德普遍低落的世界做了很大的贡献，而给东西文化的融合共进打下了一个结实的基础了。”

他们承担和表达的，早已不再是个人的恩怨荣辱，而是一个伟大而苦难的民族三千年的托命，一百五十年的夙愿，这种托命和夙愿很可能是一个行将崩溃的世界的方舟。他们念兹在兹、生死与之的一切，正是中国人走出精神坎陷，自我救赎、自作主宰必经的荆棘之途。令人深感抑郁痛惜的是，尽管他们是中国真正忠诚而傲岸、坚贞而英勇的精神仆人，他们之于中国正如康德、歌德之于德国，他们作为中国良知、勇气和智慧的真正代表一再发出的告诫和预言是中国真正贞下起元、否极泰来的泣血福音，这个浮嚣、虚骄而危殆的时代对这一切连同他们的死亡却置若罔闻，浑然不觉失却了什么。

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度，寻常的错乱、混沌、危机皆不足畏，中国在二十世纪历经的磨难与浩劫，使我们几乎能承载和抵御一切普世困厄。但是，如果中国一味罔顾自己先知空谷足音般的箴言，继续沉迷于内部异族精神统治，找不到争不回自己的文化自信和精神生命，任凭自己在物质扩张和精神坎陷严重失衡的歧路上渐行渐远，始终不愿或不能迷途知返，那么“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诅咒，恐怕将在萧墙之内酿成弥天大祸。

西谚道，上帝欲让人死亡，必先使其疯狂。“9•11”恐怖悲剧中中国年轻一代（我们的精神继承人）令世界震惊、令我们失语的狂欢表演，已明白无误地表明，如果中国继续任凭历史虚无主义、道德虚无主义和世界虚无主义泛滥，任凭我们的精神坎陷日益深巨，从1957年到1976年的邪恶而荒诞的历史纪录，将被并未价值中立和意识形态虚空化的年轻一代大大刷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浩劫”，将不过是低调的序幕和无聊的预演。

在爱因斯坦发表《不回德国的声明》后十几天，普鲁士科学院公开谴责爱因斯坦“不仅成为德国现政府的敌人，而且也是德国人民的敌人”。该科学院指出，爱因斯坦本来可以“为德国讲句把好话，在国外本来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爱因斯坦对此回答道：“要我去做你们所建议的那种见证，就等于要我放弃我终身信守的关于自由和正义的见解。这样的见证不会象你们所估计的那样，是为德国人民讲好话。恰恰相反，它只会有利于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正在图谋损害那些曾使德国人民在文明世界里赢得一席光荣位置的观念和原则。”历史已证明，是孤独却以复兴祖国历史文化为己任的爱因斯坦，而不是德国内部强悍而狂妄的“异族统治力量”，为德国赢得了新生和未来。

爱因斯坦在逝世前一天，曾在《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上》最后一次签名。作为一名对自然奥秘和人性底蕴都有先知般洞察力的世界主义者，爱氏的临终遗言是留给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体人类的：

知道得最多的人，也最忧心忡忡。

这个世界充满着冲突，而使一切较小冲突相形见绌的则是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之间的巨大斗争。

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吧。要是你们能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末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

摘自博讯新闻网《王康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