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之雄成了笑柄－－襄公之仁

作者：张远山

　　宋国与楚国打仗，宋国军队已经在泓水岸边列好了阵，楚国军队正准备渡过泓水来交战。宋国的右司马走出队列，对宋襄公说：“楚军比我军人数多，我们应该趁他们正在渡河马上发起进攻，那样楚军必败。”宋襄公说：“我曾经听君子说：‘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不能乘人之危；敌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敌军没有做好准备，不能突施偷袭。’现在楚军正在渡河，我军就发起进攻，有害于仁义。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列好阵，我们再进攻。”右司马说：“主公如此不爱惜宋国军民的生命财产，等到兵败国灭，还有什么仁义可言？”宋襄公喝道：“你再不退回队列，就要以违反军法论处。”右司马只好退回队列之中。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列好阵，宋襄公击鼓进攻。宋军大败，宋襄公也受了伤，三天后死去。

　　在古代战争中，对方没有列好阵就进攻，与现代战争中的不宣而战（比如偷袭珍珠港），一样是违反游戏规则。违反游戏规则，对于任何民族来说都是国耻。但是对于先秦以后的中国人来说，违反游戏规则才是游戏规则，不肯违反游戏规则的宋襄公只是笑柄。“迂腐”的宋襄公一定是这么想的：一旦游戏规则被普遍打破，那么以后就没有任何堂堂正正的对阵了。比如说，明知你可能会不遵守游戏规则，楚军为什么要傻兮兮地渡过河来与宋军决战？他可以邀你渡过河去决战，然后背信弃义地袭击你。可见宋襄公之仁，是要对得起楚军的信任。这是高贵者才可能有的行为。一切辜负对方信任的人，就与高贵无缘，就永远沦为下贱，枉称万物之灵长，比禽兽还不如。不幸的是，中国历史的实际进程正是如此。中国人从此以后以子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有高贵先民的神圣游戏规则全都被打破，互相比赛狡智，互相比赛谁更无耻。因此从孔子开始，中国人感叹了两千多年的礼崩乐坏。什么叫礼崩乐坏？众口一辞地嘲笑仁义的真正实践者宋襄公，就是礼崩乐坏。

　　对宋襄公的嘲笑，始于韩非。泓水之战是史实，本来不该在本书中提及，然而韩非是把它当做寓言的，理由有三。第一、这个故事编在韩非的寓言专集《外储说》里。第二、韩非对史实进行了加工，比如宋襄公是在泓水之战后的次年死去的，他却改为三天之后，以增强他的谬论的说服力。第三、韩非加上了反常的评论，作为中国第一的刀笔吏，他为这一史实定了性，称之为“亲仁义之祸”。此语一锤定音，两千年来没有任何人翻案。直到翻案之雄毛泽东依然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由于这一最高指示，这个寓言被选进了中学课本。所以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在中学课堂里听到老师批判宋襄公的蠢猪式仁义道德了。此话可谓一语中的！岂止宋襄公的仁义道德是蠢猪式的？“孔老二”的仁义道德，乃至一切的仁义道德，在中国人眼里都是蠢猪式的。鲁迅曾说，正因为中国人的民族性好偏激而决不中庸，所以圣人才要用中庸来救治。同样，我认为，正因为中国人根本不崇尚仁义，所以圣人才要用仁义来救治。

　　中国人更推崇的是狡智，无论狡智多么违背仁义道德。与孔子同时的老子，就是中国的狡智之祖。“兵者，诡道也”（语出《孙子》，就是说要勇于装孙子），是只有中国人才会奉为圭臬的。韩非本属弱智的儒家，但他是儒家仁义学说的最大叛徒。相反，他“解老”“喻老”（《韩非子》中的两篇），对道家祖师老子的狡智推崇备至。因此，真正的儒家信徒司马迁把两者相提并论，写了《老子韩非列传》，是极有卓见，颇有深意的。

　　实际上，中国先民也像所有其他民族一样曾经有过非常骑士风度的战争规则，这从宋襄公的话里就能看出。但是中华民族太老了，也太聪明了，所以这样的禁忌早早地就被孙武、孙膑之类“杰出军事家”自作聪明地打破。或许其他民族至今还不失天真，至今没有礼崩乐坏，他们的廉耻心从来就没有像中国人这样丧失殆尽，所以根本就用不着主张什么仁义道德。就像以前空气好得很，谁也不谈空气，简直就像空气不存在；现在空气被污染了，所以老拿空气来开涮。古人只谈天气，今人只谈空气。谈天气简称谈天，谈空气简称空谈。所以这仁义道德，在中国就空谈了两千多年。最后一个真把仁义当回事的宋襄公，倒做了两千多年的笑柄。

　　上文提到孙膑，他的狡智是尽人皆知的：田忌与齐威王赛马，连输三阵。孙膑教田忌以妙计，以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以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以中等马对齐威王的下等马，结果输了第一阵，赢了后两阵，总比分赢了。推崇狡智的中国人都对孙膑赞赏有加，没有人认为这是严重的犯规。当美国人谴责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中不宣而战是不仁不义的时候，我觉得咱们中国人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作为东方民族的老师，咱们在东方没有做出好榜样，没有带个好头，中国人在战争中的超越游戏规则显然影响了日本人。超越战争规则，在中国不叫犯规，而叫“妙计定天下”。从来没有一个中国思想家对犯规者亮过黄牌，相反，所有的人都把犯规者称为智多星，《三国演义》中妙计定不了天下的妖道诸葛亮，就这样成了民族英雄。

　　宋是商人之后，孔子则是宋人之后。好仁义的宋襄公被楚人打败，好仁义的孔子则被口是心非的中国人打败。孔家店是无须等到五四时代再来砸烂的！这座未经孔子本人同意就冒名开张的千年老店，从孔子的弟子曾子开始，就始终在挂羊头卖狗肉。孔子如果活过来，一定也会像马克思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否认自己是主张愚忠愚孝和假仁假义的。有学者认为，孔子的仁学正是从商人的信仰中提炼出来的。所以我甚至疑心，被周武王消灭的商纣王，也可能是个真好仁义的宋襄公，只是由于他的身败，才导致了名裂。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死猪不怕开水烫，作为好仁义的蠢猪，商纣王只好任由站在周武王一边的后人痛骂诽谤了。反正中国的御用历史学家，都是与韩非差不多的历史化妆师和整容专家。

　　老实说，如果非打仗不可，我欣赏罗马军团的步兵方阵在战鼓声中的齐步挺进，也喜欢成吉思汗的蒙古马队没遮没拦的横冲直撞。那叫痛快！残酷吗？是的。但比把人卖了还让人帮着数钱要光棍得多，比杀了你剐了你还要你高呼万岁更强十倍。人死后到阎王爷那里报到，小鬼在登记入册时问你：干什么来啦？欧洲鬼说得明白：被罗马军团砍死的，被蒙古马队踏死的；而中国鬼只能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死的，正跟铁哥们喝酒来着，脑袋就搬了家。可见中国人吃饭不敢用刀叉，只敢用筷子，是有理由的。珍珠港的美国鬼恐怕十分埋怨哥伦布，要不是他多事，他们至少能像祖宗那样做个明白鬼，而不至于死得糊里糊涂。但中国鬼多是不明不白的糊涂鬼，地狱的鬼判不收糊涂鬼，这些屈死鬼两千年来只好在中原大地上阴魂不散，作祟人间。

　　欧洲人经常有所谓“战争叫嚣”，希特勒就叫得凶。中国人准备打仗前，从来就没有“战争叫嚣”，而只有“友谊第一”的故布疑阵。看看三十六计吧，就知道中国人的所谓智慧是些什么东西了。在希腊，智慧是真理，是科学，是宇宙奥秘──这样的智慧，中国人并非不能领悟不能发现（比如有公孙龙），但我们中国人不把这样的客观真理叫做智慧。被中国人叫做智慧的，在所有其他的文化里，明明白白叫做骗术。既然骗术在中国被叫做智慧，那么真正的智慧在中国就只配叫做骗术了。

　　于是你计来我计去，你有连环计，我有计中计；你有锦囊妙计，我有将计就计。算计来算计去，聪明绝顶的中国人没有算计成一个堂堂的大民族，而是算计成了脸厚心黑、毫无诚信的狡诈的民族。硬碰硬的民族打起仗来，胜负取决于统帅是否英雄，他们不需要军师。而诈对诈的中国人打起仗来，胜负取决于统帅是否奸雄，更取决于军师是否有狡智。因此，狡智之奸雄战胜仁义之英雄，成了中国历史永远不变的主旋律。这种毫无诚信毫无禁忌的狡诈和欺骗，已经深入血液、深入骨髓、深入灵魂深处，深入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到了鱼对于水、人对于空气那样毫不自觉的程度，到了举手投足之间就会随机应发的最高境界──欺诈已经完全成了中国人的第二本能。直到现在，每天的报纸上还在不断报道着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文盲和半文盲无师自通地运用所有传统的欺诈手段骗钱坑人，这些骗术在《中国智慧大观》之类灰色读物里应有尽有。中国人对骗术领域的穷尽程度，早已到了不可能再有任何新发现的彻底地步。帕斯卡尔说：“所有美好的格言都已经有了，我们只需要把它们付诸行动。”对于中国人来说，所有狡诈的骗术在两千年前都已经有了，不肖子孙们只需要把它们付诸行动就行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一点不错，三个毫无文化的臭皮匠，只要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是生活在每时每刻都充满狡智的中国社会中，不聋不哑不太笨，耳濡目染，近墨者黑，他们就会成为刁民。臭皮匠们对欺诈的狡智早就习以为常，久而不闻其臭了。

　　臭皮匠们一旦吃了别人的亏，会毫不气馁（我真不敢说这是否算一种好品质）地甩下一句很光棍的话：“老子今天认栽了！”亲爱的同胞们，何谓“认栽”？认栽者，我的狡智暂时不如你之谓也。但是接下去还有一句更光棍的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真是十足的小人口吻──既然狡智被称为智慧，那么小人自称君子也算不得咄咄怪事。你以为这位光棍“仁”兄十年里是去苦修正道吗？非也，他是去历练狡智呐！所有不懂狡智的读书人，一概被称为书呆子，像我这样深通狡智（此话既大言不惭又深为惭愧）而决不运用的人，就更是书呆之尤了──因为读书人一旦深通狡智，鲜有不运用者。大到升官发财，小到邻里折冲，哪里用不上呢！张良本来是个在博浪沙扔大铁椎行刺秦始皇的莽汉，自从跟黄石公进修了韬略狡智，就能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帝师了。

　　中国人把最后的仁义之雄宋襄公嘲笑为妇人之仁，实在是颠倒了雌雄，违反了狡智之祖老子“知雄守雌”的教导，走上了不知雄而专守雌的不归路。由于雌雄颠倒，中国文化从此成了阳刚不足而阴气过盛的太监文化。由于推崇狡智，以狡智为万能，中国人从此不再注重提高实力。中国人在推崇狡智英雄诸葛孔明的时候，忘记了正是因为实力不济，孔明才会“出师未捷身先死”。故活剥杜诗曰：阴盛阳衰弃内功，“长使英雄泪满襟”。

张远山授权文集《寓言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