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十二月 28, 2006

《窃听风暴》下的裸奔

作者:胡丽娘
昨天买了几张盗版碟,其中有部《窃听风暴》,老熊坚持要买的。偶以为是类似《国家公敌》的片子,便去上网了。但是老熊看了不到五分钟便喊道,这个片子你不看,就别在猫眼混了。

故事讲述的是东德时期,一百万秘密警察,两百万告密者,窥视着,窃听着,每个公民。

主角是一位秘密警察,他奉命去监视一个思想激进的作家。设置监听设备的过程很直接,趁作家家里没人,打开房门就OK了,他们的钥匙能够打开任何一个家庭的房门。每个角落都没有放过,布置好监听设备,离开时,隔壁的邻居看到了他们。男主角告诉邻居,透露半个字,就再也见不到家人,直到柏林墙倒塌后,邻居也没有向作家吐露这一幕。

监听开始了,秘密警察通过视频观看发生在作家家里的一举一动,通过窃听了解他们的一言一行,对于敏感的,“不正确”的言论,记录下来,报告上级,这是他的职责,为了国家的安全。

秘密警察隶属的国家安全部门,有个年轻的小伙子,在餐厅里想对同事讲述一个关于总书记的笑话,同事暗示他,上司在旁边。在上司的一番鼓励和怂恿下,小伙子将笑话讲了出来,遭遇上司严厉的训斥,这是不利于国家安全的言论,不利于总书记的国家安全。尽管上司以示安慰地也讲了一个不利于国家安全的,关于总书记的笑话,但是小伙子从此坐了冷板凳——拆检信件。把公民的信件,通过仪器拆开,检阅,再封上,天衣无缝。

秘密警察的助手,一个胖乎乎的小伙子,在监听的过程中,最感兴趣的,似乎是作家和作家妻子的性生活。影片最后,当文化部长告诉作家这件事时,作家并没有表现出诧异和愤慨,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政权下,哪个人又不是在光天化日下裸奔呢?包括为高权重的文化部长,他送作家的妻子回家,特殊的加长版轿车,尽收于监视作家的秘密警察之眼。

作家的妻子是一位优秀的演员,却不得不屈从于文化部长的淫威。作家的朋友,一位著名的导演,因为思想的激进而被禁止导演影片和舞台剧长达五年,对于一个热爱艺术的人来说,这样的禁锢,无疑于牢狱。作家的妻子,同样是一个视艺术为生命的演员,她不能失去舞台,也不愿看到自己的丈夫和那位导演一样,遭遇禁锢。

秘密警察对作家的妻子,是尊敬的,当他听到作家和作家妻子的争吵,当他明白作家妻子遭受的屈辱,做出的牺牲,他无法忍受了,他来到酒吧,等待作家妻子的出现。他告诉作家的妻子,她是优秀的演员,她拥有观众的热爱,不管她是否站在舞台上,她都是伟大的艺术家。

被禁锢的导演选择了自杀,他被扣押签证,国家不允许他出席在西德举行的艺术界的研讨会。他无法忍受死一般的窒息,不如去死。活着已经看不到希望,已经享受不到快乐,甚至连痛苦都不能拥有,在这样的国家,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个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为了他们的总书记,他的国家的安全。

作家因为导演的自杀,关注起东德每年的自杀人数,尽管东德在77年以后不再对外公布自杀人数,但是这个国家每年的死亡人数,在欧洲,仅次于当时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匈牙利。

失去了快乐的人,没有了自由的人,甚至连思想都被阉割,思考是一种痛苦,无法拒绝思考的人,在一百万秘密警察,两百万告密者组成的铜墙铁壁中,除了自杀,别无选择。

作家和他的朋友,联系到西德明镜周刊的编辑,作家要在东德建国四十周年纪念之前,在西德的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东德自杀者的文章。

负责监听作家的秘密警察,已经明显感觉到作家的举动,他写好了报告,准备交给上司。面对得意的上司,滔滔不绝讲述他是如何抓捕那些激进人士,如何在他们即将做出举动时,以任何理由抓捕他们。

秘密警察把报告慢慢卷成一条纸卷,放入了口袋。他向上司请求,是否能让他独自监听作家,他说他对搭档不太放心。上司同意了,秘密警察开始为作家写稿这段日子,编写报告,他写道,作家在为建国四十周年编写剧本,和他的朋友讨论该如何歌颂伟大的祖国和总书记。

作家的文章在西德的杂志发表了,作家的妻子被毫无理由的秘密警察抓捕,作家的家被毫无理由的秘密警察搜查。

面对上司的怀疑,秘密警察不得不去审讯作家的妻子,他告诉作家的妻子,无论那篇文章是否出自作家之手,他都要被捕。作家的妻子,告诉秘密警察,西德的杂志编辑赠送的打字机,藏在地板下。

秘密警察再度搜查了作家的家,还是没有理由,但是他们一无所获。负责监听作家的人,已经将打字机拿走了,而此时,作家的妻子冲出大楼,幢向迎面而来的卡车。

看着作家抱起妻子的尸体,负责监听作家的那位秘密警察,平静地接受着上司的报复,他将被调往检查邮件的部门,将在那个死气沉沉的部门呆二十年。

秘密警察和那个因为讲了总书记的笑话,而被发配到检查邮件部门的小伙子一起,每天重复着拆开信封,检阅信件,然后再封好的程序。直到某一天,小伙子打开收音机,柏林墙被推到。秘密警察没有像小伙子那样兴奋,他平静地放下手上的工作,平静地走出办公室,他再也不用回到这个阴沉,丑陋的地方了。

作家终于知道了秘密警察为他所做的一切,在这个刚刚获得解放,刚刚拥有自由的时候,作家没有去絮叨他所遭受的迫害,没有去标榜他所做出的抗争,他写了一本书,一本关于那位没有姓名,只有编号的秘密警察的故事。

当沦为收垃圾的秘密警察,偶尔经过书店,看到作家新近出版的书时,他买下了,是送给自己的。作家用一本书来表达感激,秘密警察用这本书,做为良知的奖励。

摘自《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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