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下的新传统主义－－介绍分析共产党社会的两种理论

作者：寒山

自九十年代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解体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如何实现对政权和社会的控制成为很多人感兴趣的问题。最近我们的几次节目都和这个问题有关。谈到社会控制，很多人都用了“极权主义”这个名词，并认为尽管今天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已经不那么“极权主义”了，不再是无所不能无远弗界的了，但历史上形成的极权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这就给普通人提出了一个什么是极权主义的问题。

“极权主义”是一个政治学的理论名词，主要用来解释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两种政体。在中国大陆，除了极个别和西方学术界曾经有过一点接触的知识分子，“极权主义”这个词在改革开放以前是听不到的。在那个时代，这个词完全是个禁区。改革开放以后，“极权主义”在中国文化学术界逐步被使用，但很多人只是用它来描绘法西斯主义，个别人也把它用于斯大林在苏联建立的制度。至于中国本身，即使是用来指称毛泽东和“四人帮”时期，“极权主义”一般来说也是不让使用的，或者至少是个忌讳，口头谈论可以，见于文字就不行。

近年来有人把这个词翻译成“全能主义”，听上去不那么难听了，于是在很多公开场合“全能主义”代替了“极权主义”，可以抛头露面。在字面意义上，全能主义被理解为国家权力的无所不能，具有中性色彩，而极权主义则指明政党对国家权力的独霸和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是一个色彩鲜明的贬意词。今天在中国大陆以外，享有自由言论权利的人们多数还是用“极权主义”。所以“全能主义”用于国内的环境，“极权主义”在海外流行，但二者指的都是中共的党国体制。

所谓“极权主义”的制度虽然是由列宁在苏俄首先建立的，但这个名词来自法西斯意大利。二十年代上半期墨索里尼掌权后，法西斯党逐步建立了对国家机器和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生活的全面控制。当时有人说这是极权主义，意为国家控制一切，墨索里尼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要的就是极权主义：所谓极权主义就是“一切都在‘国家’之内，没有任何东西超出‘国家’。”

墨索里尼的这种赤裸裸的表白在二十多年后被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1949年，当中共夺取全国政权时，针对“共产党要独裁”的评论，毛泽东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就是要独裁。”

随著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上台以及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确立，三、四十年代，“极权主义”这个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使用，只是这个词的性质和墨索里尼那里的不一样，完全是个贬义词。到了五十年代，随著冷战的展开，西方国家对共产党国家体制的了解也逐步深入，学术界才对这个二十世纪的新政治体制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汉娜.阿伦特1951年发表的《极权主义》是对极权主义党国体制研究的代表作，其它还有布热津斯基1956年的《不断清洗》、和威特福格尔的《东方专制主义》等等。

根据极权主义理论，共产党社会建立在极权政党对社会和群众的全面控制之上，这种控制不但包括人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也包括私人生活和亲友关系。从教育、就业、医疗到居住和迁移，以及从体育到娱乐--例如周末看电影和打球也是组织起来的--无一不在党的控制之下，由党组织来安排。和其它政治体制不同的是，党通过灌输意识形态来组织和动员群众，依靠的是对群众的心理和精神的操纵。

极权主义社会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个人的”原子化“，这是说个人几乎没有独立于政治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或者说私人关系是从属于政治关系的，即使在最亲密的家庭关系中也是如此，因此个人被和其它人隔绝了，就象孤立的原子，只是在受党控制的政治生活中才有人际关系。把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极权主义社会不讲物质利益和个人欲望，也没有除了政治关系以外的人际联系。

极权主义理论无疑从共产党社会中抽象出一套原则，它在宏观的意义上解释共产党社会和其它社会的根本区别时是有效的。但在微观的意义上，特别是随著共产党社会的逐步演化，个人物质利益的存在和政治关系以外的人际关系的发展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因此，在八十年代，西方学术界又发展起了一套新传统主义理论来丰富对共产党体制的认识。

我们谈了西方学术界关于法西斯和共产党社会的极权主义理论的形成。这个理论强调了极权主义社会和多元社会的根本不同在于在国家的全面控制下，社会和个人被剥夺了自由发展的机会，除了共产党和政府以及政府控制的组织，社会上不存在独立的利益集团。

那么这是否意味著一旦建立起这样的控制，共产党社会就不会变化或者很难变化呢？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当共产党社会看上去好像铁板一块时，人们确实很难看到这个社会有从内部发生变化的可能。虽然1956年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曾经动摇了共产党政权在东欧的地位，但那毕竟是由苏联的非斯大林化引起的，是苏联自乱阵脚，而且共产党在这些国家统治的时间也不算长，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还有活动能力，因此社会控制建立得还不彻底。要看共产党社会会不会从内部发生变化，还要再等一段时间。

在1966年，美国全美学术委员会(AMERICANCOUNCILOFLEARNEDSOCIETIES)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共产党社会变化的可能性。1967和1968年，这个委员会围绕这个问题组织了一系列活动，一些学者开始提出共产党社会不是铁板一块，也存在著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特别是随著时间的推移，共产党统治集团逐步减轻对政治恐怖和大规模动员的依赖时，各种社会集团会逐步恢复活动，争取自己的利益。换句话说，极权主义并没有做到把整个社会原子化。当时布热津斯基、奥克森伯格和傅高义等研究苏共和中共的学术中坚人物都纷纷发表文章和著作。

就在这时，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反对苏联控制，要求民族独立和实现自由民主的“布拉格之春”运动，使得苏联被迫派遣军队进行镇压。这在当时震惊了世界。

对于西方学术界和政界来说，这个事件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苏联的悍然出兵，而在于看到了共产党社会从内部发生变化的可能，印证了六十年代中期产生的利益集团理论。因此，人们更觉得有必要不受极权主义理论的束缚，从多方面探讨共产党社会的演变。

到了八十年代，一个叫做新传统主义的学派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个学派并不否认极权主义理论所强调的镇压和控制在维持共产党社会中的作用，但它认为共产党社会不但建立在极权主义理论所强调的人们的畏惧和恐惧心理上，它也利用人对利益和地位的追求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由此引起了一些悖论。

例如，共产党政权一方面要改造历史地形成的制度，要改造人性，但另一方面，它又用待遇甚至特权作为追随党和对党效忠的交换。一方面党的基层组织摧毁或取代了社会上其它组织，试图把个人原子化，但另一方面这些基层组织都有固定的基本群众或者依靠对象，在基层组织和这些依靠对象之间形成了制度化的上下互惠的关系网，上下级干部之间和干部群众之间的政治关系往往变成了利益关系，形成了新的人际关系和新的利益集团。因此，共产党社会并没有能做到把个人原子化。所谓“新传统主义”意思是说共产党社会和传统社会一样，也要依靠个人利益、个人关系和利益集团来维持。

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华尔德教授1996年出版的《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是这个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华尔德对中国文革前后的工厂制度作了深入研究，得出结论说共产党社会在官方意识形态文化下还有一种丰富的实用性私人关系的亚文化，通过这种关系个人可以绕过正式的规章制度从各级干部那里得到包括住房和就业在内的各种好处，这种关系发展到极端就成了腐败。党虽然在理论上反对这种关系，但物资和机会的短缺以及干部手上拥有的权力实际上又为这种关系提供了制度性的条件。

华尔德教授的这个观察是有根据的。凡是经过文革的人都会记得，就在文革高潮过后的七十年代初，“走后门”这个词一下在全国风行起来，从知青因病回城、上大学、分配工作和住房到买自行车和配给的日用品甚至开病假条，几乎每件事都可以走后门。”关系“和”关系网“也盛行起来。的确，人们并没有被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弄成互不相干的原子，相反，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组成了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

但是，利益集团理论也好，新传统主义理论也好，它们都不能代替极权主义理论在解释共产党社会最核心的问题上的作用，即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如我们在一开始就谈到的，极权主义理论的价值是从政治权力和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的角度把这种共产党制度和其它制度相区别，而这是共产党统治的最关键问题。

在共产党统治下，人们或许可以组成各种各样的和官方意识形态相冲突的利益集团和关系网，但他们很难组成各种各样的和党的权力相冲突的政治集团和政治关系网。在这个意义上，说极权主义把个人原子化还是有充份根据的，而集团利益和新传统主义都离不开这个大前提。

摘自RFA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