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塑造人性的开始

作者：程 默

共产党革命不但要推翻人类数千年的历史和制度，而且要彻底改造人性，创造一个新人类。这种奢望是共产党革命所造成的无数悲剧的最深刻原因。在共产党人的眼里，社会无非是一些物质因素的积累，可以随意打破和重建；而人性是社会性的反映，建立在物质基础上，也完全是可以改的。共产党一上台，就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展开改造人性的社会工程。

把人性归结为物质性，从而得出人性可以彻底改造的结论，这不是共产党人的发明。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很多哲学家都把人性看做是一种对外界的刺激作出反应的物理性机制，从而认为人性可以由外界力量来改造。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提出了“环境行为论”，认为人的行为完全由社会环境所决定，主张由国家政权主持公共教育来改变人性。在共产党国家的哲学教科书上，爱尔维修一直被称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法国哲学家卢梭在这个问题上更是共产党人的先驱。他认为人性本来是纯朴的，但是被文明所腐蚀了。要让人返璞归真，就要改造人性，而这种改造必须由一批意志坚定，手段强硬的社会精英来强制实行。他说人只有在年青时才容易改造，岁数越大越难弄。他还说人总是顽固地抗拒改造，哪怕是为了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他们就象顽固而胆怯的病人那样在医生的目光面前发抖。”难怪卢梭日後成了共产党国家最推崇的西方哲学家。

法国大革命的极左派雅各宾专政在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政权来改造人性。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比尔说：“我只知道有两种人：好公民和坏公民。”而国家政权的任务就是把人变得更好。有的历史学家说罗伯斯比尔自命为一个赋有教育使命的先知，挥舞大棒把美德灌输到人民的心中。还有的说他不但要改造人的道德，更要改造他们的个性。他在雅各宾俱乐部和公共集会上发表过无数演讲，主题多半和教育人有关。

罗伯斯比尔预见到建立一个教育制度会比建立一个司法制度更艰难，更痛苦，因为人出於本性会抗拒改造。因此他提议建立恐怖专政，把新道德强行灌输到公民的心里。1793年七月他提出建立整齐划一的国家教育制度，把5岁以上的儿童全部包括进去。雅各宾派的另一个方案是建立一个“民族教育之家”，不但把儿童，而且把父母也包括进去，用这个制度取代家庭和学校，把父母和儿童都直接置於国家的监控和政治教育之下。由於掌权时间过於短暂，雅各宾派这些异想天开的教育方案没有能付诸实行。

但雅各宾派充分利用了公共集会和各种节庆或仪式来培养“好公民”。法国大革命时虽然物质生活十分贫乏，但国家政权想方设法用各种公共政治活动来添补空虚，让人民忘掉饥饿，制造热热闹闹的假象。当时差不多每天都有游行，演说，歌舞和音乐表演，集体背诵“人权宣言”，焚烧或是崇拜象征性的东西如旗帜和偶像。这些差不多成了人们每天生活的一部分。这些狂热的公共活动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让人们忘掉他们的个人存在，熔入一个民族集体之中。这就是雅各宾派所认为的“好公民”。

虽然雅各宾专政只维持了几个月，但他们给了後来的共产党人极大的启发。列宁说整个19世纪都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下度过的。他十分欣赏雅各宾派利用节庆煽动和愚弄群众的手法，说了一句名言：“革命就是群众的盛大节日”。

马克思眼中的人性

在启蒙运动思想家和法国大革命之後，马克思进一步为共产党革命改造人性的实验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抽象的人性，人生活在阶级社会中，人性就是人的社会性的反映。

马克思有一些关於人性的名言， 例如：“人的本质不是每个个人内在的抽象。就其实质来说它是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由阶级构成，因此社会关系也就是阶级关系，例如奴隶与奴隶主，地主与佃农，资本家与工人，等等。每个人的人性就是这些阶级性的反映。

马克思的这些关於人性的说法，对於一个有正常思维能力和起码的人生经验的人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例如，人的各种亲情和阶级关系以外的各种私人恩怨，算不算人性？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事业的追求，算不算人性？人对生命的依恋和对死亡的恐惧，算不算人性？这些情感都是人们每天在日常生活中无法摆脱的，但它们一概不在马克思的眼中。马克思说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具体的阶级性。实际上刚好相反：人的阶级性才是最抽象的，而且常常是无中生有的。

马克思关於人性的理论纯粹是知识分子钻牛角尖的产物。

当然，马克思也不是没有看到人的七情六欲，但在他那里这些东西多半是阶级性的反映。例如，人的自私和对财富的贪欲并不是生活在有贫富差别的生活中人性的反映，而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对於资本家来说，在灯下数铜板是他们每天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资产阶级社会把发财致富的刺激和兴奋变成了人性的一部分。又如，卖淫嫖娼也是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把一切都金钱化了。马克思甚至认为资产阶级社会中已经没有真正的家庭关系，男女关系都为金钱所左右，家庭只是金钱交易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更为离奇的是，马克思认为道德也被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所决定，有先进和落後之分。按他的逻辑推论，先进阶级代表先进道德，无产阶级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因此无产阶级是最道德的阶级。而现代社会中的有钱人和职业阶层，专业人士，不论他们多么富而好礼，行善积德，都是虚伪的。

然而，对於共产党来说，马克思关於人性的最重要的理论，是人的可塑性。既然人性由社会性或阶级性所决定，而社会性和阶级性又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那么人性也必然不是固定不变的。马克思说：“全部历史不是别的，而是人性不断的改变。”这就是共产党革命改造人性的理论基础：人性由社会环境所决定，革命改变了社会环境，也就为改造人性创造了条件。共产党革命後所有的政治灌输和思想改造都源出於此。

马克思关於人性的理论最可怕之处是：它把人性完全归结为由物质的，社会的和外在的因素所决定，个体没有任何内在的，独特的，不可改变的东西。一个人一旦用这种眼光来看人，那么在他的眼里就不会有张三李四和王二麻子，也不会有父母子女，夫妻情人，同学老乡或者左邻右舍，他只会机械地把芸芸众生用阶级分析的利刃一块块地割开。从根本上说，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革命会导致六亲不认，子女斗父母，夫妻相互揭发的原因。

有人或许会说：马克思早期有过一个“异化”论，认为阶级社会把人性给异化了，将来的共产主义就是让人性复归。他们据此认为斯大林和毛泽东都背离了马克思的思想，用政治权力取代经济剥削压抑人性，他们因而主张“回到马克思。”对马克思的这类书呆子信徒，人们根本没有必要花费口舌去争辩，只需要牢记一点：斯大林和毛泽东之流固然没有对马克思亦步亦趋，但在人性就是阶级性这一点上是从来没有背离过马家祖训的。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眼中的人

用国家机器塑造人的理想到了俄国革命时，在布尔什维克手中第一次成为现实。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早就把重塑人性看成是革命的要求和目的。早在世纪初，列宁就对工人只关心个人工资和福利的倾向十分头痛，更让他愤恨的是那些只会用经济口号吸引工人的俱乐部里热热闹闹，而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却门可罗雀。他把工人对自己经济利益的关心叫做“自发倾向”，把克服自发性实现自觉性当做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任务。

正在此时，高尔基写了一本叫《母亲》的小说，描写一个目不识丁的工人家庭主妇如何成长为“自觉”的革命战士。这本书正中列宁的下怀，他立刻向党的代表大会推荐，还邀请高尔基作为特别代表出席在伦敦召开的党代会。

列宁对人有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想法。他有一次对高尔基说：每次当他听到动人的音乐时，就会情不自禁地想：人的脑袋竟然能够创造出这么美妙的东西。这时他就会忍不住要伸出手去摸人们的脑袋。“但是，”他说，“不能摸，你的手会被咬掉的。现在还不是摸他们脑袋的时侯，而应该敲他们的脑袋，狠狠地敲。”

在塑造人这一点上，布尔什维克的其他领导人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想法。布尔什维克第二号人物托洛茨基这么展望重塑人的前景：“人将最终达到自身真正的和谐……他将首先控制自己的半意识，然後是下意识的器官活动，如呼吸，血液循环，消化，再生产，在必需的限度内，他将使得所有这些活动听从理性和意志的支配。甚至最纯粹的生理过程都将成为集体实验的对象。”

这样，列宁的“自觉性”在托洛次基那里获得了生理学的意义。

斯大林习惯於把人比作原材料。在列宁的葬礼上，他说过一段名言：”我们共产党人是特殊类型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他的另一个比喻是重新塑造人就象“一个园丁栽培他最喜爱的果树。”

被认为是列宁死後布尔什维克最开明的领导人布哈林也有他的说法：革命就是“改变人的心理”，“科学计划的一个最优先的问题是为塑造新人作系统的布尔什维克准备。”

布尔什维克第一任教育部长卢那察尔斯基对自己的工作的性质十分清楚，他说：“当新人正在一点点地诞生出来的时侯，我们必需十分当心地遵循他的产程。”

所有这些说法都反映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人的一个基本态度：人是需要改造的，改造人就象改造物质材料，革命的过程就是改造人的过程。他们就象对自己的作坊和工序有充分自信，对原材料有完全了解的工匠那样，对他们以人为对象的社会实验和社会工程充满信心。

问题并不在於人需不需要改造或能不能改造，问题在於共产党人也是也是人，即使别人有千万种缺陷，他们有什么权利去改变甚至塑造他们？20世纪的历史说明：如果世界上真有需要改造的人，那不是别人，恰恰是以改造别人自命的共产党人。他们的狂妄自大使得他们忘记了自己和别人一样，属於同一个生物种类。

从儿童开始塑造新人

布尔什维克塑造人的社会工程开始於少年儿童的发蒙期，他们在历史上第一次做到了把儿童生活集体化和政治化。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雅被尊奉为所有苏联少年儿童的祖母，她曾经说：“孩子们加入集体生活的时间越早，他们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可能性就越大。”

20年代早期，苏俄在学校中建立了系统的政治组织。这种组织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叫“小十月人”，它建立於1924年，以七到八岁的儿童为发展对象。这个组织的名称具有象征性，因为在它建立的那年，七八岁的儿童正好和革命同龄。

後来这个组织招收的成员扩展到十岁。第二个组织叫少先队，以十到十六岁的少年儿童为对象。第三个组织叫共青团，其成员的年龄是十四岁以上。

这三个组织是层层递进的，每一级组织的成员都以加入上一级组织作为奋斗目标，而每一个上级组织的成员都有监督和帮助下一级组织的义务。一个家庭中，兄姐有义务督促弟妹加入适合他们年龄的组织，如果有人不够条件而没有及时加入，他们的兄姐就会受到他们所在的组织的压力。

这些组织中，表现突出的青少年会被委任为干部。他们接受特别的政治训练，定期送到上一级组织去观摩和培训，一到年龄就被接纳入上一级组织并成为骨干。

通过这些层层递进，相互监督和促进的组织，布尔什维克把所有儿童和少年都纳入了一个政治网络，青少年之间的关系由邻里或同学变成同属一个小队中队或大队，他们的社交活动从此被置於政治控制下。加入这样的组织都必须经过考察和宣誓，使得青少年对组织产生敬畏感。对学生干部的要求虽然会比一般学生更高，但正是这种要求使他们产生一种优越感，仿佛从小就成了社会精英，他们也确实是布尔什维克发动和组织少年儿童的先锋。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以消除社会不平等为口号，但事实上却是依靠给予一部分人以统治特权，制造人和人之间政治上的不平等来维持的。这个本质从青少年政治组织中就可以看出来。

布尔什维克不但把青少年生活集体化和政治化，而且还企图军事化。在20-30年代他们进行过很多实验，把在大清洗和集体化中失去父母流浪街头的儿童收入军事化的学校中。马卡连科是当时苏联教育的权威，他对这样的实验十分热心，曾经这样说：“我特别喜欢军事游戏......我们的营地一定程度上是军事化的。我们日常生活的用语来自军事生活，如‘连队指挥官’或‘卫兵’。我们也采用军事仪式，如旗帜，吹哨，制服，哨兵值勤和点名......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些方法固定下来，因为它们强化了集体生活并赋予它一种美感。”

在青少年成长和发育期间不但不给予他们自由发展个性和兴趣爱好的机会，反而把军事化的生活强加给他们，而且还认为这种生活具有美学价值，布尔什维克“教育家”的病态心理从中可见一斑。

异想天开的教育实验

作为塑造新人的工厂，俄国的教育制度在革命後成了第一个实验的对象。

1919年，苏俄教育家布隆斯基出版了《统一劳动学校》一书。他认为人类千百年来形成的教育制度以书本知识为中心，把学生看作消极的吸收知识的对象，束缚了他们的发展，因此旧学校的一切，从年级制，分数制，课目分立，到依据教材的课堂教学都必须取消。他的“统一劳动学校”没有小学初中和高中之分，一年级到十年级都连在一起。这是“统一”的意思。“劳动”则是说这样的学校把体力劳动作为教育的主要手段，把学习和劳动结合起来。乌邦共产主义本来就有一个异想天开的社会教育构想：取消学校，取消家庭，把这两个传统社会的基本单位和社会结合起来，让学生从小就把劳动和学习结合在一块。19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中曾经有过一个“不列颠工厂改革法案，”其中提出为男孩设置半日劳动半日学习制。马克思注意到有关报导：这样的学校制度下的男孩比“资产阶级”的全日制学校中的男孩要更活泼，学习的效率更高。因此他曾经有过“工读制”的设想，认为将来共产主义的学校应该把学习和劳动结合起来。反资本主义的人竟然从鼓吹童工制的法案中展望未来，不知马克思的门徒们对此作何解释。

当然，工读制的设想不仅仅限於乌托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西方的很多自由派教育改革家对此也很感兴趣并作过实验，但区别在於马克思主义者把旧的教育制度看作是整个旧社会的一部分，必须彻底打烂，教育制度是共产主义革命家创世纪的一部分，必须从头开始。

并不是因为马克思留下过这样的设想，後来的革命家才照此办理，而是因为凡是狂热地投身共产党革命的人，多半是以造物主自命的。苏俄早期的教育改革家就是这样的人。他们说：苏维埃学校“必须和苏维埃国家一样辉煌和独特，”任何新的教育方法和形式说到底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苏维埃学校“必须参与到建立新生活的过程中去。”

另一个叫苏尔金的教育家更进一步地提出“学校消亡论”，认为学校和国家一样，会在他们的理想社会中消亡，儿童从一出生就处於社会的直接教育下--当然，到了那一天，家庭也消亡了，世界上只剩下革命家设计的天下一统的极权社会。

怀着这样的狂热，苏俄教育改革家们在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指示下进行了异想天开的实验。他们把这些实验校叫做“干的学校“， 而传统学校是“说的学校。”这样的学校强调的是“对社会有用”的知识和技能，任何不能在学校周围的工厂农村找到直接应用机会的书本知识都会受到质疑。学生必须在“干”中“学，”只有在实践中得来的才是真知识。教科书必须反映直接的社会现实，不应该有标准的程式和内容，直到1930年苏俄教育工作者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还宣布说任何把教科书标准化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和政治上有害的。”

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是“生活本身就是教科书，”学生必须在“工厂，磨坊，农业经济和阶级斗争中成长。”

学生不但被组织起来参加工厂农村的劳动，而且建立自我管理的组织，摆脱教师的指导和监督，对受旧社会影响的父母进行斗争，在街坊邻里中组织政治宣传和活动。天真幼稚的少男少女们获得了这样的权力後自然喜不自胜。

20年代是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文化上比较开放，而且对自己事业的最终胜利是真有信心，不怕西方的影响，因此在教育改革中对西方一些实验性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作了不少介绍。美国哲学家杜威提倡实验教学法，让学生有更多的动手和参预的机会，苏俄教育权威平可维奇称他是“美国伟大的哲学家，”“劳动学校的资产阶级先驱。”杜威本人访问苏俄时也对那里的教育实验非常欣赏。很多西方激进教育家都觉得在西方他们被主流教育界排斥，其主张得不到实践的机会，只有在苏
俄才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因此仅管他们不喜欢苏俄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但对那里的教育改革赞不绝口。

无独有偶的是，中国文革高潮过後，70年代初重新允许一些外国人来访时，教育界人士占了很大比重，很多人也对“开门办学”和“半工半读”那一套耽误了不止一代中国人的“邪教”非常感兴趣，回去写文章时倍加赞扬。

但是苏俄的这个教育实验并没有贯彻到底，原因是20年代末苏联加速工业化并建立官僚社会时，他们发现通过这样的实验培养出来的“新人”既没有起码的科学技术知识，又桀骜不驯。於是30年代初开始，苏联教育界在联共中央的直接干预下开始转向。1931年九月联共中央发布文件，说当前苏联教育制度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为技术工作和高等教育准备足够的知识(物理，化学，数学，语言，地理和其他)。”联共训斥了那种用工读制取代正规教育的实验，说它是对真正的工读制的“最
公然的歪曲。”联共下达了一系列文件和命令，重新肯定了传统教育体制和方法，“掌握知识”成了学生的主要任务，课堂教学，标准化的教材，考试，家庭作业，分数和由此而来的奖赏成了主要教育方法。学生在校园里必须服从教师，在社会上也不再有老三老四训斥成年人的机会。虽然“工读制”在理论上仍然是肯定的，但其应用受到极大限制。

这样，苏联教育经过异想天开的实验後回到了传统轨道上来。然而，这个流产的教育革命所得出的教训--靠浪漫主义和自由放任培养不出“新人”--不但没有在共产党国家中起到应有的警世作用，反而被视为革命的倒退。在中国和古巴，60年代的教育革命就曾发展到让任何具有常识的人都觉得非夷所思的程度。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那些苏俄教育改革家的归属。这些相信学校会“消亡”的人并没有看到那一天，真正实现的倒是他们自己的“消亡”--很多人都莫名其妙地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不知所终。

美国记者眼中的苏联新人

苏俄塑造新人的社会工程一度引起了很多西方人的好奇，他们纷纷前往苏联，要亲眼看看新人究竟是个什么模样。美国女记者艾拉文特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文特1933年出版的《红色的美德》一书中的序言中引了苏俄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的话：“新人正在一点点地诞生，我们必须严格地遵循他的产程。”

文特的书中出现了这么一个苏维埃新人的形象：他叫谢尔盖·达维多维奇，虽然只有22岁，但已经参加过集体化运动，镇压过农民暴动，後来回到城市，在党政机关工作。他目光锐利，能一眼就分辨出谁是不是“自己人。”他没有什么个人财物，只有一套穿旧了的蓝制服。他睡得很少，有时几乎不睡，特别是在为上级机关准备工作报告时，可以一连四天不合眼。他能一连好几个小时解释政治问题，不论什么时侯都知道最新的政治新闻。当发布政府公告和党代会的新闻时，他可以在雪地里一连走上好几个小时去传达。文特说，她从来没有见过知识如此广博的年轻人。更让她感叹的是对於这个年轻人来说，困扰着西方同龄人的那些问题。如生活的意义，理想，工作，生活中什么第一什么第二等等都自然而然地早就解决了。

文特还被一个和男人们大声争论政治问题的女青年所吸引。她是大学生，学的是工程学。她怀疑地问文特：美国妇女能象男人一样进大学学工程吗？当听文特说她准备圣诞前回美国时，她忽然问到：为什么你们要用这么“圣诞”这么一个词汇？为什么你们要庆祝一个明明知道不曾发生过的事件？她严肃地告诉文特说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和无知作斗争，不然的话，你的那些知识有什么用处呢？当文特问她苏联青年庆祝什么节日时，这个苏联姑娘骄傲地说：我们有十月革命记念日，五一劳动节，三八妇女节，等等，所有这些节日都是有实际事件和实际意义的。

文特说她所遇到的苏联青年都没有金钱意识，从来没有听他们说“买不起”什么。他们也没有宗教历史常识，不懂得“象所罗门王一样智慧”是什么意思。他们谈情说爱的方式也是新的。有一个中年人告诉她说：当他年轻时，会带着姑娘坐在月光下读诗，分析人的灵魂，感叹大自然的美妙，而现在则是对姑娘解释拖拉机的工作原理，邀请她到党支部的会议上听自己发表对新的五年计划的想法。

这种新人类让文特感到精神振奋，她说“年轻人正自觉地统治着俄国！”但另一方面，她又有一种不安，甚至是一种不祥的感觉。她说这种新人几乎不看现状，总是只看将要和应该会发生的事，总是重复党的口号。马克思主义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使他们变得狂热和心灵狭窄。有一件事特别让她感到震惊：很多苏联青年认为他们比美国人更了解美国社会的真相，多数西方人并不了解他们自己的国情。有一次她问苏联青年和西方客人相处是否觉得有趣，一个女学生说是的，但只有当这些西方人了解自己国家真相的时侯，特别是美国人，和你们争辩简直没用。

当文特访问一所党校时，该校语文部负责人对她说学校里有很多没有文化的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他对他们赞叹不已：说“他们的心灵是纯洁的处女地，几乎没有什么错误的观念要被事先清除掉。这就是文盲的一大优点。”

实际上，这番话才更让人不寒而栗。

原载《北京之春》2001年3月号

程映虹 苏州人，是一名历史学家。笔名程默乃其女儿的中文名，因其生于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以示当时在中国大陆的言论自由状况。

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2001年获美国东北大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苏州大学。现任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教授。

研究兴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有文集《西窗东眺》和《二十世纪最后的革命家—菲德尔·卡斯特罗传》引起轰动。古巴外交部强烈抗议，此书后被中宣部查禁。--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