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告急 何以走出困局？ （外一则）

VOA记者： 韦娓 华盛顿 2007年1月28日

中国官方报告承认，中国这三年来在环保方面一无进展。专家认为官样文章无法保护环境，必须改进体制、健全政策的配套措施，并通过舆论的公开透明来提高公民意识。
兰州空气污浊(资料照片)
新华社报导，星期六发表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说，中国在生态现代化方面是一百一十八个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中的第一百名，2004年的同样报告也把中国排在这个落后的名次，可见这三年来中国在环保方面毫无进展。这个排名由三十个因素来决定，包括二氧化碳排放量、日常污水处理比例、森林植被覆盖面和饮水安全。撰写报告的研究组领导人何传启说，中国的生态环境现代化落后于它的社会和经济现代化。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是这一成长却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

悉尼先驱晨报说，中国的河流、海洋等水源遭到严重污染或干枯；中国是世界上空气质量最糟糕的国家之一，工业污水及能源消耗水平已达到无可忍受的程度。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环保局在尽其所能，包括对污染环境者处以罚款、点名批判、勒令中止有关项目以采取弥补行动。

*当局重利轻环保*

英国广播公司评论说，尽管中国当局三令五申要清理环境，但是由于中国一直把经济发展放在环保之上，因而付出代价。

社会学家刘晓竹说，中国环保落后的根源首先在迎合当权者利益的制度：

“从政权角度、从官员利益的角度，环保不是最重要的，所以往往是跟官员有直接利益的部份得到更多的发言权。”

*文件还需钱扶持*

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现行的环境保护法文件看来很好，但只是停留在文件上。刘晓竹指出做好环保不能光靠下达文件，环保文件贯彻不力还在于政策：

“政府的政策问题，中央非常重视，但是重视你要拿出资源来，比如说，中央三令五申的文件不是资源，后面你要拿出钱来。”

*官商勾结还是官员难为无米炊？*

环保副局长潘岳再三强调中国的环境恶化是由于官员有关政治成就的观念歪曲，而强大的利益集团与政治成就观念混淆的官员沆瀣一气损害了环境。

刘晓竹认为并不尽然，他说，地方官员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中央保护环境的文件如果没有配套资源，地方官员为了 百姓的生计，污染环境的生产只能继续开展。所以政策不健全是导致环境污染问题不得解决的第二因素。

刘晓竹认为中国环境污染的第三根源是公民意识差，

“ 第三个原因是对文化的重视，说实话这也是文化上的一个重要方面：土地、环境是自己的不是公家的，不是别人的所以自己要负责任。”

刘晓竹说，中国人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公民意识，很多人仍处于“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传统境界，而官方也恰恰不鼓励或培养公民参与社会决策，因为唯恐因而丧失部份权力。

*降低能耗污染 指标过高过低？*

墨尔本时代报援引环保副局长潘岳接受南方周末报采访时的话说，去年环保总局设定的每年降低百分之四能源消耗及百分之二污染程度，是盲目乐观的过高指标，

但是刘晓竹看法相反，他 认为，鉴于中国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这个目标还不够高：

“我觉得这个目标并不高，实际上中国这个问题太严重了，我认为百分之二都是定得太低了。因为现在中国的情况，这种污染再继续下去就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基因库了。”

刘晓竹说，环境污染不及时制止则会大肆蔓延，人和生态是长期互动的，环境中的污染物质会进入食物链产生恶性循环，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无可预计。刘晓竹说，舆论透明是环保的关键：

“第一件事是舆论的公开透明，把环保变成主流意识，变成人人有责、人人有份的民族任务、头等大事。”

他说，要向民众公开中国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激发危机感，掀起全民环保。

原载美国之音网站

“仿佛坐在火药桶上”—德国环保专家谈中国感受
2007.01.29
暗无天日
在可再生能源等环保技术领域，德国在全世界居领先地位。鉴于中国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以及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德中两国在环保领域的合作也日趋深入。比如设址北京的中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资料研究中心就聘请了两位德国环保专家，负责对中国各省份环保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编写节能、节水等宣传手册，介绍德国环保经验等，以期提高中国居民的环保意识。德国之声记者在位于北京朝阳区育慧南路一号的该中心的资料室中采访了已在那里工作了7年的德国环保专家艾娃博士。

“我对北京实在是太熟悉了。我经历了北京的巨变，所以北京的每一个变化都牵动着我的心。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的确非常严重。北京的空气有时坏到让觉得象吸进了有毒气体。近距离交通问题也很严重。有时候我们觉得仿佛是坐在火药桶上，随时都会发生不测。”

虽说艾娃在中国环境保护总局下属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资研究中心工作了7年，但她对中国的关注已有30年的历史。那时，她向往遥远的东方古国，迷恋中国的文学和历史，于是在大学注册主攻汉学。假期打工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在柏林科学中心的一个环保研究项目中找到了一份工作，参与了中国环保政策和技术发展项目的研究，从此与中国的环保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以后艾娃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有关北京水资源经济管理博士论文，成为 德中环保合作领域的资深人士之一。

艾娃尽管直接受聘于中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资料研究中心，但在也同时受到德国设址法兰克福的国际融合与发展中心的财政支持。象艾娃这样直接参加中国环保工作的德方环保专家的工资收入均由中德双方共同承担。

解决环保问题的关键之一是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可想而知，艾娃的工作事无巨细，也是非常繁杂的。那么，一个受聘于中国政府机构的德国人能否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与中方上司是否会存在沟通上的障碍？就连艾娃自己也对北京工作的顺利进展感到吃惊。“我在工作上拥有很多自主权，这点令我非常吃惊。比如组织环保方面的宣传活动，发表一些建设性的文章等等，没有人限制我的工作。当然，部门领导开始时会有些顾虑，但当他们看到我们干的不错时，就会接受我们的建议，支持我们的工作。从没表示过有任何政治顾虑。”

艾娃的工作不仅限于北京，她也经常与同事们一道深入内地对当地的环保师资力量进行相关培训，以期建立一张德中环保信息交流网络。艾娃认为，能源和水资源短缺是中国最棘手的两大环保难题。而有意识地节能节水是解决问题的重要环节之一。合理的节省水电的使用绝不会使人民的生活质量受到任何影响，艾娃列举了一个柏林与北京人均耗水量相比较的例子：“我问中国人德国人用水多，还是中国人用水多。接受调查的中国人都认为，德国人的生活水平高于中国，自然耗水量大，但其实不然。比如北京人均用水量高于柏林居民（125升），原因在于德国人已习惯于节约用水。在节约用电方面也是一样。”

艾娃的合同大约在一年后结束，谈到以后的日子，艾娃还真有点恋恋不舍：“我们最多只能开个头，我们希望，中方专业人员能够及时接替我们业已启动的工作，继续将我们在德国积累的宝贵经验传播给更多的地区和居民，千万不能有始无终。”

原载德国之声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