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谈政治改革 推进民主需要大智慧

《新闻午报》采访俞可平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绝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民主是个好东西》一书收录的访谈, 大体上包括了俞可平的主要研究领域和他的代表性理论，例如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治理与善治、政府创新、增量民主、动态稳定、民主治理、多元社会全球化、公民社会等。本文是俞可平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谐社会下的稳定观、中国社会转型等热点问题的访谈。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政治变革”

问：请您谈一谈对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瞻性看法。

俞可平（以下简称俞）：从总体上说，我对未来的中国政治发展比较乐观，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海内外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政治体制没有实质性变化，甚至没有什么重要变化。有人甚至把这一点当做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确实，如果纯粹按照西方的政治标准，如多党制还是一党制，三权分立还是三权合一等，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没有变化。但政治评价的标准不应当只有这一种，如果从中国的政治分析标准来看，如政治的内容、领导体制、党与国家的关系等，这种看法就是不确当的。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在影响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种基本因素中，政治始终是最重要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不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经济体制就很难有实质性的变化。被称为改革开放标志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本身就是一次政治变革。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多元化进程是由政治改革启动的，但经济改革的深入反过来又促使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变革。

这些改革的直接结果是，民主范围越来越扩大。现在把人权写入了宪法，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也是很重要的进步。

说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我觉得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做到：1、使中国的政治生活变得更民主，使公民的权利得到更多的保障，使社会变得更加法治，使政府行为给公民带来更多的公共利益；2、在充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套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中国式民主制度。3、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公共利益，走一条增量政治改革的道路，或者说增量民主的道路。

有些人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偏了

问：有观点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现在应该提“以社会发展为中心”。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俞：首先从历史角度来看，将经济建设作为中心肯定是对的，因为改革开放初中国的经济基础薄弱，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解决其他问题，这个没有错。一些学者提出，单纯追求经济，一些负面现象就出来了，包括生态环境恶化、社会不公、视经济增长为唯一的政绩等等。这些问题并不是因为把经济发展当成中心造成的，而主要是由其他因素导致的。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并不等于经济发展是唯一的，或者说经济发展可以否定其他的东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是强调经济建设是基础性的，只有奠定这个物质基础，才能使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其他方面有更好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当年改革开放的这一基本思路并没有错。

在过去的发展中确实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如生态失衡、能源短缺、分配不公等，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方面的原因是有些官员、有些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把“发展是硬道理”这一原则理解偏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以致不惜任何代价，把单纯的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又把单纯的经济发展等同于整个发展。正是为了克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新一届中国领导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即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等要协调发展。我非常赞成协调发展或平衡发展这个观点，某个方面的发展不应以牺牲其他方面的发展为代价。我觉得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政府的责任更加重大，因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协调发展，主要是政府的责任。有些问题，市场经济自身是解决不了的，要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比如分配不公、教育不公、司法不公、环境破坏、社会不和谐等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得依靠政府才能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和谐社会有八层含义

问：您怎么看和谐社会的稳定观，跟以前的“稳定压倒一切”有没有什么不同？

俞：我一直在倡导“动态稳定”。市场经济要求动态稳定。传统的稳定是一种静态的稳定，其主要特点是把稳定理解为现状的静止不动，并通过抑制的手段维持现存的秩序。与此不同，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现代的稳定则是一种动态的稳定，其主要特点是把稳定理解为过程中的平衡，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调整来维持新的平衡。

传统的稳定以“堵”为主；现代的稳定则以“疏”为主。“堵”就是，你对上级不满，你要抗议，我不让你抗议；你不是要反映么，我不让你反映，要不就采取措施处罚你，让你不敢。动态的稳定就是，如果公民对政府不满，你可以向政府说出来，只要你有道理，政府就改正。如果你没有道理，或者违法对抗政府，我就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制度，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哪怕你闹得很凶。总之，动态的稳定就是，只要不违法，公民有什么不满就可以说，可以申诉，甚至说一些使政府不高兴的话，做一些使政府不高兴的事，如上访啦，发发牢骚啦，说一些情绪比较激动的话。政府根据公民的合理要求，对政策和制度进行及时的调整，这样就把原来的平衡给打破了，建立了新的平衡。动态平衡是一种过程中的平衡，对执政能力是一个挑战。过去维持稳定的办法对政府官员来说比较简单，现在就不一样了，政府也要跟公民谈判，政府也要妥协，要满足公民的要求，要进行体制改革。执政为民就应当是这样。所以，动态稳定对政府是一个现实的考验，我觉得大概真正的稳定也只能是动态的稳定，那种传统稳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经济发展要软着陆，政治发展更要软着陆。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政治震荡，出现了不可预期的社会大冲突，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我们要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但如果没有社会公平，社会和谐是没有基础的，如果政府和公民没有合作，和谐社会是根本没有希望的。所以政府要和公民合作，即要实现善治。我们古人的政治理想是仁政和善政，仁政用英语说是goodgovernment，这主要是讲政府自己要好；而善治goodgovernance，是指整个社会治理状况要好，其前提就是政府要和公民合作。

什么是和谐社会？从现代民主治理的角度看，我认为，和谐社会主要有八个方面的含义：和谐社会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多元的社会、合作和宽容的社会、民主和善治的社会、秩序和法律的社会、公平的社会、诚信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亲民是一种精神，法治是一种治国方略

问：您如何看待官员亲民的问题？

俞：事实上，亲民政策对真正为老百姓服务的政治家来说，是一个必然的要求。一个人民的政权，官员当然应当亲民。为什么一些基层官员会产生误解呢？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认为亲民是不是就不要法律了，或者不重视法治了。其实，亲民是一种精神，法治是一种治国的方略，它们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不但不矛盾，而且应当是一致的。并不是什么时候中央领导批示一下，法律就不要了。所以，亲民政策不但不与法治矛盾，而且它本身就应当体现在法治之中。第二个原因可能是，一些地方干部觉得很难做到这样，认为整天去访问老百姓，就很难做工作。我认为，中央提倡的亲民是一种精神，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官员应该切实关心老百姓的利益。亲民政策，重要的是要体现到各种法律政策制度中，体现到政府行为中，而不是说每个政府官员要整天往老百姓家里跑，那反而是扰民了。亲民最主要的是要体现到政策、制度里面去，真正落实到自己的执政行为中。不过应当看到，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存在的某些现象，从深层反映出了我们的政治认同，尤其是公民对政府的政治认同，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一点确实要引起高度的警觉。

民主是让公民自己参与政治生活

问：有人说，中国应该从传统社会转向公民社会，您作何评价？

俞：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个利益主体并存，国家不可能把所有事务都管理起来。我们现在倡导政府要降低成本，轻装前进。政府要从一些原先由它管理的领域中退出来。那么，当政府不去管理时，谁来管理这些必须管理的领域呢？让老百姓和社会去管。所以，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其次，民主政治也必然要求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的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民主不是政府替公民做主，而是让公民自己参与政治生活。公民社会通过各种民间团体，将分散的公民组织起来，实现公民有效而又有序的政治参与。

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到，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崛起，是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必然要发生的过程，对此政府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

前面我说过，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要实现的理想政治状态是善治goodgovernance，其实质就是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国家要实现善治，首先要有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没有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善治，最多只有善政。中国的公民社会刚刚开始发育，还很不成熟，其作用也十分有限，并且深深地带有自己的特色。我们不能完全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若按照典型的西方标准，目前的中国几乎没有公民社会。西方的东西要借鉴，政治学的公理实际上是一样的，但中国政治确实会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公民社会也一样，公民社会随着市场经济而兴起，并且对民主政治日益产生影响，这是普遍性。但是在中国，公民社会有什么特征，它怎么样兴起，如何发挥作用，它的制度环境又是什么，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问：您在电视上说过：“民主是个好东西”。

俞：民主肯定是个好东西，这是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而言的，是对执政为民的政府和政党而言的。但对自私自利的和短视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仅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东西。所以，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一定要站在国家、民族和全体人民的角度来看待民主，民主可能要付出一些重大的代价，但它绝对是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所在。民主也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但实现民主需要现实的条件，它是一个增量的进步过程，必须采取极其审慎的策略，否则，效果会适得其反。所以，推进民主政治，既需要极大的勇气，也需要极高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