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的力量

作者：王友琴

編者按：研究文革歷史的美籍華裔學者王友琴女士二○○四年出版的《文革受難者》，余英時先生為其作序。王友琴受到此序很大啟發，特撰此文表示謝忱，並祝賀余先生榮獲人文諾貝爾獎－－克魯格獎。

余英時先生獲得了克魯格獎。這是余先生的光榮，也是人文學界的光榮。應該有一場快樂而又含深思的慶賀。

這個慶賀對我來說，還有一個特別的意義，即我可以用這個機會，不僅感謝余先生在兩年前為我的《文革受難者》一書作序，而且說出我從他的序言裡學到了什麼。事實上，是一名讀者先給我打電話來建議這麼做，要不然，我可能還徘徊在拘謹和被動的習慣之中。這名未見過面的讀者在我的書上讀到了余先生的序言而且非常喜歡。我也想自己應該做這件兩年以來一直想做的事情。

那是二○○四年春天，編輯金鐘先生說將請余英時先生為我的新書作序。我心裡感到不安，覺得這好像有點硬拉一位前輩著名學者來給自己做廣告的味道，是不是太落俗套。再說，這本書長達五十二萬字，讀起來也太累人。

確如已經有人在媒體上說的，余先生不用電腦寫作。那篇書序的稿子是手寫的。余先生把手稿傳真給香港的出版社之後，又複印一份郵寄給我。我就對照已經收到的複印稿和編輯電子稿作了校對，然後再電郵到香港付印。余先生的手稿書寫得整齊清楚，他把排印運作流程也組織得秩序井然。這一點當時就給了我很深的印象。我想，細節也體現著一位認真勤奮多為的學者的行事作風。我自己做事有時丟三拉四，實在應該見賢思齊。

文與獻結合的研究方法

讀了序言，我立刻意識到這對我的書來說是一種很大的獲益和榮幸，因為這不是一篇一般的介紹性的或者稱讚性的序言（我並不是說那樣的序言就不好），從這篇序言裡，我讀到了關於文革歷史研究的深刻的見解，新穎的看法，淵博的學識，以及對未來研究的指導。這本書發行以後，也有多位讀者向我表達同樣的感想。也就是說，這篇序言本身可以是一份教材，讓人能從中學到很多。

在序言裡，余先生首先討論了這本書的研究方法。他指出，這本書用訪談和實地調查的方法，寫出了已被埋沒的六百五十九個受難者的故事，有史料價值。他認為這本書屬於西方「口述歷史」的方法，但更合乎中國古代的史學傳統。他指出，孔子所說的瞭解歷史所需的「文獻」，便分指「文字」和「口述」兩種史源。

這段話對我啟發很大。首先，我雖然也下功夫學過古漢語並教過古漢語，但是卻沒有特別注意過「文獻」在古代是兩個詞而非一個詞，只是在現代漢語中「文獻」才被用作一個詞來統稱文字記錄。應該自慚學問不夠。另外，我在做文革研究的時候，把訪談和調查的重要性置於紙面材料的收集之上，並且在介紹自己的研究方法和資料來源時明確說明了這一點，但是我沒有能很好地概括這一方法。有了余英時先生的序言之後，在我的下一本書中，關於研究方法和資料來源的一章中，我便明確說明，我的研究方法是「文與獻的結合」。這個說法的出處是余先生的這篇序言。

我在做文革歷史研究的時候，做了上千次採訪調查。六百五十九名受難者的故事，關於「學生打老師」的全面性的叙述和分析，都是建立在這樣的調查基礎上寫成的。這樣的方法，費時間費力氣，還遇到相當多的麻煩，而且種種苦處也無處訴說。所以，聽到余先生對我的書在方法上的肯定，我心裡當然高興。但是，我想這種方法上的討論意義，實在不僅在於肯定一本書，而是對整個文革研究以至現代中國歷史研究都有指導意義。

研究方法，對科學研究至關重要。現代科學的發展，和方法有重大關係。在人文學術研究方面，方法也是使學術成為學術的重要條件之一。胡適先生當年曾大力強調改進在中國作人文研究的方法，這也是他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留下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他提出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就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余先生在這裡指出的是研究中國現代歷史的一種重要方法。這種方法對文革歷史研究來說是特別重要的，因為文革當局以前所未有的嚴厲手段控制媒體，大量的事實從來就沒有被記錄下來過，研究者就必須從頭做起。同時，因為有關的當事人還活著，所以可能這樣做。有了這樣做的空間，如果不加使用，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學者自己的問題了。

如果不作「獻」方面的工作，「文」方面的記載又很不充分，即使可能發揮出洋洋萬言甚至幾十萬言的文章，卻難以獲得真的學術進展。把余先生指出的研究方法運用到文革和一九五○年代中國歷史方面，我們還需要做更多探索。我去年閱讀張戎新書《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寫書評時也特別讚賞她採訪了數百名和毛澤東打過交道或見過面的人的做法。我給《餓鬼》中譯本寫書評時，也特別讚揚了作者的一項工作：一九五八年的一張「新聞照片」上，麥子長得繁茂碩壯麥穗纍纍，四個孩子站在密密層層的麥子植株頂上拉手歡笑。《餓鬼》作者訪問了已退休的新華社攝影記者，瞭解到孩子們的腳下放了長凳。我特別注意到同行們在這方面的成就，願意和他們互相勉勵。

另外，當余先生在說明這樣一種「文與獻結合」的方法時，他引用了孔子，還舉出了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曰」中提到其為寫人物列傳所作的調查訪談。此外，他還指出民國初年的一部縣誌，在調查採訪獲取事實這方面是怎麼做的。引用歷史上的例子來做系統的說明，也是學術研究的特點之一。寫詩這樣做會被嘲笑為「掉書袋」即炫耀學問，但是在學術研究上是不可缺少的。這是一個讓人對事情有更加深透的瞭解的有效方法。當然，要能這樣做，必須得「學富五車」、十分淵博才行。唯讀過很少書的人無法這樣做。此外，還得對讀過的書融會貫通，才能從千年歷史中梳理出這樣的有用的經驗和方法來。西諺說：你不必發明車輪。這是對的。可是現實生活中我們可能看不到那個車輪在哪兒。通過這樣的從孔子到司馬遷到民初縣誌直到出版於二○○四年《文革受難者》的研究方式的串講，余先生把這隻中國現代歷史研究中可用的車輪遞到了我們的面前。

求真為學術中人的精神

余先生序中，還講述了他自己的一段和文革受難者有關的故事：一九七八年他率領「美國漢代研究代表團」到中國訪問，聽到老家親戚講述文革中學生打老師的慘狀。同行中的考古學家張光直教授（哈佛大學）聽了余先生的轉述有點懷疑。過兩天張先生探望他自己的小學校長，回來說校長的兩腿都被學生打斷了，已經不能行走。余先生在序言中寫道：「我在二十六年前偶然聽來的事跡竟和本書所呈現的基本面貌若合符節，則本書字字都是實錄，更無可疑。」我當然感謝余先生為我的書提供見證，但是不忘二十六年前偶然聽到的事情，長期思索和求證，更給了我深刻的印象。

在我看來，這也是真正的學者的精神，學術中人的精神。我想，追求和探索真理是學術的本質，是學者的責任，這真理至少包括事實、因果以及價值判斷三個層面。學術研究是多少有點象牙塔中的味道，研究對象以至所用的語言都可能和普通人有相當距離。然而人文學者們對自己的生活經驗以及耳聞目睹的有關人道的大事，如中國文革中發生的教師大批被打被殺害，儘管可能不是自己的專業，也認真地思索並探求真相和解釋。這樣，學者的人格才能統一，道德才能整合，判斷原則才能明確。在這方面，余先生也是典範。

還應該提到，後來我有機會和張光直先生的女兒交談。我傳給她余先生的書序，詢問他父親的小學校長的名字。張先生已經去世。她立即去問她的母親李卉老師。李老師反覆回憶，多次書信往返，雖然最後沒有得到結果，但是我仍感到欣慰，因為這樣的追求真理的認真負責的學術遺風尚在。

與蘇共體制作同類對照

余先生自己沒有經歷過文革，但是他的歷史學識使他對文革性質和起源有深刻準確的理解。在序言中，他引證明史，朱元璋曾經編寫其語錄名為《大誥》，稱為「臣民之至寶」，還召集十九萬講讀《大誥》的師生到南京朝見。這和文革中毛澤東號召上千萬紅衛兵到北京集會，高舉毛澤東的「紅寶書」高呼「萬歲」，相像得令人驚訝。此外，余先生還把蘇聯共和體制作為同類對照，寫出蘇聯的文化政策，包括對教師的迫害和中國文革的高度相似。關於蘇聯的迫害歷史，余先生在序言中引用了四本有關的歷史著作（這也讓我知道他讀書勤而多，以及他寫這篇序言時絕不敷衍。）這不僅是一個中國俄國兩國的比較性的描述，而更是一個對相似慘劇的共同原因的揭示。在這裡，余先生又指出了文革研究（以及中國現代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

多年前，李慎之先生提出，文革發生是中國封建政治傳統的結果。李慎之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長者，他關於中國現代歷史的文章有很多勇敢而深刻的見解。但是我以為，他的這個關於因果的論斷缺乏論證。例如，我在《一九六六：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中的調查結果，無法用中國傳統來解釋。中國有數千年的學校體制，孔子本人是個教師。文革中全中國所有學校都發生毆打折磨侮辱校長教師的事情，導致大量死亡和傷殘。這種對教師的殘酷攻擊是文革的主要場景之一。同時，毛澤東在文革中也發動了大規模的批判孔子的運動，集中否定孔子的「仁」的思想。我在長期調查記錄文革事實的同時，原因分析也是我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題目。

在文革剛剛結束的幾年裡，中國有過「文化熱」，也有人用中國的傳統文化來解釋文革，但是實際上，這在很大成分上是因為環境不允許談及其他原因。當對於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的討論都不被允許的情況下，只好談論比較含糊而又無主的「文化」。這本來是不得已的一種「權宜之計」，可是如果二十多年後弄假成真，仍然以為根源只是傳統文化，就更令人遺憾了。

二十多年前的一天晚上，北京大學學生宿舍熄燈了，我卻不能睡著，因為剛讀了索爾仁尼琴的一本書，書中寫了蘇聯政工幹部怎麼對待普通人的一個細節。我在中國看到過一模一樣的細節。這件事情讓我震動以致失眠，不僅因為這個打擊普通人的尊嚴的細節和我經歷的毫無差別，還因為我自己在此之前對此熟視無睹毫無感覺。

我只是從我的實際觀察和經驗來認識到文革和蘇聯的關聯。但是余英時先生那時候沒有在中國生活。他是怎麼知道這一點的呢？無疑，這應當歸結為他作為歷史學家的洞察力和判斷力，那種力量也就是學術的力量。

《文革受難者》出版以後，我寫過題為《斯大林的「饑荒群體滅絕罪」：七十年後》的文章，指出中國在一九五○年代末和一九六○年代初也發生了這樣可怕的饑荒，而且也被歷史記錄長期隱瞞。後來，我撰文介紹俄國為斯大林時代的受難者出版的光碟，上面有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七百九十六個受難者的名字。同時討論斯大林迫害和文革迫害的相關性。（兩篇文章都在《開放》雜誌發表。）余先生的序言讓我更加明確與蘇聯歷史對比是研究中國現代歷史的重要方面。

卞仲耘丈夫談余序

《文革受難者》出版時，書前有三篇序言。余英時先生寫了一篇，麥克法夸爾教授寫了一篇，蘇曉康先生也寫了一篇。我對他們的序言，對他們的幫助和支持，懷有深深的感激。三篇序言都道出了很多我不能說出的真理，讓我學到了很多。但是我還是願意在這裡講出以下故事：

書印出後，我托人帶到北京，首先送給書中寫到的一名受難者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先生。卞仲耘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副校長，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校中被紅衛兵學生打死。在北京，她是紅衛兵暴力的第一個受害者。在她被打死之後，發生了全國大批中小學教育工作者和普通居民被打死的前所未有的慘劇。然而，這樣的死亡事件，文革結束後都不被媒體報導。

王晶堯先生看了書後，在電話上告訴我：三篇序言都好。余英時的最好。

第一句不出我的意料，第二句卻有一點兒讓我驚訝。因為論個人的經歷和政治文化背景，三人中余英時先生和他相差最遠。但是他能欣賞余先生所寫的。為什麼呢？我的解釋是，余先生序言中的某種力量，輕易超越了其他方面的裂溝。這種力量是什麼？簡明地說，也許可以稱為學術的力量。

宣傳可以煽動人，文藝可以感動人。學術呢？不能煽動也不能感動。但是，學術訴諸人的理性以追求真理。特別是隨著人們的平均教育程度越來越高，資訊傳播的技術越來越發達，學術對人們的影響也會增大。學術有學術的力量。學術告訴我們世界和我們自己是什麼樣的和為什麼是這樣的。學術帶給我們清明的理性，讓我們更深地感受到人的尊貴和生命的意義。

我在余先生的序言中感受到了這種學術的力量。我願通過這篇小文和讀者分享這種感受，也以此慶賀余先生獲獎。

原载《开放》２００７年元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