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写在时代的边上，写在时代的中心

作者：李金铨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教授

一、

钱锺书先生写过一本很有意思的小书，《写在人生边上》，冷眼看透人间世情，出笔辛辣而幽默。陆铿先生刚刚出版《陆铿回忆与忏悔录》（下称「陆著」），厚达六百多页，横跨五十余载，丰富的感情和热力跃然纸上，读者很难不感受到他的震撼，这本书算是写在时代的边上吧。正如卜少夫先生说的，新闻记者一生记事是历史长河中必不可少的浮沉泡沫，是历史的一部分，「也反映了时代，是那个时代不可缺少的见证」(1)。

形容陆著是历史「浮沉的泡沫」，尤其是出自陆铿的兄弟卜少夫之口，原也没有甚么不敬。逝者皆如斯，扰攘众生有多少人能够留下一片雪泥鸿爪？何况陆铿这五十多年来不断捕捉新闻，制造新闻，而且更不断卷入国共斗争最高层的风暴，其人其事当然传奇。他的回忆录不但写在时代的边上，有时候更是写在时代的中心点上。

司马文武说得对，国共斗争联手夹杀了独立自由记者的生存空间(2)。展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柏杨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和《刘宾雁回忆录》，我们欲哭无泪，简直从纸背里嗅到专制政权刽子手的腐朽恶臭。统治者蹂躏人权，压制新闻自由，血迹斑斑，后代人也许可以宗教情怀宽恕其愚妄，但绝对不能轻易忘记历史的教训。他们四个人记录的遭遇异中有同：左右专制政权磨灭自由心灵，愚弄人民，个人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何其无奈，但独立人格却能在特定的时空下创造历史的浪花。

我始终以为人师比经师更能陶冶记者的风骨与胆识。从前读外国报业史的书籍，例如《纽约时报一百年》（何毓衡译），心向往之，只是总以隔了一层文化藩篱为憾。如今总算开始有中国记者撰写他们自己的血泪史。这四本回忆录拍摄了人与时代的交光互影，反映六十年来两岸记者在专政铁轮下苟活的一鳞半爪，应该郑重推荐给目前和未来的新闻工作者细读。

萧乾先生为人平和温煦，他的回忆录生动细腻，却留下一处败笔：当年他决定抛弃海外一切，奔回去追随新中国，为此吃尽了几十年苦头，甚至夺笔二十年，怎料他在书末一章忙着解释如何无怨无悔。我们完全尊重个人的抉择与感受，但是给他这么一表白，岂不令人诧异整本书想传达甚么讯息，而前面各章又何必如诉如泣？坦白说，深刻探索专政的根源方为重点，个人的怨悔何足让读者挂齿？就此，我个人比较喜欢柏杨的态度──可以原谅当年刑求他的特务，却务必把国民党那个邪恶的戒严体制揪出来诊断。

一般中国文人的通病是自大又自怜，讳疾忌医，息事宁人，内心深处不愿意揭自己或社会的疤，因此回忆录常为尊者讳，为自己讳，觉得往事不可追，待之如过眼云烟算了。于个人，这容或是不念旧恶的美德；对历史，这不啻是逃避责任的行为。这种回忆录读起来当然不真不实，不感人。在公是公非的面前，小事犹可马虎，大节万万不许糊涂。陆着幸无此虚矫之弊。

一九八五年，陆铿访问胡耀邦于中南海，磊落可爱的胡氏为共产党在历史上欠陆铿一笔债而道歉，陆铿为人坦荡荡，有时大而化之，竟回答说大时代个人的灾难不算甚么。这本回忆录「在可能范围内」大致实事求是，而且多彩多姿。幸亏他没有画蛇添足，要是他穿插了廉价而错误的「豁达」，至少在我的天平上，全书可能就会黯然失色。这样批评似乎苛刻了一点，但我们想知道的，的确不光是萧乾、柏杨、刘宾雁或陆铿的个人遭遇，而是他们所代表的千千万万人的时代遭遇。人们如果老是拒绝吸取历史的教训，哪天重蹈覆辙，也是罪有应得的了。

我说「在可能的范围内」，是指陆铿全凭他惊人的记忆力写作，不像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有日记或第一手资料为基础。走过这五十多年的弯曲路，当事人多已作古，求证无门，陆着在潜意识里包含多少「选择性的记忆」，哪些事情给时间之网冲刷得更美或更丑，恐怕连作者和读者都无法确知。对于从剃刀边缘活过来的老记者而言，纵然这是无可避免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们还是衷心感谢陆铿抢救历史的苦心。他那为争取新闻自由的坎坷一生，周旋于权势人物纵横捭阖的一生，顶天立地的一生，既写在时代的边上，也写在时代的中心，实在值得包括我在内的后来者所效法，所深思。

二、

话说六十年代末，我在台湾读大学时，陆铿在昆明再度入狱尚未获释──他因言贾祸，响应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而大鸣大放，其中一条是要求准许民间办报同共产党打擂台，以致成为「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外间对他的生死下落完全未明。我的两位老师赞叹平生没遇见比陆铿能干的采访主任，但格于形势，他们语焉不详，也不敢多说。后来，我偷偷到图书馆翻阅「新闻天地」，看到卜少夫写的〈陆铿其人〉，然后又见有陆铿致卜少夫和丁中江的信，以及卜少夫「大义灭亲」的声明。事隔三十年，如今捧读陆着，回忆对照，后面这些信件往来当在一九五六年左右，也就是陆铿坐完第一次牢出来，在云南省当政协委员，自称「为中共统战作吹鼓手」而鼓吹「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时候(3)。

一九七八年我开始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有一天不意在「南华早报」看到陆铿从大陆来港的简略报道，心头不禁一凛。后来同他见面，就像许多初见他的人，怀疑眼前这位生龙活虎的人物，嘻嘻哈哈，声宏气大，跟我们晚辈一见如故，了无代沟，哪像是差一点给蒋介石砍头、而真正给共产党在监牢里折磨过二十二年的衰相？

之后，居然有幸和他同事。他神采飞扬地追述当年往事，听者无不动容。后来他和胡菊人办「百姓」杂志，在纽约办「华语快报」，一手报道，一手评论；一九八五年访问胡耀邦，彼此唇枪舌剑，成为胡下台的三大罪状之一；「天安门事件」以后，又义助许家屯出走美国，使自己上了大陆的黑名单；反正陆铿无论做甚么事都轰轰烈烈，此乃后话，书中也有详细的交代。陆铿在这本书中既回忆又忏悔，回忆为公，忏悔为己。他对新闻从一而终，对感情逐水草而居，恰是鲜明的对比。我只敢触及书中有关回忆新闻工作的部分，至于男女私情的忏悔，则最好保留给陆铿、他的女人们和他的上帝。

将近二十年来，不论在美国、香港或台湾，我忝列陆铿众多的忘年交之一。他的故事我在不同的场合已经听过许多遍，如今展读回忆录，虽然还是神采动人，毕竟来得太迟，当然迟来总是比不来好。台湾解除戒严，开放报禁，十年于兹，陆铿当年所面对的蒋氏专制政权如今安在哉？就怕比我还年轻的读者，因为没有白色恐怖的记忆，而将本书当作等闲的掌故看。殊不知没有前人种树，岂有后人乘凉？新闻自由靠着许多人前仆后继的争取，得之艰难，所以必须戒慎恐惧地加以维护。对台湾如此，对大陆、对香港何尝不是这样？

本书如果早十五个年头问世，会是甚么光景？第一，应当会为台湾党外的民主运动燃点火苗，并与雷震、殷海光「自由中国」以降绵延不断的自由主义精神先后辉映。但果真如此，陆铿和国民党政权的恩怨就愈扯愈不清，更遑论把书在台北出版了。第二，陆铿可能访问不到胡耀邦，胡耀邦下台的命运不会因此改写，但他率真的性格和谈话就不会有这么好的记录了。

话说回来，七十年代末，陆铿一离开大陆，就奋不顾身跳入新闻工作的漩涡，争分夺秒，彷佛一股劲要抢回在狱中虚度的二十二个寒暑，根本无心照顾回忆录这些不急之物。当时，他虽然痛斥毛泽东的独裁，却偶然还有口无心地唱「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调子──当然，只要提得出坚实的论据，社会主义未必不优越。假如陆铿抢在其他人之先，在林林总总的文革故事还没有泛滥成灾之前，他的回忆录在国际市场上一定会更轰动，但他的思想相信没有现在这么解放。世间事也许就是这样，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三、

陆铿毕生以新闻事业为职志，他是个甚么样的记者？世界上很少人像他以新闻为第一生命，他时时不忘交朋友，处处布置线索；在狱中竟千方百计追查云南易帜的来龙去脉，在死亡线上还在想「万人争看杀陆铿」的新闻标题。胡菊人称他为「老虎记者」，司马文武说他是「永远奔驰中的野马」，唐德刚赞美他是个敬业精神天下第一的草莽英雄，徐东滨则誉其威武不能屈。陆铿自称是个「自由主义者」，或是「民主个人主义者」(4)。我认为陆铿首先是个受到孟子浩然之气薰陶的素朴儒家，其次才是素朴自由主义者，当然其间的联系尚待更细致的学术分疏。陆铿这股刚气不必来自书本，他自承受于右任的鼓舞至深，要以报纸作为「新生力量向腐朽势力挑战」，破旧立新，为民请命(5)。

陆铿少年得意，未满三十，即出任首都南京「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一九四七年，任内在党报拔虎须，揭发孔宋贪污案，轰动国内外，触怒蒋介石。蒋下令追查新闻来源，陆铿坚不吐露，又以调虎离山之计保护属下记者。面对蒋的召见逼问，更慷慨陈词，说大人而藐之，乃至软化当朝的态度，俨然有国士劝谏之风。这是一般腐儒所不能及的，也开创了新闻史上真正光辉的一页。（按：消息来源保密谅是西方自由主义传来的规范，不是固有的文化。蒋介石对陆铿的不杀之德，固然有赖国际因素的考虑，但诚如当年民主人士储安平说的，跟国民党争新闻自由是「多少」的问题，等到共产党一日得天下，可就剩下「有无」的问题了。储后来果然因为骂共产党「党天下」而恶死。要是陆铿碰到毛泽东，能全身而退吗？）

我有一次问「人民日报」的老社长胡绩伟先生，他年轻投奔延安搞革命，一辈子在党报的范围里思考问题，晚年的民主思想从何而来？他笑道，作为一个素朴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知道党和国家必须对人民好，如此而已。可见只要好民之所好，恶民之所恶，民主这东西即使没有甚么深厚的理论素养，还是可以从生活实践上体会出来的。陆铿和胡绩伟，一右一左，殊途同归，居然在「民本」的问题上相遇了。

陆铿所经历的新闻生涯当非本文所能概述，但他最特出的注册商标就是坐牢。他一生除了当记者，就是坐牢，彼此交替不已，彷佛乐此不疲。他几乎遭国民党杀身之祸在先，又投身共产党的监牢凡二十二年在后；出狱，一到海外，好比程咬金闻到泥土的味道立刻复活过来，旋踵间各种言论出击，又分别上了台湾和大陆的黑名单，自云「可谓百年难逢之异数」(6)。他既做过两边的阶下囚，又做过两边的座上客，其实到头来还是孑然一介特立独行的记者。他引张季鸾的话：「记者不坐牢，不是好记者」，又引成舍我的话：「面对牢狱之灾，才能表现铮铮铁骨」 (7)。在不畏惧强权上面，陆铿和自由主义者殷海光是异曲同工的。

但愿这些歌颂坐牢的话，只是自我解嘲。环顾世界上政治清明的国家，好记者根本不必坐牢。中国政治原来已经不上轨道，以前的社会结构简单，分工又粗，新闻附丽于政治的边缘，缺乏独立自主的生命；加上陆铿自己禀赋「爱管闲事」和「自以为是」的英雄个性(8)，天不怕，地不怕，于是脱离不了玩政治之火的宿命。介入政治，既危险，又易为人所利用，足为殷鉴。例如他接洽胡适出马竞选总统，殊不知中了蒋介石为了党内斗争所设的圈套。他同阎锡山建立密切的情谊，正负效果相抵，一九四八年阎在广州拯救陆铿于国民党的牢狱之灾（罪因是他在「天地新闻日报」正确预测共军渡长江的地点），翌年陆铿回昆明接眷，却被共产党误会身负阎所交代的政治任务，几乎为此丧命。威武也许不能使陆铿屈膝，他却可以动之以情。他重情义，以致在许家屯出走的事件上模糊了新闻与政治之间的界限。这些做法似乎都逸出新闻记者的常轨。

新闻与政治应该保持多少距离是门艺术，本无定论。原则上，要近得令新闻人物信任，可以采访到独家消息，但也要远得冷静超然，独来独往。不管如何，黏得太紧总是不好。经历这许多风浪和横逆之后，陆铿作了总结：「新闻是新闻，政治是政治，不要陷入政治的泥坑」(9)，违反这个原则的人重者丧生，轻者败名，闻者足戒。一九七六年，我有机会访问刚卸任的美国总统□特，问他对白宫记者的穷追猛打有何感想，他说：「我知道他们有他们的事要做，希望他们也知道我有我的事要做，彼此互相尊重。」角色分明，权利与义务确定，这才是政治与新闻的安全距离和正常关系。

四、

陆铿的苦难反映中国的苦难，他身处的时代是中国报人从纯粹论政过渡到半专业化的时代。

在世纪之交，早两三代的文人，他们以报纸作为启迪民智和救亡图存的工具，评论国是，针砭时局，动员群众。报导信息反居次要。其中之佼佼者，如王韬，如康有为、梁启超，如孙中山，无不以天下为己任，博学多闻，多才多艺，简直是文艺复兴式的士人。现在再也找不到那种纵贯横通、崇山峻岭式的方面人物，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及至二十、三十年代，中国报业观念受到西方的影响，新闻的分量愈来愈重，开始发展出一套相当成熟的新闻理念，尤其是「大公报」提出「不党，不私，不盲，不卖」的原则，竟与西方报业追求新闻客观、言论独立的意识互通。从萧乾的记叙可以看到「大公报」如何比同业更努力开拓新闻的领域。张季鸾以「不求权，不求利，不求名」自勉。中共骂该报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其实它一直是左右受敌的。当时中国工商萧条，社会单元，交通不便，「大公报」的销路有限，但它的历史地位始终无有出其右者，老报人如徐铸成和萧乾数十年后仍对它怀念不已，岂是偶然？

陆铿进入新闻圈那个时候，不论中外，记者的社会地位都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低低在下的。甚至三十年前，台湾民间尚以「文丐」状之，名门世家子弟不为也。说来叫人汗颜，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至今一片荒芜，使我们无法全面燎解中国记者的出身、意识、阶级和社会流动。但我们知道，新闻工作看本事，不重学历，只要有本事不怕没出头，何况新闻事业满足一些理想青年的浪漫情怀，所以它一向是有志的困苦青年参与社会、改善生活的捷径。萧乾和陆铿的例子说明：走投无路时，投奔新闻的道路，未始没有一片驰骋的天地。

在彼方，「纽约时报」幽默专栏作家Russell Baker调侃自己说：「一九四七年（入行时），做报纸的准输定。梦想赚大钱、讨富婆的男人干医、法、商或工去了。像我这样没本事做赚大钱的工作，可以进研究所当教授；教授赚钱少，但社会给他们盖的图章不错。对比之下，报人占据社会的底位，好人家才不让女儿嫁他们。他们被看作一群喝烂酒、讲脏话、不修边幅、衣服发臭、负债累累、不受欢迎的流浪汉。」(10)。Peter Rand 在刻划《中国通》记者时说：「本世纪初期中国所吸引的美国人，如非适应社会不良者，至少可说是孤独者和做梦者。其中很多有名的怪人就是记者，这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新闻这行业向来吸引不同流俗的人。」(11)美国新闻界也是在过去几十年逐渐走向专业化的道路。

前后数十年，说来讽刺，中国新闻自由最充分的时期是军阀割据，最宽松的地方是三不管地带的租界和殖民地。可惜「大公报」的自由独立精神后来非特没有继续发扬光大，反而随着时局的阢陧动汤而异化，报纸又先后给国共两党化为喉舌了。一般论政者往往像在写策论，向上谏言，名义上是为民喉舌，为生民立命，其实是凭借儒家一些简单的道德观念臧否人事。就算他们来自下层的农村社会，他们改变了阶级属性以后，未必听得见其所来自的社会在嘶号。他们实在没有畅通的管道探求民隐。

四十年代末，政权变天的前夕，陆铿他们那一批青年在南京「中央日报」，居然可以走「先日报，后中央」的路线，在劲敌中迅速建立新闻报导的权威地位，现在回头看都觉得不可思议。蒋介石在大陆虽无力全面专政，但他在处顺境的时候还能容忍一些逆耳之言，至少没有赶尽杀绝；当时有许多亲共报刊屡封屡出，例如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胡绩伟在成都办了十次刊物，查封一次办一次，只要换个名登记，连内容栏目都不必变。可是一旦蒋介石处于逆境，则企图以铁腕全面紧缩言论。初退台湾，蒋尚未统揽权力，「中央日报」仍勇猛可观，每遭当局以「党报不像党报」为斥。后来，沦为「有中央，无日报」，那张报纸乃江河日下，以至于名存实亡。国民党撤到台湾，退无死所，自四九年起至八七年期间，它对新闻的压制比在大陆有过之无不及。而国民党的残暴比共产党又是小巫见大巫。陆铿的回忆录在一定的程度提供了见证，也描绘了十分悲惨的侧影。

如今，港台的媒介拜赐于自由的政治环境，发达的经济基础，多元开放的社会结构，打破传统森严权威秩序的枷锁，终于有条件孕育自由独立的新闻体系了。现在记者是受薪的中产阶级，训练完整，生活安定，地位提高，他们不必看权贵的脸色讨生活，也不必人人虚妄得要以天下为己任，更要紧的倒是做好专业分内的工作，让大家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一决胜负。市场不必万能，但利之所在，读者为大，记者的眼光必须常常看下，不是一味只看上。我不是说传统中国文人论政一无是处，或是专业分工一定比较进步；其实，专业化也有窄化、工具化、技术化的危险，何况市场垄断愈来愈抹煞异见，这些问题牵涉非常广，我目前不敢妄断。社会分工愈细密，专业化是必走之路，大势所趋，无可抗拒，问题是如何结合传统士大夫的抱负与现代专业精神。这是百年来未有的最好契机，万勿错过。

五、

我借题发挥这许多，最后是回到书本身的时候了。陆铿的朋友们说他粗中有细。在他细一点的时候，写作材料丰富，宏观微观交叉并举。例如他在蒋介石面前陈词那一章，就把整个时代气氛烘托得极为出色，栩栩如生。在他不是那么细的时候，斧凿之痕便昭然。例如，「中央日报」总编辑李荆荪是个怎么样的人，他处理新闻持甚么态度、经过甚么挣扎，他怎么卷入权势场域的龙争虎斗（为甚么找他做替罪羔羊？），他怎么被迫害，心境如何（他沉痛地说这是上世的业报，不许家人探监），尽管坊间已有若干零星的记载，他的患难弟兄陆铿应该可以写得更好，但这一段记叙反失之平面化。陆铿提到「新闻天地」弟兄之间的歧见(12)，以及反右到文革之间的狱中生活，都没有交代。至于书中描写大陆狱中的性生活和蒋纬国夫人的猝死，除了与全书的脉络格格不入，也未免为了哗众取宠而嫌草率。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意义」的问题：拜读这六百页以后，除了知道有趣的掌故以供谈资以外，读者得到甚么启发？请原谅我吹毛求疵，我觉得陆铿通篇讲出了很多现象，可惜对其深层意义似乎解释不够。陆铿不是没有这个识见，可能志不在此。他写过一篇学术论文，分析蒋介石和毛泽东对新闻的控制，实发人之所未发。我很想进一步知道，从这么多叙述中，他如何看这几十年来中国新闻界的起伏变化，记者如何在大变局里保持自我而不随波逐流，他同时代的记者在泰山压顶之下如何反映民之所好，新闻界如何与权势建立合理的关系，海外媒介（包括港台和北美）对中国的民主进程有何贡献。许家屯说陆铿「批毛不批邓」，我觉得陆铿对人太有兴趣，有时候会低估表面看不到的结构因素。

萧乾特别推崇陆铿在访问胡耀邦时所用的「逆势法」：彬彬有礼，然后用冷箭射出一些尖锐的问题，逼得对方无处可躲(13)。司马文武也说陆铿让人先跑野马，再想办法把他拉回来，对方就不由自主讲了许多会后悔的话(14)。我很同意他们的评价，觉得陆铿访问胡耀邦不让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访问邓小平专美。可惜陆铿没有在书中分析这个技巧，我们只能把这个访问当作原始素材，不能听他现身说法，这对新闻后进毋宁是一大损失。至于陆铿的访问卷入胡耀邦的失势，则是中共最高层权力「内部斗争的外在化」，找藉口而已。

总之，这是「中国第一记者」写的有血有泪有骨有肉的历史记录。我常想，中国记者有谁像陆铿闯过这么多江湖、惹过这么多祸，有谁比他更敢批逆鳞，有谁吃的苦头比他多，有谁比他更富争议，有谁在他这把年纪还站在新闻的第一线上？答案是没有，没有。我想如果他当年不自投共产党的罗网，如果他不吃二十二年免费的牢饭，如果中共没有把他当统战对象放出来，如果胡耀邦不因他是统战对象而接受他访问，如果他不跟海外左中右独的三教九流各路人马来往，这只老虎记者会变成甚么？这一连串的「如果」只能臆测，当然不会有答案。这只森林里的老虎被关在栅栏里写了这本回忆录，我们同情之余，也向他致敬。


附注：

(1)：《陆铿回忆与忏悔录》页623

(2)：同上页6

(3)：同上页339

(4)：同上页519

(5)：同上页41

(6)：同上页1

(7)：同上页230

(8)：同上页153

(9)：同上页213

(10)：Growing Up, 1989, p.57

(11)：China Hands, 1995, p.21

(12)：《陆铿回忆与忏悔录》页471

(13)：同上页456

(14)：同上页7

书名：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编者：陆铿

出版公司：时报文化出版

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原载台湾光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