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四月 21, 2007

高耀潔拒掛名募款 遭軟禁想自殺

中國時報 2007.04.20 徐尚禮/台北報導

「中國民間防愛滋病第一人」高耀潔女醫生自美國領獎返回河南鄭州後,再度遭到地方當局軟禁。她接受香港「亞洲週刊」專訪時表示,現在「生不如死」。據指出,地方政府找她麻煩的原因,主要是她拒絕官員提議,以「高耀潔」名義向國內外募款。

「亞洲週刊」說,目前高耀潔家中的電話、手機很難撥出去,外面打進來的電話又被做手腳,鈴聲不響。她悲嘆如今處境是又聾又瞎又啞,生不如死,很想在丈夫的忌日離開人世。

八十歲的高耀潔長期關注愛滋病人和孤兒,率先披露「河南愛滋村」慘狀,震驚北京及海外,但河南當局視其為麻煩人物。今年初,高耀潔準備赴美領獎,先遭河南警察包圍住宅阻止其赴美,直到美國前第一夫人希拉蕊寫信給胡錦濤、溫家寶、吳儀,胡錦濤指示放行,才於二月二十六日赴美。

高耀潔榮獲聯合國愛滋病組織獎,及希拉蕊代表「生命之聲」婦女組織頒發的「全球女性領袖」獎。她還在美國務院、國會演講,介紹中國愛滋病預防問題。

四月二日高耀潔從芝加哥飛回上海,在上海她找了律師備案,不准用「高耀潔」名義收錢。在她出國前,河南政府曾以紅十字會名義要求和高耀潔合作,向國內外募款,她一口回絕。

高耀潔說,她有「三不」原則:一是不接受捐款;二是不成立組織;三是不與官員合作。她表示,「現在對我施加壓力,也是為錢,如果我肯跟他們合作就沒事了,但我不跟他們合作」。

她說,訪美期間,有人要捐款給她,有的承諾每年提供十萬美元供其從事防範愛滋病計畫。「我婉拒,是因為收了以後,回來的日子會更難過,另外,這些錢如果花不到病人手上,還不如不收」。

由於不合作,她從上海回河南後先到開封弟弟家住了一段時間,四月十四日回到鄭州家中,到家後就發現被控制。

不到二十四小時,高耀潔家中的電話失靈,她的一個秘密手機號也被當局發現,現已失效。探訪者必須登記,據說公安還偽裝保安來監視她的客人。

她說,「我現在被監控,變得又瞎又聾又啞,當局的行為嚴重違法」。老伴去世後乏人照料的高耀潔說,「我死了,他們就安心了,一了百了,但我要讓大家知道,我是被這些腐敗官員逼死的」。

原載中國時報

BBC報道:胡佳专访:高耀洁受另类软禁

有消息称,中国民间防爱滋病第一人"高耀洁女医生自美国领奖返回河南郑州后,再度遭到地方当局软禁。她接受香港《亚洲周刊》专访时表示,现在生不如死, 甚至出现厌世情绪。

八十岁的高耀洁长期关注爱滋病人和孤儿,率先披露"河南爱滋村"惨状,震惊北京及海外。

早间,BBC记者打电话给中国另外一位民间防爱滋病活跃分子胡佳,询问了高耀洁医生的情况:

BBC记者首先问到高耀洁目前状况时,胡佳表示河南地方政府虽然没有再次动用警察限制高耀洁行动自由,但是她与外界的联系却受到严重干扰,可以说是受到另类软禁。

胡佳认为,高耀洁文革期间受过更大的苦难,因此在现在的逆境中不会在原则问题上退却。但是由于当地政府对她的迫害已经殃及子女后代,使得她对政府彻底失望,因此她可能说出一些重话以此作为一种反抗。

"另类软禁"

胡佳举例说,高耀洁家电话经常拨打不出;外来电话也经常听不到。

他说,二月份高耀洁被软禁的时候曾经有一部可以与外界联系的秘密手机,而如今这部手机也可能被政府掌握,电话打去,只能听到高耀洁讲话,却听不到外边打电话人的声音。

胡佳表示,高耀洁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这种能听到电话响却听不到人讲话声的事情肯定一方面让她着急焦虑,另一方面断绝与外界沟通会让老人感到十分屈辱。

另外据悉,高耀洁虽然从美国领奖回国后十分低调,并继续繁忙工作,但是对怀疑是受人雇佣的文痞在网络上对她种种人身攻击和诽谤十分愤怒,此前正准备采取法律行动。

BBC Chinese.Com

星期五, 四月 20, 2007

日本,被忽略或至少是低估了的亚洲强国

(博讯2007年4月20日 转载)

谈及亚洲,大多数人认为这一地区令人神往,中国或印度这样的大国正在这里崛起。也可能有人会想到朝鲜的核计划、一些恐怖事件,或者最近的地震、海啸带来的人道主义后果。但人们往往忽视了日本,或至少是低估了日本。

考虑到日本依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GDP达到50,000亿美元,比中国和印度加起来还要多,忽视或低估日本就令人奇怪了。尽管日本经济增长比率相对不高,但其人均GDP大约是3.8万美元,是中国或印度的十倍以上。

另外,日本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争论非常激烈,这就意味着经济和安全领域可能会发生变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可能是迷失的十年,但日本的经济已开始复苏,现在以每年2%以上的速度增长,日本出现了若干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企业,这些企业全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对外政策和国防政策的变化更为显著。日本自卫队于今年1月升级为一个完整的部门。如今,日本每年的国防开销在400亿美元以上,并且依然是世界上兵种最多、装备最现代化的国家之一。将近1,000名日本军人驻扎在伊拉克及其周边地区。知识分子、记者和政治家都热衷于谈论日本在世界上的作用或撰写相关文章,如果倒退十年,很难想象日本的作用会有这么大。现在的问题不是日本是否需要修改宪法第9条,而是何时加以修改,在第九条的限制下,日本军队只能发挥自卫作用。

并非每个人都对这些变化表示欢迎。日本的邻国依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不能正确对待历史问题而深感忧虑,日本民族主义的兴起令他们感到焦虑不安。然而,日本主动性的增强,能力的发展,再加上健全的民主和蓬勃的经济,对其邻国倒是大有裨益。危险的不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复兴,而是日本不能或不愿为迎接亚洲所面临的地区和全球性挑战而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日本自身需要继续推进经济改革和开放,提高军事能力,使军队能够承担强度小但人员密集的军事任务,这样的任务从预防种族屠杀、建设国家到维持和平,这些需求在泛中东和非洲地区正变得越来越迫切。

日本领导人还需要在采取行动时更加关注外界的反应。首相安倍晋三上任之初实行的政策很不均衡。一方面,他做出了不去参拜为纪念数百万日本阵亡人员而修建的靖国神社的明智决定,因为敬国神社里供奉着14名甲级战犯。而另一方面,安倍却公开否认日本曾强迫中国和朝鲜妇女充当“慰安妇”,这样的做法往好里说是愚蠢,往差里说是对外界的反应漠不关心。

至关重要的是,日本和中国建立了现代关系。日益频繁的高层互访—安倍首相十月份访华,中国总理温家宝刚刚访问日本—显示出可喜的发展势头。但还需要做更多工作。两国可以也应当扩大贸易和投资,这只有在政治关系改善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两国应致力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对近海资源控制权要求相互冲突的问题。军事、教育和旅游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也应该得到促进。

世界还要考虑到日本的重要性。日本不应该再由于六十多年以前的事件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不允许日本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是没有道理的。

日本还应全面参与亚洲的地区活动。亚洲富于变化和活力,但相对欧洲而言,其政治、经济和安全机构的影响都比较薄弱;亚洲机构往往缺乏活力,而且复杂繁琐。法德关系一直是二十世纪冲突中最重要的事件,如今也依然是现代欧洲关系的核心。中国和日本也应该朝着这样的目标努力。

实际上有无数的问题需要探讨,包括贸易和投资、能源和气候变化以及安全领域的信心建设。新的地区机构既可以以现有机构为基础(如处理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也可以白手起家,重新建设。

另外,就像继续在欧洲发挥重要作用一样,美国也可以成为亚洲稳定的保障者和地区繁荣的源泉。美日联盟是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中最为核心的部分。美日联盟的目的不是使日本加入反华联盟,而是加深美日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考虑到朝鲜的导弹和核计划、恐怖主义以及威胁世界稳定的诸多挑战,两国都有太多的理由来实现这一目标。

安倍四月底对华盛顿的访问是继续使形成于地缘政治时代的关系现代化的机遇。希望此次访问不会在国会要求日本为慰安妇问题道歉的呼声中变得黯然失色。相反,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未来,欢迎一个日益能够并愿意在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中充当美国合作伙伴的日本的兴起。

(作者Richard N. Haass是对外关系理事会会长,著有《机遇:美国改变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一书。)

翻译:许彬彬 (博讯 boxun.com)

民主

摘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民主从其字面上来看(源于希腊文δημος demos人民;κρατειν kratein统治),代表著由人民统治。至于民主的统治方法、以及其“人民”的构成范围则有许多不同的定义,但一般的原则是由多数进行统治。民主通常被人与寡头政治独裁政治相比较,在这两种制度下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上,而没有如民主政治一般由广大人民控制。民主一词经常被使用于描述国家的政治,但民主的原则也适用于其他有著统治行为存在的领域。

民主的形式

直接民主—又称为纯粹民主[1],是一种人们直接投票决定政府政策的制度,例如决定是否接受或废除某种法案。之所以称为直接是因为决策的权力直接由人们所行使,而不经过任何媒介或代表。在历史上,这种形式的政府相当少见,因为在实践上要将人们全部聚集起来投票相当困难,所花费的成本和时间都非常高昂。所有直接民主都属于较小型的共同体,例如城邦。最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雅典民主。

代议民主则是较常被采用的制度,之所以称为代议制是因为人们并非直接投票决定政府政策,而是选出民意代表来参与政府实体或议会。民意代表可能是由全体选民选出(如比例代表制)或代表特定的区域(通常是依据地理划分的选举区),一些制度则混合了这两种方式。许多代议民主制也结合了一些直接民主的成分,例如公民投票

许多一党执政共产主义国家也会以民主自称,例如(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但他们明显的将政治权力给予统治阶层的共产党成员,称之为民主集中制

地圖顯示了自由之家組織2007年的報告內,有關每個國家自由程度的分類。    自由    部分自由    不自由
地图显示了自由之家组织2007年的报告内,有关每个国家自由程度的分类。

   自由

   部分自由

   不自由


在今天,民主通常用以称呼代议民主制的其中一种形式—自由民主制,在自由民主制里被选出的民意代表、以及多数人的民意在行使决策权力时必须受到法治的限制,通常是用一套宪法加以管制,以强调对于个人和少数派自由权利的保护。这种形式的政府在近年来越来越常见,目前世界上将近一半的人口都生活在自由民主制政权之下[2]

相反的,非自由民主制则用以形容那些“有民主”、却没有保障自由的制度。这在许多后苏联的国家相当常见,不过这种现象并非最近才出现的。

民主的历史

由于民主有著许多不同的概念和定义,因此民主的历史也相当复杂,民主一词所代表的制度也相当广泛。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越來越多國家接受了民主制度。這張2006年6月的地圖顯示世界上的政府對於民主的態度。    政府宣稱擁有民主制度,並允許反對團體的存在—至少在理論上    政府宣稱擁有民主制度,但卻不允許反對團體的存在    政府並不宣稱擁有民主制度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越来越多国家接受了民主制度。这张2006年6月的地图显示世界上的政府对于民主的态度。

   政府宣称拥有民主制度,并允许反对团体的存在—至少在理论上

   政府宣称拥有民主制度,但却不允许反对团体的存在

   政府并不宣称拥有民主制度


雅典民主是最早期而又最知名的民主制度,民主一词也是在前五世纪于古希腊出现的。在这段时间之前的记载都断断续续的,不过希俄斯岛(Chios) 的记载显示岛上在公元前575-550年之间就出现了公民的议会和大会。投票的权利逐渐扩展,从原本的一小群地主贵族扩展至所有受过义务军事训练的公民, 公民的年龄限制通常是20岁以上。而妇女、奴隶、和外籍人士则无法拥有公民权,使得全雅典只有10分之1或更少的人口才有资格投票。所有雅典公民都有资格 投票决定创立法律、向某个国家开战,同时所有公民都可以在大会上进行演讲。这种形式的政府被称为直接民主制。雅典城邦在前323年遭到马其顿的击败,民主制度随之被彻底废除。

代议制的民主可以说是从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元老院展开的。在中世纪时期也有几种不同的民主形式出现,从近乎寡头政治的 制度到试图实行完全民主的制度都有。包括了冰岛的国会(Althing)、中世纪意大利的城邦、中世纪爱尔兰的大会制度(Tuath)、斯拉夫国家的人民 议会制度(Veche)、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议会制度。除此之外,一些人认为印度的十六王国(महाजनपद, 前500年左右)和北美的易洛魁联盟(约西元前2世纪一直至现在)也都拥有民主的原则或成分。

英国的国会则是在中世纪里第一个迈向彻底民主制度的国家。大宪章限定了国王的权力,替民主扎下根基。英国在1265年产生第一届民选国会,原本只有少数比率的人口才能投票,同时选举制度也有许多弊病如腐败选区(Rotten borough)的存在。召集国会与否则是全凭国王的意愿(通常是当国王或女王需要资金时才会召集)。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后,英国成为了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国会将定期的召开,不过仍然会受君主权力的影响。在这段时期辉格党和托利党互相竞争的两党制度也开始发展。随著时代进展,国会在决策和立法上的权力也逐渐增加,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时期,君主已经变成有名无实的领袖了。

美国可以被视为是第一个自由民主制的国家[2],有著较为宽松的选举权限制(虽然最初仍有针对财产和性别的限制、以及奴隶的存在)美国宪法也保障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在几年之后,法国大革命发布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也出现了由男性选出的国民大会,不过仅只维持了短暂的时间。

在19世纪晚期之前,自由民主制的国家并不多,而且维持的时间大多相当短暂。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自称首先实行了普遍选举权

20世纪的民主化浪潮

在20世纪里接连出现了数波的“民主化浪潮”,许多都是因为战争、革命、去殖民化和经济情况产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的瓦解使欧洲产生了许多新的民族国家,其中大多数都采用了名义上的民主制度。法西斯运动的崛起,纳粹德国、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西班牙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和葡萄牙萨拉查等政权的出现,都大为限制了1930年代的民主发展,使1930年代被称为“独裁者的年代”。而大多数殖民地国家的状况则依然未受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则扭转了西欧的这种趋势。在同盟国占领下的德国和日本成功的进行民主化,成为后来政权改革的理论模型。不过,大多数东欧国家则被迫成为非民主的苏联卫星国。二战之后也产生了去殖民化的浪潮,而那些新独立的国家大多也采取了名义上的民主制度。

在二战后,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都采取了自由市场经济,并发展出福利国家制 度—反应出其选民和政党的一般共识。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西方国家和共产国家都有相当高的经济成长。到了1960年代,绝大多数民族国家在名义 上都采纳了民主制度,不过世界上大多数人口所生活的国家依然都只有不实的选举制度,民主制度也没有彻底实行(尤其是在共产国家和前殖民地国家)。

藍色的國家代表擁有民主選舉。出自2006年的世界自由度調查報告
蓝色的国家代表拥有民主选举。出自2006年的世界自由度调查报告


在接下来的民主化浪 潮中,则使许多国家出现了真正的自由民主制。南美洲的一些军事独裁国家在1970年代后期和1980初期转变为民主制度。东亚和南亚的许多国家也在 1980年代后期陆续民主化。在苏联和其他东欧共产国家,1980年代的经济停滞和对于共产统治压迫的愤怒导致了苏联的彻底瓦解,也促成冷战的结束,这些 国家也都展开民主化和自由化的进程。在这些新的民主国家之中,在文化上和经济上接近西欧的国家(如波兰)往往改革较为成功,现在也成为了欧盟的候补成员。民主化浪潮也在1990年代散布至一些非洲国家,最突出的是南非。

目前自由民主制的国家数量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点,而且仍继续增长。因此,许多人推测这波潮流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自由民主制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标准为止。这种预言成为法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点”(End of History)的理论核心。

民主的主要理论

民主的概念

在政治理论家之间一直有许多不同的可实施民主概念,这些概念差异也经常是争论的话题。

其中一种理论是由约瑟夫·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书里所提出[3],他认为民主制度只不过是一种由人们定期选出政治领导进行统治的制度。依据这种概念,一般的公民没有能力、也不应该进行“统治”,因为在大多数议题上这些平民都没有明确的概念、而且也不够聪明。

第二种理论是称为民主的集合概念。宣称政府所颁布的法案和政策应该接近于中间派选民的观点—使其左派和右派都能得到一半的权利。这种理论是由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在1957年所提出的。

第三种理论是以上提及的代议政制。而第四种理论则是被称为审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制度,主张公民应该直接的参与立法和决策过程,而不是透过他们的代表,直接民主制的支持者提出许多不同的理由来支持这种制度,政治 活动本身便是具有价值的,它将能教育和社会化参与其中的公民,而群众的参与能够对掌权的精英进行监督。最重要的是,他们认为除非由公民直接参与立法和决策,否则这便算不上是公民自治的制度。

另一种理论则强调所有公民之间的政治平等。典型的现代民主制度是依赖于多数派的投票者能代表大多数民意的假设上,而非多数派能统治全部人口。这个理论也被用于主张参与政治的义务,例如将投票规定为公民的义务之一,或是限制富有阶层的影响力—例如在选战中的金融限制。

这些民主的理论都是围绕于一个民主制度应该变成怎样的问题上。另一种相当不同的理论则被称为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主张民主所发挥的功能是让创造它的团体和个人能在制度里扮演其“角色”,这种理论认为占据这些职位并运行这些功能的人都是出于其私利的。这种理论是由经济学家所创造,有时候也被称为经济学的民主理论。公共选择学派的阿罗不可能定理便指出由于排序制投票制度的先天缺陷,透过民主制度产生的集体决策不可能反应出完整的“集体偏好”。一些公共选择学派的学者也因此认为应该以共和立宪制取代民主立宪制,才能更有效保障少数派的权利[4]

还有一种民主理论则是根基于多数决的基础上,认为多数决最能符合功利的目的。这种理论认为如此一来大多数的人口都能满足现行的政府统治。而缺点则是少数派将生活在多数派的统治下,这有时也被称为多数暴政暴民政治。如果多数派没有受到宪法和法律制度的限制,也可能会造成很大一部分的人口遭到边缘化。

“民主”与“共和”

“民主”一词的定义自从古希腊到现在一直都变动不定。在当代的用法上,“民主”一词指的是由人民选出的政府—无论是直接民主制还是代议民主制。

在宪法的理论和历史的用法上,尤其是在美国革命的开国理论上,“民主”一词仅只用于描述直接民主制,而共和则被用以描述代议民主制。不过在现代,只有一部分的美国保守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才会坚持使用“民主”一词来指称直接民主制。

美国开国先驱们在起草美国宪法时,特别注重于避免那些他们认为是多数统治的危险架构,以免危及到个人的自由。举例而言,詹姆斯·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10号文里主张共和国的宪法应该高于民主,以保护个人免受多数人的侵犯[5]。不过,宪法的起草人们也谨慎地在宪法和权利法案的范围内,创建了民主的制度和开放社会的改革。他们保持了那些他们认为是民主里最良好的成分,但以宪法里对于个人自由的保护加以抗衡,依照这套宪法产生的联邦政府架构成为了今天人们所称的宪法共和国。

不过,现代对于“共和”一词的定义指的则是所有由选举选出国家元首、并且有一定任期限制的国家,而与之相对照的则是大多数当代的世袭君主制国家—亦即采取代议制民主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民主国家

虽然对于民主在定义上的合法性和应用性尺度仍然有许多哲学性的争论,但以下所列出的是一些普遍认为民主国家应该具备的最小需求:

  • 由“人民”以某种集体的步骤达成政治决策。非属于其成员的人则不会参与。在现代民主制度里成为人民成员的资格是成年的国民,而成年人的公民权通常即等于人民成员的资格。
  • 拥有供人民居住和进行决策的“土地”。在现代民主制度里,土地指的是民族国家,由于它与国家的母国一致,人民和民主的过程也因此能保持一致。也因此民主国家的殖民地如果是由母国所治理,则不能被称为民主制度:因为其人民与土地并不一致。
  • 有著一种决策的过程,这种过程要不是透过公民投票直接的由人民决定,便是间接的由人民选出的国会决定。
  • 这种过程被人民视为具有合法性,政治合法性代表的是人们接受国家决策的程度,具有合法性的过程产生的结果才会被人民所接受。
  • 在假设拥有足够支持者的情况下,这种过程能够“有效的”改变政府的现状。虚假的作戏选举、事先安排好选举结果的选举都不是民主制度。
  • 在民族国家的情况下,国家必须拥有主权:如果有其他更高层的权威能否定民主选举产生的结果,那么民主选举是毫无意义的。
  • 民主投票有普通、平等、直接、不计名四原则。

反对者

无政府主义反对包括民主在内的国家概念,认为这些注定是腐败和具有强制性的。举例而言,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贝克曼(Alexander Berkman)在针对他的审判法庭上便拒绝承认宾夕法尼亚州的合法性。许多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倾向于支持一种没有等级制度和强迫制度的直接民主制。不过,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对此也存在争论。

一些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反对某些或甚至是全部的民主形式,本杰明·塔克(Benjamin Tucker)说:“统治是邪恶的,换成多数统治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投票是什么?或多或少它只不是一张代表了刺刀、警棍、和子弹的纸罢了。”[6]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则说:“民主只不过是多数的暴政罢了,是所有暴政里面最可恶的,因为它不是根基于信仰的权威上、不是根基于种族的出身上、也不是根基于天份和财富的价值上。它只不过是根基于一些假冒人民之名躲藏在幕后的人上。”[7]

除了无政府主义之外,君主独裁主义和极权主义也 反对民主。极权主义政权主张并且实行对整个社会的中央集权控制,以达成理想中繁荣和稳定的目标,极权主义通常宣称其国家和人民正受到其他威胁(如“外国势 力”),以替独裁政权辩护。极权主义国家的宣传机器通常宣称民主是软弱而无法达成大成就的,只有非凡的领导人才能带来他们必要的纪律。

国家层次之外的民主

民主除了用作统治国家的制度之外,民主的投票和代表制度也用于管理其他许多不同的共同体和组织,包括以下所述及的:

  • 许多非政府组织以投票方式决定政策和领导人
  • 基督教修道院通常以投票方式来选出院长
  • 在商业上,公司通常以投票方式选出董事会,选票的份量则是根基于每个股东所拥有的股份
  • 工会通常以选举方式选出他们的领导人
  • 合作社通常给予每个人(一个劳工或消费者)一张选票

参考文献

  1. A. Democracy in World Book Encyclopedia, World Book Inc., 2006. B. Pure democracy entry in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C. Pure democracy entry in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2. [1]
  3. 约瑟夫·熊彼特, (1950).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Harper Perennial. ISBN 0061330086.
  4. Buchanan, James M. & Tullock, Gordon. (1965).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p.301.
  5. James Madison, (November 22, 1787). "The Federalist No. 10 - The Utility of the Union as a Safeguard Against Domestic Faction and Insurrection (continued)", Daily Advertiser. New York. Republished by Wikisource.
  6. Eltzbacher, Paul. Anarchism. Plainview, NY: 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 1960, p. 129.
  7. Proudhon, Pierre-Joseph. Demokratie und Republik, S. 10.

外部连接

批评
替代和改进方式

什么叫社会责任感?

作者:周曙光

我接到来自全国各地十多个家园破碎的难民(拆迁受害者)的投诉电话,他们以为我能帮到他们,他们都遭遇了暴力拆迁和黑社会和"白社会"的威胁和迫害,黑社会给他们的待遇就是拳打脚踢,白社会的穿制服的人给他们的待遇就是以"防碍公务罪"拘留。这些白道的人可以"根据目测为危房"就可以达到拆的目的。这社会黑。大共产党是好人,可是基层的小共产党都是坏蛋。

社会黑。

在重庆报道最牛维权户的时候,我得到重庆当地Blogger 张涛的协助,有照片为证:

我们本来是为别人说话,我和张涛关心最牛钉子户的事就是希望哪天我们遭遇了不公平的时候也会有别人来关心我们,这不,张涛同学就遭遇了黑社会打击报复他所在的维权示范小区,他在他的BLOG上报道了:

我会在业主委员会把现场照片和文字资料发给我后,更新在这。现在我只把能收集到的几张图片放在这里,大家能转载的就转载,能评论的也请评论,当然能以此事blog一下当然最好。我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你们更为广泛的关注,以此来换得我母亲她们的相对安全。请体谅我作为一个儿子的心情。

被殴打的老年人:



被毁坏的小区财产:



打人的凶手!这是白天来的人,后来晚上又来了一批统一着装的男子,暂时没有照片

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著一位叫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 )的德国新教牧师留下的发人深省的短诗。尼莫拉曾是纳粹的受害者: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著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什么叫社会责任感?为别人说话就是!我们不可以独善其身,不可以明哲保身,不可以冷漠,我们可以给予关注!还可以给予评论,如果你有Blog的话。

周曙光的网络日志

相关文章 中国博客助最牛钉子户扬名海内外

星期四, 四月 19, 2007

采访代理章诒和讼案的前江青律师张思之

中国| 2007.04.19

作为中国掌管新闻出版事业的主管机构,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每年初都要进行一次会议,对过去一年的出版工作进行评定。而在今年1月11日举行的会议上,新闻出版总署下令禁止出版八本所谓的“禁书”,而副署长邬书林更是宣称对于作者之一的章怡和要“因人废书”。这一事件在中国知识分子圈内引起巨大反弹。当事人之一的章怡和目前决定起诉国家出版总署,利用法律手段来为自己讨回公道。曾经为江青担任辩护工作的著名大律师张思之将为章怡和代理此案。德国之声记者采访了他。

中国著名戏剧研究者,作家章诒和的父亲章伯钧在当年的所谓“反右运动”中被列为“头号右派分子”之一,而这一特殊的身世也使得她的作品受到了特殊的待遇。几年前,她根据自己的回忆写下“往事并不如烟”,其中描写了反右运动中的代表人物,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此书出版后引起各界强烈关注,但是不久之后就被下令不得重印。

去年,章诒和重回自己戏剧研究的老本行,出版了记述京剧名角命运的“伶人往事”,而其中自然也涉及了反右等一些列政治运动中,这些人的凄惨命运。“伶人往事”在2007年初与其他七本书一起被禁,中宣部还表示要处罚出版这些书的相关单位。

章诒和在知道自己的书再次被禁,立即做出强烈反应,不但在事发之后发表了措词强烈的“我的声明和态度”,并上书全国人大。此外,章怡和也一再表示,这一次不会委曲求全,而会通过法律手段为自己讨回公道。于是,她在“禁书事件”发生后立即与在中国律师界享有盛名的张思之大律师取得了联系。

张思之律师表示:“我想你们看到过她的声明吧,她在发表声明以前,我们就曾经在一起进行过探讨。她就提出来要组织一个律师团,想委托我们来给她做。当时我们就满口答应了。”

北京时间4月19日,章诒和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交起诉状,请求撤销新闻出版总署针对她的作品的封杀行为。在起诉状里,章怡和还提出证据以反驳国家出版总署否认禁书的说法。在提出起诉之后,法院将在七天内决定是否受理本案。根据中国现行法律,章诒和这次状告国家出版总署属于“行政诉讼法”的管辖范畴,也就是人们俗称的“民告官案件”。

张思之律师认为,尽管近年来中国“民告官”的胜率有所提高,但本案依然不容乐观,“从整体来讲,情况是有好转,民告官的胜诉率越来越高了,但不等于这个案件就会胜诉,这是两回事。官司是不是胜诉,目前看来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甚至不完全取决于法院和法官,有很多因素,这是现实。但是我们该做的还是应当做。”

据媒体报道,与章诒和同样作品被禁的新华社前高级记者戴煌也起诉了新闻出版总署,但是法院拒绝立案。因此,本次章怡和再次起诉新闻出版总署被法院接受立案的可能性并不大。

德国之声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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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撤销封杀作品” 章诒和起诉新闻出版总署

作者:叶鹏飞(北京特派员)

《伶人往事》作者章诒和昨天采取法律行动,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交了起诉状,请求撤销新闻出版总署针对她的作品的封杀行为。

章诒和在起诉状里引用了三大证据,反驳新闻出版总署否认查禁《伶人往事》的事实。

第一项证据是2007年第1期《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新闻通气会纪要》。该文件记录了1月12日上午在国家广电总局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会议主要传达中宣部副部长李东生和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1月11日在“出版工作专题情况通报会”的讲话和会议精神。

根据《纪要》,李东生“对目前出版界出现的一些‘闯红灯’问题提出严肃批评”,受到点名批评的八个严重问题包括了《八个京剧演员的生涯》(应指《伶人往事》)等书,而《纪要》在《八个京剧演员的生涯》后特地注明“章诒和作”。

《纪要》说:“出席会议的领导认为,上述问题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已经闯了禁行的‘红灯’,新闻出版总署将对违规出版社作出取消出版书号等处理。”

第二项证据是同样被新闻出版总署查禁的《风云侧记》作者袁鹰与邬书林的对谈纪录。该纪录记述了邬书林在1月30日登门拜访袁鹰向其说明情况的经过。

袁鹰的纪录说明:邬书林自认在“通报会”上批评了出版《伶人往事》和《风云侧记》等“违规”作品的五家出版社;邬书林在讲话中确实对《伶人往事》的出版作出了“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的认定;邬书林对袁鹰表白说,他的讲话是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只是代表新闻出版总署执行决定。

起诉状说,邬书林对袁鹰的表白,印证广电总局《纪要》在《八个京剧演员的生涯》后特地注明“章诒和作”,都“无可辩驳”地证明邬书林针对章诒和并查禁她的书。

第三项证据是新闻出版总署对八家被点名的出版社的处理决定,在“通报会”之后已下达并陆续执行。

起诉状说:“处罚出版社的行为本身对于原告(章诒和)而言,直接后果便是其作品的正版不得再印,盗版却得以大行其道,原告依法享有的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在内的民事权利,乃至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宪法权利,均已受到被告(新闻出版总署)违法禁书行为的严重损害。”

起诉状要求“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理当依法撤销并予以纠正。”

章诒和的代表律师浦志强昨天表示,新华社前高级记者戴煌也因为其书作《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被查禁,起诉了新闻出版总署,但是法院拒绝立案。这个“前车之鉴”让他们对法院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期待。

广电总局要求注意的问题

《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新闻通气会纪要》关于近期宣传内容需注意的问题(摘要):

*反右题材要淡化,原则上不要说。要坚持“反右是必要的,但是被严重的扩大化”的宣传口径。与此相关的,是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提法也要慎重。

*必须从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谋民福祉的高度去遵守宣传纪律,学术无禁区,创作有自由,出版(播出)有纪律,党员讲政治。

*要营造迎接十七大的氛围,唱响主旋律,歌颂社会主义好。

*涉及军队题材要慎重,不能过分渲染武器装备,防止迎合西方的“中国威胁论”。

*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能宣传肯定私有制的言论。

*警惕借否定文革,否定党和毛泽东同志伟大历史功绩的错误倾向。

*防止借舆论监督的名义搞新闻揭秘、暴露黑幕的倾向。

*不要为西方宣传推波助澜,缺乏政治上的清醒。近来的宣传暴露出有大力赞赏西方政治制度的问题。

*涉外宣传要注意:不得擅自批评他国内政,防止地图使用错误;能源合作只做不说;与高丽有关的不要炒作;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的纪念性报道,要坚持宣传服务现实原则,不要干扰中日关系大局。

*不要站在西方立场和观点,评论、猜测、质疑国家重大工程。

*不要过分渲染高端人群的贵族生活方式。

*要从正面宣传反腐败典型,不能以反腐倡廉为由,渲染包二奶等庸俗生活方式。

*十月革命90周年宣传要严格把关,不要渲染苏东解体。

《联合早报》

中国人的心理恐惧

--在纽约第二场"解体党文化研讨会"上的演讲 作者:胡平

今天讲的是中国人的心理恐惧。

说起来呢,这个题目在座各位都不是最合适的听众。因为你们来听,就表明你们很大程度上已经克服了心里的恐惧。恐惧的人他就不敢来了。所以我们讲的,包括我们写那么多书,写那么多文章,都面临这么一个问题。愿意看的人,那就已经表明,他愿意摆脱这个党文化的控制,而那些不敢摆脱党文化的人,他看都不敢看。

在座的来听、来看这些东西,就已经表明,你们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这种恐惧。而这种恐惧的人,在今天,他主要是对很多问题采取一种鸵鸟政策,采取回避态度。那也是我们在哪怕是自由的海外,宣讲真理的很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你要去启蒙的那些人,他把眼睛闭着。其实有些道理并不复杂,他只要肯听,他就能够明白。这些人也知道,他们害怕真理,他们害怕见到事情的真相,乾脆就把眼睛给闭上。这也是目前我觉得中国很突出的一个问题。

中共掌权以后,暴力是其党文化最主要的特征。

讲到党文化我们都知道,党文化主要是靠两条,一条是谎言,一个是暴力。那这两个比重,在不同的时期是不一样的。

在中共革命的初期,谎言的成分起的作用比较大。你看当时很多人参加革命他得自愿,甚至还冒相当的风险。那他总要是一定程度上相信那套说法,相信那一套理论,他才会去参加革命。

那么等到中共掌权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因为中共是个具有独占性武力的这么一个集团。面临着这么一个庞大的武力集团,一般的人本能的感觉到就是,他有点儿得罪不起。所以哪怕他不用整人,那一般人也会害怕。共产党垄断了一切权力,垄断了所有的新闻媒体,掌握了每个人的生死命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它不进行这种真刀真枪的政治迫害,也足以使很多人就不敢说话了。我们更知道,共产党掌权之后,就建立起了所谓这个计划经济公有制,就把全国人民,财产、个人财产都加以剥夺。政府成了唯一的老板。那不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是不听话者不得食。你只要不听话,它用不着把你打成反革命送去劳改,单单是在工作上卡一卡你,那就会给你造成非常大的损失。所以在当时,这种暴力的威胁、暴力的打击,这个因素就越来越严重。

中共对人民的迫害,由身份定罪到思想定罪,不断加码升温。

我们知道,共产党有个看家法宝,就是阶级斗争,特别在毛泽东时代。共产党掌权之后,他搞阶级斗争的对象,什么地主富农资本家,或者是原来旧政权的一些军政人员。因为据它说,那些都属于阶级敌人,它就把人分成两类,那是阶级敌人,就对他们实行迫害。当时在迫害的这一个阶段,那至少还有一点是清楚的,就谁是敌人、谁不是敌人,这个好像还有个界限。因为这个敌人,他是按你的身份来确定的,比如你们家有多少地,那你就算地主,你就算敌人,你或者算资本家,或者你原来参加过国民党,你当过国民党的这个官或那个官,那么你就算敌人。所以那个时候是按照人的身份来定罪的,那身份还有一个客观的,可以辨认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是按照人的身份来定罪的。这个时候,共产党的政治迫害就叫杀鸡吓猴。他杀的是鸡,但是猴明明知道它自己不是鸡,但是它看见别人把鸡杀得那么惨,它心里也会感到恐惧。

到了第二阶段,共产党整人的对象就扩大了,就不仅仅是根据人们的身份,根据你们过去做了些什么事情,而是根据你的思想。比如说反右,那些所谓右派份子,就是说你的思想有问题,思想本身就成了一种罪名。而这个思想罪,不像开头那个身份罪,身份罪还有个标准,我是地主我就是地主,我不是地主我就不是地主。而这个思想罪,每个人都成了嫌疑犯,每个人都可能被指控。你的思想不正确,因此你也就会变成阶级敌人。所以到了这一阶段,就是杀猴吓猴了。它直接就对没有犯过,哪怕按照你共产党的标准都没有干过任何罪过,不属于敌人那一类型的人,只要你的思想它看着不顺眼了,就也要成立。

我们知道,特别在毛泽东时代,人们不但没有言论的自由,而且没有不言论的自由,你不说话也不行。比如在反右运动中,有些人是因为讲了这种或那种话,被打成右派份子。但也有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实际上在整个运动中一句话也没有讲。那叫什么呢?叫点头右派、摇头右派。就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开批斗会,他居然在那儿摇头,那对这个运动有抵触,他私下反动。有的人说,你看右派份子写的大字报他看了直点头,那说明他思想跟他是一样的,所以你也是右派。哪怕他一句话都没说,也成了右派。这在毛泽东时代是这个样子的,你一个人被打成右派了,你的亲友、你的妻子、孩子都要站出来划清界限。你不说话不行。当然它也得承认,张三是右派,他的妻子儿女不等于就是右派。但是你的妻子、儿女你必须得站出来,你不能不说话。你必须得公开的表示,和你的父亲、和你的兄弟、和你什么,划清界限。在那个阶段是不说话都不行的,连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

当然,这种整人运动到后来就像滚雪球一样,就越整越多,越整越多,到了文化革命,一直整到共产党老干部自己头上来了。我们可以算一算,共产党的干部,特别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们在共产党掌权之后受的罪,要远远比他们打江山时候受的罪还要多。共产党高级干部中,死在毛泽东手下的要比死在蒋介石、死在日本人手上要多得多。而且也都知道,共产党整起自己人来比原来整敌人还要狠,比敌人整他们还要狠。

文革的时候把刘少奇打成走资派。当时还在中南海,可能他们一家人还在一起,后来就把他们隔离开来了。最后一次王光美和刘少奇见面,王光美就对刘少奇说,担心事情不好,担心自己,说不定我也会被关到监狱里去。我关到监狱里去怎么办呢?最不放心那个六岁的小女儿,才六岁的小女孩,那孩子怎么办呢?那我把她带到监狱里去吧。小说《红岩》不是写过还有什么"监狱之花"吗?那就是在所谓国民党时期,抓到一些共产党的人。在监狱里生了孩子,那么你跟母亲在一起。刘少奇跟她说,那不可能的,它那是国民党监狱。这共产党的监狱,比那个还凶。所以共产党领导人,他们对他们这种专制的凶残,那认识得比别人还清楚。

正因为毛泽东时代,这种整人的运动,这种阶级斗争不断的加码,不断的加温,到后来天怨人怒。所以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很快事情就反过来了。那么后来邓小平又上台,就宣布不再提什么阶级斗争了。所以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就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在第二个阶段中,特别是在八九年之前,由于人们,包括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党外的就不用说,出于对毛泽东时代那种阶级斗争,那种压迫的极度反感,有着很强的追求自由民主的一种冲动,一种热情。这就是我们看到从七十年末期到八十年代,民主运动啊,党内、党外这种呼声不断地高涨。尽管当局也在不断地压制,但是当时就是压制不住,一浪高过一浪。当年邓小平就讲过,要两手硬,搞经济这手要硬,打击自由化这手也要硬。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直到八九年"六. 四"之前,打击自由化的这一手,它老是硬不起来。为什么硬不起来? 就因为很多人,包括共产党内部很多人,包括像胡耀邦、像赵紫阳这种总书记,他们就不愿意硬起来。为什么不愿意硬起来呢?那道理也很简单,他们意识到共产党过去犯下了滔天的罪恶。我们都已经搞错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整别人呢?你现在在搞经济改革了,谁都知道搞经济改革就是走资本主义嘛!过去共产党整人的法宝就是给人家扣上一个,你是搞资产阶级。现在你自己在这儿当资产阶级了,你还怎么能拿这个当罪名去整别人呢?所以在当时,我们看到,包括像胡耀邦、赵紫阳这种领导人,都对自由化不可能采取强硬的打压态度。一直发展到八九年的民运,"六. 四"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

"六.四"之后,中共采取赤裸裸不需任何借口的镇压,并且不敢公开责任人。

在"六. 四"事件之后,中共一方面把党内那些多多少少有些自由化思想的人,有民主思想的人,对人民大众真正关心的人,把他们统统赶下台。留在台上的,全是些强硬派,他们也知道他们做的那一套完全是错误的。唯有靠暴力,靠他们手中掌握的武器,才能够维持他们的政权。在"六. 四"之后,我们看到的镇压就是赤裸裸、不要任何借口的一种镇压。

像今年年初,闹得沸沸扬扬的禁书事件。就是原来大右派的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写的那本书,新闻出版署在一个内部讲话中,就提到这个书不能出,这个人的书就不能出。那么这个消息被扩散出来,引起作者本人,以及海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弹。

这一点上我们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共产党过去也禁书,毛泽东时代禁书。但是那个时候禁书,它总爱讲个道理出来,说你是毒草,什么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哪一句话不对了。有时候,甚至于它为了批判你,比如说批判《海瑞罢官》啦,或者批判什么《武训传》啦,批判《早春二月》啦。它还要把你的书、你的文章、你的电影拿来给大家演一遍。它还有一点点自信,它还不怕给别人看。

那么到后来,像这次禁书事件,它就完全没有这种自信。它自己知道它理亏,它讲不出道理来,它就来横的,我说禁就禁。不讲任何道理。而且这些执行禁书命令的人,自己甚至不敢公开地讲,不敢下红头文件,只敢在内部会议上吹风。因为他们自己就做贼心虚,他们知道他们做的是坏事,他们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坏事是要做的,但是责任是不要负的。所以他们都是匿名的形式,在内部会议上或者往往都是打个电话,给谁谁谁、给某个出版社、给某个杂志社,说那部书有问题、那个人有问题,你不能出他的,就算完。有的人连打电话都不告诉你打电话的是谁,哪个单位他都不说。所以,共产党它这种做贼心虚的状态,我们今天看得很清楚。

在毛泽东时代,整人,那时发动群众来整,叫群众专政。经常开大会,叫每个人来表态、发言,愤怒声讨。而到了邓小平时代,一直到今天,特别到了"六. 四"之后,它知道这一招不灵了。你要动员群众起来参与迫害,那别人不干的。所以,到现在它是一种什么办法呢?那直接就是用警察、用军队,然后一大堆所谓特务。如果说,过去是群众专政,从邓小平以后,就成了警察专政,直接地对它认为不安定的因素加以压制。

中国人民受压迫的本质,至今没有改变。

谈到今天中国的情况,这种压制、压迫依然在持续。尽管在程度上比起毛泽东时代要轻些了。那么很多人就把它当成一种进步了。我想我们不能这样看。当然,今天中国大陆的人,受这种政治压迫的程度,确实比毛泽东时代有相当大的缓和。但是,这种受压迫的性质本身还没有发生变化。

话又说回来,共产党整人初期,整人整得这么凶,就是为了以后所谓共产党专制的"长治久安"打下基础。它开头把人整凶了,把人整怕了,那以后就用不着狠整了,因为你已经怕了。就像马戏团里头,刚刚带进来的新兽总是要挨打的。那老兽就不挨打了,它早就驯化了,它知道该干什么、不干什么。用不着那个驯兽师再去打它,比个姿势,说句话,它就知道该干什么了,打个招呼就行了。所以到了后来,好像那种残酷的、血淋淋的镇压少多了。这不等于它进步,因为它第一阶段那种强烈地打压已经达到目的了,后来用不着这样做了。

所以我们从表面上看,这种控制好像比前一阶段好一些。但是从中国老百姓角度,看得很清楚,这种恐惧依然是非常、非常的强烈。不过,有意思的是,人的这种恐惧,到了一定的程度,他会把恐惧忘掉。就好像没有这个恐惧一样。因为当人们知道有些话是不能说的,某些事是不能想的,某些事是不能碰的,那么很多人就会自觉地远离这个危险的地区。而你一旦远离危险的地区,那当然你也就没有危险了,很多人就不感到自己有压迫了。大陆很多人,你要跟他们说,你们其实是处在恐惧之中,恐怕很多人还不承认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自己主动就离开了所有有危险的地方。就像我们今天开这种会,很多华人都到了自由的海外了,他们都不敢来参加。他们不来参加任何有利于自由、民主的事情,有利于人权的事情,那当然不会整他们了。不整他们,他们就没有危险,他们当然不感到有压迫的存在了。所以他们就认为活得很自在,所以就造成这么一种心理。

西方社会近期对中国的调查,往往不能说明中国现实情况。

不久之前。媒体也公布过,一些西方的民意调查公司,在中国进行调查,在世界进行调查,发现中国的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是最高的,相当高,达到70%、80%。比美国老百姓对他们的政府满意度高多了,比台湾老百姓对他们的政府满意度高多了。其实前几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几年前就有一些美国大学的华裔学者,在大陆进行民意调查,他们把调查结果公布,证明今天的中国公民对共产党政府是相当支持的,支持度达到60%、70%,乃至80%。

有一次,有个学者把这个结果公布出来,我当场就问他,你这个结果,共产党自己信不信呀?如果它自己信的话,它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去打压异议呢? 既然照你们这样说,异议运动就是一小撮,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心虚呢?可见,这个调查结果,首先共产党自己就不信。

当然他们也说了,不对呀,我们完全按照西方的学术标准,问卷的设计,题目,问谁、不问谁都是随机的,而且充分保证被问人的安全的。

我说情况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中国整个社会的基本背景和自由民主社会是不一样的。在这种社会之下,人们的心态是不同的。对中国大陆环境下,中国老百姓的所说、所想,你要有个正确的解读。你不能光看表面。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没有言论自由,更没有民主的选举。在人们不能说反对的时候,你说支持,这话本身就没什么意义嘛!我说我支持谁,这个前提就是,我可以反对他。这个时候我说支持才有意义。如果不可以反对,就说我支持,那有什么用呢?这个概念本身就不存在。你在美国,你说我选民主党、我选共和党。你在中国,你不能说我选共产党,他没有可选的,不存在这个问题。

再说,大家都知道,今天的中国政府是个压迫的专制政府。那么你说大多数中国人民都支持这个政府,那么是不是大多数中国人民都支持专制?支持压迫?假如说,明天中共宣布说,它不专制了,不压迫了,是不是大多数都起来抗议说:不行!就是要专制。可能大家都欢迎吧,这个时候怎么会跑去支持你呢?哪有老百姓傻到这个程度,支持你来压迫我们,来专制我们呢?这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么为什么在老百姓处于安全的情况下,在接受西方的民意调查时,他们会写上支持呢?他们首先在那种环境下,受那种气氛的影响,他们心里已经成习惯了。自己给自己加了自律,自己对自己有个限制。他都成习惯了,时间长了,习惯就成自然了。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这句话。最初他还得训练,他还得想,我说的是假话。时间长了,他就不认为他说的是假话了。他认为他就是这么想的。

透过表面现象,解读中国人深入骨髓的恐惧。

你可能说,你的分析也有点道理。那你怎么证明你说的是真的呢?其实这种事情你只要多问他两句,答案就出来了。

比如我知道有家很著名的国营企业,那个企业由于设备很好,生产的产品也很对路,所以效益很好,工人的收入也比较可观。一问他们,公认对他们厂长、书记都很称赞。那你问他,你怎么会对你们厂长那么支持呢?你们厂长比你们多拿几十倍呀!这公不公平呀?"那有什么办法呢,那是共产党江山嘛!"所以你看,他支持、赞扬这个厂长的前提是,共产党坐天下。他们已经把共产党占便宜当成不可改变的这么一个既定事实。在这个既定事实之下至于合理不合理,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是不合理。你问这个工人,既然你也认为,那个厂长拿几十倍的工资是不合理的,你怎么不抗争呢?那就惹不起嘛,就是害怕嘛。只不过这个害怕,这个恐惧隐藏的比较深,以至于到后来习惯成自然了,会把你表面意识当成你真正的意识了。甚至当别人来问到你的时候,你也会这么想。

同样的,我以前举过例子,如果一个地方的人民老是夸政府,当然是有问题的。如果一个制度是民主的、开放的,你做好事人家也不会夸你。因为这是应该的。所以一个民主的政府,人民不会称赞他。很多美国总统也不错,你看美国人什么时候成天唱歌、跳舞。歌颂他们伟大领袖?他们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那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只看你那里没做好。

反过来,你要是被强盗给抢了,你家人给抢了,抢到山上去了,没把东西给抢完,还给你留点东西,还让你回去,还让你吃顿饭走了,你肯定会感激不尽。出来还给人讲:" 那人真不错。" 因为那前提条件就是,他掌握你的全部命运。他可以把你置于死地,他还没把你整得那么凶,你就感恩戴德了。这个问题就是,偏偏是在这种专制的制度之下,反而会对政府这样一个态度。

我有一个朋友,他谈到一个学校教授,他说那个书记很不错。那个书记我知道,现在很多大学里的书记也是学者出身了,我说那人学问很糟糕,比起我的那个朋友差远了。那换了我,肯定不服气, 你凭什么当官呀,你比起我差远了。你怎么觉得他挺好呢? "他这人是不错, 他不太整人。我们说话,他有时也不太管。上头说那个教授讲的不对,他也睁着眼,闭着眼保护我们。"

那这点我明白,换了我是教授,我也觉得他不错。有个前提,你是处于政治迫害之中,他可以保护你。他没有整你,你当然觉得他不错了。如果没有政治迫害,你当然想别的了。就凭你那两把刷子,凭什么你当,还不如我当呢!你在自由社会里,没有政治迫害的阴影笼罩你的时候,另外一个标准就出来了。你就会不服气嘛。

所以我说那个中国的调查不说明问题。现在不要说海外华人了,包括西方记者也去了很多,你就发现他们回来讲的中国的情况大部份是错的。错在什么地方呢?你要说他们肯定不承认,他们觉得中国开放多了,什么地方我都能去,也交了很多朋友。但是他们不善于提出问题,不善于去挖掘人们在层层保护之下,那种真实的思想。

这里我们举例子是说明,在中国,老百姓的恐惧是深入骨髓的。因此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表面上做出的各种表态你必须要分析,要加以解刨,你才能看出的真正的实质。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识破中共这个党文化的恐惧心理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根据录音整理, 未经本人审核。)原载博讯新闻网

毛泽东——整人与怕史

——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作者:单少杰

导  言

笔者曾在拙文《略谈中国史学双重职能》中引述过刘少奇的两段话:

1962年7月一天, 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泽东质问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邓子恢、陈云等人的右倾举动?刘一向顺从毛,但此次竟“有些动感情”地顶了毛:“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刘少奇做错事时害怕历史,受冤屈时也寄希望于历史。他晚年爱说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读者可能会由此而追问笔者:那么,毛泽东对于历史是持什么态度呢?是不是也像刘少奇那样:或是在做错事时惧怕历史呢?或是在受冤屈时寄希望于历史呢?

笔者曾就此问题作过长时间思考并形成一些看法,概言之,由于毛泽东和刘少奇所拥有的政治经历不尽相同,故而他们所遭遇的历史问题也不尽相同:

毛泽东有类似于刘少奇因做错事而“惧怕历史”的问题,但无类似于刘少奇因受冤屈而“寄希望于历史”的问题。

就中共高层权力角逐最终结果来看,毛泽东无疑是最强者,是最善于整人的人,所以也就不存在因挨整而受冤屈的问题,以及不存在因受冤屈而“寄希望于历史”的问题。

诚然,毛泽东在其政治生涯中也曾挨过整,也曾受过冤屈。例如,他在江西苏区时就曾被指责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被奚落为一个狭隘经验主义者,即一个没有出过国留过洋而只擅长在山沟沟里打转转的人,一个没有读过许多马恩列斯原著而只熟悉诸如《三国》、《水浒》那类旧书的人。

然而,毛泽东已经把自己挨整的事给摆平了,甚至平过了头。例如,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就已经把那些整过他的人都给整治了一遍,甚至把那些虽没有整过他但也没有推崇过他的人都给整治了一遍;已经把自己曾蒙受的冤屈都给雪清了,甚至把自己曾有过的污点也都给洗白了,以至把自己洗成一个没有任何瑕疵的人,一个通体透白并白到匪夷所思程度的人,毋宁说是一个完全超凡脱尘的神。

无庸置疑,毛泽东在历史上做过许多错事,许多后果极为严重的大错事,比如做过发动“大跃进”致使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错事,又比如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致使数万万人歇斯底里的大错事。

那么,毛泽东会不会因此而惧怕历史呢?

笔者曾就此问题作过肯定性论述,即在《略谈中国史学双重职能》一文中指出,毛泽东临终前不久关于“我一生办了两件事”的谈话,就是在很认真地“推测他死后人们将怎样评价他,并显得有些放心不下”。

笔者也曾向李锐先生提出过“毛泽东怕不怕史”这一问题。李先生听后眼睛一瞪说:“他怎么不怕史?他怕,非常怕!你想想,他搞文化大革命,搞了那么长时间,做了那么多坏事,却没有留下许多墨迹、许多他的亲笔墨迹。他这是因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怕史!怕留下他做坏事的亲笔记录,怕让后人骂。”

可问题是,毛泽东本人毕竟没有说过自己惧怕历史的话,至少就现已公布的文献资料来看,他没有能像刘少奇那样直截了当地说过自己惧怕历史的话。

毛泽东熟读中国史书,自是能够读出中国史书有一重要功用,就是很在意褒贬人物,既很在意褒扬那些行了大善的人,使之流芳百世;也很在意贬斥那些作了大恶的人,使之遗臭万年,故能让那些“乱臣贼子”和“无道天子”感到惧怕。所以,毛泽东很明白,像他这种执掌过大权且又做出过大事故而必上史书的人,如果坦言自己非常惧怕历史,就似乎在对号入座了,承认自己做了大恶,至少显得自己有做了大恶的嫌疑。

不过,毛泽东虽没有说过自己惧怕历史的话,但不等于他不惧怕历史。要识透像毛泽东这种言辞信用度不大高的政治人物,关键不是要听其言,而是要观其行,即通过观察其行为方式来确证其内心想法。

当然,这种确证隐有一个前提,即毛泽东的行为与毛泽东的意图有着高度的相关性,故可以从他做了什么中看出他想了什么4。

依据这一求证理路,笔者侧重考察了毛泽东作为执政者的一种最具有标志性的行为方式,即整人方式。可以说,此公入主北京后所做的最用心也是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整人了,整的主要是本党人士,尤其是本党高层人士。

这种整人方式通常都少不了有这样两个手法:一是要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二是要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这两个手法都不仅有着现实方面的功用,而且有着历史方面的效能:

前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参与者都担上与毛泽东同案的责任,从而有利于掩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让他们都因有着同案者身份而不愿向历史作证,不愿全盘说出毛泽东整人的详情。

后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挨整者都立下对毛泽东有利的字据,从而有利于粉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让他们都言之凿凿地向历史作证,誓言自己是完全错误的而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

从毛泽东所使用的这两个整人手法所具有的历史效能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整人者还是很在乎历史的,很在乎自己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形象:既很注意去掩饰它,尽量设法去模糊那些对自己不利的历史记述;也很注意去粉饰它,尽量设法去收存那些对自己有利的历史记录。简言之,此整人者还是有些惧怕历史的。

本文的正文部分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考察毛泽东的前一个整人手法及其历史效能,下篇主要考察毛泽东的后一个整人手法及其历史效能。


上  篇


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充当打

手;让他们因有着同案者身份而不愿向历

史作证,不愿全盘说出毛泽东整人的详情

(1)

毛泽东若是决意整治一个人,就会责令手下人都要掺和进来,都要一起来对这个人说绝情的话、做绝情的事,都要一起来朝这个人吐雨点般的唾沫、扔冰雹般的石头。

例如,在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裹挟着整个中共中央向邓子恢等人发难。全会计有248篇发言,内容大体一致:一方面高调拥护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另一方面疾言批评邓子恢等“小脚女人”,指责后者“右倾保守”,是“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人”,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者”,等等。

在这248篇发言中,少不了有一篇是邓子恢自责自贬的发言:痛说自己“抱着十分沉重的心情”,检讨自己再次犯了“原则性错误”。

又如,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裹挟着整个中共中央向彭德怀等人发难。据李锐先生记述,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被印发下来后,多数与会者“基本上是同意的”,只是认为其中“某些字句值得斟酌”。但是,到了“7月23日,毛泽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极其严厉的批判和斗争。自此时起,没有人再讲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问题了,‘问题不少 ’的中心议题被搁置一边。原来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信中的观点的同志,也不得不迅即转变态度,有的还违心地进行了揭发批判。整个会议于是形成一边倒的形势。”

7月26日,毛泽东又发指示:“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于是不论过去有没有表过态,或讲得重讲得轻的,都起而踊跃发言,大家直接对着彭德怀、张闻天等开火。”

事隔二十余年后,李锐先生忆及当时心情:“说实在的,这十多天会,我的心理状态极为复杂,我觉得很悲观。我想,这是中央委员会,这是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会,怎么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呢。”

又如,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在毛泽东注视下,除陈少敏一人外,所有与会者都举了手,赞成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赞成“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诚然,在这许许多多举起的手中,有的是出于主动的,有的则是出于被迫的;但就最终结果来看,无论是主动举起的手,还是被迫举起的手,都无一例外地击打在刘少奇的身上,尽管击打的程度轻重不一,因此,也都无一例外地沾上了刘少奇身上的血,尽管沾上的分量多少不一。

毛泽东在纠合其党徒整治其政敌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不愿掺和其间的人,一些不愿与他同趟浑水的人。他都不会轻易地放过这些人,或是当即予以呵斥,让其下不了台;或是嫉恨在心,留待日后算账。

在“庐山会议”上,当朱德批判彭德怀不力时,毛泽东当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讥刺得这位总司令“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只是最后讲了几句话。”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大多数中央委员不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不积极批判刘少奇时,毛泽东当时隐忍不发,只是对他们做了说服争取工作。可是到了会后,他便默许乃至纵容“造反派”去冲击他们,去责难他们冥顽不化地犯了“推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央委员都被贴了大字报,其中许多人还被开了批斗会、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坐“喷气式”以及游街,蒙受种种羞辱。

不过,这些被批斗者的结局不完全一样。有些人被一棍子打死,如属刘少奇嫡系人马的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自“文革”起便被打倒,乃至被关押,被流放,一如囚徒似地非常耻辱地熬着活到了毛泽东去世后,亦是“文革”结束后。

至于其他人的结局,则视其对毛泽东的认错态度如何而决定其能否再获生路。其中一些人在写出了痛骂自己糊涂的检讨书和痛责刘少奇歹毒的批判书之后,或说是补做了毛泽东先前布置过的整人作业之后,获得宽大处理,补考过关,遂从“牛棚”中被“解放”出来,恢复组织生活,重返领导岗位,并在一段时间内作积极投身 “文化大革命”状,以报主席知遇之恩。

可见,在毛泽东不断发起的整人运动中,毛泽东手下的党人,尤其是高层党人,没有权利保持沉默,没有权利不去积极掺和其间,而都必须大叫大喊地去狠踢猛踹那些被整的人、那些遍体鳞伤地倒在地上的人。他们如果不这样做,他们自己也会被整,也会被众人狠踢猛踹,以致遍体鳞伤。

毛泽东的这种整人手法,也为其后继者所承袭。

1987年整胡耀邦时,中共高层开了所谓“民主生活会”,其间绝大多数与会者故伎重演,再次施展那种从先主席那里学到的整人伎俩:联手围斗挨整者,扣帽子,打棍子,你一言我一语地肆揭老底,硬是把这位“红小鬼”出身的总书记整得凄凄惨惨乃至“失声痛哭”。

1989年整赵紫阳时,又有许多中共高层人士故态复萌,纷纷表示要与现任总书记划清界限,并一致声讨他犯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错误,硬是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开成了一个批斗会,一个鸹噪四起、格调低下的批斗会。

直到十六年后赵紫阳去世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仍心怀禁忌,不敢去赵家灵堂吊唁,不敢去八宝山告别,不敢去为他们的这位老同事、老领导送最后一程路,硬是把绝情的事做到了底。

毛泽东数十年如此整人,不可避免地致使这个党的高层成员,也就是这位党主席身边的那些党中贵要,大都做过这种落井下石的事、这种翻脸不认人的事。

也正因此,就人之常情而言,这个党的高层成员的道德水准,尤其是毛泽东执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成员的道德水准,大都低于常人的道德水准。这正是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这个党的高层成员不仅大都寡德,而且大都可悲;不仅大都曾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别人,而且也大都曾被别人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整得检讨不迭,整得痛苦不堪。其中一些人如周恩来、邓小平等曾被整治多次,还有一些人如刘少奇等竟被整治致死。

也就是说,这个党的高层成员大都有过双重的经历,既有过作为出手很重的打手的经历,也有过作为告饶不止的挨打者的经历。他们既做过“胯夫”,也做过“胯下之夫”、毛泽东的“胯下之夫”。

也正因此,这个党的高层成员大都有过双重的耻辱,既有过作为凌辱者的耻辱,也有过作为被凌辱者的耻辱。他们都几无例外地或多或少地蒙受过毛泽东所给予的耻辱。

在这个党的高层中,既积极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别人、又未被别人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的人,似乎就只有康生一人。可是,此人最终被本党亦被世人公认为大奸大恶之人,堪比李林甫、魏忠贤之辈。

也就是说,在毛泽东主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政治角逐中,最得逞者竟是最歹毒者。这就使人不能不想起“豺狼横道”这个古语,不能不认为毛泽东主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政治生态,是相当险恶的,也是相当丑陋的。

在此,我们不妨将国共两党高层中的人情世故作一简要比较。

当蒋介石决意惩处确有反意的国军元勋邓演达时,一批与邓演达有着数年袍泽情谊的黄埔将领纷纷站出来为他说话。如陈诚在获悉邓演达被捕后,立即致电蒋介石,予以力保;随后在获悉邓演达被害后,再次致电蒋介石,提请辞职,声言:“上无以对总司令,下无以对恩友。”

而当毛泽东决意整治并无反意的共军元勋彭德怀时,一大批与彭德怀有着数十年战火情谊的红军将领纷纷围上来朝他吐唾沫,泼脏水,东拉西扯,无限上纲,还翻出一大堆陈芝麻烂谷子,气势汹汹且婆婆妈妈,一如街妇聚骂之行状。他们还一致举手赞成将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首领,并给他安上了两个大逆不道的罪名:一个是类似于“汉奸”罪名的所谓“里通外国”罪名,一个是类似于“结党谋反”罪名的所谓“组织军事俱乐部”罪名。

当蒋介石将张学良监禁后,仍有许多国民党大员去看望他。其中张治中将军三次专程探视囹圄人,一次在南京宋子文府(1936年),一次在湘西沅陵凤凰山(1938年),一次在台湾新竹井上温泉(1947年)。他次次都与这被监禁者长时间地促膝谈心,还次次都不避嫌疑地替这被监禁者给蒋介石捎信或捎话。

而当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将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首领后,则见许多中共大员纷纷变脸,对落难者唯恐避之不及。在由庐山返回北京时,除张爱萍将军外,大家“都不愿和彭老总同机”,以至于“那架飞机只稀稀落落地坐了几个人。”

又当毛泽东将彭德怀只是闲置京郊吴家花园而并未监禁时,就没有多少中共大员去探视他,更不要说去与他促膝谈心了。彭德怀曾对不期而遇的谢觉哉说:“下了庐山以后,我已经被人们忘掉了,老同志也不敢来往了。在吴家花园,只有总司令(即朱德——引者)来看我,找我下棋……还有帅大姐(即帅孟奇——引者)来看我……”

不过,彭德怀自己也曾“规定一个军人也不见,以免引起嫌疑,牵累来者”。因为,他背的毕竟是“组织军事俱乐部”的罪名。至于彭德怀的老部下们也不都是绝情者。李志民上将就曾暗中派其儿子避开吴家花园门口岗哨,翻越围墙进入院中,想看一看“彭老总是否还在人间”。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无疑会给落寞将军带来一些暖意。

当彭德怀被正式收监后,除提审人员外,就没有任何袍泽故旧来探视他了。

又当彭德怀知道自己身患绝症而提出要见毛泽东、周恩来后,仍没有任何中央大员来看望他。

落难将军不胜悲鸣:“无缘无故地关了我这么多年,有谁来看过我一次?有谁来找我谈过一次话?我枪林弹雨中征战了一辈子,到如今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苍天啊!你真不长眼!”

1999年12月,彭德怀的侄儿侄女将其伯父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归葬湖南湘潭乌石故里。这一迁葬实属孝举,合理,合情,尤合他们的伯父之耿介脾性:大家既然生前待我那么薄情,我又何必死后硬要与你们挤在一起?我生前孤傲,不与你们拉拉扯扯,死后也孤傲,羞与你们同葬一处!

一些半路结盟或加盟中共的前国民党人士在涉身毛泽东整人运动时,也似乎显得比许多老中共党人更讲义气些、更富有人情味些。

当许多中共大员纷纷指责彭德怀伪装艰苦朴素故而是“伪君子”时,前国军上将张治中站出来说话:若说一个人在短时间里搞伪装,还能够说得过去;但若说一个人在一生中都搞伪装,就很难说得通了,一个人“怎能伪装一生呢?”

颇有仁德之名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也曾高度评价过张治中的为人:“要重新思考做人的道理。很敬佩张治中。大革命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次分裂时,张两次向蒋介石上万言书,很不赞成。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从不批蒋介石。大概是‘大跃进’(似应为‘文化大革命’——引者)时,有次(似应在1967年国庆观礼时 ——引者)上天安门城楼,在电梯上遇见毛主席,张说:‘主席呀,你走得太快了,跟不上。’张治中应当有部电视剧。”

张治中任职国民党时曾数度谏言蒋介石,离开国民党后则从不批评蒋介石,正如中国古语所言: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

他结盟中共后,又能在毛泽东如日中天时当面向其谏言:你搞“文化大革命”,搞得很过急(“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很过火(“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百分之五了吧?!”),说出了当时所有中共高干都不敢说出的话,故又再显古士之风。

据一个原人大附中红卫兵头目回忆:在当年被他们抄家的那一个个名人政要中,绝大多数者都对他们这些“红卫兵小将”点头哈腰,低声下气;只有两个人不买他们的账,非常硬气,令他们感到很是威严。在这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张治中将军。

当许多老红军纷纷揭发批判彭德怀时,原为东北讲武堂出身的国军第111师333旅旅长后为解放军中将的万毅,先是在庐山上为彭德怀说话:“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继又在北京城为彭德怀说话:“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尽做好梦,头脑发昏,膨胀,眼睛只看这天上的‘卫星’,全然不顾地下老百姓们吃苦受穷!我敢说,彭总‘意见书’一点没错!谁要是昧着良心批就让他批去吧!”

又当许多老红军纷纷举手赞成开除黄克诚的军籍、党籍时,原为西北军军官学校出身的国军第26路军排长后为解放军中将的李雪三,“就是不举手”,“自始至终保持沉默”。

许多年后,黄克诚回忆了当时挨整的情景:“会议调整了对策,集中了所有和我关系多的人,要求他们揭发、批判我。为了避免包庇‘反党分子’之嫌,许多人都得表现一下。于是这个说我是怕死鬼,那个说我是杀人犯。”但是,“也有几位和我共事很久、了解我的为人的同志,在会上一直没有发言。这样做是要担风险的,连我都担心他们会受连累。”

当许多新中国的新贵们附和着那个新中国的新主子而一窝蜂地去围斗梁漱溟先生时,原国民党高层人士何香凝、陈铭枢则为挨整者说了公道话。

何老太太在那个一边倒的会议上,“唯一”发言肯定梁漱溟曾经反过蒋介石,从而回应了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泼骂:“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另外,何老太太在那一片叫骂声中,仍然称挨骂者为“梁先生”,令这听用者久久不能忘怀。

陈铭枢则在会上逼毛泽东表态:梁漱溟问题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若是前者,“不必在此费舌耗时”;若是后者,“可以慢慢批判教育,使他逐渐醒悟”。毛泽东答复:“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

当老共产党人贺龙落难而其子女无处可躲时,老国民党人何香凝收留了他们,并把他们藏在周恩来严令不许任何人冲击的地方——何老太太自己的卧室。

当刘少奇已被公开批判而许多中共高层人士唯恐避之不及时,宋庆龄仍给刘少奇子女寄贺年卡,并向刘少奇夫妇赠送《宋庆龄选集》,还在书上写着:“敬爱的刘主席、王光美同志”。

“林彪事件”爆发后,“文革”酷烈形势有所缓解,刘少奇子女“给他们熟悉的叔叔阿姨”写信,请求把他们“要求见爸爸妈妈”的信转交党中央、毛主席。他们寄给其他人的信有什么反应不得而知,寄给宋庆龄的信则如愿地转交到了毛泽东的案前,并获其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2)

接下来的问题是,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的手法,对于毛泽东来说有何意义呢?能获得什么样的效用呢?

概而言之,这一整人手法能够获得现实与历史两方面效用。

关于“让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这一手法的现实效用,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其一,能够造成人人喊打的声势,既鼓励打手,又震慑对手。

在中共党内,彭德怀不仅战功赫赫,而且为人刚直,敢作敢为且口无遮拦,如敢于在中南海高层会议上疾言指责毛泽东:“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如敢于当面斥责周恩来:“老奸巨猾”。这就使得许多中共高层人士都很忌惮他,忌惮他直言骨鲠,不留情面。

显然,要整治这样一个令许多人生畏的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这许多人都发动起来,相互联手且相互壮胆地去围斗他。其间,人越多,势越大,收效也就越显著。

毛泽东自是深谙此道,自下决心整彭德怀起就不断扩大整彭规模:先是在庐山上,把部分中央委员出席的整彭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扩大为所有中央委员出席的整彭会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继又在庐山下,把一百余位将领出席的整彭会议,扩大为一千余位将领出席的整彭会议,即是把全军每个师以上单位的两位正职首长统统调集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围着彭德怀大吼大叫,将星灿烂且唾星四溅。

彭将军身经各种恶战,却从未遭遇如此狂乱的口水战,惶惶然而无所措,最终不得不做出退却,写出违心检讨:“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毛泽东见此检讨即做批示:“此件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

其二,能够测试手下人对他毛泽东的态度,犹如赵高“指鹿为马”,视顺应者为可用之材,视不应者为必除之敌。

毛泽东在其整人过程中,特别在意手下人的“立场问题”或“态度问题”,即在意他们是不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他毛泽东一边;而不问他毛泽东所要整的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即在意他们是不是把对他毛泽东的忠诚置于对事实真相的求证之上。

在中共党内,彭德怀曾一直被公认为是一个襟怀坦白、淡泊名利的人,一个爱国、爱党的人。毛泽东心里明白这一点,并明白其他党人也明白这一点。

可是,毛泽东偏偏要指控彭德怀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叛国者、反党分子,偏偏要把“鹿”说成是“马”,并严令手下所有人都要就此表态,说一说这“鹿”究竟是“鹿”还是“马”?

随后,他便放过那些附和者,那些曲意把“鹿”说成“马”者;而揪住那些异议者,那些坚持把“鹿”说成“鹿”者,将他们也一并打倒,也一并指“鹿”为“马”,指控为彭德怀同党分子。

据刘少奇的一个卫士回忆,五十年代的一天,他在陪其首长散步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发现许多中央首长都有些怕彭总,他想知道彭总是不是真的那么可怕。刘少奇告诉他,彭总并不可怕,彭总实际上是一个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党性极强的人。

然而,正是这位曾经赞言彭总“党性极强”的刘少奇,上了庐山后,便附和着毛泽东,硬是把彭总说成是一个蓄谋已久的反党分子,硬是把“鹿”说成是“马”。他甚至到了数年后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也就是在彭德怀庐山谏言已被事实确证后,还附和着毛泽东,继续朝彭总肆泼脏水,继续把“鹿”说成是“马”,竟能够煞有其事地大谈彭总的所谓“里通外国”问题、所谓“组织阴谋小集团”问题,并藉此宣布“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在1959年整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上将邓华为彭德怀说了几句公道话,随即遭到批判,被勒令写出检查;

中将万毅拒绝批判彭德怀,并解散由他分管的那个批彭小组(由出席会议的总叁谋部人员和军委办公厅人员组成),随即被当做“彭德怀的狗腿子”看管起来;

少将钟伟忍无可忍,大吼出场,指责批彭者“无中生有,造谣惑众”,随即遭到更为严厉的处置:话音落下不到五分钟,就被急冲进来的荷枪实弹的卫兵戴上手铐,架出会场。

会议组织者如此对待钟伟,已超过了史上赵高所为了。那位千古大奸相也没有做到当庭就拿下那些说实话者,那些坚持把“鹿”说成是“鹿”者,而只是暗地里陷害他们(“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史记·秦始皇本纪》)。

其三,能够离间挨整者与其袍泽故旧的关系,让他们绝情相逢,变袍泽为陌路,变故旧为冤家。

“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被置于第四组接受批判,而彭德怀的老部下们也大都被安排在这一组参加批判。其中包括所有出席会议的现役军队将领之大半,以及所有出席会议的红三军团老人之几乎全部。

如苏振华(曾任红三军团第12团政委)、李井泉(曾任红三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李志民(曾任红三军团第2师政治部主任)、杨勇(曾任红三军团第10团政委)、张爱萍(曾任红三军团第11团政委)等,都被安排在第四组,都被要求面对面地揭发批判自己的老首长。其中,苏振华、李井泉表现得最为积极,频频发言、句句诛心。

1973年,毛泽东借中美关系问题整周恩来,先是开政治局会议批周恩来,继又将政治局会议开成政治局扩大会议,将更多的人扩大进来批周恩来。在这扩大进来的人中,就有所谓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四老”为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四少”为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

这些批周恩来的与会者都是周恩来的老部下,尤其是来自外交部的那几个老人,都是跟随周恩来数十年的老部下。如今,他们都被驱赶着围上前来,面对面地向自己的老首长发难,怒斥他的种种不是,还痛揭他的若干老底。

更有甚者,整人者还会动用酷刑来摧毁挨整者与其袍泽故旧的关系,逼使他们无中生有地相互指控。

例如,在炮制所谓“二月兵变”案时,整人者就是用严刑拷打的方法,硬是让贺龙元帅的诸多老部下“招供”的,让他们莫须有地招供:他们的老首长早年就曾与蒋介石的“特使”熊贡卿密谋,并“谈妥”了叛变条文;近年又曾为研究“兵变”而先后召开过“八次黑会”,谋划如何夺取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的指挥权,并将“兵变时间”定在“十月一日”。

这些被屈打成招者,都是一些身经百战的老将军,都是一些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可是,他们扛得住昔日的艰难困苦,却扛不住此时的严刑拷打。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整人机器是多么暴虐和多么高效!

毛泽东如此整人的手法也为其后继者所承袭。1987年1月胡耀邦挨整的情景,一如当年彭德怀、周恩来挨整的情景,即一种被蓄意制造出来的众叛亲离的情景。

当时中共高层也开了一个会,一个所谓“民主生活会”。主使者也是精心设局,唆使诸多与会者纷纷向胡耀邦发难。

在这些发难者中,除有一些人如黄火青、邓力群等本来就与胡耀邦心存芥蒂外,还有一些人如薄一波、王鹤寿等过去曾与胡耀邦相交甚好。

薄一波曾因“六十一人叛徒案”平反事而求助于胡耀邦,并受惠于胡耀邦,本应感恩戴德于胡耀邦,可是,此次却充当了整胡耀邦会议的主持者。王鹤寿早在“延安时期”就与胡耀邦过从甚密,是所谓“桃园三结义”者之一(另两人为胡耀邦和陶铸),可是,此次竟将胡耀邦私下对他说过的“一些心里话”给揭发了,令落难老友“伤心之至”。

作为回应,彭德怀、周恩来以及胡耀邦,对于这些势利反目的袍泽故旧,也一定是倍感酸楚,除有极度的悲愤外,还有极度的厌恶。无庸置疑,彭德怀对李井泉、苏振华的鄙夷程度,周恩来对乔冠华的鄙夷程度,以及胡耀邦对王鹤寿的鄙夷程度,都一定会远远地超过他们对其他发难者的鄙夷程度。

(3)

关于“让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这一手法的历史效用,主要表现为这所有参与整人者都替毛泽东分担了相应的历史责任。

毛泽东通过这一手法而让所有手下人都摊上整人的份,都沾上挨整者的血;也就是让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欠上历史的帐,都背上挨整者的债。于是,他便与他们结成了某种责任同盟:他有不可推卸的主使整人的责任,他们也有不可推卸的帮凶整人的责任。主使者与帮凶者,共进共退,共荣共辱。

这就使得他的这些手下人在日后面对历史时,不仅有可能不说出真相,而且有可能做出某种举措,某种既能为毛泽东开脱历史责任、也能为他们自己开脱历史责任的举措。

其一,这一手法使得毛泽东的手下人有可能为自己也参与其间的毛泽东的整人活动进行辩护。

因为,为毛泽东辩护,也就是在为他们自己辩护。同理,为他们自己辩护,也就是在为毛泽东辩护。

其间,最突出的例证,莫过于邓小平为“反右”运动所做的那个著名的辩护: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

在这段辩护词中,第一句话为整个运动定性,随后几句话都是为第一句话做论证;最后一句话仅七个字,承认这场运动有扩大化错误,意思是说原本一件好事被搞得有些过头。

整段辩护词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八个字:一句是“基本正确”,一句是“有所不足”。也就是说,其正确的方面是其“质”的方面,其不足的方面是其“量”的方面,故在总体上应予以肯定。

邓小平的这段“1980年3月19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成了执政党给“反右派斗争”定性的“最权威的说法”,成了官方定论。

不过,这个“最权威的说法”是大有问题的,既有含混不清、似是而非的问题,也有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问题。

其间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什么叫“扩大化”?这个“扩大化”究竟扩大化了多少呢?

按执政党自己提供的数据,在被打成“右派”的五十五万人中,竟有五十四万多人被“改正”,只有五千人或尚待甄别或维持原判。能被执政党“坐实”为“右派”者寥寥无几,其中全国知名者仅数人。

显然,用这个涉及寥寥无几的人的“罪名”,来为那个涉及许许多多的人的大案定性或冠名,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这就如同把一张只有三五个“黑点”的白纸硬说成是一张“黑纸”一样,已近乎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了。这不仅违反了普通人所具有的加减法常识,也违反了执政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关质量互变规律的学说。

在这段辩护词中,邓小平还做了一些论证,一些很难站得住脚的论证。

论证之一:之所以要反击“右派”,因为,“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反对“三大改造”,反对“社会主义”。

可问题是,后来邓公自己所力倡的“改革”,也是在一定意义上否定“三大改造”,至少是在试图恢复某些已被“三大改造”否定了的东西。

例如,他支持“包产到户”,可以说是在试图恢复某些已被“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所否定了的东西,即是把通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集中起来的土地再分给农民“单干”。

同理,他赞许“个体户”和“民营企业”,也可以说是在试图恢复某些已被“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所否定了的东西。例如,他所力保的安徽“傻子瓜子”,若是搁在五十年代,则不是属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就是属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对象。

显然,邓小平这是在搞双重标准:只疾言批评“右派”对“三大改造”的否定——限于言辞的否定;而并不妨碍谈自己也将对“三大改造”予以否定——付诸行动的否定。

另外,邓小平还曾坦承:自己过去对于“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

按照理性主义的理路,邓小平的这种“不是完全清醒”的认识,不足以使他能够十分确定地断言:赞成社会主义就一定是正确的,反对社会主义就一定是错误的。可实际情况是,他对这个他“不是完全清醒”的问题,却做出了他已是完全确定的结论:先一口咬定“右派”就是“反社会主义”,就应予以“反击”,再据此咬定五七年“反右”运动“还是要肯定”。显然,在这看似完全确定的结论里,是有许多臆断成分的。

论证之二:之所以要反击“右派”,是因为“那时候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若说五七年的秀才们言辞激烈,尚为可信;若说他们“杀气腾腾”,就有些夸大其辞了,甚至是在搞栽赃陷害了。例如,当时被认为是最显“杀气”的大右派葛佩琦的言论,即“要杀共产党人”的言论,就是经“断章取义”且“横加篡改”而炮制出来的。

“右派”们即便真的说了“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的话,只要不付诸行动,不搞杀人放火,不搞武装暴动,也至多是思想问题、言论问题,故不应受到法律意义上的惩处。

比如,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只是说了他“想要”发动世界大战的话,就把他送交国际法庭予以惩处。

同理,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个人只是说了他“想要”否定共产党领导的话,就把他打入社会底层,剥夺他们的一系列公民权利:或批斗他,剥夺他的人格尊严;或开除他,剥夺他的工作权利;或流放他,剥夺他的居住权利;或拘押他,剥夺他的人身自由;甚至将他拘押致死,剥夺他的生命权利。而这一系列的“剥夺”,正是邓小平所断然肯定的那个“反击”的实际内容。

论证之三:“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言下之意,反击了“右派”,我们就能前进。

可是,事实又是如何呢?事实是,“反右”一年后,我们便“前进”到“大跃进”中去了,进入了饿死数千万人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在此之后,通过继续“反右”,我们又“前进”到“文化大革命”中去了,陷入了祸害整个民族的“十年浩劫”。邓小平本人也在此“浩劫”中经历了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先是受创沉没,继而蒙羞浮起,终又受创沉没……

显然,邓小平的这段为“反右”运动辩护的话,是强词夺理的,并已强词夺理到不顾及基本史实的地步。这个所谓最权威的结论语,实为最蛮横的狡辩词,并很有可能作为最经典的荒唐话而载入史册。

人们不禁要问,邓小平这个头脑十分清楚的人为什么会说出如此胡搅蛮缠的话呢?

一个可能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就在于邓小平因自身与这场运动有很大干系而难以客观地正视它、评说它。

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不仅自任统帅,主持制定大政方针,还让邓小平做了副统帅,即所谓“前台总指挥”,全面负责落实这些大政方针。

邓小平则不辜负毛泽东的重托,克尽厥职,不遗余力地替毛泽东分担“反右”重任:既事无巨细地帮毛泽东统筹安排,在前台具体指导“反右”运动;又振振有词地为毛泽东论说一切,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总评“反右”运动。

权力不仅应与事功相匹配,还应与责任相匹配。有多大的权力,就不仅应做出多大的事功,还应承担多大的责任。

毛泽东让邓小平当上了“反右”运动的副统帅,不管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事实上就是让邓小平为这场运动,不仅要做出仅次于他毛泽东的事功,还要承担仅次于他毛泽东的责任。日后若要追究这场运动的历史责任,第一个要追究的当属统帅毛泽东,第二个要追究的就属副统帅邓小平了。

也就是说,在“反右”问题上,毛泽东与邓小平共进共退、共荣共辱:若是肯定“反右”运动,就是既肯定前者也肯定后者;反之,若是否定“反右”运动,就是既否定前者也否定后者。

毛泽东的这一人事安排,不仅收效于当年如何实施“反右”决策事,即得到了邓小平的鼎力相助;而且收效于数十年后如何评价“反右”性质事,即获得了邓小平的竭力辩护。

可见,邓小平为“反右”运动作辩护,也是在为他自己历史作辩护,因而也就难免会辩护成上述那种强词夺理状,乃至蛮横无理状。

另外,还有一个以往人们不大注意的问题,就是按照政治运作程序,若是要彻底否定“反右”运动,就必须正式推翻有关这场运动的结论;而这个结论就是邓小平在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做出的并获会议通过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而若是要正式推翻这一结论,也必须经由中共中央全会一级组织做出相应决议并予以公布;而若是要做出相应决议并予以公布,就必然会带来这样一些后果:

一是会彰显邓小平在这场运动中所曾扮过什么样的角色、以及所应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二是会迫使邓小平为此而必须说上一些认错的话、道歉的话。

显然,这前一方面的后果是邓小平极不愿意看到的,这后一方面的后果则是邓小平极不愿意做到的,故而都是此公竭力要规避的。

赵紫阳在软禁期间曾与他的老战友宗凤鸣议论过他们的老首长邓小平,就此公硬是不给“反右”运动平反事做过一番评论:几十万“右派”都改正了,只剩下几个人没改过来,他还坚持“反右”运动应该肯定。这说不过去嘛,没有道理。

赵紫阳还说:他这个人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凡是有损自己形象的事,是坚决不做的,即使这件事是正确的,也坚决不做。

赵紫阳还多次谈到:邓小平定下的事,你就得执行,不能反对。他就是这样性格的人。

在笔者看来,赵紫阳所谓邓小平的“这样性格”,颇得毛泽东的某些遗风,即那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遗风。

他为了保证那场曾由自己直接领导的“反右”运动“还是要肯定”,就硬是不给几个人平反,再用这几个人的案情,去给那整个涉及几十万人的大案定性。

结果,这就使得许许多多的“右派”在蒙冤受屈二十余年后,至多只能获得“改正”,而不能获得“平反”。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能获得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整人者所应给予的道歉,以及整人机关所应给予的赔偿。邓小平如此行事很难不让人理解为:他宁可不给蒙冤受屈二十余年的数十万人彻底平反,也不叫“自己的形象”受到任何损失。

其二,这一手法使得毛泽东的手下人有可能为自己也涉身其间的毛泽东的整人史实进行掩饰。

因为,为毛泽东掩饰,也就是在为他们自己掩饰。毛泽东不想让后人知道当年整人详情,他们也不想让后人知道当年整人详情。他们与毛泽东已近乎结成某种保密同盟,尽管他们自己未必会承认这一点。

1959年出席庐山整彭德怀会议者计有一百六十余人,其中参与整人者,即对被整者多多少少做过诛心之论者,当有一百五十余人。到了1978年彭德怀案获得平反时,仍有不少当年参与过整彭德怀的人还健在着,但其间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详说庐山整人会议的真相,详说自己曾亲眼目睹并亲身参与的这一整人事件的始末。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保持了某种沉默,某种既是在维护毛泽东形象、也是在维护他们自己形象的沉默。整人者集体失语。

所幸在被他们参与整治的人中,还有一些幸存者,并且在这些幸存者中,还有胆气犹存且笔锋犹健者,还有一个叫李锐的人写出了《庐山会议实录》一版、二版、三版,将当年“庐山会议”上的许多隐情、许多嘴脸,逐次暴露得越来越清晰。

结果,庐山上的这一整人事件的始末,虽为其间的整人者所掩饰,却为其间的挨整者所揭示,毋宁说所指控。史网恢恢,疏而不漏。

有必要指出,李锐写出这本书曾获益于胡乔木:一是成书前曾受到他的鼓励和帮助,二是成书后又得到他的放行和肯定。

此公尽管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得很“左”,遭人诟病,被戏称为“左王”;但在支持李锐写出“庐山会议”史实这一问题上,不能不说是明智的,应予肯定,否则有失公允。胡乔木毕竟出身学堂,并长期从事文案工作,其心底多多少少还怀有着中国书生通常都怀有着的那种敬畏历史的情结。

1987年出席那场所谓的“民主生活会”的中共高层官员当有数十人之多,其中绝大多数者都或多或少地作过揭批胡耀邦的发言,都程度不一地伤过他的心,致使这位“红小鬼”出身的总书记于会后不禁“号啕大哭”。如今,仍有不少当年参与过整胡耀帮的人还健在着,可其间很少有人肯站出来,详说当年“民主生活会”的真相。他们大都保持了某种沉默,某种既是在为主使整人者掩饰、也是在为参与整人者即他们自己掩饰的沉默。整人者几乎再次集体失语。

与“庐山会议”的隐情之披露方式有些相似,此次“民主生活会”的隐情也是由挨整者本人痛加披露的。

胡耀邦在被整后两次约李锐长谈:第一次长谈在1988年1月14日(胡挨整一年后),自14:40至20:20,历时5小时40分;第二次长谈在1989年4月5日(胡去世前十天),自14:30至21:30,历时7小时整。

在两次长谈中,胡耀邦谈了自己所亲身经历过的许多事,重点谈了自己不久前挨整的事,谈了发生在那个所谓的“民主生活会”上的许许多多的事:

——没有想到要这样批倒批臭。早知如此,就不写辞呈了。

——将一个总书记如此不实事求是处理,置党规党法于何地?

——有许多重大人事决定都是老爷子(邓小平)定的,都误会到我的头上。

——余秋里“第一个放炮”,邓力群“讲了五六个小时”,王鹤寿背弃友情,黄火青结怨泄愤。

——与邓小平冲突的“导火线”,是因为我与他私下里谈论:“我半下”(即辞去总书记职而任军委主席职),“三老全下”(即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全退)。邓则背着我抱怨:“为什么让我下?”并断定我“是要取而代之”。

……

——如此处置我,“是历史不公平”。

——“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希望有个平反的决定”,“中央有个正式说法”。

李锐用心记下了胡耀邦的话,先是在胡耀邦去世四日后(1989、4、19),在中顾委悼念胡耀邦支部会议上,转达胡耀邦生前“希望有个平反结论”的“带有遗嘱性质”的要求,并请中顾委“正式转告中央”;后是于胡耀邦去世十三年后将上述胡耀邦谈话要点整理成文,冠名《耀邦去世前的谈话》,公开发表。

笔者在看到此文发表前的原打印稿时,除了惊异于文中所披露的诸多内容外,就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即胡耀邦为什么要将这些私密且怨愤的话告诉李锐,告诉这样一个先前与自己交往并不多的人?

如李锐所言,“耀邦下来以前,我同他只有工作上的关系,没有历史渊源。”胡耀邦与李锐两人出身不同,一个出身“红小鬼”,主要从事军队工作和党团组织工作;一个出身“一·二九”,主要从事新闻工作和经济建设工作。胡耀邦与李锐两人私交也不多,八十年代前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八十年代后虽有接触,但主要限于 “工作关系”。

对于这样一个与自己“没有历史渊源”关系的人,胡耀邦之所以要倾诉心中的那些不快,在笔者看来,主要出于两点考虑:有一点胡耀邦已明说,即看重李锐的为人,视李锐为“有独立人格的人,有正义感、犟脾气”,故可与之交心。还有一点胡耀邦未明说,即看中李锐手中的笔,以及这支笔所已具有的公信力,也就是视李锐为“史笔”,希望能借此“史笔”而将他所受到的许多不公记录下来,载入史籍,留待后世公论。

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政治家相似,胡耀邦也是看重身后评价的,毋宁说也是抱有春秋史观的。他既畏惧于历史,“我不能让人几十年后指着脊梁骨骂”;也寄希望于历史,“希望有个平反结论”,“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笔者曾将这有关“史笔”的想法征询李锐先生本人。李锐先生当即予以肯定,“我想耀邦是有这个意思的。我也的确把他的那些话记录下来,并发表出来。”

毛泽东的上述手法,即通过让手下人都参与整人而使他们日后“失语”的举措,在今天也能见到与之相类似的版本。

中国世纪之交第一刑事大案当属张君集团案。该集团有一帮规:“杀人入伙,歃血为盟”。其用意就是要通过让入伙者“手里沾点血”而使他“封口”,不敢说出集团内情。他若是要揭发别人,也就等于揭发他自己。他若是要置别人于绝境,也就等于置他自己于绝境。

例如,张君为了真正能把李金生拉入伙,就对他说,“搞个人来给你杀,你敢吗?”李金生答道,“我敢,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通过要我杀人试我的胆量,封住我的嘴嘛!”2000年8月20日,张君指令李金生枪杀了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李金生也因此而铁了心加入张君的团伙,成为其骨干成员。

又如,张君为了能把其情妇全泓燕拉入伙,也让她“手里沾点血”,让她于2000年5月的一天,枪杀了一个“身着白色T恤衫的二十几岁的矮个男人”。

毛泽东整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常常使自己隐身幕后,而把别人推倒前台去大打出手。例如,整刘少奇时,他把周恩来推到前台去主持其事;到了整周恩来时,他又把邓小平推到前台去做重量级打手。

他这样做究竟是怎么想的,不得而知;但有什么样的后果,则是确定无疑的,即能让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些位于前台的人替自己分担尽可能多的整人责任,并因此而能为自己的身后事埋下许多伏笔。

这个党若要继续维护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些人在历史上的形象,就得设法掩饰这些人曾如何积极参与整人的史实,同时也会连带着设法掩饰毛泽东曾如何指使这些人去积极参与整人的史实。

这就会淡化乃至抹煞那段历史,那段由毛泽东领着这些人共同创造的十分丑陋的历史;同时也会模糊乃至掩盖这些人的真实面目,这些人在中共高层政治角逐中不时作阴阳变色的真实面目。

李锐先生曾多次向笔者谈起他所亲历的一件事:

大约在1983年至1984年间,中组部奉命销毁一大批档案材料。在销毁之前,中组部部长陈野萍让我(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引者)看了一个原属于刘少奇专案组的绝密件。这个绝密件中有两份原稿,都写的是给刘少奇定罪的结论,一份是由江青主持草拟的,一份是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那份结论计有四条,是周恩来亲笔写下的。我认识他的字。

比较起来,周恩来给刘少奇定的罪名,要重于江青给刘少奇定的罪名。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决议,基本上就是按周恩来所亲笔拟出的那个结论来定调子的。

可惜啊,这两份原稿都给烧了,没有啦!

李锐先生还谈了有关这件事的背景情况:当年有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判工作结束后,两案专案组机构随之撤销,而原本由两案专案组搜集并保存的大量资料也就转到我们中组部保管。

在这批资料中,有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既有涉及周恩来的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如上述他给刘少奇做结论的原稿;也有涉及其他领导人的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如他们背地里相互打小报告、相互揭老底的原稿。

邓颖超深知这些资料一旦披露,就会极大地损害周恩来在世人心目中已经形成的那种正人君子的形象,于是急切要求中央予以销毁,并为此多次催逼胡耀邦,最后如愿以偿,迫使中央同意烧掉这些资料。可以说,邓颖超晚年最用心做的事就是竭尽全力地维护其夫君周恩来的形象。

在前文,笔者曾引李锐先生话: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搞了那么长的时间,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却没有留下许多属于自己的墨迹。

到此处,我们则看到:毛泽东虽然没有留下许多属于自己的墨迹,却留下了许多属于别人的墨迹,比如上述那个属于周恩来的墨迹。毛泽东这是让手下人替他背黑锅,一是不留下他干坏事的纪录,二是可防范手下人说出他干坏事的真相。

可以想见,周恩来即便是死在了毛泽东的后面,也不会主动去披露他曾助毛整人的许多详情,尤其是不会主动去披露他曾助毛整刘的这一详情,相反倒会竭力去掩饰这一详情。

不过,周恩来本人固然死在了毛泽东的前面,其遗孀却活到了毛泽东的身后,并做起了周恩来假如还活着也一定会去做的事,即一定会去竭力掩饰他所做过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其中就包括那些他替毛泽东当打手背黑锅的事。

可以说,其遗孀邓颖超做得很努力,也很成功,不辱夫命,真的抹掉了许多有关周恩来的那些见不得人事的历史记录,至少销毁了上述那份由周恩来亲笔拟定刘少奇罪名的原稿。

2002年10月11日上午,笔者在拜会年近九旬的杜润生老先生时,拜识了他的已是七旬的老秘书姚监复先生。中午,姚先生请笔者在其单位食堂就餐。席间,他谈了许多他亲闻亲见的事。

姚先生问我,小单,你知道1973年毛泽东整周恩来这件事吗?

我说,知道这件事,但不太清楚这件事的内情。

姚先生说,你猜猜看,在当时整周恩来的人中,谁是最重量级的人物?

我在揣摩他的口气后说,这肯定是一个常人不会想到的人。

姚先生答:不错!这的确是一个常人不会想到的人。这个人就是邓小平。

姚先生继续说,毛泽东知道,要整像周恩来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仅靠“四人帮”那些人是压不住台的,也得要有与之相差不多的重量级人物出场。于是,他就把目光投向了邓小平,投向了这个他不久前才从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的原“第二号走资派”。

邓小平是个聪明人,自是会深知毛泽东的用心,深知毛泽东这是既在起用他也在考验他。于是,他为了毛泽东,也为了他自己,断然出手,将整周恩来的事做得尽职尽力。

姚先生说,这些情况都是纪登奎亲口告诉他的,纪登奎本人就亲历了这件事的全过程。

纪登奎还告诉姚监复:他保存着他与毛主席五十次谈话的记录。中央曾找他谈话,希望他能把他所亲历的许多重要事情都谈出来。他表示,如果把这些事情都谈出来的话,不仅会有损一些已死去的人的形象,还会有损一些还活着的人的形象,所以,还是不谈出来为好。可是,胡耀邦坚持要他谈,并承诺把他的这些谈话记录封存起来。他这才答应谈。中央有关部门随即派专人来和他谈,关起门来谈了三天。

显然,在纪登奎当时不愿谈的那些他所亲历的事中,就包括1973年毛泽东主使中共高层整周恩来的事;在纪登奎当时很顾忌的那些还活着的人中,就包括邓小平。很可能这个如日中天的邓小平就是纪登奎当时最顾忌的还活着的人。

这也就很容易理解,邓小平为什么对于“文革”抱着这样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旗帜鲜明地表示要彻底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讳莫如深地总不让彻底搞清 “文革”。因为,他在这场运动中,既受过严重的伤害,也有过不良的言行;既做出果敢的举动,也留下耻辱的记录。所以,“文革”问题在其治下,也就既不能作为传媒深入报道的话题,也不能作为学界深入研究的课题。

到了一九八九年后,这一情况愈益严重。传媒几乎不登有关“文革”的深度报道,学界竟然有学者因研究“文革”问题而遭拘禁。

这似乎再现了中共党史上的一种怪现象:过去,有当权者一方面高调抗日,另一方面又制造抗日有罪冤案,如彭德怀因打“百团大战”而遭本党恶意指控,并为此而备受折磨;如今,又有当权者一方面高调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制造研究“文革”有罪冤案,如上述那位学者遭遇。

1996年,正值“文革”开幕三十周年、闭幕二十周年之际,笔者在吴稼祥先生的家宴上,遇见一位来自中央文化监管部门的司长。他告诉我们,上面有“话”:今年要严格控制有关“文革”的报道。他还告诉我们,这个“话”不是以白纸黑字的文件形式下达的,而是以电话通知的口头方式传达的。

这位司长透漏出有关“上面”的两点信息:一是“上面”很蛮横,竟要封杀历史,封杀“文革史”;二是“上面”很胆怯,敢做不敢当,不敢留下有关蓄意封杀“文革史”的文字材料。

他们似是知道封杀历史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所以,一方面卖力地做这件事,另一方面又尽量地少留做这件事的记录。可问题是,不仅他们封杀不了历史,而且他们试图封杀历史这件事本身也会成为历史,也会成为封杀不了的历史、欲盖弥彰的历史。无庸置疑,他们将会为此而遭到历史的双重鞭挞:一是鞭挞他们试图封杀“文革史”,二是鞭挞他们还要试图掩盖他们试图封杀“文革史”。

今年,恰值“文革”开幕四十周年、闭幕三十周年之际,想必“上面”又有话,又要封杀“文革史”,同时又在创造那种封杀“文革史”的历史,那种欲盖弥彰的历史。

晚年毛泽东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整人的事,因此可以说,大多数时间都浸泡在整人的污泥浊水中,“不亦乐乎”地感受着他“与人斗”的肮脏与恶臭。

并且,他还把他身边的那些人,那些执政党高层大员们,也都拉下这污泥塘中,陪着他一块儿嬉戏打闹,闹得一个个都成泥猴模样。

不过,他老人家并不总是浸泡在这污泥塘中,有时还会爬上来坐在岸边,一边喝着茶、抽着烟,一边半是欣赏、半是监督地看着这污泥塘中的人是如何在嬉戏打闹的。

先是看着刘少奇是在如何往彭德怀身上泼脏水、抹污泥的,继而看着周恩来又是在如何往刘少奇身上泼脏水、抹污泥的,再而看着邓小平又是在如何往周恩来身上泼脏水、抹污泥的……

他看着看着还会不时发出喝彩声和呵斥声,喝彩那些在这污泥塘中闹得最欢的人,呵斥那些在这污泥塘中闹得不太欢的人。

正是这种污泥塘中的狂欢,构成了晚年毛泽东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并因他蓄意拉人下水而又连带地构成当时整个中共高层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内容。

这种污泥塘中的狂欢,又因其非常丑陋而成为毛泽东刻意设局加以掩饰的历史迷案;并又因其负面连带效应而又成为此后历届中共高层都要想方设法加以掩饰的历史沉案。


下  篇


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立下字

据;让他们言之凿凿地向历史作证,誓言

自己是完全错误的而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

(1)

杜润生先生曾对笔者说过:毛主席整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求挨整的人必须做检查,不做检查是不行的,是不让过关的。邓子恢做过检查,我做过检查,彭老总也做过检查。

这种向毛泽东交出的“检查”,实质上就是“悔过书”或“认罪书”,就是检查者有文字稿本并在有许多人出席的场合,或是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有时是无中生有地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或是痛骂自己糊涂、无德无能,有时是无缘无辜地痛骂自己糊涂、无德无能。这种“检查”,通常还都要检查到上纲上线的程度,甚或是自羞自辱的程度。

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检查。在这一检查中,周恩来痛责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即性质为“右倾保守”的错误;承认自己在政府工作中“错误地采取了机械和静止的平衡的方法”,存在着“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

他还痛挖自己之所以会犯上述错误的“思想根源”,称之为“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经常表现为“经验主义”,有时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时表现为 “两者的混合”。

周恩来这一下子就自己给自己扣了许多顶大帽子,许多顶十分吓人且十分丑陋的大帽子。他这是在自己羞辱自己,并且是当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的面自己羞辱自己。

周恩来这一检查,不只是屈辱性的,还是荒诞性的。这一检查中所要否定的东西,即周恩来力主“反‘冒进’”的东西,却有着骄人的成绩:1956年国民经济发展既快速又平稳56;而这一检查中所要肯定的东西,即毛泽东决意“反‘反冒进’”或曰“大跃进”的东西,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国民经济倒退十年,全国人口饿死数千万。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黄克诚等人也做了这种屈辱性和荒诞性的检查。

彭德怀在检查中承认:他的7月14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他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这次犯错误的原因,除了政治思想的右倾以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夹杂有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成见”。他最后表示:“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抛弃对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成见,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党的总路线,永远做党的驯服的工具,不管今后党中央的领导人有什么变动,都愿坚决服从领导,在党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并愿尽自己的余生,无限忠诚地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

黄克诚也在检查中承认 :“我7月19日的发言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发言。发言中的观点与彭德怀同志信中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不管我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配合彭德怀同志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进攻。”

彭德怀和黄克诚都是刚直之士,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都属“异类”:前者是中共党内在“延安整风”后唯一仍敢指着毛泽东鼻子说话的人,并因此而被诬称为 “有反骨”的人;后者则被党内同志称做是“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并因此而被批判、被撤职“总不下十来次”。59

可这一次在庐山上,前者在指着毛泽东的鼻子说了一通话之后,又打了自己的耳光,并且打得很重很重,将自己打得鼻青眼肿。后者则在非常仗义地讲了许多真话之后,又非常违心地讲了许多假话,顺着那些整人者的意,把“鹿”说成是“马”,把“黑”颠倒为“白”,把明明是正确的意见强说是错误的意见,并且是错得一塌糊涂的意见。

可以说,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最为匮乏的人格类型,莫过于“刚直”了,即彭德怀、黄克诚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直言骨鲠的人格类型。其间绝大多数者,都对毛泽东抱着曲意逢迎的态度,曲意逢迎着这位党老大为所欲为地执掌着、乃至祸害着这个党、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

“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有所谓“七大常委”。除毛泽东外,其余六人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六人都无一例外地对毛泽东抱着曲意逢迎乃至偷合苟容的态度,尽管各自逢迎苟容的程度不一。

除晚年外,刘少奇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都顺从着毛泽东,并常常是违心地顺从着毛泽东,即常常是昧着良知去做着助毛为虐的事。比如,在“合作化”运动中,在“反冒进”运动中,在“大跃进”运动中,他都曾一度站在较为清醒的一方,即毛泽东称之为“右”的一方;可一旦获悉毛泽东已下了反“右”的决心,便立刻转变立场,变“右”为“左”,顺从着毛泽东的意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去整那些做了实事或讲了实话的人,去批邓子恢,去批周恩来,去批彭德怀……

更有甚者,他竟能为附和着毛泽东去整彭德怀而干出那种栽赃陷害的事:一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不会说一句外国话”,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得怀“里通外国”;二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一向不爱搞拉拉扯扯,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德怀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军事俱乐部)。可以说,刘少奇是头脑相当清醒地跟着毛泽东去做这些浑事且丑事的。

至于周恩来就离“刚直”更远了。自“延安整风”后,他就一直对毛泽东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屡屡遭毛泽东打压乃至羞辱,又屡屡向毛泽东示弱乃至告饶,甚至屡屡昧着良知做了许多助毛为虐的事。

在 1959年庐山会议上,本应该由他这位当总理的人向毛泽东进言“大跃进”搞得过火事,可他就是隐忍不说,结果让那位当将军的人替他一吐为快。彭德怀为此气得当面骂他:“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于是乎,管经济的国务院总理因不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得以自保,不管经济的国防部长则因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不免落难。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在彭德怀替周恩来说话而被打倒后,周恩来不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面孔来指责这个代他受过的人。他一是批彭德怀的现行罪过,即批彭德怀此时猖狂攻击“大跃进”;二是揭彭德怀的历史老底,即揭彭德怀过去就曾屡屡反对毛主席。

1959年8月24日,周恩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报告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听报告者为全军正师职以上干部,计有一千余人。在这一报告中,周恩来以中共最为资深的党人、军人的身份,畅谈中共的党史、军史,历数彭德怀一件件反对毛泽东的事例,从而为毛泽东关于他与彭德怀在历史上“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说法,做了“最权威”的注释,至少看起来像是“最权威”的注释。

不过,周恩来虽然离刚直最远,但也正因此而能在毛泽东治下的仕途上走得最远,至少比刘少奇、邓小平走得远。他屡屡被毛泽东敲打,但都因自己忍让躲闪有方,不仅没有被毛泽东敲打得一蹶不振,而且最终能盖着党旗老死于毛泽东的身旁。

林彪虽在穷途末路时敢与毛泽东拔刀相向,作困兽之斗,但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场合中,都是无原则地追随着毛泽东、热捧着毛泽东。比如,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在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在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都是不论是非且不嫌肉麻地替毛泽东抬轿子、吹喇叭。

至于朱德,用李锐先生的话说“是一个‘阿弥陀佛’的人,好好先生”。他固然不会去积极主动地整治人,但也不会去仗义执言地抗拒毛,而常常会随着大溜说上一些应景的话、敷衍的话,既敷衍着毛泽东,也敷衍着公道和正义。

陈云曾屡屡为毛泽东补偏救弊,收拾经济烂摊子,故经常被毛泽东誉之为“良将”、“贤妻”。不过,他一旦发现毛泽东反悔变脸,变虚心纳谏为讳疾忌医,并迁怒于自己,便立刻做出检查,痛说自己种种不是,接着就请病假走人,与毛泽东脱离接触,使之眼不见心不烦,也就不予严加惩处了。

至于邓小平,则很善于向毛泽东做检查,即很善于在毛泽东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对了的事硬说成是自己做错了的事,并发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层,无论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质量来说,还是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数量来说,邓小平都属名列前茅者。

毛泽东不只是高高在上地注视着其他人在如何羞辱着做检查者,以及做检查者在如何自己羞辱着自己;有时还忍不住技痒,也亲身下到场子里,趟一趟这羞辱做检查者的浑水,过一过这用伶牙俐齿折损人的口瘾。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子恢先是拒不认错,硬生生地与整人者僵持着,故迟迟不能过关;后来经不住家人劝说而同意由他们代写一份检查交了上去,遂得以过关。

毛泽东则把邓子恢最终扛不住而不得不写检查这件事,拿到大会上评论了一番:“这里面我倒是很佩服邓老。他硬是不检讨,但到最后,也弄了一篇检讨来。我原想会有一个顶到底的。其实他是有自我批评的,比如在北戴河会议。”

毛泽东这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调侃着失败者,面子上是在表扬“邓老”,骨子里则是在奚落邓子恢:你不是很硬气吗?怎么也弄了一篇检讨来呢?我原来以为你是要硬到底的,结果看走了眼,不是那么回事。其实,你这么做也不是第一回了,比如在北戴河会议上,你就有过这个表现了。

毛泽东对邓子恢的这一奚落是相当损人的,先是逼着人家去做违心检讨,后又讥讽人家做了违心检讨。这就好比先是逼着人家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后又嘲弄人家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不大听使唤。

毛泽东善于揣摩人,明明知道邓子恢是一个很为刚直且很知廉耻的人,一定会为自己做违心检讨这件事感到十分羞辱,“他思想痛苦极了,身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可又偏偏要当着众人的面,故作惊讶地去挑明此事,还故作惋惜地去打趣此人。人家哪儿疼,他就往哪儿捏,还一边捏着,一边不紧不慢地说着笑着。

(2)

人是有可能反悔的,有可能当时认错而日后改口,申明自己先前认错是被逼迫的,是讲违心话,不能算数。

毛泽东不会不清楚这一点,何况他本人就的确做过许多这种逼迫人讲违心话的事,因而会更清楚他所整治的那些人,很有可能当时不得不低头认错乃至认罪,而日后一遇机会就会改口或翻供。

尽管他手里拿着一大摞由挨整者交上来的检查书,但他心里并不很踏实,总有些担心日后这些人会翻供,还有些担心日后其他人会为这些人翻案。也正因此,毛泽东一向对“翻案”的事十分敏感,疑神疑鬼,常常为此勃然大怒,兴师动众地去反击所谓“翻案风”,并再迫使那些“翻案者”做出检查,以记录在案。

四十年代,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整了许许多多人,既整了许多像王明、博古这类来自莫斯科的教条主义者,也整了许多像周恩来、陈毅这类富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党中元老和军中元老。毛泽东将这些人整得灰头土脸,无人敢亲近,用陈毅的话说,“鬼都不上门”,最后不得不做出“深刻检查”:向毛泽东承认自己曾有错,有大错,大错在反对过毛、嘲讽过毛,至少是冷落过毛;并向毛泽东表示自己将洗心革面,将恭恭敬敬地俯首于毛,老老实实地听命于毛。

不过,毛泽东心里不会不清楚此番整风整得过火过重,整得许多做检查者积怨甚多,口已服而心未服。因此,他对“延安整风”整人事是心存戒意的,戒意那些挨了整的人伺机翻案。他的这种戒意是十分持久且十分敏感的,以至历经二十余年也能一触即发。

1967年2月16日,陈毅等人在中南海怀仁堂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生了激烈冲突。陈毅在冲突中并在气头上,提起了“延安整风”的旧事,流露出心底深藏的积怨。

陈毅抱怨毛泽东在此整风运动中重用一些“最起劲”地拥护自己的人,如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人;可这些人到头来又成了反对毛泽东的人,并因此而成为“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的人。陈毅还抱怨自己和总理都在此整风运动中挨了整。

显然,陈毅的这一抱怨,既有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憎恶之情,也有对这场运动主持者的讥讽之意。

据当事人王力回忆,怀仁堂会议结束后,他与张春桥、姚文元迅速整理出一份会议纪要,当晚赴毛泽东处汇报。“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

2月18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怒斥陈毅等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发难,并回应陈毅个人对“延安整风”的抱怨,“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于是,中央政治局奉命整肃陈毅等人,并迫使他们低头认错,再做检查。

五十年代,毛泽东发动“反右倾运动”,又整了许许多多的人,先是在庐山上整出了一个以彭德怀为首领的“军事俱乐部”,继又在庐山下整出了数百万遍及全国各行各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整得这些人都做了“深刻”检查,痛说自己是极其错误的而毛主席是极其正确的。

可是,“大跃进”最终导致巨大灾难的铁定事实,证明了挨整者是正确的而整人者是错误的,准确地说是有罪的;证明了此时的真理与此时的权力是分离的,准确地说是后者践踏了前者。

于是,毛泽东不得不做出某种让步,某种很有限度的让步:一方面表示,“反右倾”反得有些过火,把许多“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因此,“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整彭德怀整得完全正确。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毛泽东则在一旁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毛泽东所做出的这一有限度的让步迅即获得强烈反弹:

在下面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下子被甄别平反了数百万人,从而凸显了整个“反右倾”运动的冤屈性和荒诞性。

在上面的“右倾机会主义首领”彭德怀再度上书,洋洋八万言以作抗辩:一是你们强加于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罪名,已被“大跃进” 惨遭失败的事实所否定;二是你们强加于我的“里通外国”等罪名,没有根据,纯属捏造。

面对这一局面,毛泽东坐不住了,起而批判所谓“翻案风”:

其一,指责甄别平反工作搞过了头,把许多不该平反的人给平反了,“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其二,指责彭德怀搞翻案,并为此而加大对彭德怀的整治力度:一是加重反党罪名,将“庐山会议”上还没有完全定下来的有关彭德怀的两大罪名——“里通外国” 罪名和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罪名——正式公诸党内;二是剥夺政治待遇,不准彭德怀出席中央会议和登上天安门,不向彭德怀发送中央文件,不让彭德怀自由外出活动;三是成立专门机构,全面审查彭德怀的历史,以搜集乃至炮制各种能证明彭德怀一向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证。

此后,毛泽东就一直对彭德怀案保持高度戒心,一直将此案视作政治禁忌,不容任何人对它有任何质疑。

他的这种戒心,有时戒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如疑心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存心要给彭德怀翻案:“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75他也正是借批判此剧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六十年代,毛泽东又发动“文化大革命”,整了更多的人。绝大多数执政党高干都受到程度不一的冲击,或被贴大字报,被指责为“走资派”,遭口诛笔伐;或被拉出批斗,被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罚跪,既遭口诛笔伐,又遭拳打脚踢。在这些受冲击的中共高干中,有一部分人在经历了一轮轮批判并做出了一遍遍检查后,终于获得“解放”,重新回到领导岗位。

对于这些重新复出的老干部,毛泽东不能不心存矛盾:既很想用这些富有政府管理经验的人来帮他治理这个乱糟糟的国家,以结束“天下大乱”的局面;又很顾忌这些吃够造反派苦头的人心存怨恨,而有可能在官复原职后否定“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一矛盾心态,突出地表现在他对邓小平的重新起用以及再次废黜上。

1971年9月,林彪出逃身亡。1972年5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鉴于中枢空虚,毛泽东有意重新起用已被打倒多年并已做过多次检查的邓小平。

不过,毛泽东当会深知邓小平不仅是一个“人才难得”而能担当大任的人,而且是一个很识时务而能伸能屈的人,一个须低头时就低头、能出手时就出手的人,一个颇得他老毛真传的人。因此, 他又不能不担心邓小平既能于台下认错,也能于台上翻案,翻他本人被打倒的案,翻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案。

毛泽东与邓小平有很深的袍泽故旧关系,不仅前者会深知后者,而且后者也会深知前者。

邓小平也会深知毛泽东此时既想扶他上台,又担心他一旦上台就会翻案。于是,他写信向毛申明:自己此前挨整乃至被打倒是咎由自取的,一点儿也不冤枉;因为,自己的的确确犯了严重错误,犯了追随刘少奇对抗毛主席这一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因此,自己若是能重新上台,就只能努力工作以将功补过,而不会搞翻案活动。

邓小平还会深知毛泽东深知他邓小平是一个能起能落能又起的人,是一个还有可能变来变去的人;于是,他又在信中向毛泽东申明:自己不仅现在不搞翻案活动,而且永远不搞翻案活动。

毛泽东在得到邓小平所做出的这个“永不翻案”的重诺后,便把他从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委以重任。

不过,话说得太满就不免会让人生出疑心来。邓小平所说的这个“永不翻案”的话,就有点太满、太绝对。因为,一个能伸能屈能又伸的政治家,或一个“与时俱进”的政治家,却做出一个有关永远不变的重诺,总不免让人觉着他这是在说过头话,在说那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过头话。

邓小平所做出的这一“绝对”的承诺,并未赢得毛泽东所给与的那一“绝对”的信任。毛泽东对邓小平仍心存疑虑,并采取了一些防范性措施。

例如,在邓小平获准复出时,毛泽东便把邓小平写给他个人的那封信,作为中央文件广为传达。他这样做显然是要让天下人都能知道,邓小平是在既辱自己又发大誓的情况下出来工作的,进而让天下人最终都能看到,邓小平究竟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还是一个出尔反尔的人,并藉此而让他有所忌惮,不敢轻易搞翻案活动。

又如,在邓小平复出一段时间并露出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迹象后,也是在毛泽东将要离开人世前,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主持做出一个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总评:“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显然,他这是对邓小平不放心,要邓小平再做一个最终表态,一个最终誓言不翻“文化大革命”案的表态。

然而,这一次邓小平没有低头就范,没有在毛泽东希望他做出的最后誓词上具结画押。邓小平推说自己在九年(1966—1975)“文化大革命”中,有六年(1966—1972)被打倒,脱离了这场运动,成了一个“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因此,不适宜由自己来主持做这个决议。76

邓小平本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至少在毛泽东面前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须低头时则低头;可这一次却表现得不那么灵活,须低头时不低头。对于邓小平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这一问题,人们可以作出多种解释:

或说他受得了毛泽东的辱,但咽不下“四人帮”的气;

或说他不愿再一次自己羞辱自己,并被公诸世人;

或说他已被他的这个总爱折腾人的老首长翻来覆去地折腾得够够的了,实在是不想再被这样折腾下去了;

┅┅

笔者在此则要强调这样一种解释,也是以往人们不大提及的一种解释:就是邓小平此时已经知道毛泽东活不了多久了,准确地说活不过来年了,因而在考虑自己进退时,就要从长计议了。

据毛泽东保健医生李志绥记述,1974年7月,经国内几位顶级神经内科专家会诊,毛泽东被确诊患上了运动神经元症(motor neuron disease ),或称肌肉萎缩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预计只能活上两年,即只能活到1976年。这一诊断结论随即被汇报到中共高层。周恩来在听了汇报后说:“这就是绝症了。”

显然,作为中共高层人士且又作为周恩来重要助手的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的这一病情。因此,他这时若要决定做出某一重大举措,就不仅要考虑这一举措在毛泽东活着时会有什么意义,而且要考虑这一举措在毛泽东去世后又会有什么意义。

两相比较,他自是要看重后一层考虑。因为,他会知道自己若不出意外,就会比毛泽东活得长久些,并会在毛泽东去世后大有作为;他还会知道除了毛泽东以外,在这国中就再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压得住自己了。因此,他不会不明白自己此时所作所为,就不能只是对行将就木的毛泽东负责,还应对毛泽东以外的人和事负责,于私来说,还应对毛泽东死后的自己负责;于公来说,还应对毛泽东撒手后的中国政局负责。

于是,他也就会抱着这样的态度:老人家,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此次横直不会再替您老去趟那一滩由您自己费心费力搅浑的政治污水,不会再替您老去背那一只由您自己耗时耗物铸成的“文革”黑锅 。

鉴于邓小平拒绝再次低头就范,毛泽东对于他的态度便由猜忌上升为恼怒:你不再次向我低头,我就再次将你打倒。于是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深揭狠批这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1976年4月7日,毛泽东责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在此高压之下,邓小平再度变原则性为灵活性,须低头时便低头。他随即于4月8日上书毛泽东,对上述决定表示“完全拥护”,对主席能允许他继续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谢”。78

(3)

接下来的问题是,“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这一手法,对于毛泽东来说有何意义呢?能获得什么样的效用呢?

与前文所论述的“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那一手法相似,这一手法也能获得现实与历史两方面的效用。

其现实效用主要表现为,既可以有力地打击乃至羞辱挨整者,折其锐气;又可以有力地维护乃至提升整人者,使其神化。

迫使挨整者做出检查,就是要让他当着许多人的面,向毛泽东低头认错乃至认罪。

其一,如果这个检查是违心的,那么,检查者就不仅是当着众人的面说“对不起”的话,而且是对着自己的良心说“对不起”的话。这就既有损他的颜面,使他难堪得很;又重创他的良知,使他愧疚得很。

明晓了这一点,就比较容易理解曾屡屡向毛泽东做违心检查的周恩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表现:在其他人面前,总显得风流倜傥,儒雅高贵;而一到毛泽东面前,就变得唯唯诺诺起来,甚至变得低三下四起来。79

其二,如果一个人能够让许许多多的人向自己低头认错乃至认罪,那么,这个人就能显得高人一等。

又如果在这许许多多低头认错乃至认罪的人中,竟还有一些非同寻常的人,比如那种智勇超常的人,那么,他们向之低头认错乃至认罪的这个人就会显得不是高人一等了,而是高人许多等了,即超人,即神。

比如,毛泽东能够迫使中共党内最显才智的周恩来总理向自己低头认错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他在中共党内的魔力是无与伦比的。又如,毛泽东能够迫使中共党内最为刚勇的彭德怀将军向自己低头认错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他在中共党内的权势是不可抗拒的。正如李锐先生所言:“庐山会议这场惊心动魄的党内大斗争,对提高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做出了一次新的贡献。”

其历史效用主要表现为,可以将这些检查“立此存照”,留作不利于挨整者而有利于整人者的历史证据,即通过留存这些检查而告诉后人:连挨整者本人都承认自己是错误的而整人者是正确的。这就使得毛泽东有可能把自己对于政敌的胜利,从现实里延续到历史中。这就使得毛泽东有可能避免遭受因做了整人坏事而留下历史骂名的恶果。

显然,毛泽东不仅相信“成者王侯败者寇”,相信“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而且有意实践这一信条,有意借重胜利者的权势而有选择地收存甚至不惜制造一些于己有利的史料,一些能够证明自己整人整得十分有理的史料,一些能够标榜自己一贯正确故有王者气象的史料。

由此可见,毛泽东还是很在乎历史的,很在乎自己在历史上将会有什么样的记录。

在中共高层数十年政治角逐史中,那些被打落台下的失败者们,不管是属于罚而当罚的自食其果者,还是属于罚不当罚的蒙受冤屈者,统统都被要求做出深刻的检讨,留下认错的字据。其中,绝大多数者都会照此办理,只有极少数者拒绝做检讨。而在这极少数者中,又因蒙受冤屈而拒绝做检讨者就更少了,并因此而更显得稀缺,更显得难能可贵。

2004年3月20日,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在与赵紫阳谈话时提到:“李锐同志说过,党的历任总书记多是以检讨、认错方式结束任期的。只有你和陈独秀没认错。”

赵紫阳当时因患严重呼吸系统疾病,而只能插着氧气管、半躺着说话,可一听到姚监复说的这些话,便一把拔下氧气管,猛地站起来,走到姚的面前,指着他说:“你说陈独秀?”

姚答道:“不是我说的,是李锐同志说的。”

赵紫阳听后哈哈大笑,并来回走动,很是兴奋,一扫病容。

姚先生后来向笔者回忆道,从谈起这个话题,到大家一起合影,直至他们离开赵家,赵紫阳始终都保持着这种好心情,谈笑风生,一点都不像是一个病得快要去世的人(赵紫阳于十个月后病逝)。81

从这位被软禁者的这阵朗朗笑声中,我们可以听出一些耐人寻味的笑意来,可以听出这位晚辈总书记对于那位前辈总书记有着一种十分欣然的认同感,认同他们这两位隔代总书记有着相似的政治境遇:一是都在自家党中遭受不公正对待,并被要求做到俯首认错;二是都在这种压力下坚守政治家气节,拒绝做出违心检讨。

这种认同感可以说是一种对历史的虔诚感,毋宁说是一种对历史的敬畏感。其间隐有这样一种信念:

坚信历史终究是要讲求公道的,终究是要对现实中的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做出公正评价的,对行善者予以褒扬,对作恶者予以贬斥;因此,那些生前蒙受冤屈的行善者将会在历史中得到应有的补偿,而那些生前制造冤屈的作恶者也将会在历史中受到应有的追诉。

例如,陈独秀生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身后则获得相当高的评价。并且,这种评价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进一步的提升,至少他拒做违心检讨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家气节还会获得进一步的彰显。

与之相反,那些曾不公正对待他的人,例如那些先是指导他怎么做继又指责他这么做的苏俄党人,以及那些不分是非地按照苏俄意图指责他的中共党人,都将在历史中还其本来面目,或还某些苏俄党人的那种不敢承担有关误导中国大革命失败责任的怯懦者面目,或还某些中共党人的那种崇苏媚俄的盲从者面目和势利者面目。

正是基于对陈独秀这一历史际遇的考虑,我们有理由相信,当赵紫阳听到上述把他与陈独秀相提并论的话时,一定会感到由衷的高兴,毋宁说是由衷的荣幸。

一些中国人对历史的敬畏感有些近似于那些宗教徒对上帝或真主的敬畏感。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坚信其敬畏对象,无论是历史还是上帝或真主,都具有公正性品格和终极性审判法力,都能够对人间是非做出公正的终极审判,使善恶最终各得其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历史可以说是一些中国人尤其是一些中国读书人心中的“上帝”,是他们在一生中尤其是在紧要关头时最为倚重的精神支柱。古有文天祥赴难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有林昭绝命辞:“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这些中国读书人都敬畏“永恒”,看重“三不朽”,即能够刻诸青史的德行、功业和言论,因而也就在终极价值上把历史看得高于现实,坚信前者终将裁决后者,评品后者。

也正是基于这种对历史的敬畏感,赵紫阳在1989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反对军事戒严,拒做违心检讨。

1991年7月10日在被软禁的居所中,赵紫阳对颇费周折地前来探视的老战友宗凤鸣说:“我个人这个结局全是自己的选择,正如邓小平与一位国外学者所言, ‘赵紫阳是自我暴露’”。“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有三种情况可供选择:一是说服邓改变‘4·26社论’,改变关于学生运动的‘动乱’定性;二是耍滑头称病,当两面派,但我身体很好,说不过去,再说以后也不好办,还会批我反自由化不力;三是目前这个选择。”

宗凤鸣随即追问:“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下决心做这样选择的?你当时是怎样考虑的?”

赵紫阳答道:“我不愿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帐”(据赵身边的人说,赵紫阳在‘六四’事件发生前,曾一再声称:从历史上看,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赵紫阳还曾对另一位老战友赵健民说过这样的话:“宁愿自己总书记不干,也不做历史罪人。”赵健民也曾鼓励过赵紫阳:“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做‘违心检讨’。”

赵紫阳无疑坚守了他对历史的信念,或说是履行了他对历史的承诺,为不做历史上的罪人而做了现实中的囚徒,准确地说是做了现实中的被软禁致死的囚徒。

赵紫阳也无疑没有辜负赵健民、李锐等老友对他的期待与赞许,就像他的前辈陈独秀那样没有做“违心检讨”,也就是说,没有重蹈毛泽东治下的那些挨整者的覆辙,没有再像他们那样在挨整后又给历史留下许多不清不白的字据,许多对挨整者不利而对整人者有利的字据。


结   语


笔者以上考察毛泽东整人方式是为了论证毛泽东惧怕历史。读者接下来可能会再由此而追问笔者:论证毛泽东惧怕历史又能够说明什么呢?

这一论证至少能够说明,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毕竟还拥有着某种能够让毛泽东感到多少有些害怕的东西。

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自称是“无法无天”的人,更是一个确确实实做出了许许多多“无法无天”的事的人。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还有害怕的东西。

而能够让毛泽东感到多少有些害怕的东西,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是一种叫做“历史”的东西,准确地说,是一种叫做“中国传统历史记述”的东西。这一“中国传统历史记述”坚守着“公正”(善善恶恶)理念和“永恒”(不朽)理念:

凡是上了史的人,只要做了坏事就应受到贬斥,即便死了也应受到追诉,以使他遗臭万年;同理,凡是上了史的人,只要做了好事就应获得褒扬,即便死了也应获得追认,以使他流芳百世。

坚守着对“公正”(善善恶恶)与“永恒”(不朽)的信念,可以说是在坚守着我们这个民族所拥有的一种核心价值,也可以说是在坚守着所有伟大文明都拥有的一种普适价值。

因此,笔者论证毛泽东惧怕历史的一个应有之义就是要说明,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尽管不时孳生许多邪恶的东西,但最终还是邪不压正的,还是要讲公道常理的。

或者说,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尽管不时孳生许多病态的东西,但仍然保有健康的根基,保有再度复兴的可能。因此,若要复兴中国文化,就必须复兴中国传统历史记述,“使中国人能恢复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余英时先生语)。

或者说,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尽管不时显现某种堕落的取向,但这种堕落的取向是有一个底线的,而这个底线是有正面价值的。因此,笔者论证毛泽东惧怕历史,就是试图触摸这个价值底线。

4/12/2007

转自《新世纪网》

闪光却非金子——新加坡的民主社会主义

作者:吴庸

新加坡标榜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被称为国父的李光耀说:“我们将推进我们所极力主张的事业――在独立的、民主的、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马来亚中建立一个更公正和平等的社会。”新加坡独立后构建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用自由市场机制追逐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又用社会公正理念调节财富分配,追求社会消费水平普遍提高。他们把前者称作“资本主义的效率”,把后者叫作“社会主义的公平”。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元老拉贾拉南说:“所谓新加坡道路就是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它所建立的自由市场竞争、混合所有制、福利保障体制,具有世界上盛行的民主社会主义体制共有的特征。它还有多党共存、议会制度和法制管理,这也颇象民主社会主义体制应有的形式。

不过,剥开它的多党共存、议会制度的外皮就可发现其内核既非民主,也非社会公正,其法制管理的中心乃“东方家长制”统治。

且说“一党独大”。李光耀于1954年创立的人民行动党,自新加坡1965年独立以来一直是执政党。尽管有多党共存,最多时有22个反对党公开活动,但在历届议会选举中均被行动党打压,从未获得执政机会。打压办法包括:行动党控制选举委员会,在选区划分上作手脚。如果某一政党在某选区占优势,则用分割或合并选区的方式分散反对党的选票资源,使之便于行动党获胜。对选举结果的设计则体现保大压小原则。2006年行动党占有66.6%得票率,但在议会总共84个议席中却占有82席,议席占有率显然超过得票率。选举法还规定,得票率小于12.5%的竞选方,其参选押金即被没收,这对小党当然是不利的。行动党还通过对法院的控制打击参选各党。如果竞选时批评行动党领袖,出言稍有不慎就会被控以“诽谤罪”,由高等法院判处赔偿名誉损失。1997年大选,一位候选人就因诽谤罪被法院判处赔偿总理“形像损害费”260万美元,致该候选人被迫逃离新加坡。此外,尚有多种“非常手段”,如干扰反对党在公共场所的活动,冻结反对党的资金来源,瓦解反对党的基层组织,拘捕反对党的主要干部等等。行动党控制选举的最厉害的手段是凭借所掌握的行政资源诱导选民投票方向。政府握有“组屋翻修计划”,这是关系居住福祉的大事,翻修后可使私宅无偿增值。行动党候选人即以此为诱饵,宣扬将根据选民支持率大小决定翻新顺序,以此煽动选民投自己的票。即使反对党能在该选区获胜,但无法回击行动党的攻势,只能认居下风。总之,这些打压反对党的办法均算不得政治博奕中的光明正大行为,无非是屑小辈之阴谋、刻毒花招而已。

李光耀等人出此绝计还有一套理论支架。(1)稳定压倒一切论。李光耀说:“因为这个具有不同种族、语言和宗教的新社会中存在有一人一票的不稳定因素。我们不得不把政治稳定当作首要任务。”就是说,他把“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看作“不稳定因素”,由此种选举引发的反对党的活动、监督机制的启动、民主因素的加强、公民意志的表达,在他看来,都威胁到“一党独大”的安全,必须予以排除而以“稳定”为首要任务。总理吴作栋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新加坡几个主要政党不相上下,每个都想执政,因而出现一个联合政府,内部争吵不休,“那将是一场大动乱”。这种论调就其实质讲,是不能容纳政治的多元化,最终是崇拜一党专制乃至寡头政治。李光耀从1959年执掌政权直到1990年辞去总理职务,实行31年寡头政治,接着又改任资政,实行监政至今――这就是“一党独大”的结果。(2)东方威权主义。在制度设计中,行动党通过一系列精巧安排,以合法程序占有政治优势,又以合法程序允许不同政治力量公开活动,这种活动既有政治多元化外衣又不会在实质上形成对行动党执政资格的严重挑战。这使行动党的执政合法化和稳固化兼而有之。有学者称这种政体为“多元选举制外壳下的权威政治”或“在权威性的政治资源垄断下的民主政治”,总之,这是一种东方权威主义。(3)有限民主论。行动党认为,人民的最大需要是有秩序的体面生活,只要满足这一需要,一党执政就无可厚非。因此,他们的制度设计是:公民的有节制的权利和有限制的民主。他们不鼓吹人权,不扩大民主。李光耀认为,政治民主必须符合本民族传统,而新加坡的民族传统强调的是对集体和国家的服从。正是这种服从精神的灌输,新加坡公民被训练成具有严格自律和他律精神的人。(4)严刑峻法说。行动党崇尚法制,以法治国相当突出。它的法制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到生活,无所不及。法律管辖的范围,甚至波及居民交往方式、阳台种花模式等等。其严峻程度可以从保留鞭刑至今看出一二。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新加坡绝不是一句空话。评论者认为,这使新加坡保持了长期社会稳定,而李光耀因此赢得“刻板、严苛的东方家长”的称号。

行动党的权威使它占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李光耀不会忽略这一特点,他强调“当你加入人民行动党时,就象是加入一个神圣的行列”,要求人们“入党时内心涌起神圣感”。这种超人教育与他的精英治国论是一致的。行动党的精英自然成为党国要员,而党与国也就融为一体。李光耀说:“人民行动党就是政府,而政府就是新加坡。”他称赞这种党政一体产生非凡效率,政府的命令会立即实现。

行动党通过御用的人民协会对社会进行控制。人民协会由行动党秘书长任主席,组织和促进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文化、教育、体育活动,把行动党的理念转化为人们的具体行动。协会还主管庞大的社区中心网络,将行动党的影响渗透到千家万户。

行动党热衷于搞群众运动,这个特点似乎不亚于中共。它搞过“全民大扫除运动”、“除虫运动”、“反对说粗话运动”等等,这不免让人想起大陆中国的“全民捉麻雀运动”。这种现象的共性其实就是威权统治所需要的那种一呼百应的满足感,以为“上面一招手,下边呼万岁”,号召就迅速落实。

1991年议会通过《共同价值观》,作为统一的社会意识规范。它规定:(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尊重个人。(4)求同存异,协同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到种族到宗教,都要在这些价值观念下生存。这是行动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推行的党文化,是统治意识的基本观念。

有了正面的精英治国、党政合一、人民协会、群众运动、共同价值仍然不够,还要从反面加以巩固。

行动党对公民的自由是不宽容的。它通过“社团法”严格控制结社活动,限制结社自由。凡社团登记处认为“其规则不足以对其进行合适的管理与控制”或者“被登记社团的名称可能导致公众对其真正目的和特性发生误解”,均可拒绝登记。所以,新加坡除了一些技术性社团外,很少有社会性社团的活动空间。

行动党对舆论的控制是严格的。全国有两大国有媒体集团,一个以报纸为主,一个以电视广播为主。所有公开的媒体都受这两家垄断集团和新加坡广播局的监督和控制。对网络媒体的限制极严。竞选时,公开的媒体对反对党的报道往往以只言片语加以歪曲,使接受者无法得悉全貌。禁止反对党使用网络媒体作新闻报道或使用博客传播政见。所以,记者无国界的总共170多个国家新闻自由度排名榜中,新加坡曾名列第140名。

从以上简短介绍不难了解,“金子是闪光的,但闪光的不一定是金子”,这句谚语用来形容新加坡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很合适的。它企图利用自己的闪光点,将“一党独大”冒充“民主社会主义”,并混入社会党国际,一时赢得不少风光。可是,闪光却非金子,假的不能充真,终于被识破,1976年社会党国际宣布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开除国际。李光耀的“民主”和他的“社会主义”彻底露出真相。

我们从新加坡的“民主社会主义”真相中可以得到什么有益的启示呢?值得认真思考。

(2007.4.13)

原载《议报》第298期

星期三, 四月 18, 2007

官方环保英雄也被抓

德语媒体 | 2007.04.18

在开放的首都北京,公民自发成立的环保组织受到政府的鼓励,但在地方,环保活跃人士仍经常遭到刁难,甚至被逮捕,中国东部宜兴市的著名环保人士吴立红便是一个最新的例子。“世界报”周二引用吴立红妻子的描述报导说:

“上周五夜间,几十个警察闯入我们家,没有出示逮捕令就带走了吴立红。他们也没有出示搜查令,将房间翻了个遍,并没收了电脑,照片和其他资料。”

到现在,吴立红的妻子也不知道她的丈夫到底犯了什么罪。一名警察暗示吴立红与外国媒体接触过多。吴的朋友告诉“世界报”记者,地方当局可能想阻止他前往北京。他本打算于4月20日对宜兴市继续允许化学工厂污染太湖提出起诉。“世界报”的报导继续写道:

“这位现年38岁的农民与该地区近三千家化工厂的斗争已持续了17年。据吴立洪说,这些化工厂向中国第三大湖太湖倾泻有毒物质。越来越多的居民罹患癌症。吴立红无数次上访,揭露污染太湖的罪魁以及袒护他们的贪官。2005年,中国媒体将吴立红评选为环保英雄。不过,这样的荣誉并没有终止地方当局对他的刁难。”

另一位遭受类似命运的环保英雄叫孙晓迪。去年,他因对抗家乡甘肃省的核污染而荣获美国的一项环境奖。但这也没有使他的处境有所改善。“法兰克福汇报”报导:

“一切甚至变得更糟。他家里经常断水断电。带警犬的便衣站在他家门前。陌生人多次闯入他的家门,破坏他的家具。在中国北方严寒的冬天,他家里突然没有了暖气。没有谁敢雇用他24岁的女儿。被确诊胃癌之后,孙晓迪也不得前往大城市就医。”

孙晓迪还是同女儿一起偷偷来到了北京。他随时担心家乡的便衣会跟踪找到他,并将他逮捕。“法兰克福汇报”继续写道:

“孙晓迪近20年来不遗余力地揭露发生在甘南县的792铀矿停工之后的核污染。受害的主要是藏人。他们的牲畜大批死亡,白血病和癌症病例激增。很显然,在拆除铀矿工程中没有遵守安全规定。比如,运输铀矿石使用的是敞篷卡车,致使大量放射性物质进入空气中。中国政府推行的注重环境政策并没有使他的上访获得成功。2005年,他甚至被逮捕,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

(本文摘自其它德语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原载德国之声

“太湖卫士”吴立红被逮捕

中国 | 2007.04.17

美与丑交流
农民吴立红在中国也是一个名人了。在2005年中央电视台评选“感动中国”时,他成为28名候选人之一,出现在中国许多媒体上,被称为“太湖卫士”。现在,这位著名的农民被当地政府逮捕了,几十名警察涌入他家,声势浩大。德国之声记者报导如下。

太湖面积为2300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之一,是长江的天然储放库。著名的中国农民吴立红多年来为保卫太湖不受环境污染之苦而奋斗。中国经济发达的江苏省宜兴市长期以来就想让如今39岁的吴农民三缄其口。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于是警察超大规模地涌入他家。一个朋友对德新社记者说:“他在地方当局眼里是根眼中钉。”多年来,吴立红记录着这个中国第三大淡水湖的环境破坏状况,攻击着腐败的官员和破坏环境的企业的裙带关系。

太湖被称为“长江三角洲的明珠”。然而,死鱼、绿褐色的浮汤和附近居民引人注目的癌症高发现象给这里如画的景色抹着黑。太湖给江苏、浙江和上海约4000万人提供着饮用水。官方的统计也说,化肥和废水造成的植物“养料”在危险地增长着,它们消耗着氧气,使这个湖泊失去生命力。

吴立红的妻子徐洁华(音)周二对记者描绘上周五的大行动:“大概有50到60名警察包围了我家。”吴立红的朋友们尝试着阻挡警察,“但他们踢开了我家的门,涌进了房里。”吴立红被带走了。“他们搜查了每个角落,每本书,甚至没放过阁楼。”吴立红的电脑、照相机、像册和名片簿都被警察带走了,“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进了包里。”当他们问警察吴立红犯了哪一条时,一名警察说,他“里通外国。”

这位从农民曾经变成工厂领导人的吴立红确实接受过德国和其它国家媒体的采访。这使人想起中国西部的另一个农民-付先财。付先财多年抗议三峡动迁的补偿给得太少。在警察警告他“这样的采访没有好结果”之后,据付先财自己后来叙述,他在从警察局回家的途中被陌生人残忍地打倒。现在,他仍在北京一家康复医院里。

吴立红也曾经挨过打,也曾经被拘留过。但这一次看来情况严重得多:因为这位“太湖卫士”以照片、水样和上访给北京的人大和环保部施了很大的压力。他的妻子说,因此,现在正在起诉他“敲榨”。吴的朋友对德国记者说:“管宣传的官员和安全官员多次尝试说服吴立红,不要再搞下去了。因为地方官员现在不得不到北京去灭火,灭吴立红点起的火。”但“卫士”不但没听他们的,还打算在星期天地球环境日这天以“想着全球,做在当地”的口号前往北京,向北京当局提供当地政府作弊的证据。吴的朋友问:“就在这之前逮捕了他。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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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农民吴立红:不愿做温水中的青蛙

南方周末   2005-10-13 15:21:00


吴立红,江苏宜兴市的一个普通农民,为了自己生存的环境,十多年来他一直执著地同污染奋斗。他说自己只不过是一只敏感的青蛙,在水温未沸的时候就不断地跳跃  环保农民吴立红:不愿做温水中的青蛙  

□本报记者 曹筠武
  
矮矮胖胖的吴立红缩坐在屋角的一把椅子里。吴立红是江苏省宜兴市周铁镇的农民,今年38岁,说话语速偏慢,中气不足。在周铁镇以及太湖周围搞了十多年的环保,吴立红从未像如今一样感到力不从心。

“我身体不行了,病了。”吴立红说,眼睛望着窗外受污染的河道。

周铁镇处在太湖的西北角,数不清的小河汊从此经过,在此汇聚,然后注入太湖。便利的取水和天然的排污渠道,使化工产业在周铁兴盛。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周铁如今拥有2000多家大大小小的化工厂。

从自家门前的河汊散发出臭味开始,农民吴立红就开始了他的十年求证,他始终致力于反映和证明两件事:周铁的水系已经被污染了,且太湖也正在被污染;污染最大的元凶就是这些生意兴隆的化工厂。
  
“搞环保的,哪个没有一点神经病?”

2005年5月12日,吴立红从周铁赶到了省城南京。“2005中华环保世纪行”考察团抵达江苏,将对太湖流域及周边水系进行调研。

环保作家哲夫与吴立红两人谈了两个多小时。谈话结束的时候,哲夫对吴立红说了一句,“我觉得你思路很清晰,思维也很敏捷”。哲夫这才解释,在考察团抵达南京之后,就有人对考察团打招呼,说经常反映问题的周铁农民吴立红其实是个神经病。

“吴立红不是神经病”,午餐时间,哲夫在餐厅郑重其事宣布,“再说了,搞环保的,哪个没有一点神经病?”

被别人怀疑成神经病,吴立红已经习惯了。“自从我开始管环保的闲事,别人觉得我是神经病就已经十几年了。”吴立红说。

十年前,吴立红还是周铁镇“南方吸音厂”的销售经理。“他要是专心做下去,现在没有千万也有百万,”吸音厂当年的老厂长感叹,“真不知道他脑子里面想什么。”

但吴立红并不觉得自己是神经病,他一直把自己比喻成一只敏感的青蛙。如果说环境污染是一场温水煮青蛙的悲剧,他就是周铁镇里那只最不甘命运的青蛙。
  
“我不能等死”

也许,作家哲夫所言“精神病”,是指对于环保的热情和执著。

吴立红自己也难以说清楚为什么对环保有始终如一的热情。他说他经常想起小时候,家门前就是清澈的河汊,直接从河里舀起水就能喝;到河里洗衣服,脚指头伸进水里,就会有小鱼小虾来咬脚指头。

吴立红如今仍然耕种的是水稻。两年前,吴立红请中科院南京土壤所赵启国院士来检测过,周铁周边的稻米由于长期浇灌毒水,含有120多种致癌物质。“我要自己不吃毒米很容易,但我就是希望大家都不吃毒米。”吴立红说。

因使用河网内受到污染的河水灌溉,不仅周铁,宜兴多个镇也都发生过新插秧苗受害事故,据当地群众估计,受害面积达到1万多亩。根据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局的监测结果,宜兴段太湖湖湾的水质常年保持在五类和劣五类。

“一开始举报排污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到这上面去,”吴立红说,“后来才知道,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我不能等死。”

1998年,周铁镇允诺送给时任南方吸音厂销售部副经理的吴立红一份600万元的机械合同,条件是“不要再告状”;周铁一家大型化工厂的厂长也答应送他一笔2000万元的外贸业务,还有的老板愿意送他一套商品房。

吴立红全部拒绝了,“我只要河里的水变清,”吴立红说,“哪怕我打工一天只挣20块钱,心里也踏实。”

事实上,如今的吴立红早已没有正式的工作,他在家务农,一天还挣不了20块钱。
  
“只能斗智斗勇”
  
“我要调查污染情况不难,难的是怎么把这个情况证明给环保部门,证明给媒体。”十年环保,吴立红对此感触最深。“要证明自己,只能这么多年跟他们斗智斗勇。”吴立红说。
   
“2005中华环保世纪行”考察团5月抵达南京后,周铁几家最大的化工厂已经停工并停止排废,还有工厂在向河道中开闸倾泻清水,以加快河流的流速。从南 京回到周铁镇的吴立红发现,被污染的河水,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被冲向下游太湖;平时污浊的河道,正在被有意地“紧急净化”。
  
5月14日,在常州 与宜兴交界处的漕桥河,吴立红带着记者们记录下了乌黑发臭的河水从上游滚滚而下的情景。第二天下午,考察团的大部队来到漕桥河,却看到了一条水质清澈的河 流。17日,几个记者在吴立红的带领下又杀了个回马枪。此时考察团已经回到了南京,记者在两天前考察团看到清澈河流的原地,看到了一条漂浮着厚厚的粘稠废 水的漕桥河。
  
这个案例就让吴立红至今心有余悸,“如果不是我先带着记者来了,我真的有口说不清,真成神经病了”。
  
这还远不是吴立红十多年环保活动中最戏剧化和最惊心动魄的经历。
  
1998年10月,国家有关部门发起治理太湖的“零点行动”。而“行动”过后不到两三个月,当初被查处的化工厂又有多家顶风开工,废水排进河道,当地上千亩稻谷被毒死。
  
吴立红和当地农民一起收集了数百家化工厂非法排污的证据,决定上北京找环保总局反映情况。临行前,农民们得到消息,有人雇了打手等候在周铁到常州火车站的途中。
  
吴立红选择在一个深夜出发,而农民们手持猎枪从周铁把他一直护送到了常州火车站。就在镇外,吴立红发现,道路旁的稻田里,已有人埋伏,可能慑于农民手中的猎枪,才按兵不动。在那一刻,吴立红有一种紧张而骄傲的英雄般的感觉。
  
北上北京收到了成效,当地多家化工企业被曝光查处,引起了中央有关领导的重视。数月后,吴立红得到政协办公厅通知,一位副总理将到周铁镇调研环保问题。
   
而吴立红发现,在总理到来前20天,周铁的化工厂便集体停工,河道被排进清水冲洗,并有专人将河水用石灰澄清。总理要视察的工厂被摆满了鲜花。吴立红在 总理视察后立即写信反映了这些“紧急措施”。“他们劝我说这不叫欺骗,而叫策略”,“就像学校里校长来检查,学生要把玻璃窗擦干净一样。”吴立红说。
  
一封信引来了总理视察,吴立红从此在宜兴一带出了名,尤其是化工厂老板们,人人都知道他的大名。2001年下半年的一天,吴立红听说镇上的化工厂老板们都在城里开会,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老板们是聚在一起专门讨论如何对付吴立红配合环保部门调查取证。
  
“他们杀不了我”
  
2002年7月,周铁化工厂排放污水导致当地3000余亩水稻死亡。吴立红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了环保总局污控司司长田为勇,并联系江苏媒体做了报道。在环保总局和江苏省环保厅的干预下,责任企业受到了处罚。
  
8月1日,吴立红发现镇上的人都用一种怪怪的眼光看着他,吴立红随即在镇中心街道发现一条几米长的横幅,上面赫然写着“吴立红打着环保的名义敲诈勒索,打倒吴立红”!
  
愤怒的吴立红跑到一个派出所反映情况,却意外地在所长办公室的书柜里看到了一叠刚刚印好的相同的标语。不等吴立红质问,派出所所长干脆把吴立红关进了看守所。
  
在环保总局污控司司长田为勇的干预下,吴立红才在关押数天后被释放。
  
在十多年环保中,吴立红还受到过无数的威胁。有人扬言要20万买他的人头;有人声称要给他“制造车祸”;家里窗玻璃被砸烂过无数次;甚至有人找到吴立红年幼的女儿,恐吓说“要杀了你的爸爸”。
  
“我不会被吓倒,”吴立红说,“至少到现在为止他们不敢把我杀了。”
  
但2003年8月15日,吴立红被镇上“天音”化工厂职工吴立群和另外两人暴打。疗伤期间用了激素,吴立红出院后迅速发胖,如今身体大不如前,按照吴立红的说法,自从那以后,他就“病了”。
  
江苏省环保厅的一位工作人员粗略计算,自1998年以来,经吴立红举报查实处罚的企业就有200多家化工厂,“可以说他结下的仇家的确很多”。
  
2005年5月15日,在常州宾馆召开的环保会议上,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叶如棠拍了桌子,“吴立红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他搞环保是好事,”叶如棠对着与会的江苏有关部门领导说,“他的安全出了问题,你们要负责!”
  
“个人代价太大了”
  
吴立红感到难以承受的是孤独。前段时间,省环保厅的周广东厅长到家里看望他,专门握着吴立红妻子的手,赞扬妻子对吴立红的支持。妻子甩开厅长的手说,“为什么要我们家立红来管环保,来遭那么多罪?”
  
吴立红15岁的女儿显然也并不支持他坚持了十多年的行为。“在这一点上她是恨我的,她小时候我没什么钱给她买零食买新衣服,现在也没钱送她上好的中学”。
   
没事的时候,吴立红喜欢到镇上厂区外去转转,那里有他请中科院南京植物所栽种的“金茄苗”。这是一种通过化验树叶就可以检测出空气和土壤污染指数的植 物。2003年,吴立红请科研人员在几个大厂的厂内外各种了20株。他总是一个人细细地抚摸着树上的叶子,像是在跟惟一的朋友交谈。
  
1999年,原本在镇“南方吸音厂”担任销售经理的吴立红被所在单位除名。老厂长悄悄对他说,“不是我要你走,有人要你走,我真的没办法”;接着,吴立红的妻子也被单位除名。
  
在省环保厅的帮助下,吴立红最终被安排在镇文化站工作。吴立红继续调查和举报当地的违法排污行为。今年初,他又被除名。
  
吴立红早年在吸音厂存下30多万存款,这些年为了环保和自家生计已经花光。如今失去经济来源的吴立红重操农民旧业,他和妻子共同耕作家里的2亩5分地,“种的米和菜够自家吃了”。
  
吴立红的妻子说,她理解搞环保的重要,但她也希望吴立红能用一点精力把家里搞得好一点。“个人来做这些事情,吃这么多苦,代价太大了”。妻子说这些话的时候,吴立红僵硬地侧着身子,目光始终朝向窗外。
  
“真的感觉力不从心”
  
今年6月,浙江环保志愿者陈法庆专程到南京见了吴立红一面。与陈法庆相比,吴立红的环保经历的确单调了些。他总是举报、举报再举报,单调到与他接触的媒体记者都觉得无法将其作为新闻报道。陈法庆说,搞环保也要讲究策略,吴立红的方式需要改变。
   
但非法排污就像眼中钉一样刺激着吴立红敏感的神经,促使他十几年如一日地抗争。多年前,冒险举报非法排污让年轻的吴立红充满了英雄的感觉,如今却早已消 失殆尽。吴立红说,经历的事太多,多到成功和挫折都已经不能对他产生什么根本的影响。他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变通,如今能做的,只有宿命一般的坚持。
   
吴立红十多年的辛苦也并没有白费,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盛华仁在7月29日就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水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作报告时还专门提到了吴立红 带领记者发现的“漕桥河现象”。今年5月,江苏省环保厅一位副厅长把太湖流域化工厂整治办法透露给了吴立红。按照整治办法,周铁的2800家化工厂中,小 厂要全部搬进指定的园区;不符合排污规定的厂要一律关闭。
  
但吴立红认为,整治实施情况难如人意。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局不久前在太湖流域进行的一次抽查中发现,30%多的企业存在非法偷排行为,而宜兴地区就有多家化工企业被查出有偷排行为。
  
“可能是给了点希望,然后又发现不管用,心里特别失落,有些失望,”吴立红说,“到这个份上了,真的感觉力不从心。”
  
“你说什么时候污染才能治好?”吴立红反问记者,“这个心愿了了,我的病也能好了。”说话的时候,他的目光朝向门外的河汊,那里才是他的病根。
  
惟一能让吴立红稍感欣慰的是,不久前,全国民间十大环保人物评选组委会向吴立红发出了邀请,目前正在评选之中。在花光了所有积蓄,忍受了无数苦楚,经历了十多年艰辛之后,吴立红生平第一次离荣誉如此之近,而他离自己的理想,却仍然如此之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