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五月 12, 2007

北京大学五星级未名湖大酒店破土动工

2007.05.08

北京大学校方投资的以“未名湖”命名的五星级大酒店已经破土动工;学界人士指出,在学生教室拥挤的情况下修建五星级酒店,并以营利为主要目的,那将会动摇以学术为中心的办学方向。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据官方媒体报道,以“未名湖”命名的五星级大酒店落成之后,将集住宿、会议、餐饮、娱乐休闲等多项功能于一楼,并将从三千米地下汲引温泉,注入所有商务套间中提供健身按摩服务的温泉泳池。

北京大学校友、旅美学者方励之说,在当前国内的商业化大潮中,大学应当端正教育思想,洁身自好,坚持以学术为中心的办学方向。他表示,美国一些大学校园“周围”也有酒店,但是酒店办在校园里头和校园外面还是有区别的:

“如果是商业化行为那不值得的,国内一股商业化大潮把赚钱作为最高标准。如果是以这个来做的,那在北大里面做是不合适的。美国大学里面没有宾馆,大学外面就有了,由旅馆行业的人经营,有一些四星、五星级的,它可以提供一些会议场所和一些其他的活动场所,但是跟学校是分开的。

酒店开在学校里头和开在学校外头是有很大区别的。

“那当然,这就牵涉到学术机关到底怎么办?办成商业机关那就是伤害了以学术为中心。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国内整个的社会环境就是赚钱造成的。”

在北京大学作过客座教授的美国托莱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冉伯恭对于北大在校园里盖五星级酒店说了好几声“不应该”:

“北京大学建的以“未名湖”命名的五星级大酒店的做法,我觉得有点过火,不应该这样做。我在那里做过客做教授,未名湖那里非常漂亮,非常安静。北大校园不是很大,要盖了宾馆就更乱了。北京大学是中国重点大学之一,北大、清华是中国政府给钱最多的。不应该用这种方法来捐款,不见得有多少收入。”

冉教授表示,他的意思不是说,北京大学不可以建服务于学术活动的招待所:

“假设是为了学校学术活动开学术会议给与会人员方便住那倒可以,但是不应该以宾馆的名义,应该以招待所的名义,不能以旅馆的名义。对外开放、向普通宾馆那样营业那实在是不应该,太过火了。”

冉教授表示,教育和科研要面向社会、为经济建设服务,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中国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所谓“创收”未免太过分:

“我觉得教学研究跟社会实际经济结合、工商业和社会其他行业结合起来,这个基本原则并没有什么坏处,还有很多积极作用。比如学校的科技研究可以和工厂结合,把学校研究的项目给工厂付诸生产,类似这样的措施也不是件坏事。对国家经济发展对学校的经济也有所帮助。但是不能做得太过火。现在中国有的学校做得太过火,在中国有所谓‘创收’,很多教授根本就是兴趣不在教学研究而在工商业上。不光是教授赚钱,很多学生都出去赚钱开公司什么的,主要的兴趣和大部分时间都在赚钱上了读书和研究就有影响了。”

北京许多大学教室拥挤,明显与这些年大学的“扩招”有关。方教授表示,对于“扩招”倒是要一分为二:

“扩招倒应当分开来看,也不是完全不好。我觉得是扩大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哪怕他们受的不是一流的而是二流、三流的教育,我觉得还是好的,受过教育的人越多对一个社会应当说是更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扩招的观念没什么错。但是问题是怎么扩招?目的单纯是为了赚钱,就变成卖文凭了、卖学位了。所以这个不一样,日本历史上也有过扩招,很多人批评说降低了教学水平,是的,一扩招学生质量一定不如顶尖学生好,教学质量也差了,但是后来大家觉得日本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它到底还是培养了一批受过教育的人,哪怕是二流、三流、四流,总是受过一些大学的熏陶。”

《工商时报》援引北大一位退休教授的话说,很多退休老教师不赞同校园内建酒店。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按:呵呵北大!直接再弄个演艺娱乐中心、再来个顶级会所,外加个超级夜总会算了。要整就整一条龙嘛。

中国新生的中产阶层正在向两极分化

2007.05.11

最近一期《人民论坛》所载中国社科院学者张宛丽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新生的中产阶层因遭遇来自精英阶层的排斥,向上流动的机会受阻,部分中产阶层正在滑入社会下层。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张宛丽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目前存在三种社会地位资源配置关系: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社会网络关系;这三种关系支配着中国新生的中产阶层,但是,社会精英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授予关系“独霸发展机会”,“独吞利益结果”,对广大中产阶层形成排斥,中产阶层向上发展的机会因此受阻,尽管中产阶层一部分人会与社会精英即社会上层结盟,“变质为权力与资本的附庸”,但是另有一部分人正在滑入社会下层。

自由撰稿人、评论家曾宁表示,《人民论坛》这篇文章有关新生中产阶层的分化所作的观察符合实际:

“他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中国的中产阶级存在着进一步的分化或者进一步的两极分化,一部分中产阶级变得越来越富有,甚至进入精英阶层,进入上层社会,另一部分中产阶层走下坡路滑向下层社会。这个情况我觉得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也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一个在一定程度上相对收入比较稳定的、相对生活比较富裕的中产阶级,人数在改革开放的某个时期的确在不断扩大。但是改革开放2、30年至今,我们看到的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富裕起来的那一部分处于中间阶层、中间社会的那一部分人士再进一步分化,其中一部分走向上层,另一部分滑向下层。”

曾宁说,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社会网络关系是新生中产阶层赖以产生的三大因素,也将成为导致这个阶层分化的三大因素,其中权力授予关系是主要因素:

“这个现象的深层原因既有权力资源配置的因素也有市场介入的因素,同时也有社会关系网络的因素,我觉得起决定性主要作用的是权力因素,也就是导致中国中产阶级进一步的贫富两极分化的比较重要的因素。走向上层精英社会的那一部分人数不是很多,但是主要还是依靠权力资源的背景,在今天的权力社会仍然是官本位,权力左右一切的国情。中产阶层滑向下层的主要原因是丧失了权力的背景、权力的资源。”

曾宁说,在中国,如果没有权力背景,社会网络关系的作用不大:

“社会背景、社会网络这种关系在那个社会都是存在的。如果在一个比较自由民主的国家象美国,如果你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就可以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在经商做生意的时候做得比别人更有优势,因为你有广泛的校友和同学的关系网络。比其他的一些人更容易成功。中国即使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北京大学毕业的,你有优秀的关系网络,但如果你仅仅有优越的社会关系网络,但缺乏权力背景和权力资源的网络,那你也不可能比别人更容易获得成功。”

美国约克学院教授、评论家周泽浩也表示,权力授予是中产阶层向上流动的最大助力,市场交换关系、社会网络关系则处于从属地位:

“我一个朋友说‘最近发了财,卖房子赚了,原因就是我跟区里管房产的那个人摆通关系了’。这就是一个例子,有钱的话,能够做很多。权力授予是比较有利的。其他东西都是附属的。中产阶级的市场交易离开权力的话就是零,社会网络也是以权力、以纲举目张来进行的。”

但是,这位教授说,在中国,权钱交易也是存在的---权有时可以用钱买:

“国内的问题是权可以拿钱来买,有钱的话可以把很多东西顺利地化解。赖昌星就是用钱办了很多事,他的事为什么追查不到,就是公安部长李纪周走不上去了,也是因为钱的关系,钱大于法。”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严肃点,我们这里耍猴呢

2007-5-12 0:12:32

5月11日,Blogspot又不能访问了,不少人跑到我这里来诉苦,我自己在本地尝试,的确其IP不能访问了,可怜的Blogspot,刚刚能正常访问一个月,现在又不正常了,我感觉这真是把人当猴子耍。

耍猴可能大家都见过吧,耍猴人一手挥舞着木棍,一手牵着拴着猴子的绳子,让猴子做出各种指定的动作,要猴子往东,猴子就不敢往西,如果猴子听话的话,就会得到主人的食品奖励,若稍有不顺从,就会招来一顿拳打脚踢,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让猴子只能俯首帖耳、任人摆布,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耍猴”。

我们的Blogspot不是一样的么,就我记忆中,近年来封了又解,解了又封,目的不就是为了耍猴吗,要想生存,只能“听话”,否则就会被耍。

下面是我记录的Blogspot的解封和被封的历史:

  2003年-2006年8月,被封。

  2006年8月9日,解封。

  2006年10月26,被封,11月22日,解封

  2007年3月20日,被封,3月28日,解封。

  3月29日,被封。4月1日,解封。

  4月5日,被封,4月15日,解封。

  5月11日,再次被封。

目前,要想正常访问Blogspot,可以采用老方法:编辑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hosts 文件,然后加入72.14.219.190 xxx.blogspot.com ,其中xxx是你的用户名,即可访问到你自己的BlogSpot了。

大家可以预测一下什么时候Blogspot能解封。

月光博客

星期四, 五月 10, 2007

邓丽君去世12年依旧风靡两岸

VOA记者: 齐勇明 台北 2007年5月8日

上个世纪台湾影响力最大的歌星邓丽君星期二去世12周年,她的歌声在海峡两岸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很多人直到今天还在深深的怀念她。

一走近邓丽君的的纪念园就传来她那纯情的天籁之声,让人不尽产生怀念之情。邓丽君的歌声不仅红遍两岸三地,在亚洲国家和所有华人世界中也有重要的地位。当年邓丽君的歌声风靡大陆,台湾人的说法是:大陆人白天是老邓(小平)的天下,晚上是小邓(丽君)的天下,至今台湾民众还能回忆起那个几亿人听一个人歌声的时代。

*小邓比老邓更受欢迎?*

自称听着邓丽君的歌长大的、来自宜兰的王先生说:“我知道好几年前是说老邓、小邓嘛,小邓比老邓还受欢迎。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不过几年前是这样。”

虽然在大陆红遍大江南北,但邓丽君本人生前却从来没有踏上过中国大陆的土地。有人说这是邓丽君的反共义举,也有人说这是历史的遗憾。来自宜兰的林小姐说:“我从小就开始很喜欢邓丽君,她永远都活在中国人心里,也永远活在我心里。两岸也因为他应该连接在一起。虽然她人没有办法到大陆去,但我相信她的灵魂随着两岸的流通而接近,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不仅台湾人常常到这里纪念邓丽君,就连海外的歌迷也亲自或通过寄送鲜花的等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怀念之情。在邓丽君墓前一束束鲜花的留言签上,可以看到有来自大陆、香港、新加坡、日本以及其它不同地方人的留言。

*圆父亲的梦*

从北京来台北业务培训的温小姐在台湾停留时间不长,却也一定要来纪念邓丽君,不仅为她自己,更为了圆她父亲的梦。她说:“一直有听。从我父亲那个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大家都喜欢听邓丽君的歌。我父亲收集了她的(演唱)全集。”

温小姐解释了她喜欢邓丽君的原因,似乎也是在表达所有歌迷的感受。她说:“我觉得她的歌曲歌词都琅琅上口,很容易让人接受,让两岸的心贴得更紧了,让人觉得非常亲切,而且让台湾和大陆人民彼此互相了解,尤其让大陆有机会更了解台湾的艺人和文化,我觉得非常好。”

在邓丽君去世12周年的时候,以“筠园”命名的邓丽君纪念园里布满了各地歌迷送来的鲜花,还有据说她喜欢吃的酸奶、木瓜和其它果品。当地鲜花店来这里送花服务的吴先生说:“今天花算少的,今天大概四五十束是有了。”

*文化遗产留人间*

吴先生谈到一位老歌迷的时候说:“他几乎每个礼拜二和五都会来送花,如果他不能来,就会委托我们来送。他从银行退休之后就开始这样做。”

一群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华侨来此表达怀念之情的同时,了解到今天是邓丽君纪念日更感到格外兴奋。“刚刚好!我们不知道呢...(你们喜欢邓丽君的歌吗?)喜欢啊。(最喜欢哪一首),甜蜜蜜...”

邓丽君离开了她在世界各地的老少歌迷,但是她的歌声却似一项重大的文化遗产留给了世人。

美国之音

在水一方

中国拘出口有毒宠物饲料原料企业主管

VOA记者: 叶兵 华盛顿 2007年5月9日

中国承认,两家中国企业在部份出口美国的植物蛋白中违规添加了被认为造成美国宠物中毒死亡的化学物质,并且已经对涉案的两家企业负责人实行监控。

同时有报导说,中国出口到加拿大的渔食原料中也含有未经许可的工业用化学成份。评论人士呼吁中国政府加强人文和道德教育,以防奸商唯利是图不顾后果的经营方式摧毁中国产品的国际信誉。

*有毒宠物食品在美引发震撼*

在因化学物污染导致美国宠物食品大批召回的案件中最近出现一些新进展。新华社报导,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已经查明,江苏徐州安营生物技术开放公司和山东滨州富田生物科技公司的部份出口小麦蛋白粉和大米蛋白粉违规添加了三聚氰胺(melamine)。报导说,这些产品用了“非法检”商品的名义报关出口,逃避检验机构的检验和监管。报导说,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已将上述情况向美方官员做了通报,并提出与美方建立饲料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议。

据报导,涉嫌向美国出口受污染产品的徐州安营公司总经理毛利君和山东滨州富田公司的总经理田丰目前都被警方拘留。田丰所在的公司已经被当地警方查封。星期二,美国有线新闻网记者对关在拘留所里的田丰进行了采访,但他否认自己知道他的公司出口的产品含有三聚氰胺。

*渔饲料亦含工业用化学物质*

同一天,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发出警告说,在数目不详的一些州发现,那里的养鱼场使用的渔饲料里含有未经许可的工业用化学物质,这些养鱼场把作用这种饲料养大的鱼提供给美国各地的超市。纽约时报星期三报导说,生产这种渔食的加拿大公司使用了从中国进口的受到污染的小麦蛋白粉,然后把他们的渔食产品运往美国。报导说,食品药品管理局没有排除未来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小麦面粉进行化学成份的检验,不过,受到影响的鱼的数量可能会超过目前知道的情况。

*急功近利损人利己将害死中国*

在北京的东珍纳兰文化传播中心主任李丹认为,那种急功近利的短期效益做法,当前在中国社会上已经司空见惯,但是长远来看,这种损人利己的赚钱方法无异于饮鸩止渴。

李丹说:“他们觉得,我就是出一个次品,在中国至少有1000万人会喝(用)一点,这个商品就算1块钱利润,那也是1000万。所以,他们就是抱着一个不是长期经营的想法,而只是捞一票就跑。就是大家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没有一个道德感。只是想,我有钱就可以了,不会想我以后怎么办,这个社会怎么样,我以后要怎么样,以后这个社会怎样发展,他们从来不想。”

*树立基本道德观*

这位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表示,中国要强大,光靠发展物质丰富和经济建设是不够的,必须从小培养人的道德品行、尊严和信用等价值观念。他说,如果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人人向钱看,一切以利润为首要目标而不择手段,势将使中国产品的国际信誉丧失殆尽。

李丹说:“文化文明的程度不够,没有这种道德感,所以说造成产品出去之后发生这样问题,最终会把中国产品的信誉摧毁,那中国再怎样做产业,也架不住这种信誉的失去的。”

美国之音

中国媒体发文批评各级官员调动频繁

2007.05.09

有中国媒体发表文章,批评中国各级官员调动频 繁,不利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作者认为,中国 现行的自上而下的干部选拔机制,以及个人集权等是问题的根源。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含青的采访报道。

中国的《廉政瞭望》杂志发表的有关中国干部流 动调查的文章说,干部交流是必要的,但不能为 交流而交流。现实中,流动得快的干部好像提拔得也快。文章认为,目前中国官员的选拔机制, 习惯于上对下,讲究一切行动听指挥。这种集权于上,甚至集权于个人的现象是中国各级干部频繁调动的根子。文章举一些县市为例说,有的党政主要领导10年换了10人,有的地级领导13年换了7任,成了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刘晓波说,官员的频繁调动是中国从古至今的一个传统: “因为它的官员授予权主要是来自最高层,是自上而下的这么一种任命制,这种官员的频繁调动是从古至今的一个传统。对于特别是地方官员和各部门官员就怕在一个官位上呆的时间长了,那他的经营的势力就会逐渐地大起来,就有所谓的尾大不掉的现象。“

刘晓波说,当年毛泽东时代就是如此,即各省官员 、各个军区司令员都要频繁调动: “不光调,还要往各种官员里掺沙子。官员配备在中国这种特色是中央权力为了确保对于地方官员的主导权才导致官员的频繁调动,并不是因为谁干得好,谁干得不好。干得好也有干得好的理由给你上调,干得不好就往别的地方调。”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建伟同意刘晓波的 看法,他说,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基层 干部的调动更为频繁:“这种频繁调动跟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有一定的关系,本意就是不让官员在一个地方做得太久,不然就盘根错节,就发展自己的势力,容易造成腐败。所以官员在古代,象县令什么的在一个地方做不会超过两三年,肯定要调到其他地方去,这个传统在共产党执政下还是有这个问题。基层干部调动非常频繁。这里面当然对杜绝干部焙置地方势力有作用,但是也有一定的流弊。”

王建伟教授说,地方干部的频繁调动,造成了很多的弊病,第一是:干部不熟悉当地情况,给当地的 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良影响。第二是:鼓励干部急 功近利: “过分频繁调动使他基本上没有机会熟悉这个地方的情况就调走了,等到要实际要做点事情的时候就该调走了。频繁调动对干部也会产生急功近利的想法,因为在一个地方的时间很短,要做出政绩就要搞那些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因为在一个地方的时间很短,所以要做点政绩否则对你的政绩有影响,这些都是一些流弊。”

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刘晓波说,干部的频繁调动对行 政资源和当地经济都是极大的资源浪费,他举北京 市海淀区区长最近被调换为例: “比如象最近的海淀区区长的调换,基本上中国是一个官员走了,在位的时候他规划的东西,无论上马的还是刚有图纸的这些东西都要停了,来得新官员要看他怎么通盘考虑。我个人觉得这种调动的行政成本非常高,它不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特有的现象,而是体制的一种必然,特别是当中央政府权威越弱的时候,官员调动就越频繁。”

刘晓波说,自胡锦涛和温家宝主政以来,控制局面 的能力还不够强,所以要靠频繁调动干部来维护他 们的威望。刘晓波说,其实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中国应该做到各级干部任期的正常化,干部的选拔 应通过民选程序,官员的授权机制也要进行改革。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含青的报道。

中国官媒载文呼吁增强权力运行过程的透明度

2007.05.05

中国官方媒体近日登载文章称,权力封闭运行是腐败蔓延的首要条件,文章呼吁增强权力运行过程的透明度,将决策、执行和监督置于群众监督之下。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中国官方的新华网星期五转载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下属刊物《学习时报》的文章,题目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基本条件》,作者谢鹏程。文章说,目前,中国各领域腐败问题依然严重。不合理的权力配置机制、结构给腐败滋生提供了土壤;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全面,制度不完善等给腐败蔓延提供了条件,而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和对腐败现象的容忍度直接影响对腐败的预防和惩治。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中文政论杂志《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对此评论说,

“‘透明度’这一说本来就比较含糊,实际上的问题不在于透明度,因为很多的腐败现象、腐败的罪行别人都是知道的,是看得见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公开揭露的途径,最起码缺少一种新闻监督。在中国没有新闻监督、没有独立的媒体,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光谈权利的透明度,我想意义就不太大。”

《学习时报》的文章说,造成权力运行封闭性的主要原因是:权力本身具有专断和封闭的倾向;在一些制度废驰,或者处于社会转型之中的国家,许多决策和执行会引发,或者加剧社会矛盾,当权者最简便的应对策略就是把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并广泛适用保密措施,结果往往使保密成为常规,公开成为例外。而权力垄断,或者权力高度集中本身就是排斥民主的。权力垄断制造了隐蔽性,这又为权力滥用等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藏身之所。谈到中国社会权力运行的封闭性,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研究员虞平表示,

“中国应该真正去考虑怎么样让这个社会从过去传统的行政权压倒一切,甚至是从小部分人专断权力的这种制度变成一个比较开放的、比较法制的、让每一个人都能在这个社会中发现自己适当的位置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那么就必须要建立一定的法律制度,现代意义上的法制。如果法制建立起来了,有一个比较通畅的渠道反映民意,靠国家的制度来执行民意,那么无所谓去讲以民为本,或者是和谐社会。它会在政治的过程当中达到这样一个平衡,所以这可能是最重要的。”

胡平认为,近年来,中国政府推出了不少反腐举措,但腐败问题却愈演愈烈,其根本原因是政治制度的问题,

“谈到腐败,当局为此事是说了好几十年,但是到今天为止,腐败现象都是有增无减。我想关键还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制度的问题。我们谈政治自由、谈民主化,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求言论自由,这对当局来说根本就是不费吹灰之力。只要你发表意见、发布消息、揭露事实这样的事情,不加以镇压,那自然就出现了,可是当局却恰恰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百般封锁。所以问题其实在这个地方。”

新华网的报道说,为遏制官员的腐败,中国将从6月1号开始实施新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其中规定,违反廉政纪律的将被开除,包养情妇的予以撤职,或开除等。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中国记者勇敢揭露克拉玛依大火真相

2007.05.08

12年前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吞噬了三百多人的生命,一句“让领导先走”使得288个十岁左右的学生不幸夭折; 同在现场,而且离火源最近的领导干部们却全部奇迹般生还。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央电视台一名记者在12年后,终于鼓起勇气,把真相告之社会,引起网友的热烈讨论。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申铧的采访报道。

1994年12月8号,新疆克拉玛依市中心的友谊馆在举办欢迎上级领导的专场学生文艺演出时,由于舞台照明灯离纱幕太近,引起火灾,造成323人死亡。当时全国媒体都有报道,大多谴责消防措施不够,事发后抢救不得力等。

中央电视台评论部工作人员陈耀文在十二年前克拉玛依大火发生后不久,曾经作为《焦点访谈》节目记者到克拉玛依采访,并制作了记录片,但是没有通过政审,一直没有播出。今年2月份,他在他自己的博客上,终于把他当时了解到的一些事故真相公布于众,引起很多网友的关注。

据英国的《星期天泰晤士报》引述陈耀文的文章说,幸存者告诉他们,火灾发生后,听到主持演出的一位市教委的官员大喊一声:“学生坐着别动,让领导先走!”这样坐在最前面、离火源最近的官员们都逃脱了,只有几个人受点伤。等官员们走完后,大火引起的毒气使得很多学生和老师窒息而死。另外,还有一位叫况丽的官员事发后,自己跑到大火没有烧到的女厕所,把门反锁上,不让烟雾进来。门外有很多一同跑来的学生央求她开门,她没有开。结果,这位官员毫发无损地逃脱了,而厕所的门外堆了一百多具孩子的尸体。

这次大火使得人口不多的克拉玛依市很多人家都受到影响。记者随意打电话,每个人都说他们的邻居或者同学就有孩子当时在现场。一位姓刘的先生的同学的孩子就是这288名年轻冤魂之一:

“记者:您认识的这个人的孩子死了是吗?有多大?”

“是的,大概十几岁吧。”

记者:“那政府是怎么安排的?”

“想调工作的调工作,调房子,有什么要求都满足。”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告诉本台,她邻居的孩子万幸中逃脱:

“后排的跑出来了,前排的没有跑出来,听家长说是老师带出来的,在正门的卷帘门还没有下来的时候,因为其他的门都是锁死的。”

这位女士说,克拉玛依的很多老百姓都对那位喊“让领导先走”的官员感到不满:

“克拉玛依的人都说当时那个领导不应该说这句话耽误了很多学生跑出来。他不说,也许会出来很多小孩。”

据路透社报道,火灾事故后,有14位官员和友谊馆工作人员因渎职罪被判最长达七年的徒刑。上面提到的况丽被判4年,当时在场的最高级官员方天录被判五年。但是,据《星期天泰晤士报》说,所有被判刑的这十四人都在服刑两到三年后获释。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告诉本台说,很多人都觉得判刑太轻:

“我觉得不满意,挺轻的,多少娃娃?几百个呀!”

这位女士还说,事发现场的友谊馆现在已经被“人民广场”取而代之,只留下友谊馆的一个前门:

无论是在哪个国家,一旦遭遇天灾人祸的时候,人类的良知都会让妇女和儿童优先获得安全。根据真事创作的电影《泰坦尼克号》就描写了这种伟大的人性之美。但是,在克拉玛依发生大火时,获的优先照顾的却不是孩子们,而是领导干部。中国独立记者昝爱宗说,这是中国官本位造成的悲剧:

“在他们眼里领导是人,老百姓不是人,老百姓是二等公民。这就是一个官本位的悲剧。”

尽管过了十二年有关那次火灾的很多被隐瞒的事实才被公布出来,陈耀文的勇气获得了很多网友的赞赏。昝爱宗称他是个真正的记者:

“他能勇敢地把真相暴露出来有可能对他不利,但他还是敢于揭发,这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的记者。”

自由亚洲电台申铧采访报道。

星期三, 五月 09, 2007

何清涟:中国向国外无偿转让网控技术

2007.05.02

5月3号是联合国定的“世界新闻自由日”。保护记者权益的国际组织“无国界记者”公布的数字中,中国是监禁记者和网络作家最多的国家。另外,有关学者告诉本台记者申铧,中国还向别的国家无偿转让网络控制技术。下面是申铧的采访报道。

《雾锁中国》一书封面

“无国界记者”1号发布的数字显示,今年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有24名媒体工作者在工作时死于非命,其中包括《中国贸易报》山西工作人员兰成长;另外,目前全世界有135名媒体工作者在狱中服刑,其中有31人在中国;目前全世界有65名网络异见人士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而被判刑,其中有50人是在中国。中国多年来一直是监禁记者和网络作家最多的国家,今年也不例外。

不少人认为,自从胡锦涛主政以来,中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越来越严。《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一书的作者、旅居美国的何清涟就是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士之一:

“在我看来中国媒体的形势是变得越来越严峻,还想在媒体里混饭吃的记者朋友要高度自律。我一个朋友在电话里跟我讲,‘现在是政府越来越强大,社会越来越弱小,一切都由政府说了算。’”

到目前为止,《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研究员赵岩、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程翔、人文思想网站“爱琴海”主编陈建红等等都是因为政治原因身系牢狱。除了把新闻工作者投入监狱外,中国政府还用行政手段整肃超越底线的媒体。北京的《三联生活周刊》因为刊登回忆文革和唐山大地震的文章而受到“黄牌警告”,主编被降职,而且从此不能刊登时政类文章;长于揭露地方官员腐败行为的《百姓》杂志去年也被整肃,主编被撤职。另外,中国政府还有数万名网络警察日夜监控着互联网。何清涟告诉本台说,据她了解,现在办网刊的做法也被禁止:

“办网刊就是把网上的一些好文章放在一起,发个 e-mail族群,让大家在网络之外还看到一些信息,这一点就使大家弥补控制网络产生的一种补救办法。这两天又公布了一条新闻说出版署要把办网刊也力禁。从此以后办网刊必须要到新闻出版署去注册,不注册就是非法刊物。”

何清涟还透露说,投入巨资搞网络控制的中国政府还向海外出口网络控制技术:

“至少我知道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无偿地把网络控制技术输送给古巴、北韩还有苏丹等国。”

旅居美国的独立撰稿人、历史学者时鉴也告诉本台,他把他写的文稿拿到国内的杂志和出版社希望发表和出版,但经常难过审查关:

“因为有时候给他们稿子他们会删减一些,有时会告诉我说这篇稿子在海外发可以,在国内发就很为难。记者:‘是不是那些关于敏感事件的文章呢?’我觉得一点都不敏感,现在美国一些老人谈到从辛亥革命以来的一些历史事件,这些东西在国内已经有定论,很多出版社也不是说不出版,只是说要报批。他们也很明确地告诉你 ‘报批’就是不批。”

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日前也发表报告指出,在申办奥运会时承诺改善人权的中国政府在奥运会即将召开时,不仅没有改善人权状况,反而人权状况更差,其中对媒体的控制更加严历。

就在中国对媒体的控制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的时候,也有一些国家政府表彰中国政府的做法。法国政府前不久就授于原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龙新民荣誉勋位骑士勋章,何清涟对法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持批评态度:

“我认为法国政府给龙新民法国政府的最高荣誉勋位骑士勋章,等于是承认龙新民代表中国政府控制舆论有理,所以我觉得要严厉谴责。”

自由亚洲电台申铧采访报道。

中国何时从“互联网之敌”名单上消失?

2007.05.05

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每年公布一份“互联网之敌”国家名单。一直榜上有名的中国何时可以从这份名单上消失?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就此所做的采访报道。

无国界记者组织这份互联网之敌“黑名单”今年列有13个国家。尼泊尔、马尔代夫和利比亚三个国家由于进步被从名单上去除。那仍然在名单上中国何时也能从这份互联网敌人名单上被去除?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潘恩先生对此表示:

“令人遗憾的的是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不会从‘互联网之敌’的名单上去除,因为中国迄今为止在审查互联网内容、封杀网站方面在世界上排第一位,现在还关押着50多位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同意见的人士。它们使用最先进的技术监控互联网,雇佣大量的网络警察。由此,我对中国改善网络言论空间的管理持悲观态度,中国将在‘无国界记者组织’的黑名单上呆很久很久。”

无国界记者组织在介绍中国的互联网监控情况时说,中国在网络信息过滤技术先进程度方面全球第一,“不给自由言论留有任何可乘之机”。虽然中国有近1700万人拥有博客,但却没有多少人敢于在博客中涉及敏感话题。

中国深圳的网络作家赵达功表示,中国在控制网络言论自由方面的确很严:

“媒体象报纸、广播,电视管得非常严,而且越来越严,只有互联网还有一点漏洞,但在加强控制。我们很多人的博客也已经被封杀。我也有一个博客,但我不敢登敏感性的东西,email 也在封杀。象到googel查‘赵达功’三个字,都会提示‘根据中国法律,部分内容被删除。’”

中国对网络严密监控的局面是通过外部的力量还是内部因素才能逐渐得到改善?潘恩先生表示,过去的经验表明,外部力量很难改变中国监控互联网言论自由的状况,特别是中国在经济日益发展和状大,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情况下更是难上加难:

“中国的改变必须来自内部,中国当局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决定让互联网信息在中国自由流通,这比严酷审查跟监控要好。”

无国界记者组织担心,将来中国可能凭借自己在地缘政治中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效仿它审查和监视互联网言论自由的模式。潘恩表示,一旦这样的效仿事情发生,中国的情况就会更加糟糕。

既然这样,那中国有没有改善审查和监视互联网言论自由的可能?赵达功对此表示:

“除非象原苏联那样搞公开化、搞新思维、搞颜色革命、搞政治改革才会出现这种状况,否则会越来越紧。‘记者无国界’把中国列入这个名单,我估计多少年都不会消除。”

目前与中国同在无国界记者组织“互联网之敌”名单上的国家是沙特阿拉伯、白俄罗斯、缅甸、朝鲜、古巴、埃及、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叙利亚、突尼斯、土库曼斯坦和越南。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五一假期大批论坛关闭整顿 当局新一波收紧网络言论 

2007.05.07

大陆五一假期期间大量网上论坛关闭进行整肃,也有学术时政网站无故出现故障,有分析指国家主席胡锦涛有关讲话之后,大陆当局正进一步加强网络控制。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著名的学术网站北大燕南网,在经历零五年因大量帖子针砭时弊支持维权,遭 当局关闭之后,改名天益网收敛锋芒继续运作。然而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再次无法浏览 ,并没有任何通知,有关心该网命运的网友将消息发到了海外博讯网。本台星期一致电 天益网负责人郭琼虎询问,他表示服务器出现不明故障正在抢修:“服务器出问题了, 五号开始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恢复。反正服务器整个锁掉了,正在抢修。 ”

然而天益网出现故障似乎并非孤立个案,记者搜寻发现,大陆的很多网上论坛都出现了五一假期暂时关闭,或是整顿的通告,而涉及范围不只是时政性的网站,连一些官方论坛,和生活咨询类别的bbs,包括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网站论坛、河南洛阳bbs、中国邮箱技术论坛、吴江信息港网友论坛等等数以百计的大陆论坛五一期间都有关闭的情况,有些注明根据有关部门要求,假期暂时关闭整顿,而有些则以整理数据或空间出现故障为由通知无法打开。

湖北维权人士杜导斌认为每逢节假期当局都格外加强 封堵网络,比如说他自己创办的服务器设在海外的《无权者论坛》在五一假期也遭到严 重屏蔽,他星期一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就是五一期间打不开,有那么几 天有些情况,封锁的特别厉害,我们用其他方法都进不去,现在我自己能进去,但很多 网友到现在都说进不去。原因不清楚,反正就打不开。我分析就是网络警察要休息,没 那么多人值班,他就以比较严密的手段给封锁了,避免出事,避免危及他们的官、饭 碗。”

记者通过 搜索还发现,原来早在四月下旬,就有一批网站遭暂时或不知再会何期的关闭。有分析 指近期种种迹象,尤其是对网络论坛的大规模的整肃意味着新一波的网络控制。北京独立意见人士余杰星期一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国家主席胡锦 涛在上个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要求加强网络管理的政令正在落实:“前一段时间胡锦涛在 政治局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怎样对国内网络进行控制。我觉得显然也是这次会议 的结果,相关部门正在加大控制力度,所以在奥运前期当局希望网络完全在他们控制下 ,那些批评的声音完全被它们消灭掉。”

记者尝试 登入一些五一假期期间发布通告暂时关闭的论坛,部分已于五月七日重新开启,云南丽 江论坛在短暂关闭重开后,星期一贴上了这样一条消息:“为更好的管理维护论坛 ,防止恶意发贴!从2007年5月7日起论坛将采用发 贴审核制度,为此给大家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而一些称将于五月八 日劳动节假期过后开启和开启时间要另行通知的论坛将会有怎样的改变或是就此消失,则有待观察。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炎黄春秋》连发呼吁民主的文章为何安然无恙?

2007.05.07

在北京出版的《炎黄春秋》月刊最近连续发表文章,不仅呼吁中国政府开放媒体监督,而且倡仪中共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些文章的发表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有人说,《炎黄春秋》屡次触及敏感话题却没受到惩处,可能是与中共在十七大推动政治改革的意图相契合。但是,熟知中国政情的人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铧,《炎黄春秋》一贯言路开放,这些文章的发表应该不是政府的刻意行为。下面是申铧的采访报道。

《炎黄春秋》杂志在今年的二月号上发表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大胆倡言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改走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炎黄春秋》三月号则刊登了吴敏的文章《没有民主就没有共产党》;四月号又登载了中共前宣传部长陆定一之子陆德的文章,说陆定一主张公众和媒体对共产党进行监督。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谢韬的文章。

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已经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否定了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暴力革命以及共产主义。此外,在和北欧国家实行的民主社会主义作了比较后,谢韬得出结论,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有媒体报道说,中共有一些官员对这篇文章大加声讨,认为“这是对中国国家政治以及意识形态领域最危险的攻击”。

和这些文章的内容一样受到外界关注的是,就是这样触及底线的《炎黄春秋》杂志至今仍没有遭到中宣部惩罚的迹象。和《炎黄春秋》一样比较开放的杂志,象《三联生活周刊》和《百姓》最近都因为刊登回忆文革和唐山大地震以及揭露地方官员腐败的文章而遭到整肃,主编换人,杂志的编辑方针也被调整。那么为什么《炎黄春秋》能够安然无恙呢?北京的独立时事评论人士刘晓波说,其实《炎黄春秋》杂志一贯都是言论开放,最近这几篇文章没有什么特别:

“他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的时候发表过李锐的《给十六大的一封信》,主题就是谈政治改革。李锐的所有文章比现在所有的这些文章都开放。”

刘晓波还说,中国的宣传部门对《炎黄春秋》“手下留情”的一个原因就是《炎黄春秋》与中共党内一些离退休高级干部中的开明派有很密切的联系,包括李锐、胡绩伟、杜润生、阎明复等人。另外,据台湾的《中国时报》报道,该杂志的社长杜导正曾经是中共现任主管意识形态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老上级。因此,用刘晓波的话说,《炎黄春秋》所处的小环境使得它能够保留言论开放的风格。

香港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何亮亮也告诉本台,他认为《炎黄春秋》发表言论比较出格的文章应该不是政府刻意的行为:

“如果官方可以发表这样的可以引导整个中国的舆论,更具有官方色彩的、更正统的、更主流的一些刊物 - 如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求是》、《学习时报》是中共中央党校的刊物),如果发表在这两个刊物上的话,就可以看成是官方的一种舆论乞求。”

因此,在何亮亮看来,几篇文章言论大胆,并不意味着今年下半年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会在政治改革上有大的作为:

“这说明十七大甚至是奥运会召开之前的、既然中共想在国内营造一个和谐社会,那他也希望在舆论上相对宽松一些,但这好像也不等于中共的十七大要施行一种大规模的、很深刻的政治变革。”

刘晓波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和五年前中共十六大召开前的言论环境比较起来,他觉得那时候比现在还要宽松。不过,刘晓波承认,近些年来,中共党内确实出现了言论多元化的趋势:

“1999年李慎之那个“风雨苍黄五十年”,他是属于副部级的离休干部,那个东西在某种程度上给党内的改革派、这些离退休的人说话开了一个非常大的口子。后来这些左派敢说话是因为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时候。邓力群他们向江泽民发难,连续发万言书,现在的左派也挺敢说的。”

自由亚洲电台申铧采访报道。

统战喉舌曹聚仁“谈右派”

作者:张耀杰 2007-05-07 15:48:25

《北行小语:一个新闻记者眼中的新中国》,2002年7月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其中收录了曹聚仁的《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的全部内容。在封底内扣中,写有这样的宣传话语:“新中国成立伊始,海外多持观望、怀疑,甚或敌视、妖魔化态度,谣诼纷集。在此背景下,著名作家、学者曹聚仁以新闻记者身份,在1950年代,多次从香港北上,访问北京,并游历大陆各地,以客观、中立、公正的立场,深入报道大陆的社会巨变,产生深远影响。自称既不‘反共’,也不‘亲共’,而是力求‘知共’的曹聚仁,录其所见,记其所闻,存其所思,为后世留下珍贵的第一手历史文献。抗美援朝、合作化运动、反右运动等重大事件均有所记录。本书系大陆初版,堪与作者以战地记者身份留下的《万里行记》前后辉映,并足传世。”

本文无意对该书进行整体评估,祇想讨论一下曹聚仁的“谈右派”,是不是像出版者所宣传的那样“客观、中立、公正”,是不是像曹聚仁自己在《北行三语。后记》中所说的那样,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一、“近于诡辩”的“谈右派”

《谈右派》是曹聚仁关于反右派的第一篇文字,他在开场白中写道:“记者南返以后,千头万绪,也不知有多少急事缓事不曾报道;我们到浙江去巡游了6天,那已是一个月前的事,到今天,也还不曾写过。祇因‘整风’这件大事,海外人士太关心了,祇能把一枝笔放在这一重心上。”

中共中央调查部办公室副主任、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李克农办公室副主任徐淡庐,是曹聚仁及妻子邓珂云巡游湖北、江西、上海、浙江等地的专职陪同。据他在日记中记载,一行人是1957年6月11日上午由北京乘火车南下的。6月18日,他在庐山日记中写道:“客人注意寺庙在解放前后的对比,对新闻事业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盈亏津津乐道。他对报纸所载批判章伯钧、储安平等人的反动言行不愿发表意见,但又表示对整风问题将作若干万字的报道。我观他不读《人民日报》社论,写通讯十分粗浅,抵庐山当晚买了几张风景照片寄给《南洋商报》也算交卷。”

由此看来,曹聚仁的《谈右派》以及随后的几篇相关文章,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客观、中立、公正”的新闻报道,而是由中共当局布置给他的真假难辩的统战宣传。对于这样的统战宣传,曹聚仁一直是心领神会的。10年之后的1967年11月18日,他在写给胞弟曹艺的家书中表白说:“我的写稿工作,乃是北京所指示的,面对华侨,当然不能一鼻孔出气,否则作用全失。我也想不到会变成全世界华侨的思想指路牌,所以,京中对我特别关怀。”

正是出于这种心境,曹聚仁在《谈右派》中用自称是“近于诡辩”的话语,把自己形容为“反动派”:“我们在沿着长江流域旅行的途中,从报纸上、广播中听到了一些右派人士的姓氏和他们在言行上的过错。后来,在香港看到一张罗列了370多人的名单。……某君就半玩笑半认真地问记者:”你是什么派?‘我说我是’反动派‘,他听了不觉大笑。记者接着就对他说:“你们把我当作左派,我还不懂得左派思想该是什么;要说是右派呢,又不知今日的右派,走的是怎样的路线。惟有自认是反动派最不错,总有一边会把我们当作反动派看待的;不是这边的反动派,定是那边的反动派,总不会错了吧!’记者的话虽是近于诡辩,他也瞪着眼睛,无话可说了。”

“不知今日的右派,走的是怎样的路线”,并不影响曹聚仁按照毛泽东的思路给遭受政治清算的“右派人士”,加以“莫须有”的思想罪名:“记者忽然想起了毛主席的一句话来:他觉得一般知识分子虽说经过了社会革命的大关,但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和新的社会生活不相融洽,所谓‘过不惯’。……凡是下意识中对于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不相融洽,过不惯的,那就是右派的灵魂。”

按照这样的标准,1950年南下香港的曹聚仁自己,分明是彻头彻尾的“右派”,而不是所谓的“反动派”。然而,在落款时间为“1958年春”的《再记右派分子的终局》中,曹聚仁先是“莫须有”地捏造章伯钧、罗隆基、艾青、丁玲、冯雪峰等人有“士大夫个人主义的野心”,以及“他们都在私生活上欠检点,予以口实”;接下来便与这些人划清了政治界线:“到今天,记者得声明一句话:记者个人是自由主义者,但非右派分子,因为我从来没有政治上的野心,既不想领导别人,也不想被别人所领导,我是‘绝物’,却不是‘右派分子’。”

二、自称“绝物”的“反复颠倒”

《再记右派分子的终局》之前,曹聚仁另有一篇《右派分子的终局》,落款是“1958年2月13日在北京”,也就是他再一次来到北京的第二天:“记者昨天(12日)下午到了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知道右派分子的终局。人代会罢免右派分子几位巨头,如罗隆基、章伯钧、章乃器、黄绍雄这些人的部长职位,该是最大的新闻,也是一般读者所关心的大事。记者先前曾再三报道政府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置,采取和风细雨方式,非常温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在这篇文章的结束语中,曹聚仁迫不及待地给出了自己“想当然”的“右派分子的终局”:“记者的报道,或许可以替一般读者解消一些疑问了吧,反右派运动,便是这么结束了。”

接下来的历史事实,完全否定了曹聚仁自以为“事实”的“想当然”:1958年3月8日,北京各大学的大批学生右派,遭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处分,被送去劳动教养。另有部分学生,遭到强制性的“劳动改造”,甚至死于非命。比起号称“首善”的北京,全国各地的右派分子,所遭受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政治迫害,还要更加惨烈一些。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介绍: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人。从指导思想上讲,虽然也说过“不可过分”、“决不要扩大化”,但更多地是怕漏掉,所以在反右派过程中,一再反对“温情主义”,强调“深入挖掘”。

然而,曹聚仁置眼前的事实于不顾,在《再记右派分子的终局》一文中,自相矛盾地为反右派运动辩护说:“年轻的一辈,一提到右派分子,就作公式化的按语,说他们是反党、反政府、反社会主义的。究其实际,他们并无‘造反’的野心,章、罗诸氏,最多也不过想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或‘副总理’,辅君行其道。(章乃器氏说他烧了灰,也没有反党、反政府、反社会的痕迹,此语也有一部分是真实的。)至于艾青、丁玲、冯雪峰诸人的意愿,也不过是想取文联主席地位而代之,或者高居文化部的领导地位,满足了‘大丈夫当如是也’的野心而已。说明白一点,乃是士大夫个人主义的野心。另一方面看,正是反社会主义的,因而是反党、反政府的。在解放初期,……民盟、九三学社的领导人,忽然自负以天下之重,觉得今后乾坤重担都在他们身上,于是以影子内阁的领袖自居,也是势所必然。”

比起“年轻的一辈……公式化的按语”,曹聚仁的“按语”其实是更加自相矛盾的“公式化”:右派分子一方面“并无‘造反’的野心”,一方面却又有“士大夫个人主义的野心”;一方面并不是“反党、反政府、反社会主义”,一方面却又是“势所必然”的“反社会主义的,因而是反党、反政府的”。对于这种不惜自相矛盾的“公式化”,被曹聚仁奉为师长的周作人,在《关于绍兴师爷》中,曾经有过经典性说明:总是以凌驾于法律程序之上的“绝物”即特殊材料或特殊超人自居的绍兴师爷,在处理各种案件时永远正确的根本秘诀,就在于“反复颠倒无所不可”。具体说来,绍兴师爷想让原告胜诉,他就会说:“这个人要不是吃了亏,何必要来告状呢?”绍兴师爷想让被告胜诉,他就会斥责原告说:“人家被告不来告状,你这个原告却偏要来告状,肯定是你善于惹事生非打官司!”绍兴师爷要想让老年人胜诉,他就会对年轻人说:“你不尊敬老年人就应该受到惩罚!”绍兴师爷想让年轻人胜诉,他又会质问老年人说:“你那么大年纪不知道爱护年轻人,是什么道理呢?!”

笔者认为:假如非要给曹聚仁一个中国文化史上的位置,那就是继绍兴师爷鲁迅、周作人兄弟之后,把“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刀笔吏手段运用得既熟练又彻底的第一人;而不是夏衍在《怀曹聚仁》中所说的“在海外华文报纸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第一个”。

至于右派分子的确凿罪证,曹聚仁能够坐实的祇有一个“戏曲界知名之士吴祖光”:“他也曾有取剧协领导地位而代之的野心,他也在私人生活上翻了筋斗。他搜藏了很丰富的淫书淫画,已见之于公开文件。他欣然就道,到东北黑龙江地区参加农场的劳动生活。海外论客,或许对于农场的劳动生活,看作是地狱生活,事实上,记者亲身所见,那的确是使身心愉快的修养。佛家所谓‘苦修行’,庶几近之。吴氏的‘欣然’就道,并非装出来的。”

在另一篇《访罗隆基先生》中,曹聚仁又把“欣然”二字放大为“欣欣然”:“罗氏欣欣然参加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也就是不愿意脱离社会主义阵线的明显表征。……记者毫不带夸大成分地说:新中国使人兴奋的新事太多了,谁都有点恋恋不去了,连记者也在内。”

在中国大陆拥有王春翠、邓珂云两位妻子的曹聚仁,1950年为了逃避“毛泽东也正在砌起了思想上的万里长城”(语出《南来篇》)的思想控制,而南下英国人统治的香港,一边与诸多年轻舞女鬼混,一边公开发表描写风流嫖客与风尘女子纵情纵欲的“淫书”《酒店》。就是这样一位根本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或“公民”资格的“境外”记者,偏偏把自己标榜为凌驾于一切“别人”之上的“既不想领导别人,也不想被别人领导”的“绝物”即特殊材料,进而用无法证实的“野心”来抹黑右派分子,再用同样无法证实的“欣然”、“欣欣然”,为把罗隆基、吴祖光们打成右派的中共当局提供政治辩护。在他的“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文章中,是完全谈不上“客观、中立、公正”的,也是完全谈不上“最好的‘考验’是‘时间’”的。

三、统战宣传的功利驱动

继上述三篇文章之后,曹聚仁还在《海外人士注意的右派分子》中进一步表示说:“所有右派分子所受到的处分都是极轻的。……一部分是劳动教养。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文艺界的朋友,在北大荒国家农场锻炼自己。说起北大荒,一些海外论客就跳起来了,且慢,记者是心甘情愿想到北大荒去的,那儿即算不是天堂,也可说接近天堂了。……中共所实行的劳动改造政策,监狱便是学校,也就是工厂。”

应该说,像自己的恩师邵力子,以及直接享受毛泽东眷顾的郭沫若、章士钊那样,在中国大陆享受“天堂”般的优越感和幸福感,是曹聚仁甘心充当“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统战喉舌的最为根本的功利驱动。

1956年11月6日,曹聚仁在写给原配妻子王春翠的家书中表白说:“年来显得我的精神是衰迷了,每逢情绪不佳,梦中必返故乡,……此亦落叶归根之境。但故乡又如何住呢?”

1958年10月,再一次来到北京的曹聚仁,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一再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离开北京后,他乘飞机前往上海,接第二任妻子邓珂云返回香港。10月29日,他在写给曹艺的家书中,兴高采烈地表白说:“我到香港,大约有20天勾留,便到日本去,12月底可以回北京了。这是我的打算,也许有变动也未可知。我准备对房子方面领一次情,所以考虑了又考虑,我倒想住青岛去呢!”

11月3日下午,曹聚仁在致曹艺信中,甚至要替对方开口要官:“我昨日搬了家,今日又移入另一新寓,此事甚妙。接来信及妈妈的手谕,我以往,(也可说是赤手空拳到了香港。)许多事力不从心,目前情势不同,我总要让你担当大一点的工作。因为反正是开口,要开口就要开大口,你一个人做了主管,别人就可以连带有办法了。(我自己永远想站在边上。)”

在这封家书里,还附有写给母亲刘香梅的短信:“织云南来,我们怕要出国去,因此请妈妈南游,要等到我们移家广州以后了。”

连梦牵魂绕的江南故乡都“住”不下去的曹聚仁,是绝对不会像“右派分子”吴祖光那样,到“即算不是天堂,也可说接近天堂”的“监狱便是学校,也就是工厂”的“北大荒”,去接受佛家所谓“苦修行”的劳动教养或劳动改造的,他所希望的是无偿享用中共当局提供的养尊处优的生活条件。一年之前,第一次到大陆采访的曹聚仁,最先报道的就是自己梦寐以求的文人生活:“最使我觉得‘扬眉吐气’的,(当然替别人觉得如此。)就是在今日新中国,祇有文艺作家才有成为‘暴发户’的可能,有如中了马票头奖似的暴发。……举几个现成的例子:那位翻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梅益,就是这一种译本,拿到人民币15万元的稿费;而那位写《保卫延安》的青年作家杜鹏程,也在一年之中,得到了人民币15万元以上的稿费。(合港币四十万上下。)”(语出《寄徐伯訏先生——北国的作家生活》,徐伯訏是著名作家徐訏的本名。)

对于中国大陆的真实状况,特别是中共当局不惜以思想罪和文字狱剥夺本国人的思想自由和精神创造的政治高压,曹聚仁是完全明白的。1960年,自称“我的思想,既不是‘亲共’的,也不是‘反共’的,勉强来说,我可以说是属于‘知共’”的曹聚仁,在《北行三语。后记》中表白说:“凡是革命政权,都是被当时的一部分民众所诅咒的。我知道在中共政权之下的生活是不自由的。不过孙中山在他的遗教中,就明明白白要我们放弃个人的自由,所以台湾的口号和大陆的口号是相同,有集团的自由,才有个人的自由,而且要为集团而牺牲个人的自由。我们要为个人的自由而奋斗的话,那就得另外寻找奋斗的途径。”

由此可知,出现在曹聚仁笔下的吴祖光的“欣然”和罗隆基的“欣欣然”,其实是他对于右派分子“不自由”的生存状况的恶意粉饰。待到中共当局公开承认反右派的政治错误之后,得到平反的吴祖光和他的妻子新凤霞,以及其他的“右派分子”及其家属,所表现出来大都是血泪控诉,而不再是所谓的“欣欣然”。

与中国大陆被打成右派的55万知识分子相比,曹聚仁确实找到了祇属于他自己的“为个人的自由而奋斗……的途径”,那就是一边在香港享受英国人庇护下的言论自由,一边以境外记者的身份,把脑袋伸进中国大陆,替剥夺本国民众的人身自由及言论自由的中共当局提供“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统战宣传。他的好友徐訏,在《悼曹聚仁先生》中对此曾有经典说明:每个人性格上都有矛盾的地方,曹聚仁则特别显著。他的号召人家返回大陆,有点不顾人家死活的“老鸨”心态。

原载:《北京之春》,2007年5月号

星期二, 五月 08, 2007

《北京日报》刊已故中共前宣传部长陆定一言论:反腐败须靠外部力量

(北京综合讯)中共的反腐败必须依靠外部的力量,《北京日报》日前刊登了已故中共前宣传部长陆定一晚年的反思,引起外界对于当局动机的关注和猜测。

由陆定一长子陆德整理的《陆定一晚年的几个反思》,刊登在杂志《炎黄春秋》2007年第4期,其中陆定一谈如何解决中共党内的腐败问题,5月5日被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摘录。

陆定一说:“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党的反腐问题,其‘裁判权’和‘监督权’,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的基础上,再加上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更上一层楼。反腐的效果好不好,也要民众说了才算,而不是自己。”

台湾《中国时报》引述北京消息人士说,陆定一的“反思”是经过中共特许后对外发布;中共主流官方媒体在此前并没有报道或转载过相关消息和文章。

陆定一在1996年5月9日于北京逝世。他在毛泽东主政期间担任超过20年的中央宣传部长,长期支持毛泽东的冒进政策,最后在文革时自己也遭“四人帮”迫害。

中共近来加大对反腐败的力道,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周刊日前发表署名文章,透露中共正在尝试设立专门监督党委和纪委的监督委员会,以破解“谁来监督党委和纪委”的难题。

《北京日报》所引述的陆定一的反思也提到监督的问题,他说:“反腐机构也是党领导的,它要听从党的指挥,如果党的领导人甚至一把手腐败了,那么该由谁来管?对这个问题,列宁也始终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来。”

陆定一指出,光依靠自律,是不能彻底解决中共党内的腐败问题。“反腐中,自己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达不到预期的管理效果。”

他提出的原则是“要增加反腐的透明度、增加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奏效”。

“不要怕别人讲话。对于群众的意见和不满,不要压制,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学大禹(注:因势利导)而不要学他的父亲鲧(注:围、堵)。不管是好的意见还是坏的意见,都要妥善处理。”

陆定一说,执政党握着全部的“政府资源”,所以一定要强化外部的监督和制衡,才能有效抵制腐败现象。

中国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日前在共青团机关报《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强调让中国媒体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他的文章题目就叫做《让新闻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