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五月 26, 2007

大庆化工园区周边“怪病”调查

作者:王克勤 刘思坤

“爸妈都走了,孩子也走了,现在该轮到我了。”

提起已经去世的父母和孩子强强,42岁的王雅杰差点哭出来。

噩梦开始于6年前。

2000712,王雅杰的母亲因肺心病离开人世;

几个月后,王雅杰的父亲因血癌去世;

紧接着,王雅杰的孩子、强强的脖子上长起了疙瘩,被医院确诊为淋巴癌。5个月后,不满11岁的孩子,也匆匆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一个家庭,一年半的时间里,三条生命先后被病魔夺走。

而在王雅杰生活的这个社区——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喇嘛甸镇独立屯火车站居民区,有类似病症的,并不在少数。

“我们这里,得癌症的特别多,其中大部分是呼吸道疾病。”独立屯居民蔡文祥说。“我们觉得,王雅杰家的3口人死得太蹊跷,屯里这么多人得癌症,也太奇怪了。”

“得癌症的人太多了!”

王怀起,男,因患心脏病于1994年9月30日去世,64岁;

金纪华,男,因患脑血栓于1995年10月8日去世, 55岁;

于树成,男,因患肝癌于1996年8月5日去世,67岁;

王沛然,男,因患肺癌于1996年9月5日去世,48岁;

王玉桐,男,因患肺癌于1998年8月9日去世,54岁;

王桂清,女,因患肝癌于1998年12月8日去世,54岁;

郑淑芹,女,因患肺心病于2000年7月12日去世,66岁;

孙焕均,男,因患脑出血于2000年9月23日去世,67岁;

王家林,男,因患血癌于2000年11月12日去世,68岁;

王兆勤,男,因患肝癌于2001年5月2日去世,62岁;

王桂兰,女,因患脑出血于2001年7月14日去世,71岁;

李建强,男,因患淋巴癌于2004年2月4日去世,11岁;

景秀兰,女,因患肺气肿于2004年11月26日去世,70岁;

李景山,男,因患肺癌于2006年大年初一去世,59岁。

备注:以上名单是没有公开发表的名单

本刊调查走访独立屯后,核实到了一份14人的独立屯居民死亡名单。

“对于只有71户人家,250多口人的小居民区来说,有这么多人死于癌症,也太不正常了!”居民代表景厚福说这番话时表情凝重。而在这些死亡者中,最年轻的死者王沛然的死亡故事更是居民们不断提起的“疑案”。

王沛然,生前系独立屯居民,曾是最早一批大庆市独立屯火车站养路工和线路工,从1964年开始到这里工作,从事重体力劳动。于1996年9月5日患肺癌去世,年仅48岁。其女儿王秋黎向《瞭望东方周刊》讲述了父亲发病的经过:

“我们独立屯的铁路职工家属为了吃饭,30年前便在这里垦荒耕地。我家一共有4亩多地,都种了苞谷。1995年9月5号的时候,我爸在地里收苞谷,晚上8 点忽然闻到空气中有刺鼻的味道,9点多捂着鼻子和嘴回来的,那时他跌跌撞撞,头晕恶心,浑身没劲。当天晚上我爹没怎么睡,一阵一阵咳嗽。后来看到他咳血, 看上去很严重,12月份就去了大庆第四医院,大夫给他肺部拍片,发现阴影,医生说是肺癌晚期,我们一开始都没敢相信,也没告诉他本人,只找了叔叔,他也不 相信。我们又马上把他送到哈尔滨肿瘤医院,还是确诊为肺癌晚期。1996年9月5号上午7点多,我父亲在让胡路区铁路医院走的,48岁。”

与独立屯相连的大庆市让胡路区喇嘛甸镇宏伟村也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

宏伟村会计高峰介绍,宏伟村现居住人口共有11639人,常住户和流动户共4255户,其中常住户1187户,3400人。该村共分为六个生产大队,整个村庄都处在宏伟化工园区的北侧,其中二队与宏伟化工园区仅一条马路之隔。

宏伟村二队村民统计的《大庆市让胡路区喇嘛甸镇宏伟村二屯近十年内死亡人员调查表》列出了从1992年3月到2004年11月间24位死亡人员的名单。

谢洪思,男,因患肺癌于19923月去世,61岁;

宋招太,男,因患肺癌于19957月去世,56岁;

苍永合,男,因患肺癌于19999月去世,61岁;

张淑芹,女,因患肺癌于20008月去世,72岁;

单淑清,女,因患脑癌于2002102去世,54岁;

袁福春,男,因患肺癌于200211月去世,44岁;

何连山,男,因患肺癌于20052月去世,51岁;

…………

(备注:以上名单在公开报道中没有发表)

癌,已经成为独立屯和宏伟村二队村民谈之色变的字眼,然而病魔并没有止步,它所纠缠的并不局限于成年人,它的魔爪,已经悄悄伸向了同样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们。

“脑瘫的孩子怎么这么多?”

“鹏鹏,别怕,别怕。”

见到有生人进来,14岁的衣鹏鹏(化名)浑身不断抽搐,抖动十分剧烈。母亲刘英赶忙压住孩子,哄着衣鹏鹏。

衣鹏鹏平躺在床上,脖子向后仰,眼神往外翻,舌头外伸,下巴向上翘,腕关节变形,两只胳膊乱抡,双手似乎要抓什么东西。两只腿瘦小,蜷缩着,不能伸直。他 全身不停地蠕动着,并不时地呻吟着。昏暗的灯光下,他显得格外瘦小,见到了外面来的生人,似乎更害怕,动作也更剧烈。

2006年8月7日晚19点15分,记者在宏伟村一队的刘英家看到了鹏鹏,他也是记者看到的全村十多个脑瘫孩子之一。

宏伟村的高峰会计向本刊提供了厚厚一摞“宏伟村残疾人状况普查表(2005年)”,从中记者看到了11名残疾孩子的资料。在得到这份名单之前,记者对宏伟 村6个生产队进行了大量的走访调查,不仅见到了上述名单中所列的残疾患儿,而且发现了另外6名出生在该地区的脑瘫孩子。另外,出生在外地、现居住在宏伟村 的残疾孩子还有4名。在宏伟村3400人中,残疾孩童共计17名,而患脑瘫病症的,竟达14名之多。

宏伟村卫生所卫生员赵淑红,专门负责给宏伟村的孩子们打预防针,从事防疫卫生工作,系大庆卫校毕业。她说:“这里的脑瘫孩子都不打预防针,但这里的脑瘫孩子确实太多了。我感觉宏伟六个队得有20多个这样的孩子。”

赵淑红回忆起婚前在家乡大庆市都尔伯特县敖林西伯乡从事卫生工作的情景时说:“我们那个乡有十五、六个村,每个村平均得有200多户,加起来有1万多人, 这些人中只有一个是脑瘫,而且是染色体有问题。”“周围的老人也没有怪病,五、六十岁的老人都很健康,当地环境好,出门就是大草原。”

两相对照,她对宏伟村现在的这个现象十分不解,“这么多脑瘫孩子在同一个村里出现,这太不正常了。”

而喇嘛甸镇民政专干李子复也对宏伟村孩子残疾的情况产生疑虑:宏伟村所在的喇嘛甸镇共9个村庄,而孩子患脑瘫的病例主要集中在宏伟村一队和二队。他说: “其他村庄像这样的孩子非常少,如果有脑瘫的,也是三十岁以上的,也非常少,小孩子几乎没病,现在的医疗条件这样好。”问及孩子患脑瘫的原因,他回答: “这可能跟环境有关。”

备注:以下是公开报道中没有发表的脑瘫孩子名单,也是我所见到过的孩子们:

于 某,女,6岁,宏伟村五队,患先天性心脏病。

某,男,6岁,宏伟村二队,患脑瘫,右手不好使,大脑反应迟钝;

某,女,8岁,宏伟村二队,患脑瘫,下肢截瘫,不能活动;

某,男,10岁,宏伟村四队,患先天性软骨病;

某,男,11岁,宏伟村一队,患先天性小儿麻痹症(属于脑瘫);

某,男,11岁,宏伟村三队,患脑瘫,且患先天性肢残;

某,男,13岁,宏伟村一队,患脑瘤后遗症;

杨 某,男,13岁,宏伟村二队,患脑瘫引起下半身不能动,生活不能自理;

某,男,16岁,宏伟村一队,患先天性小儿麻痹症(属于脑瘫);

某,男,16岁,宏伟村五队,先天性右下肢小腿残疾,有劳动能力;

某,女,18岁,宏伟村二队,患脑瘫,引起下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

但这一统计并不完全。在得到这份名单之前,记者对宏伟村6个生产队进行了大量的走访调查,不仅见到了如上名单中所列的残疾患儿,而且发现了另外6名出生在该地区的脑瘫孩子,他们是:

某,女,4岁,宏伟村一队,患脑瘫,智力发育不好,右侧肢体活动迟钝,生活不能自理;

张 某,女,4岁,宏伟村四队,患癫痫症,脑发育落后。会说话,但生活不能自理;

杨 某,男,6岁,宏伟村二队,患脑瘫,不会说话,流口水,面部表情呆滞;

李 某,女,13岁,宏伟村四队,患脑瘫,说话困难,“智力就像3、4岁的孩子一样。”

某,男,9岁,宏伟村一队,患脑瘫,大脑反应迟钝,智商不及3岁孩子。现在新疆生活;

瞳 瞳(化名),女,出生17个月后病故,原在宏伟村三队,出生时被断定为“脑部萎缩”,属脑瘫病症,只能爬不能走。

另外,出生在外地、现居住在宏伟村的残疾孩子还有4名:

某,女,9岁,患脑瘫,出生在赵东县红河89大队,现居宏伟村三队;

侯 某,女,10岁,患先天性软骨病,出生在赵州市二井太金村,现居宏伟村二队;

于 某,女,11岁,患先天性营养不良,出生在兰西县远大乡封乐村,现居宏伟村六队;

某,男,14岁,患脑瘫,出生在青冈县新乡村新村一队,现居宏伟村二队。

接二连三的“跑毒”事件

在宏伟村与独立屯火车站的西南方是大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宏伟园区,也就是宏伟化工园区。这个占地20平方公里的化工园区与这里的居民区仅一条马路之隔。

记者在十多天的访问中了解到,这个罐塔林立的化工园区面积如同一座中型城镇,方方正正地摆在大庆市让胡路区城郊的田野上。

在这个化工城中,目前入驻的化工企业有37家。

在这个化工园区还没有建立的时候,这里便早早有了几家石化企业,最早的企业便是如今的中国石油大庆炼化公司,它的前身大庆油田化学助剂厂是1987年开始在宏伟村周边破土动工的,1989年投产。

大庆宏伟化工园区的发展,无疑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了充足的动力。然而,一份由独立屯居民代表于2006年5月19日提交给大庆市市长的信件中却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担忧:“自从上世纪90年代这里建立了化工区,空气质量便出现了分水岭。”

——1995年:氨气泄露事件

1995年,在这里发生了一起当地居民家喻户晓的氨气泄露事件。

独立屯居民蔡文祥向记者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景:“1995年9月5号,正好是我的60大寿。晚上6点,助剂厂氨气开始泄露,一片白花花的气体挨着地面就冲 过来了,3到4米高啊。我一看不好,就跑到屋里面躲起来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田野里的麻雀、燕子、鸡、鸭都死成了一片哪!”

宏伟村村民张兴春回忆说:“那天我在家看电视,忽然听到屯里广播响了,‘大家赶快把窗户门关严了,把毛巾沾上水,捂上鼻子,助剂厂跑毒了。’我们就赶忙把门堵严了,用毛巾捂着鼻子趴在地上,趴了将近2个小时,之后也就没有了动静,走出门一闻,直打鼻子。”

居民们反映,事发后的一段时间里,位于化工区正200米的钻井三公司一大队、钻井三公司农工商分公司的住宅区的职工们进行了整体搬迁,一部分搬到了远望住 宅区,一部分搬到了银浪住宅区,二者皆远离化工园区。宏伟村一队村民李喜东提出自己的疑问:“工人转走了,就咱农民没人管。”

除此之外,居民们还介绍了一个重要情况:搬迁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有几十辆大客车连夜将这个小区的职工及家属全部拉出了该区域。在他们新搬迁的远望住宅 区,本刊暗访居民楼门卫赵庆和与邢树和,他们都承认,当年钻井队职工之所以搬迁,就是因为1995年发生的氨气泄露事件。

如今11年过去了,独立屯和宏伟村的人们对这一事件依然心有余悸。

宏伟化工园区最大的国有企业——中石油大庆炼化公司安全副总监、质量安全环保处处长李春妍面对本刊的提问并不否认这一事件的发生。

她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了那起事故的起因:当时炼化公司计划从美国引进8套氨气生产设备,但美方在转交设备过程中错误地将4台聚丙烯设备转包进来,却未 向中方转交技术文件,造成设备中有4台是聚丙烯专用的隔离罩的情况,中方并不知情。炼化公司按照事前与美方的协议进行安装,向设备进行氨气输送。9月5日 8点37分,因聚丙烯隔离罩不耐氨腐蚀,出现漏气,造成了一定范围内的氨气泄露。但她同时强调:“这不是一个责任事故,而是外方供货的责任,外方向我企业 进行了赔偿。”“此次事故对人员未造成伤害的,我们不负责赔偿。”

针对当天晚上出现症状的三位村民的情况,李春妍表态:“我们有统计数据,癌症和心脑血管疾病在东北属于高发区,他们被氨气熏的过程我们没有见到,此其一; 其二,氨气属于低毒气体,是否能够致癌还没有定论;第三,人已经去世多年,无从考证。二者之间是否有关联,我回答不了。”

而大庆市环保局刘奎敏副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认为:“《大庆晚报》报道过,大庆的癌症发病率并不高。”

——2003年、2004年:牲畜死亡事件

“去年(2003年)宏伟村三队、四队陆续死了14头奶牛和一匹马,宏伟村二队的钱长海家陆续死了27只羊,死因一直没有查明。”2004年6月16日出版的大庆当地报纸《读者新报》的一则报道如是说。

记者就此采访了“羊只死亡事件”当事人宏伟村二队的村民钱长海,他说:“当时我在助剂厂(即炼化公司)的四号岗门外放羊(北门),放了两天,放完后的第二 天就死了27只。周围村民养羊的都没有到这里来放过。羊死了以后,我不敢养了,只能让别人代养。”钱长海告诉记者,他本人已患淋巴癌,妻子也患上了肺气肿 和脑出血。

“羊只死亡事件”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奶牛死亡事件”。

2004年6月15日,大庆当地报纸发表《宏伟村奶牛缘何突然死亡》,报道说6月12日宏伟村三队的村民陈有将家中40头奶牛中的33头放出,在附近的西排水干渠喝水,第二天回来后5头突然死亡,陈有损失近10万元,警方已经排除人为投毒的可能,结果尚不明朗。

随后,当地报纸又推出《死牛增至十三头》的报道:6月14日陈有家的牛又一次成批死亡,两天共“暴毙13头”。数天后有报道称,东北农学院的检测结果是:奶牛“疑似死于有机氯化合物中毒”。

对此,大庆市联合调查组于8月1日向市监察局提交《关于喇嘛甸镇宏伟村村民陈友奶牛死亡调查检测情况的报告》,确定了奶牛死亡的原因:“有机卤代烃和甲苯综合中毒致死。”

事件结束后,陈有认为:“我们怀疑牛是喝了志飞化学有限公司的排污水造成的。”

随后陈有一纸诉状把大庆志飞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和东昊投资有限公司2家企业(都在宏伟化工园区内)告上了法庭。2005年4月1日,让胡路区人民法院就陈有 2004年13头奶牛死亡一案进行民事调解。法院认为“奶牛死亡与二被告的排放废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但“二被告考虑到原告家庭困难,愿意从道义上对原 告进行一定的补偿”,最后陈有得到补偿28万。紧接着,陈有对2003年2头奶牛不明原因死亡先后向让胡路区人民法院和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 民事判决,给予赔偿,但均败诉。

——2006814记者亲历化工区“爆炸”事件

2006年8月14日下午,记者刚刚结束炼化公司的采访,就接到了炼化公司企业文化处副处长、文化新闻中心主任王峰泉的电话。他说:“我们企业的领导非常重视居民们反映的问题,希望他们能够搬迁,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我们也希望能够与政府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而仅在这个电话过后的3个小时左右,即18时16分,炼化公司炼油二厂第二套ARGG装置发生爆炸。记者迅即赶到现场,看到事发地发生火灾,并伴有黑色蘑 菇云团般的浓烟,飘向周围地区。同时,飞驰而过的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奔向事发地点。8月15日由炼化公司提供的《事故通报》中显示:该事故造成死亡3 人,重伤2人。

这里有我当时祥细的报道:

http://wangkeqin.blog.sohu.com/9910712.html

“8.14爆炸事件”刺激了附近居民们多年来一直绷紧的神经,纷纷表示恐慌与后怕。宏伟村二队的邢凤山问到:“没什么动静就爆炸了,谁知道下一次爆炸会不会在我家门口?”

独立屯居民蔡文祥说:“我们屯子的东边是大庆市最大的液化气储备中心之一,南边是巨大的成品油库,得有23个油罐,8个是2万吨级的,15个是1万吨级的。西边隔着一条马路,就是宏伟化工园区。我们三面都被包围了,就好比坐在了火山口上,谁知道哪天会爆炸呢?”

不久,邢凤山与宏伟村部分村民一起,起草了“8.14事件”抗议书,提交给区政府和市政府,要求搬迁和赔偿,随后市政府对此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解决办法。

与此同时,居住在距宏伟化工园区南一油库仅几十米的大庆市三环公司马鞍山生活基地的10多户居民,在“8.14爆炸事件”后,迅速进行了搬迁,8月29日,搬迁完毕。

居民邢凤山说,8月29日晚,大庆电视台《今晚30分》播发一则新闻:位于宏伟化工园区东南侧的乘凤庄四区居民,反映夜晚因为空气问题,不能入睡,并伴有哮喘病,口干舌燥。“在节目里,有拍摄炼化公司的镜头。”邢凤山回忆道。

“跑毒”事件的背后

大庆市环保局刘奎敏副局长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并不讳言其中的问题:“过去有些问题,比如在炼油污水处理时,少了一个环节,酸性水气体环节没有跟上,有一部分 二氧化硫排出去了。”“我们在管理上遇到了一定的阻力,一些工厂项目起步时在环保上有短腿,这些年有了较大的进步,空气质量就比2003年好了许多。”

市环保局法制科科长崔海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任何一个距成品油库太近的人都会闻到很浓的气味,但环保局在这一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化工园区的企业在绝大多数时间是达标排放的,是历史原因导致了居民住得太近。”

2004年7月21日,大庆《读者新报》刊登报道《环保局长解读西干渠》,其中说:大庆市环保局副局长钟永胜认为“西干渠是‘不带盖的下水道’,不是自然河流,不宜作农田灌溉、水产养殖及牲畜饮用”。而村民陈有所有死去的奶牛,之前都在西干渠喝过水。

而宏伟化工园区的部分企业,对此也都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大庆炼化公司安全副总监李春妍说:“我们公司很重视环保工作,近3年在环保方面的投资有120个亿。企业近期以来未发生重大事故和安全事件,凡是生产 中对环境有影响的环节,我们都会向市环保局进行汇报。”“但不敢说绝对不会出问题,只会尽可能作最大努力降低危险的可能。企业肯定有一定的风险性,但不能 因为这个就不让企业发展。”“现在你来公司也看到了,我们这里的环境怎么样?周围环境可能比北京还好。”

——甲醇厂环保处处长办公室一位姓宫(音)的工作人员表态:“我们企业所有的排放都是达标排放,2003年环保局对我们进行了检测,都达标。”对2003年1月10日环保局监测发现4项污染物超标一事,他说:“那时候我们就不生产这些了,企业进行了结构调整。”

——大庆油田精细化工厂安全质量环保部的郭光凯表示:“我们的生产不存在污染。2003年企业评上了绿色企业标兵称号。这个称号全化工区只有我们一家。” “环保局测的非甲烷烃跟我们企业有关,但我们的排放符合国家标准。”“污水外排有严格的控制,我们定期检测,而且我们的很多指标都大大低于国家标准。”

——大庆太福化工有限公司的一位相关负责人认为:“周边村民患病跟环境有关系,跟化工企业有关系,挨得这么近本来就不行,但至于程度多大我们不好说。我们的企业5年前就不生产了,对此事我们不清楚。”

——志飞生物化工有限公司主抓生产安全的王经理在接到记者电话后,说“有长途”,挂掉了。记者此后多次拨通,始终没人接听。

居民缘何患病

持续多发的病情,使得宏伟村居民们将患病的原因推向了外界环境。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地球环境科学研究中心的林景兴教授对环境污染与疾病关系有长期研究,就地质环境可能受到人为的污染,有害物质通过复杂的食物链 贮存在人体器官里的问题,他说:“这是一个缓慢积累的过程,可能有百万分之一的量,很难排出,等达到一定量时,就会破坏、扰乱人体的基因错配修复机制,从 而引发疾病,通常这样的病都属于高危病种,比如癌症。”“由于这是非传统性疾病,通常这样的病例会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里发生,比如在几年、十几年时间 里,某个地区癌症患病人数突然增加,这就不正常。”

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从事资源、环境宏观政策研究的副研究员苏杨认为:“临床上,孩子患先天性脑瘫的几率非常低。如果一个区域内发生大量的先天性脑瘫病例,就可能与外界环境有关。这需要对发病的病因进行长期的观察和调研。”

大庆东昊投资有限公司的曹宝英对村民患病一事表示:“这些问题可能是因为村民喝了打井的水,地下水,而没有用自来水。或者是因为使用农药、生活习惯等问题引起的,这些都有可能。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并强调,“我说的话只代表我的个人观点。”

炼化公司安全副总监李春妍对此表示:“孩子患病可能有个体遗传,还有怀孕中出现问题等等因素,如果把原因归于炼化公司,是不合适的。”“说明问题的最好例子就是,对比我们企业的员工和周围的村民,我们的员工都很健康。”

而大庆油田甲醇厂和大庆油田精细化工厂的相关人员认为:企业达标排放,并没有造成环境污染,对于村民的患病情况,他们并不清楚原因。

在炼化公司提供的、由大庆公安消防医院撰写的一份《职业(员工)健康检查综合报告》中显示,从2002年5月至2006年7月,公安消防医院对中国石油大 庆炼化公司31332人次的职工进行了体检,结果是:“未发现疑似职业病病例,5年来参加职业(员工)健康检查的全体员工,所检出常见病、多发病的检出率 均低于全国同类疾病流调范围。”

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曾经在炼化公司工作过的人员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要说在炼化公司上班,没影响不可能,突发传染病不会有,但对人体的慢性影响肯定有。”

漫漫“维权”路

1998年,独立屯和宏伟村的人们开始了争取权益的行动。2001年,他们便以村为单位组织起来,一方面写信向各级政府部门反映情况,另一方面到政府部门找相关领导,希望引起重视。

2001年8月11日,独立屯成立了“五人小组”,代表独立屯全体居民,负责收集群众意见,反映到上级部门。

邸建芳作为在屯里干了几十年的街道办主任,对五人小组的“维权”经历了如指掌。她拿出了小组反映情况的详细时间表:从2001年的9月20日到2003年 的12月10日,五人小组曾与市、区政府、环保部门等接触共达29次,请求搬迁,却始终“没有解决问题”。此后小组的“维权”行动,逐步陷入低谷。

宏伟村一队和二队也同样在行动。一份《宏伟村村民委托书》显示,两队村民委托王吉顺、邢凤山等十一人作为村民代表,授权待聘律师和解、参与调查等权利。在《委托书》的后面,是一串近500人的签名名单和手印。

2003年,二队村民张彩凤起诉大庆炼化公司等7家企业,认为宏伟化工区在生产过程中“使得厂区周围的环境受到严重污染,我及家人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 害”,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障碍,赔偿经济损失2000元,并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2004年4月7日,让胡路区人民法院下达了民事判决书, 由于“原告没有提交因环境污染使其受损基本事实的存在,亦未提交被告正在实施侵权行为的证据,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障碍,赔偿经济损失2000 元的诉请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张彩凤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

本刊掌握的资料显示,独立屯和宏伟村居民自2001年始,集中反映问题、表达搬迁请求,递交信访材料的次数达6次,而小范围的反映,则不计其数。而位于化 工区南侧的45中和三连居民区,孙景臣和陈胜等人,也向市、区政府和环保局等相关部门反映多次,他们最大的愿望是:提供合理的补偿,进行整体搬迁。

但搬迁计划,在居民们看来,却似乎总是遥遥无期。

“谁对我们的生命负责?”

面对居民们的诉求,政府、企业等相关部门也相应地表明了态度,采取了行动。

2003年6月12日,让胡路区委员会向市秘书长李振锟、副市长韩冬炎、市环保局、信访办等部门提交《关于申请研究解决让胡路区喇嘛甸镇宏伟二屯空气污染 问题的函》(庆让函(2003)5号),提出解决建议:1、市政府相关部门与有关企业“尽快研究解决办法,给上访村民一个明确答复”;2、“提供具有法律 依据的关于宏伟二屯环境污染问题综合评估报告……向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反映此问题。”

与此同时,让胡路区委、区政府给市政府、石油管理局和炼化公司的汇报文件中,提到关于宏伟村二队整体搬迁问题。文件给出的意见是:“将宏伟二屯整体搬迁,恳请炼化公司出资实施。”

2005年2月18日,大庆市环保局致市政府办公室城建组《关于让胡路区喇嘛甸镇宏伟村投诉宏伟化工区空气污染的情况汇报》,进一步商讨解决方案,但没有出台具体措施。

尽管居民、政府和企业进行了多次的协调与磋商,但问题似乎还未解决。

“村民们的反映合情合理,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日。”对居民们的反映与要求,大庆市环保局副局长刘奎敏这样认为。

而炼化公司的安全副总监李春妍却说:“我们作为企业,只能保证企业初建时与周边居民区的距离,以后企业发展了,膨胀了,再有什么问题,就是政府、企业共同的事情了。”

东昊投资有限公司的曹宝英女士同样表态:“这需要联系政府部门搬迁解决。”

正在人们为问题的最终解决而不断奔走时,新的隐患与事故,也在加快自己上演的步伐。

据居民孙景臣和陈胜透露,2007年3月20日晚7时左右,从宏伟化工园区飘来一股密度较高的白色粉末,起初随北风迅速覆盖了化工区南侧的、最近距离仅 300米的三连居民区,覆盖范围约“方圆五六公里”。居住在二屯的邢凤山、贾玉鹏等人说,大约在21日凌晨,宏伟二屯也被该气体所覆盖。

孙景臣回忆,“当时是夜间7点多到10点,9点多的时候街上的东西都看不清了,雾蒙蒙的。第二天起来,满地都落者白色的东西。”“我马上联系市环保局,他 们来现场检测、记录,满地的白色粉尘,一扫就冒烟,很厚。”“他们拿回去检测,最后也没有一个检测证明,飘的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不是笑话吗?”

陈胜说,当时“马路上、屋顶、窗台、车扶手、树上都有一层白色粉末,人走过和没有走过的,很不一样”。

事发当天,大庆电视台《今晚30分》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但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是这样解释“没有解决”的原因的:环保局说,他们只负责检测空中与水里的白色粉末,地面上的他们不负责;而安全局则说,如果事故发生在企业里面,我们自然管,但在居民区,我们就管不了了。

位于45中居民区的陈胜不止一次重复在他眼中的奇怪景象:“从我们这里往南走一公里,然后你回头看,特别是在天晴的时候,你就能看到我们屯上面被一团半球形的黑色气体笼罩着!”

在宏伟二屯看到白色粉尘漂浮物的邢凤山不禁感慨:“去年8月份发生爆炸,差点把我们吓死,现在又来白色漂浮物,我们又怕不能出门。谁对我们的生命负责?”

记者带着村民的种种疑问和沉甸甸的担忧,离开了大庆。而在回去的途中,记者再次看到路边醒目的豪华公寓广告牌,上面赫然写着:“住在沿湖城,远离了油区,化工区。”(完)

《瞭望东方周刊》2007年第20 5月17日出版 总第183

星期五, 五月 25, 2007

香港评论大陆股市的泡沫迹象与十七大

大陆股票市场不断蛮牛,许多人开始担心随时出现泡沫危机。北京当局也开始出招抑制股市的攀升。香港有评论认为,如果在召开中共十七大之前,中国股市受到重创,总理温家宝将无法摆脱责任。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大陆股市近来不断疯狂上涨,股票和奥运已经成为目前市井百姓在茶余饭后热衷讨论的话题;然而,不断上涨的指数也让许多人开始担心及忧虑随时可能出现的泡沫危机。人民银行上星期五同时打出包括加息的宏调三招后,大陆股市星期一开市后仅急跌十五分钟,便大力回升,其后上海综合指数更创四千零七十一点的收市新高。一位大陆股市分析员倪先生向本台表示:“中国股市现在有一定的泡沫危机,但现在因为是本地升值,几乎每次在本地升值时资产价格都在上涨,像当时的韩国和台湾。现在市场里散户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控制市场也比较难,而且感觉政府要控制市场的方式也比较温和。”

香港经济日报星期二的社评说,这对北京中央而言是一大警号。社评认为,大陆居民憧憬,在年底中共十七大会议、明年北京奥运前,中央为维持良好社会气氛,不会重击股市,股市是有买贵无买错,故愈来愈多新手受不了暴利诱惑入市。单是过去四个半月,新增股民便达二千万户,让股民总数达九千八百万。倪先生对此认为:“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认为在十七大之前或在奥运之前,共产党都是讲政治的,不会在这种情况下,让股市大跌;但十年前,当年香港回归时,大家也都普遍认为股市不会大跌,但后来香港股市暴跌,所以我觉得将股市和政治挂勾并不现实。”

香港明报星期二的一篇评论则说,中国股市还能疯狂多久,在距离中共十七大举行尚有短短几个月的背景下,人们或许忽略了这一点,一旦沪深股市在十七大前崩盘,首当其冲被「问责」的,将不是名义上依然是主管金融、但却因病不能视事的常务副总理黄菊,而是总理国务的「平民总理」温家宝。然而,对中国股市抱持乐观的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的课程主任,同时也长期帮香港苹果日报写股市分析的曾渊沧认为,中国股市还有一大段往上增长的空间,绝不会在近期内崩盘:“就好像过去大家都将人民币对美元7.8当成一个大限,结果现在已经超过。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市场,封闭的市场资金不会撤退,和香港和美国不一样,中国市场是不能卖空的。”

虽然如此,但全球华人首富、香港长江实业集团主席李嘉诚上星期表示,中国大陆股市已出现泡沫迹象,他担心大陆股市泡沫会爆破,呼吁投资者要量力而为。星期二大陆股市收市,上海和深圳两地B股都轻微下跌,A股则再创新高,上海综合指数收市报4110点,上升0.94%,而深圳成份指数收报12407点,升1.13%。港股则先升后跌共83点,收报20843.92。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广西博白民变规模很大 因计划生育沦为贪腐工具

来源:亚洲周刊 李佳里

广西玉林市博白县、容县等多处地区发生骚乱,起因是被民众称为“大锤队”计划生育收费队长期野蛮执法、横征暴敛,没结婚的女孩被强行结扎,四十多岁光棍也收到超生罚款单,五十多岁妇女也因二十多年前“超生”儿子被罚款。计划生育成为考察官员政绩的“硬指标”,也成为地方政府敛财、官员腐败的工具,村民忍无可忍受而上山躲避,最终奋起反抗,烧砸多个镇政府。

五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广西玉林市博白县五万群众为反抗当局令人发指的计划生育政策,先后与当局发生中国零七年来最严重的官民冲突。冲突中,博白县顿谷镇等七个镇政府被砸被烧,车辆被破坏。据一些香港媒体报道,冲突中最少有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包括两名警察以及在躲避武警水炮时无辜被争相逃走人群踩死的五名学生;一名镇长被群众打伤,两百多人被公安带走。不过亚洲周刊记者在当地医院访察,未发现有人在事件中死亡。

事件震惊北京中央,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已经派遣一名副主任率领中央工作组紧急南下,与广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郭声琨等高层进驻博白,彻查事件。新华社报道称,事件已经平息,共有二十八名涉嫌串联、挑唆并参与打砸的人员被警方拘留。博白骚乱平息不久,有消息指群众围攻镇政府事件二十三日又在玉林市容县自良镇发生,当局出动大批武警镇压。

超生罚款变生财之源

实际上,广西当地的计生工作时松时紧,松的时候让老百姓超生多生,紧的时候就有名目来罚款收费,成为当地可以控制的一项财政收入,也成为贪污腐败的重要源头。在广西计生风暴展开后,广西各地网站论坛出现批评当局暴力计生的文章,网友指责当地官员平时不抓计生工作,只会借机搞运动,而且方式粗暴简单。据网友给广州的《南方都市报》爆料,五月十二日,广西藤县古龙镇邮政支局拒绝接受当地计划生育办公室没有“计生证”就不让储户取钱的要求,结果被副镇长带人封了门,导致大批群众聚集邮政支局。据藤县综合网报道,藤县县长强调“要用冻结存款、征收实物等强硬措施确保工作有成效”,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强调,“乡、镇主要领导在运用硬措施时要大胆唱黑脸”。广西藤县、博白还以冻结银行存款的方式抓计生,导致当地一度出现银行挤兑的传闻。

但是,民众的不满没有人关注,这些骚乱前的迹象也没有引起各级政府重视,博白大批群众被逼离家出走、上山躲避,愤怒、绝望、仇恨的情绪在人群中蔓延,最终忍无可忍,下山反击,各镇群众群起响应,火山终于爆发。

博白是有一百四十多万人口的广西第一大县。博白街上流传的是一间间乡镇政府和计生办公室被火烧或砸毁的消息。五月二十一日,数百警力包围了旺茂镇政府,对峙的上千群众在警戒线以外呐喊,警方放出了狼狗,包括一名老人在内的多名民众被咬伤。

老人发誓烧掉镇政府

五月二十二日,一辆辆乘满了警察的巴士穿行在广西博白县南部的省级公路上,该县南部守卫乡镇政府的警力在换防。距南中国海只有十多公里的龙潭镇一直没有解除危机,数千群众在政府门前示威。年老的示威群众发誓“杀鸡喝血也要把政府烧掉”。

五月二十二日,通往山区乡镇的道路上,不时有破损严重的车辆蹒跚著开出。这些车辆大多刷有“公安”、“警察”、“法院”的标志,玻璃全都碎掉了,有几辆还有火烧的痕迹,被铁索穿挂在拖车后面。沙陂镇姓廖的男子说:“都是被深山里的群众砸、烧的。”

五月二十二日傍晚,两辆挂有广州军区车牌的轿车停在了那卜镇政府门前的空地上。五月十七日起,这座三层办公楼被数千群众纵火烧毁。此时,距此七十多公里的博白县城,从广西自治区首府南宁以及玉林市调集的武警,住满了县城几家最好的宾馆。晚上六时许,上百武警开始在县委县政府大门前部署防务,一辆辆警车排列在街道的两侧。

这一天,广西博白县下属的三十八个乡镇政府无一例外被防卫起来,每间政府大门口都有人看守著,警惕著随时可能蜂拥而来暴动的人群。

这一天,博白县各乡镇计划生育办公室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被群众称为“大锤队”的工作队暂停了工作,该县的很多人家已经被洗劫过了。在南部公路的侧旁,一户人家新砌的楼房被拆去了窗户和门,屋内已空空如也。只有门框的上方,挂著一张完整的大幅已故前国家领袖毛泽东画像。

被烧毁的乡镇政府名单正在一天天增加,水鸣、顿谷、永安、松旺、那卜、沙陂、大垌……广西博白县三千八百五十多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间,暴动的人群在点燃一场场愤怒的大火。

当局指不法分子闹事

乡镇政府驻地街头张贴著博白县政府五月十九日印发的公告:“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七至十八日,我县顿谷、永安、水鸣三个乡镇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围堵冲击党政机关、进行打、砸、抢活动的违法犯罪事件。为了维护我县社会稳定发展大局,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特作如下公告。”

公告说,冲击党政机关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对抗国家征收社会抚养费政策,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的行为性质恶劣,影响极坏。对组织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围堵冲击党政机关,进行打、砸、抢活动的不法分子,必须依法予以坚决打击。

永安镇四十多岁的妇女王巧云说,“我的孩子只是在那里看了看,便被抓走了。”五月十七日那天,她在家中做饭,照看妹妹家的小孩。她说,八点多钟做好饭后出去拿药,经过闹事地点,看到街道上都挤满了人,有人在那里倒了汽油,随后有人点燃了大火。

王家在镇政府附近有一个三层临街的铺面,一楼租给了别人做生意,刚从广州回家探亲的儿子小杨住在楼上。“我到镇政府时,不知是谁把政府的车子砸烂了。”她从街道上拉回看热闹的儿子,来到三楼观看,中午二人一起回家吃饭。吃完午饭,出去找妹妹家的孩子,见儿子又到闹事的地方看,有人在烧房子。王巧云拉起孩子,到距永安镇十多公里的水鸣镇去,“快到水鸣镇时,公安拦住了儿子,把他抓了”。

永安镇许多参与放火烧政府的人和围观者很快被警方拘捕,王弟弟家的孩子十八岁的杨青也被抓了。王巧云说,几天了,不知道他们被关在了什么地方。成千上万的人喊叫著「打死姓陈的计生站长,烧死镇书记、镇长”,“多数人是从深山里的村庄赶来的群众,他们如同约好了似的”。

同一日,博白县西部另两个镇顿谷、水鸣,暴动同时爆发。事隔数日之后,水鸣镇政府门前暴动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镇五大班子的牌子有两块被砸坏还未来得及更换,其中一块长长牌子只剩下上面“中国共产党”几个字,“党”字缺损了下面一半。

抓捕并没有扑灭暴动的火焰,十九日,博白县东部山区的民众聚集了起来,场面更大的骚乱连续冲击大垌、那卜、沙陂三镇。沙陂镇荣飘村的黄先生说,至少有三部车子被砸毁,镇政府的围墙都被推倒。

中国媒体的报道禁区

五月中旬起,陆续有来自广西博白的报料电话打向中国多家媒体,每个电话都似一次呼救。但是,计划生育和群体事件一直以来是中国大陆媒体的报道禁区,没有一个媒体敢于派出记者前往调查采访。

当地目击者说:“几百个无业人士站在村子出入路口,乱捉女人去结扎(绝育手术)。”“两个镇子发生了枪战,现在已经牺牲了一名干警,年轻人全部出走,村子里只剩下了老人和孩子。”“一些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违法执法,要村民交钱,没有钱就把房子的玻璃、门、家具一并打烂。”“计生部门不是依法办事而是采取暴力,使用社会人员实施强抢的野蛮手段,对没交费的农户打楼顶打墙壁拆大门搬电器,只要值钱的全部拉走,还强令外地亲属拿钱回来。”

博白镇的何小姐在接受采访时说,博白县的计划生育从过完农历年正月十五就开始了。“我有一个收养的弃儿,已经十岁了,可是,计生办又送来了罚款单。”何小姐说,她家根本无法凑齐罚款单上的十几万的数额,“老公只好去做了绝育手术”。尽管她家里还没有一个自己亲生的孩子。何的丈夫在一个机关上班,“他被分配了至少要做一个人的绝育手术和收缴五百元计生罚款的任务。他干的工作与计划生育一点边都不沾”。每一个博白县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分配了相同的任务,包括学校的教师。

胡乱捉人做绝育手术

适合做绝育手术的人是有限的,但任务却是不能改变的。“一个给人做保姆的二十多岁女孩子,还没有结婚,那天给主人带孩子在院子里玩,被计生队的人捉走做了结扎”。何小姐的亲属在县人民医院工作,证实这个传闻是真的,“把没结婚的女孩结扎了,政府赔了三万元”。同样的错误发生在文地镇,一个二十八岁的未婚女孩经历了同样的痛苦。

征收计生罚款(社会抚养费)的队伍已经在乡村行动几个月了。水鸣镇的凌先生说:“谁家能拿出那么多钱呢?张口就是十万、二十万,少的也有几万。”一户人家刚做好了一锅饭,征收的队伍来了,他们穿著统一的军用迷彩服,拿著大锤子,端起锅把饭倒了,拿走了可能值十几块钱的锅。民众称那些人为“大锤队”。水牛被牵走了,电视机、洗衣机等,凡是值钱的电器家具都成了“大锤队”的“战利品”。“有户人家里实在没有值钱的东西,大锤队的人就把沙子倒进他家的米缸,米就不能吃了。”

学生都罢了课,因为很多学生在家中被打伤了,有的头破了,有的打断了腰骨。凌先生接到同乡的通知,要组织起来开会,有些农民说要捐钱买枪,和‘大锤队’对著干,“活不下去了”。

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生育被中国定为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自九十年代初中国当局在全国开展声势浩大、手段严厉的“计生运动”之后,各地计生工作开始进入平稳状态。但近年中国人口形势出现变化,一方面是经济发达城市人口出生下降,学者开始担心十年后中国会出现人口老化问题,导致经济发展无以为继、社会养老负担沉重,因而呼吁放宽人口政策,另一方面各地青壮年就业压力增加,少数地区人口控制效果不彰,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衡。在现实压力与未来危机的权衡中,中央决策层认为现阶段加强计划生育仍有必要,因此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通过了《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

中央新精神出台,广西反应最积极、执行最坚决。这是不难理解的,二零零五年广西人口自然出生率为千分之八点一七,而全国平均水平为千分之六左右,这是团派出身的广西区委书记刘奇葆可以施政建功的著力点。二月十日,广西在南宁召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要“采取更加得力措施,降低政策外生育”,宣布对计生不得力的玉林博白县和梧州蝶山区“黄牌警告”,对弄虚作假严重的柳州融水县和梧州苍梧县实行“一票否决”处罚(如果计生不达标,各地方各部门不能评先进,主要领导也不能升迁)。会议上各地签订了二零零七年度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状,从而在广西大地拉开了一场计生风暴。在藤县五月九日的计划生育会议上,县委书记强调“县四套班子领导、县各部门单位正职领导立即带领本单位百分之六十以上干部到挂乡镇,进村入户开展工作”,其他几个县市如博白、苍梧、容县、北流也差不多,由此可见当地政府执行之力度。

应付硬指标官员硬来

在中国,经济增长与计划生育一直是考核地方官员最重要的两项指标,近年在宏观调控以及“唯GDP论”被批判的背景下,经济增长在考核中已不那么突出,但是计划生育仍然是硬性指标,而且实行“一票否决”制。因此,手执计生大权,等于是扛著尚方宝剑,计生部门成为中共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的重要权力。近年山东临沂为抓计划生育而无法无天,暴力计生导致民怨沸腾,为农民计生维权的盲人陈光诚在去年最终被重判坐牢,但是却没引起中央重视,否则也不会有广西再因计生出事。

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博白县今年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目标是至少一亿二千万元人民币,相当于这个山区县上年度财政收入的一半还多。更多的细节表明,博白强行征收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行动是早有部署的。据当地报纸《玉林日报》四月十一日的报道说:“为了进一步充实各乡镇计生服务所技术人员队伍,优化人员结构,提高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四月七日,博白县开始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三十名。”三十名公开招聘到的专业技术人员被分配到了博白各乡镇计生服务所。“服务所做的工作应该是指导孕妇生育的,但主要的工作却是为人做绝育手术。”

有了队伍,有了专业实施手术的医生,又有了法院的撑腰,博白的计划生育风暴在辖区内瞬间骤起。

风暴过后的博白,人们正从骚乱中走出来,如同那户人家完整的“毛泽东”,人们重新归入平静的生活,街市恢复了往常的热闹,熙熙攘攘的人群全然不顾身旁行驶的警察车队,民变好像已经成了往事。

“我们只是反抗无法无天的计划生育罚款的做法,我们没想反对党和政府。”一位参与了纵火焚烧政府大楼的男人说:“他们逼得我们活不下去。”

永安镇政府被烧毁后,负责政府饭堂和自来水的王巧云放下儿子被抓的焦虑,和镇上的一些群众动手修好了毁坏的饭堂,“我主动一点好不好,我没有参与闹事,只是想让他们把我儿子放出来”。她又修好了水管,她希望自己的行动能获得警方的宽恕,把她二十二岁的儿子和十八岁的侄儿从监牢里释放。已有人陆续从监牢里走出来,“找到了当官的就可以放人,我求不到人,儿子只能被关著”。王巧云说。

为了修好被烧毁的政府办公场地,有人在政府大门前设立一个捐款箱,王巧云走到那里,把二十元钱投到箱里,她想让党和政府的人看到,祈求得到原谅。

亚洲周刊

星期四, 五月 24, 2007

我失败了,我心灰意冷,但是我乐观 -- 贺卫方教授讲从《法院组织法》的修改看中国司法改革

作者:贺卫方 香港中文大学2007.1.16

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邀请,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2007年1月16日在中文大学发表题为《从〈法院组织法〉的修改看中国司法的弊端和改革》的演讲,受到听众热烈的欢迎。贺卫方教授不仅是一个颇受赞誉的法学专家,而且是一个直面生活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近年常到全国各地演讲,宣传法治、宪政理念;因而又有“巡回教授”、“社会活动家”的美誉。他的这次演讲同样以他广博的学识、道德的勇气、惯有的风趣、生动的言语,使座无虚席的演讲厅不时爆发出快乐的笑声。本文根据现场记录整理,小标题为整理者所加。<武宜三记录和整理>

一,“国中之国”与“五十年不变”的落空

中国司法改革,虽然发生在大陆,但一定会对香港发生影响。例如《物权法》就使香港人在大陆的物业、财产可能有了保障;“居港权”、“二十三条立法”的争抝,也说明中港之间在法律上的关系十分密切。

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法院享有司法终审权,有人认为这是联邦制;其实这不是联邦制,而是“国中之国”制。例如,美国是联邦制,美国各州最高法院的判决一定可以被上诉到联邦法院,而联邦法院也可以否决或裁定各州最高法院的判决;中国的最高法院却不可以接受来自香港终审法院的案件上诉。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法律的解释出现了问题。依英国的法律传统,立法机关只管立法,而解释法律则是法官的排他性权力。因为一、後来的议员无权为以前议员所制订的法律解释其含义;二、议会是集体行为,所立的法例是混合了集体意志的产物;个别议员不可能清晣地认定法律条文的含义;另外,立法机关解释法律也不具可操作性,如果法院要依靠议会解释法律的话,那麽就有千千万万的问题等着议会来答覆。

法律五十年不变,但法律解释的方法变了,那“五十年不变”就沦为一句空话。谁来解释《宪法》,谁来解释法律?是普通法的基本规则;中国立法机关应该尊重香港司法机关对法律的排他性的解释权力。香港法官也可以为大陆司法改革树立范例、做点啓发性的工作。

现在中国法律界、司法界跟香港交徃很少,但跟美国又来往频繁。“睫在眼前常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可能是大国心态作怪,对六百万人地域内行之已久、行之有效的好制度反而不加以关注。

二,我奶奶也可以当法官

大陆司法改革的重大课题是对《法院组织法》的修改,八十年代以来每次开全国人大都有人提出修改《法院组织法》;法官的选任,在一九五O年代之后二十多年根本没有任何标准的,到一九八三年才规定“担任审判员的人应当具有法律知识”。这条规定和没有任何标准同样让人害怕,什麽叫“应当具有法律知识”?

我奶奶虽然是文盲、不识字,长期在农村生活;但我觉得她有法律知识,例如她经常说“小偷不犯死罪”,後来搞“严打”,把小偷也判了死刑,我奶奶就觉得违反了她的法律知识、不可理解;她还说过“不义之财不可贪呀”之类,这些都是法律知识。按《法院组织法》,我奶奶就可以去做法官。实际上,八十、九十年代的中国法官中有太多像我奶奶那样的人,但品德还远不如我奶奶。如山西省绦县法院的“三盲院长”即文盲、法盲加流氓姚晓红,连自己的名字都写错,令人震惊。

三,王海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里

中国的《法院组织法》弊端丛生,有许多问题。

1、法院完全不能独立於行政与地方。《宪法》、《法院组织法》有“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规定,但故意漏去“不受任何政党的干预”,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是社会团体,它是超国家团体。

宪法也不列举人大(立法机关),在宪政国家立法与司法要非常严格区分开的,但在中国则不然;《宪法》说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而不说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里面的奥妙,就在於大家都知道全国人大并不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现在人大与司法机关的关系非常混乱,如前人大委员长李鹏就特别热衷於“个案监督”,这样就把立法机关变成了司法机关。立法机关同时兼任司法机关,使司法程序也变得非常混乱。

说行政机关不能干预,例如总理、各省长虽然不能以行政权力干预司法,但他们可以用党的名义来干预,因为他们同时也都是党的领导人;温家宝是总理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省长往往都是各省的副书记。更严重的事实是:各地方法院的人事、财政都为地方所控制。财政方面受制於地方政府财政部门,人事则受制於同级党委组织部门。

2、法院内部等级森严,完全是行政化的体系。没有法官的独立性,官大一级压死人在法院内部非常突出。院长权威至高无上,除了上级法院,没有人可以挑战院长权威。所以法官没有独立於他的上级和同事的所谓独立性。

3、上下级法院间也是行政化的关系。下级法院的案件审判往往要听取上级法院的指示,而上级法院也有直接指示下级法院办案的情况;这样一来,等於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是对人民的欺骗和愚弄;所谓一审法院、二审法院也就形同虚设。

4、法院组织结构经常处在变化中。常设法院对保护人民权利有重要作用,如果司法机关结构不稳定的话,人民的权利也就变得不稳定。特别法庭、临时法庭盛行的地方,一定是没有人权保障的地方。例如经济纠纷调解中心、房地产厅、离婚法庭纷纷出现,使法院组织结构如孙猴子的脸七十二变,违反了《法院组织法》。中国司法方式的高度灵活性反映了司法原则以及法律规则的多变。

5、法院不能履行必要的法律统一功能。在中国,需要统一的东西从来没有统一过;不需要统一的偏要统一,例如人们的思想。跨地区的案件诉讼,如两省间的企业纠纷,在任何一省审理都不会让当事人心服口服;好象踢足球之主客场,在主场法院审理,结果多合乎预期,在客场则遇到的“都是仇视的目光”。

法律的术语的概念和含义,直接关系人民的权益。例如打假英雄王海先生利用《消费者权益法》四十九条来发财、致富,非常有创意。但是在什麽叫“消费者”的解释上却遇到了麻烦,因为各地法院甚至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对什麽叫“消费者”都有不同的解释。让王海先生觉得自己不是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里。

四,诗歌治国的弊端

各省的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其主要功能应该致力於法律的统一和对《宪法》权利的保护,比如怎麽保证一个案件在不同地区例如上海和湖北,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审理?而不应该致力於案件事实的审理和政治控制。

充满严重的地方主义的中国,司法也陷入了地方主义泥淖而不能自拔。从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传统看,中国缺乏对法律统一规范的追求,缺乏专业化的法律系统;也没有追求司法专业的传统,古典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中都存在着压制或眨低法律职业的倾向。

科举考试也极大压制了法律专业知识。历史上除北宋的短暂时间考过律学外,绝大多数时间的考试都排斥了律学。苏东坡说:“读书万卷不读律”;通过科举考试准备做官、做官後要审理案件的读书人,都对看起来繁琐的、不那麽美妙的律学不屑一顾。

中国政治传统都有一种对美学意义上的追求:气势恢宏,羞涩含蓄,所谓为政不在多言,追求用文学的方式治理国家;领导人经常写诗。中国领导人动辄写诗在报纸上发表,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可想像的。例如江泽民上一次黄山下来就有《诗二首》,末尾一句“日破云涛万里红”,便看得大家心惊肉跳;有人作了可能是过度的阐释:云涛、指胡锦涛;红、指曾庆红;这麽一演绎,问题就大了。当然,这样解释保不住也有些道理;例如余英时先生就发现了陈寅恪诗中的“暗码系统”(《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用这套“暗码系统”一看,原来陈寅恪的诗都是反诗;余先生眼光独到,从陈寅恪送太太几首诗中读出了他对太太的忏悔,因为当年他没听太太的话逃出大陆。

中国有诗人治国的传统。明朝时,到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最大的感慨就是中国遍地都是诗人。大家见面都是问写诗了没有,法官也用诗来写判词,写起来讲究用典、对仗、文字色彩,读起来摇头晃脑。所以一直没有发展出一种专业化的司法体系,不追求司法职业本身应当追求的严谨、准确和稳定的目标。

法官独立於其他同事和任何权力机关,是司法独立的应有之义,是使案件判决变得明确、清晣并责任清楚,一个法官就要为自己的判决负责任。可是中国司法却大而化之,变成“日破云涛万里红”那样的不可捉摸。

五,小河边、柳树下、坑头上的浪漫

自秦汉以来,中国政治都强调中央动员这种社会模式,强调所有的人都服从一个人。直到现在仍有人认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在於举国动员,就象倾全国之力争奥运金牌一样。但这把不同行业、不同分工模糊了;例如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之差别徃往被忽略。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做一切事情都是一样的;有一个台湾人到一个法院打官司,但法院里没有人,守门的告诉他:因为有上级来视察,市长让院长带全体法官扫街去了。台湾人大为惊骇:“这是现代国家吗?法官还干这些事?”其实,我们的法官要干的事多着呢。如抓计划生育、收粮、收钱、修路……据说这是最有效率的做法。

实际上,效率是建立在严格分工、尊重行业的基础上。比如,司法就得让它独立,上下左右都互相独立。有人写文章说,我们法院也要上下一条心;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最高法院是全国法院的头脑;这是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逻辑。几十年来,中国就因中央动员能力过大,造成了许多悲剧,大家都往一个错误方向使劲而没有纠正机制。这正是中央动员体制带来的问题。

费正清教授在一篇文章中问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会在美国发生吗?例如有一天总统号召人民要对民主党内的走资派开展斗争,全国人民都被发动起来了:教会说我们拥护党中央,工会也说我们拥护党中央……这种情况之所以不会在美国发生,是因为任何一件事,在美国都会有不同的声音。在多元化的情况下,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稳定。正是它没有办法实现很容易的动员,才使得它不犯很严重的错误。人民,没有比人民更懂得处理自己的事务,更懂得主导自己的思想,更加发挥到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根据社会主义司法学说,共产党有对司法的绝对领导权,法院内部也是党领导,法院长同时是党组书记,所以司法本身没法独立。司法的大众化,可以在小河边、柳树下、坑头上随时随地审理案件,而反对审判的仪式化;以及突出司法的教育职能等社会主义司法实践,都对司法改革构成了障碍。

六,去法院“人民”化的风波

二OO三年下半年,最高法院请我和另一位学者张志铭教授主持搞一个《法院组织法修改建议稿》,我们兴冲冲地收集了世界各国的资料,搞了一部五十条的建议稿。其中第五到第八条确立了法院组织上的基本原则:

5、【法院机构设置的法定性】法院机构设置要稳定。非经修改本法,不得变动法院内部机构设置,不得设立特别法庭。

6、【法制统一的保障】法院的设置应有助於法律的统一解释和适用,以维护法制统一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精神;

7、【法官独立】国家有义务保障法官独立裁判,不受来自法院内外的一切干预。(另外在下文里规定法院院长由法官兼任,即法院院长不在法官之外,也不在法官之上);

8、【上下级法院互相独立】上下级法院应互相独立决策,以确保审判的审慎和公正。

中国司法许多弊端还因行政区划而产生。立法、司法也陷在行政区划之中,在行政权力控制之下。在三权由党所控制的同时,又导致立法权、司法权被行政权所控制。为了克服这个弊端,需要设置不同于行政区划的司法区划。有人提出设立七或八个大区法院;但我觉得民政部提出设立五十个省市的构想,更可能为司法权和行政权的脱钩提供新思路:取消海南省和四个直辖市的高等法院,保留原二十九所省高等法院来管理港、澳、台之外的四十七省市的司法事务。这样高院管辖范围与各省市之疆域必出现犬牙相错现像,令高院的人事、经费脱离地方而归中央管理,实现司法的统一性及改善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

法院还叫不叫人民法院?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我建议把人民法院的“人民”二字去掉;因为叫“人民”叫得最多的国家,恰恰最不善待人民。想不到一石激起千层浪,掀起轩然大波。首先是愤青在网上大骂,把这上纲为去“人民”化而与陈水扁之“去中国化”相提并论;这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和不满,最高法院也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不得不说那是贺卫方的个人观点,决不能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将永远做人民的法院,永远在党的领导下做好人民的司法工作。

七、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失败了

最後,二OO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通过的《法院组织法》只修改了一条,就是把死刑审核权收归最高法院。对此,我只能说:“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失败了。”

陈光诚案和高智晟案已经政治化了,程序已不能用法律人的眼光来看待;在美国,所有政治问题都可以用司法手段加以解决;而中国则相反,任何一个司法问题都可能转化为一个政治问题。

例如王天成告周叶中学术剽窃案,原是一宗普通的民事案件;只是因为原告人由於主持一个地下党派被判过五年徒刑,被告人曾在中南海给胡锦涛等人讲过法治课,是“南书房带刀行走”,是“皇帝”的老师;於是政治化了,於是有人放话:不能判王天成胜诉,不能叫“敌人”胜了。

现在确实存在党对司法的领导、控制越来越强的现像。由於原教旨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越来越稀薄,党对司法的领导已经变成了具体官员对司法的控制。地方官员是否代表中央的意志?没有人可以论证。但是,人们看到的是,各级党委的政法书记对法院、检察院的控制越趋向於严厉。而且政法委员会头头往往由公安部门首长来兼任。我在所谓新西山会议上说过:在法治国家、宪政国家或号称走向法治宪政的国家,居然让最高法院院长向警察头子汇报工作;这是不可想像的,然而中国就是这样。

现在具体官员对司法的干预,已经完全失控,最高当局根本不能扭转这种倾向而成为对许多恶行的背书,也许他们并不想这样做。有人说,因为现在法官素质低,所以需要上级监控。其实,这种监控适得其反;监控、干预的过程使决策责任变得模糊,弱化了法官的道德责任感、尊荣感;反正怎麽判决是上级决定的,他有什麽责任?从而使不少法官变成为一群无耻的人,什麽钱都敢拿,什麽饭都敢吃。他们没有权力,他们当然也不能为别人所尊重。所以,现在连律师看不起法官了,因为律师只要把院长“搞掂”,法官自然不在话下了。

其次,实行监控的上级之素质一定比法官高吗?例如法院院长就要比一般法官有更多的顾忌。法院院长见了市长、市委书记,要千方百计地讨好他们:於公他要向地方党政要钱,维持全院的生存;於私他可以在巴结之中得以升迁。所以,我不相信这种监控越多会越公正;相反,不要这种种所谓监控,倒会使判案责任清清楚楚地展现出来,而让法官自己对自己的案件负责。

我明确主张判决书要在两小时内上网全文公布。当大家都能看到一个法官对一个案件怎麽判决、一生中判了多少案件、都怎麽判的时候?就一定可以大大压缩法官腐败的空间。现在,有的判决书是假的,甘肃一个法官在判决书上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第三条判决如下……可是,你们知道,这个国家压根儿就没有《新闻法》。

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党委既变得地方化又变得个人化了,地方党委是为地方利益保驾护航,是地方利益的看门狗;已经没有了全国一盘棋和全党的概念。干预的结果,将使我们永远走不出这个体制。

八,尽管障碍重重,但我并不悲观

我把《宪法》一条条看下来,看得我心灰意冷,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节约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对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的权利”,很不规范。法院院长理论上是同级人代会选举产生的,实际上是同级党委组织部门决定的;组织部门决定了,叫人大举手通过。

还有向人大报告工作问题。原来只有政府向人大作报告;後来法院提出,我国是一府两院体制,为什麽政府可以报告,两院不可以报告?结果,现在《报告》成了两院的恐惧,老怕被代表们投反对票。中国司法的改革,固然要高层的开明,但国民观念的改变也很关键。

我们要把党纳入法律的框架之内,党不能老在法律之外而无法无天。民主、宪政的目的就是把领导人变成关在笼子里驯服的动物,一定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让他们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危害人民。

这二三年执行死刑的数量听说有所减少,现在对贪官判死刑可真是少了;如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王昭耀受贿加财产不明来源计一千三百多万,只判了死缓。中共中央是否决心大规模地减少死刑,既保障国内人权,又保持与国际对话途径?中国现在刑法中有六十七罪名可处死刑,中国刑法可否修改?以减少死刑数量。孔子赞赏的一句话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肃杀之气、暴戾之气越来越少,人就越来越珍惜生命。我相信废除死刑的目标最终会实现。至於寃假错案,这是由於过去从事死刑复核与二审经常是同一批人,覆核形同虚设;规在将把复核与二审分开,所以相信寃假错案一定可以减少。最高法院覆核时能有严格标准,也可以纠正一些寃狱。

生活在中国的人是不能悲观的。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有太多的灾难,对社会弊端、人们的寃屈,乃至高层权力的归属,居然周期性地依赖农民起义、战争来解决。现在中国人民应该感到乐观,因为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社会主义已经不被我们所相信,当年的妄想、迷信全抛弃了;我们不再梦想没有私有财产、没有法官才是好社会。我们已经变得现实了,而上一代人革命失败的教训,也使我们相信暴力解决不了问题,我们都信奉只有通过和平的和渐进的方式才能够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

经过社会主义乌托邦式的失败试验,使我们相信只有法制、民主、宪政才是必由之路。司法改革是头绪很多的工作,可以从各方面、不弃微末地努力。如证人保护、律师制度、法官庭审模式、判决书公开上网等等,这些环节一件件地积累,便可一点点地提升司法的公正程度,取得人民的信赖,形成制度表现与人民评价之间良性的互动。人民对司法信赖度提高了,法院也越来越公正了,一来二往,最後发现政治制度也变了。

2007.1.20 议报周刊

官方首次证实 广西群众围堵镇政府28人被捕

● 沈泽玮

  中国官方前晚首次证实,广西博白县七个乡镇近日爆发群众围堵乡镇政府事件,共28人遭逮捕,不过,当地政府宣布,“这些事件已经平息”。官方承认,骚乱是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执法粗暴引发的,但同时强调,当中有人乘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围堵、对抗政府”。

  骚乱事件近日引起中国境外媒体的关注,广西党委书记刘奇葆昨早在新加坡主持招商引资工作时,本报记者尝试就博白县事件进行采访,但相关官员刻意回避话题,并以刘奇葆行程紧凑为由,谢绝采访。

  而香港方面传出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博白县当地好几个镇已联合推出20多人上北京告状,希望北京派人到博白来调查真相,严惩不法官员。据《星岛日报》报道,事件震惊了中央高层,相关单位已下令彻查事件原因。

  新华社前晚引述博白县公布的资料说,5月17日,博白县顿谷镇300多名群众围堵在镇政府门口,其中有人袭击政府工作人员和民警;18到19日,又有六个乡镇接连发生围堵政府事件,一些乡镇最严重的时候聚集了近3000人,肇事者破坏、烧毁数辆汽车、摩托车和部分文件档案,并砸坏政府大门、围墙及办公设备。报道引述一些现场围观者表示,事件缘于民众对当地政府计生执法工作不满,多名民众说,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执法粗暴并且涉嫌乱收费。

  据报道,博白县县长黄少明说,一些群众对目前开展的计划生育工作不理解、不满意,一方面是因为不少群众生育观念和守法意识落后,另一方面政府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可能也存在一些问题,由此引发了群众的怨气。不过,报道也引述该县副县长黄维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种情绪串联并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围堵、对抗政府,并实施烧、砸、抢等破坏行为。报道没有说明,事件是否造成人命伤亡。

  有舆论揣测,博白县事件可能影响刘奇葆的仕途,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骚乱事件的报道常常有夸大之词,对刘不会有太大冲击。

  据《星岛日报》报道,目前博白县城许多宣传计生的强硬标语已经去掉,取而代之的是语词中性化的新标语,骚乱之后的县城冷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整个博白的计生罚款工作已经停下来。

  不过,路透社引述博白县一计生诊所负责人说,该县的计生政策不会有任何变动:“目标不会改变,手段可能调整。”据新华社报道,当局已派出约4200名干部,到全县28个乡镇进村入户与群众面对面交流。

联合早报

广西计生风暴在蔓延

2007.05.23

广西计生风暴在蔓延。博白县沙河镇政府星期三被两三千村民包围讨要被抄走的财物。玉林的容县自良镇政府被三千人围攻,警民冲突,至少十多村民受伤。而博白官方星期三还在征收罚款,大批村民被迫逃亡,有的躲到山上。村民们已捐款资助代表上访北京,官方则全力堵截。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的报导

据本台了解,广西计生风暴在蔓延。博白县的沙河镇有两三千民众星期三下午包围镇政府,讨要被抄走的财物,当时没有发生暴力冲突。记者向知情的博白村民了解情况:

记者:今天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村民:下午。
记者:多少人?
村民:两三千人。没有人被抓,你不跟它(政府)打,它不会抓你的。没有暴动,他们到政府去说,把政府过去抢走的那些东西要回来。说要搞清楚,卖给你们……

据了解,离博白一百公里的容县自良镇政府星期三则发生大规模的警民冲突。三千村民当天围攻镇政府,至少十多人受伤。

在博白县,经历了骚乱之后,商铺关门、生产停顿,市面一片萧条。本台了解到,不少人为了躲避罚款几天前开始大逃亡。博白县水鸣镇逃亡村民星期三告诉记者说:

村民:我们这里有山,晚上就跑到山里面去住。我们村有两百多人,一百多人跑出来了。
记者:你不担心你家老人小孩的安全吗?
村民:现在有什么办法?现在把小孩带在身边,(被)他(政府)(发现)要问,有几胎,这个小孩有没有准生证,你有没有结婚证,没有的要被抓去罚款。

尽管官方媒体也己承认存在粗暴执法并且涉嫌乱收费。但重复罚款这类现象星期三仍在继续发生。

博白水鸣镇水鸣村的邓姓村民超生两胎,当年已缴交罚款。但是在最近的计生风暴中又被列入罚款者名单内。计生官员率领一百多人包围他经营的电器铺,抄走价值八万多元的货物。玉林市及博白县近日派出解决矛盾的工作组到博白,部分人星期三早上来到邓家,提出返还所有货物,但要罚款一万五千元作为交换。邓先生无奈之下接受条件。他对记者说:

邓先生:去年(生的)那个孩子原来是准备不要的。(因为当时我们)到医院去照透视发现是女孩我们准备不想要的了。干部讲,你不要打胎了,是生命,生下来吧。你给钱可以了,以后不追查你了,当时交了几百块钱。

据村民透露,由于信息封锁,投诉无门。各乡镇村民近日秘密推选二十多位代表进京上访。他们星期二动身,当地政府闻讯马上封锁玉林市各车站、火车站劝阻,并准备抓人,但似乎没能够截住任何人。一位村民说:

村民:不准外出,(外出)要查身份证等,怕他们(村民)到北京去上访。
记者:有人去北京上访吗?
村民:有啊,但不知道去不去得成。有些有钱的人看不过眼,捐钱给村民到北京去告状,有的捐了二十万元。
记者:这些村民有没有被截住呢?
村民:现在没听说,他们都是偷偷地去的。

博白计生风暴发生后一个星期,官方媒体星期二首次予以证实。新华社引述当地政府称,目前共有二十八人被警方拘留。而不少村民连日来均向本台表示,仅水鸣、永安两个镇分别有两三百人被警方带走,至星期三至少还有一百多人未放。就此,记者星期三致电博白县公安局了解情况:

记者:我们了解到至少还有一百多人没有被放回家,不知道怎么处理他们?
警官:这个,根据法律来处理吧。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的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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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博白骚乱暴露地方吏治失灵

中国 | 2007.05.23
地方吏治腐败,农民眼巴巴盼“皇帝”驾到
上周广西博白县乡镇政府野蛮推行计生政策导致官逼民反,虽然事件已经平息,但是它暴露出中国农村基础政权吏治失灵的隐患,也说明“和谐社会”的表象下面已经在酝酿严重的社会冲突隐患。德国之声记者潇阳对事件分析如下:

中国官方媒体虽然承认广西博白县发生了骚乱,但只是按照以往习惯的宣传口径,含糊其辞地将事件称为“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唆使“不明真相”的群众制造的一起个别性群体事件,并轻描淡写地暗示“可能”是地方官员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有一些错误”。

根据海外媒体的大量报道,其中有不少还是直接采访当事人的报道,事件应该是在五月初就开始酝酿,并在上周末达到冲突高潮。在骚乱最严重的沙陂镇,愤怒的村民烧毁了地方政府的办公房,汽车和办公室被打砸。

人口超生严重,计生队野蛮“执法”

博白县属位于广西省东南的玉林市,根据网上可能检索到的以新华社和地方报纸为主的官方报道资料(包括博白县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这个县是个人口大县,有人口160万(也有的说148万),比较有名的是手工编织品的出口,但经济上应该并不属于贫困县,但也不发达。作为比较,这个县1949年时人口只有49万,可见当地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人均耕地面积迅速缩减。

今年一月和二月,广西自治区政府先后召开了“广西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和“广西人口和计生工作会议”,区委书记刘奇葆都亲自做了“重要讲话”,官方会议报道中指出“我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形势相当严峻”,并有“严格控制政策外生育”、“严格责任追究”和“狠抓奖惩政策兑现”等字眼。香港媒体报道说,在后一个会议上,超生严重的博白县政府被给予“黄牌警告”处分,促成了博白县政府官员下决心扭转局面挽回面子和仕途前程。

据香港媒体经采访当地见证人后写成的报道,博白政府派出的计划生育执法队口号是“不见人,要见物,不见物,要见屋”,就是说对超生的村民采取的是“见人抓人,见物拿物,两者得不到就推倒房屋”的野蛮突击行动。港媒报道还说,为完成超生罚款指标,执法队到银行调查超生户的存款,发现有存款即被冻结,如果三天内不交罚款,便被强充为罚款。此举造成许多人到银行挤兑,闹得博白县许多乡镇鸡犬不宁、人心惶惶。

从计划生育政策看地方政府施政能力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自1979年开始严格执行,后来在一些农村地区放松到每户可以生两个孩子。但是经过对官方资料和骚乱发生后的各种报道的分析,博白县家庭超生两个孩子以上的现象应该是非常普遍。有当事村民对海外媒体说,计生执法队暴征横敛,甚至对80年前后出生的、现在已经成家生育的“超生人口”也老账新账一起算追加罚款,开出十几万元的罚单,足以导致当事人的倾家荡产。

这一现象表明,博白县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已经流于形式,地方政府要么是对超生放任自流,要么是为了政绩采取了隐瞒不报弄虚作假的做法,导致了超生问题经过多年积累终于严重超过上级政府规定的指标。

地方政府在计划生育政策上的失灵显然不是因为政策和行动的缺失,在骚乱发生的不到一个月前,广西日报(2007年4月9日)还报道了博白县宁潭镇党委、政府组织“购买了1500斤面条和两头大猪”,“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送到计生对象的心坎上”,“使计生对象深受感动”。

也是在事件发生前的一个月,新华社记者还专门到博白县松旺镇山心村采访报道“好村官朱日祥同志的先进事迹”。报道说,“在今年春季计生摘“黄牌”打人口翻身仗期间,他(朱日祥)抱病仍连续坚持奋战了二十八个日日夜夜,最终累倒在计生工作岗位上,诱发突发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以身殉职”。

这两则报道显然给人以当地计划生育工作非常得力的印象,而当地仅一个月后就因计划生育而爆发大规模骚乱,让读过报道的人大跌眼镜。了解中国政治现实的人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多年来肯定是流于形式,走过场,在积重难返后,导致了被追究责任的地方村官靠“日夜奋战”和“突击摘牌”的“先进”行为来试图弥补。这个20年积累的人口问题靠28个日日夜夜来解决,这一数字对比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在检索有关博白县的近期新闻时,可以看到“博白县抓经济发展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下猛药治理污染”(5月22日)、“博白重拳打击破坏森林资源行动”(5月23日)、“博白重拳打击兜售‘六合彩’码报行为”(4月28日)和“博白警方整治城区治安出重拳”(06年9月5日)等地方媒体报道。“下猛药”和屡屡“出重拳”,语言暴力的背后,多少可以看见地方官员的施政方缺少法律意识和粗暴。冻结超生村民银行存款的行为更是表明,地方施政官员素质底下,缺乏最起码的法律意识。

长久以来,中国农村基础政权一方面有严重涣散和能力缺失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有地方吏治腐败和家族化以及黑社会化的倾向。在广大的农村,村民权利缺乏法律保障和制度化表达与维护的渠道,地方政府公权力缺乏法律与媒体监督,这是导致村民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此起彼伏的一个制度化原因。在有效而公正的地方吏治得不到制度性保证的情况下,“和谐社会”离中国的农村还很远。

德国之声 潇阳

从宪政民主角度看民主社会主义

● 徐友渔

谢韬先生新作《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引起很大的关注和反响,交口称赞者有之,厉声批判者有之,看来,一场争论即将展开,这对于我们反思过去的道路(尤其包括走过的弯路),规划未来的方向,颇有意义。

文章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社会民主党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社会民主主义在欧美成为制定公共政策、协调社会矛盾、处理国际事务的主要政治思想资源之一,使得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者们,都把目光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这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对待。

作者在文章中又谈到:“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这个问题的确值得人们深思。

作为与谢老的问题意识相同或相近,但年龄不同,尤其是知识结构不同的研究者,笔者想发表一些补充和商讨的意见。我首先要说明两点,第一,我的探讨是在深层次的基础原理方面,而不在实践方面,在实践上,谢老的主张无疑是难能可贵的;第二,我的出发点是:中国的前途根本在于实现宪政民主(谢老显然同意此点),某些理论和实践是否符合真正的、纯粹的、正统的、原本的马克思主义与这个目标相比不能不居次要位置,或者说,其价值和重要性只能视其如何服务于这个根本目的。

对于宪政民主基本原理来说,社会民主主义是流而不是源,是器而不是道,是枝叶而不是根

宪政基本原理和社会政策不同,它必须对政府权力的来源和界限,对个人自由和权利——诸如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个人财产权,对宪法和法律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最基本的问题作出明确的、符合人类文明的阐述。

从欧美各国实现宪政民主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一般被称作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学说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他后进国家的宪政民主过程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对自由主义宪政原理的认可和实践。从历史上看,社会民主主义从来没有独立自主地发挥过作为宪政原理的作用。它曾经质疑和批判过那些原理,对抗根据那些原理安排的社会、政治制度,只是在后来改变了认识、策略和方向,尝到了在这种体制之内达到目的、得到发展的甜头后,才心甘情愿地认同、服膺,以致捍卫和推广自由宪政的原理和制度。即使它后来对宪政民主的完善和发展有所贡献,那也只是在自由宪政基础上的调适,而没有发挥过奠基性、原创性作用。

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不论古代的还是近现代的传统,都与近现代宪政民主传统相距甚远,如果我们承认这些原理的价值,想要参考借鉴由此作出的制度安排,那么我们就应当从根本上了解和研究,应当追本溯源而不是仅仅学习其具体表现和政策。

我的立场可以简单而清楚地这样表述:对于宪政民主基本原理来说,社会民主主义是流而不是源,是器而不是道,是枝叶而不是根。

离开宪政平台,社会民主主义就不能存在和发展

社会民主主义是在自由民主的宪政平台已经搭建好了之后登台活动的,离开这个平台,没有这个平台作为生存的前提,它不能存在,更不能发展。其实,它在开始时是想推倒这个平台,另起炉灶,所以在其思想理论资源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为这个平台作论证和辩护的。它是在实际活动中修改自己的纲领而承认这个平台的合法性,最后把它当成自己得心应手活动的天地。我们从它那里找不到设计和维护这个平台的原理,说得好也不过是由于曾经企图拆毁这个平台而刺激了重视它的问题,促进了对它的维护、改进。

当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Thomas Meyer)在其教科书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导论》中承认,从历史上看,现代社会民主主义是自由主义的自由运动的继承者,它的纲领建立在自由主义运动之上,并保持了这一运动的真正成就。

就拿市场经济这个经济体制和相关的经济学原理来说吧,如果不理解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自动调节作用的阐述,可以说对市场经济就难于入门,那么我们要问,亚当·斯密的理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也许有人会说,亚当·斯密的理论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真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对于现代经济也很重要。这话不错,但在亚当·斯密的思想深入人心、形成体制之后一个半世纪对之作出补充和调适是一回事,在市场经济还未站稳脚跟,对国家或权力过分干预、控制经济的局面尚未真正告别的情况下就想“跨越”市场经济,则是另一回事。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有一种“超越”心态,对自己非常隔膜、远未熟练掌握的事物轻言否定,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还少吗?也许我们现在所需要的理论应当是亚当·斯密的学说,使用后资本主义的凯恩斯的矫正剂恐怕必须非常小心,需要弄通药理。

对权力的制约是宪政民主的核心

宪政民主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是制约政府的权力。在不少宪政学家看来,“宪政”的含义就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比如一位作者说:“简单地说,我用‘宪政’来指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受到约束这种观念。”还有学者说:“在过去的200年中,有限政府一直是宪政主义者们最基本的要求。”

自由主义对宪政思想最早、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分权思想。古典自由主义追求的首要目标是免除暴政,其方法是防止权力的集中和垄断。

权力制衡思想是实行宪政的核心,对中国人来说,要理解这种宪政观的精髓,并非易事。解决权力一元化问题只能靠法治,而不能寄希望于德治,这涉及到中国和西方对人性理解的深刻差别。洛克在论述分权的必要性时说,人性有一弱点,就是要受权力的诱惑,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有立法和执法权,他们动辄就会攫取权力。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麦迪逊说得更生动:用分权和制衡的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

当我们需要深刻理解制约权力的必要性时,除了上述自由主义的经典阐述之外,我们能从社会民主主义那里得到同样有益甚至更好的思想学理资源吗?恐怕不能。

社会民主主义在反抗专制方面缺乏理论建树

中国为什么要走宪政民主的道路,为什么只能走宪政民主的道路?除了认识到这是历史证明了的人类文明的共同之路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受专制压迫的苦太长太深了,古代受这种苦,近现代也受这种苦。固然,中国历史上、思想传统中,我们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教诲,有“替天行道”的口号,有“揭竿而起”的壮举,但完整、系统的反抗专制暴政,并以宪政民主体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理论学说,我们却没有,至少,还可以向外借鉴学习。遗憾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在这方面能提供给我们的资源甚少,远不如自由主义。

我们能从洛克、潘恩等自由主义者那里读到对个人自由的辩护与捍卫,对君主专制的抗议,以及批判之后极富睿智的建设性主张,而从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那里得不到可以媲美的思想。如果说这是因为社会民主主义的诞生晚于早期自由主义因而无可指责,那么,在上世纪二战前后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写出《通向奴役之路》,波普写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样反专制、反极权的著名篇章,从经济思想、体制上,从哲学思维的方式上深入挖掘专制传统的根源,而在社会民主主义者那里找不到类似的理论建树,就比较说明问题了。

自由主义是在与封建的神权、君权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拼杀中,是在提出和捍卫“天赋人权”学说的过程中成长发展的,而社会民主主义从一开始就把自由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作为自己的对立面,二者自由信念的坚定性和对极权专制的抗拒性、敏感度自然不同,不少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待斯大林在集体化中的暴力,对大清洗和随之而来的“莫斯科审判”的暧昧、纵容甚至辩解的态度,就是证明。对比一下萧伯纳、萨特和雷蒙·阿隆对斯大林主义的态度,就很说明问题。在自由主义者大力抨击专制极权,维护自由民主的时候,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攻击的是他们所在体制的民主自由的“虚伪性”。由于他们的坚持,长期以来这种所谓“虚伪性”在我们这里深入人心,成了抗拒自由民主价值的普适性的最为老生常谈的说辞。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社会民主主义者改变了攻击“虚伪性”的态度,而对于痛定思痛的中国人,则有猛然醒悟和深刻反思,我们对自由民主宪政的体认,恐怕比悄悄转变态度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还要深一些。对于以建设宪政民主为己任的中国人,应该以什么学说为宪政原理,是不难决定的。

最近若干年来,中国思想界学术界不断有人主张,要重视和学习社会民主主义,参考借鉴瑞典、北欧模式,这种声音和思潮,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谢韬先生最近的主张,是其中最明确、最坚决的。熟悉马列主义发展史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人都知道,“左”的思潮、力量和领袖不太在意和重视他们认为真正右的东西,他们最在乎的是在同一传统中的“修正主义”,虽然到底谁是修正主义本身就是问题。对他们最要命的,是同一传统和阵营中有人出来比纯正、争正统,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可以预料,除了自命为正统的左派,持其他思想观点的人不会对谢韬先生等人的主张进行批判。我在上面提出一些商讨,是自以为和谢韬先生的价值目标一致,只是理论上更彻底。古人云: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我以为社会民主主义对于我们的宪政民主只是“中”而非“上”,所以此文属于善意的提醒而不是否定和反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原载《同舟共进》2007年第5期,天益受权发布

星期三, 五月 23, 2007

北京市委改组彻底清除贾庆林班底

VOA记者: 张蓉湘 华盛顿 2007年5月23日

中共北京市第10次党代表大会星期二闭幕,刘淇连任市委书记,原来6位副书记缩减为2人,分别为王歧山和王安顺。有分析说,这次选举让北京市的高层人事安排出现变化,前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留下的班底被撤换掉。

中共北京市第10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5月22号选举刘淇为市委书记,王歧山与王安顺为市委副书记。 连任的刘淇从武汉钢铁公司基层做起,由于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曾经被时代周刊选为全球100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北京市长王歧山为前中共副总理姚依林的女婿。王安顺曾经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出身于石油、地质业,一些媒体报导他跟同样出身于地质系统的中共总理温家宝关系良好。

*“一正两副”新编制*

联合早报报导说,根据新的“一正两副”编制,上届北京市委的6名副书记在本届中减去4人。而被视为前北京市委书记、现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得力助手的2名前任副书记杜德印和阳安江,不但不再担任职务,这次更落选常委资格。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星期三表示,由原来的一正六副,缩减到现在的一正两副,目的之一,是排除不好安排或者不喜欢的人选。

明居正说:“有一些不喜欢的人选,藉着这个缩编的方式把他排除出去,那很明显是把过去贾庆林的力量排出去了,否则如果安排一正六副的话,有一些不喜欢的人选恐怕还得再摆进来,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明年奥运为主要工作*

副书记职务缩编之后,原来的分工也不一样。 明居正分析说,现在的2位副书记所掌管的范围以及权力也相对加大,而明年的奥运会就是主要的工作之一。

明居正说:“原来6人掌管的东西现在集中在2人手上,所以这2人的权力会比过去要来得大,也就是说北京市委的运作,可能我们这么说吧,会更加集中一些。这点我想另外一个考量就是准备迎接2008年的奥运会,因为这是一个重头戏。”

星期二的会议通过了中共北京市委第9届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其中花了相当的篇幅,讨论中央所关心的反腐败问题。

美国之音

广西博白粗暴计生引骚乱事态跟踪报道

2007.05.22

广西博白县野蛮地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引发大规模骚乱后,当地气氛持续紧张。星期一仍有数百农民包围一处镇政府。村民透露,官方以冻结银行存款方式征收超生罚款一度引发挤提。广西官员向本台承认发生了骚乱,但问题出在哪里尚在调查之中。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的报导。

广西博白县本月初开始的骚乱至星期一仍未平息。香港东方日报的消息,博白的旺茂镇数百民众当天中午突然包围镇政府。官方紧急出动两百多防暴警察,村民与之对峙两小时后才散去。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村民星期二对本台表示,县政府外大批公安武警把守,当地气氛紧张:

村民:博白县现在很乱,县政府外面来了很多武警维护秩序。

记者:农民有没有包围县政府?

村民:还没……没有。

记者:今天有没有暴动的?

村民:今天没有。

博白野蛮地推行计生政策酿成大规模骚乱,事件惊动了北京。香港媒体称,国务院计生委一名副主任率领中央工作组已经紧急南下,与广西区党委副书记郭声琨等进驻博白调查。记者星期二致电广西自治区计生办了解情况:

记者:博白最近因为超生问题引发群体性事件,我想问一下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官员:是有这么一回事。但现在具体情况,党委政府也没有授权给我们说要公开发布。

记者:那问题出在哪里?官员那里,还是群众那里?官员:现在也不没有说问题出在哪里……

记者:可是已经发生骚乱了?

官员:是啊,可是有的情况还在调查之中。

博白的骚乱尽管已在互联网的论坛、博客上流传得沸沸扬扬,香港等境外媒体也已大篇幅地报导。但广西主流平面媒体、新闻网站对此仍然保持没有作出报导。 玉林的计生风暴始于今年二月的“广西人口和计生工作会议”。当时,广西区委书记刘奇葆亲临对超生严重的博白给予黄牌警告处分。受到警告的博白县政府,制订并推行人口和计生工作大整改方案,见人抓人,见物拿物,两者得不到就推倒房屋。县政府网站曾披露,完成计生手术一万七千二百例,征收被称为“社会抚养费”的罚款七百八十八万元。 博白村民则告诉本台,该县冻结超生户银行存款的方式征收罚款。消息传出,引发挤提。这位村民说:

村民:因为政府叫公安和法院那里把超生户的钱全部没收归公。所以农民百姓都怕就把钱都领回去了,或把钱领回去或者放到没有超生的存户的户口里去了。

记者:何时的事?

村民:就是最近搞超生的时候。全个博白县,还有容县,北流县,还有北海都不敢存钱了。

记者:那么多个县的人都去挤提吗?

村民:超生的就去,没超生,没搞计生的就不去。包括邮电那边,各个银行全部都有人取钱。银行根本就没有钱了,有的银行一天拉两三次钱来都不够发。

记者:有没有闹出乱子?

村民:排队吗,排长长的队嘛。有的领的到,有的领不到。排到下午五天就不让领钱了。

记者:你亲眼看到这些人排队的吗?

村民:我也去提款。我没有超生也要罚款。我们农民可以生两个。我一年生一个,它(政府)说我没有隔够四年就生一个,所以罚两千元。我是最轻微的啦,有的罚几万,十几万元都有啊。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的报导。

© 2007 Radio Free Asia

附录:广西的计划生育措施








摘自http://www.peacehall.com/forum/pic/3349.shtml

湖北潜江出租车司机集体罢工九天

VOA 记者: 赵婉成 香港 2007年5月22日

湖北省潜江市所有的出租车已经进行了一连9天的罢工,抗议政府要求他们签订不合理的合同。

潜江市城区所有的350辆出租车自上星期一起开始罢工,这些车辆轮流停靠在市中心马路两边。这不是潜江市出租车第一次抗议请愿,但是维持了9天的罢运创下了罢工时间最久的纪录。期间政府官员与车主谈判,但并没有达成一致。

星期一有大约40辆出租车约100多人到省城上访,进入武汉市区时被警方拦下。

潜江市前人大代表姚立法说,抗议者这次把车停在出租车公司前的大马路上,而没有把车辆停在政府建筑前,是为了避免像过去那样被警方找到理由抓走拘押。

*抗议政府与出租车公司勾结*

姚立法对美国之音说,出租车的车主抗议政府与出租车公司勾结,要他们签下不平等的新合同。出租车公司里有不少人是政府官员的亲戚。

他解释说,由于绝大多数的出租车车主不断把车转手,转手过程中经营权的增值很大,政府也看到这里有利可图。姚立法说:“政府逼着的士车主和商家出租车公司签合同,合同就是说保证在5年之内签合同,5年内出租车公司随时随地可以请估计公司把车子酌价,酌价后用车子的市场价格收走,因为估算的是车的价,而不含的牌经营权的价,每一辆车损失起码在12万,甚至15万、20万以上。”

参加罢工的张姓司机向美国之音表示,新合同的内容非常不合理。他说:“按这样的合同跑5年之后经营权就被政府收回, 政府把经营权收回去的话,那车主只能管车子,的牌在增值, 车子能值几个钱呢?把的牌拿走的话,车子就不值几个钱。 ”

另一位曹先生则表示,他才开了两年车,如果5年内他因为新合同而失去的牌经营权,也就是出租车的经营权,那么他投下的巨额经营权费用,肯定是赚不回来的。一位到武汉上访回来的王姓出租车主对美国之音说,一旦的牌经营权被拿走,他以后只能向出租车公司缴钱承租,以便能合法营业,这么一来出租车公司从车主这里赚取到利益,可是他的损失就很大了。

*出租车公司否认有罢工问题*

潜江市的一家出租车公司否认有罢工问题,只说还不到签订合同的地步。另外一家出租车公司的人员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公司归政府管,政府就是错了他们也要说对。他们的公司虽然是私营,但是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他们依照政府政策执行,他们的公司是不能出什么政策的。这位人士认为,这次的罢运事件是因为合同引起。

他说:“这个合同是政府的引导性合同,这种格式合同是从省里面引进来的,后来车主强烈反对,就把这个合同废除了。废除后就由每家公司按照旧的合同续签,但是这个事情引起了对经营权的疑问。政府明确告诉经营权是政府的公共资源,就是因为经营权的问题。”

这位出租车公司的人员指出,追究这次出租车罢运事件可以看到,政府没有做好及时宣传,对以后要执行的政策没有提前预警; 出租车公司方面没有和车主做好沟通,而很多车主并不了解经营权的真正规属问题。这位人士说,政府现在已经退了一步,决定5年内不执行新的出租车经营权政策,星期二下午一些出租车已经陆续开始营业。

记者向潜江市交通局询问,该局坚持见到记者证件后才肯发言。潜江市运管投诉单位则证实该市所有出租车罢工了好多天,到星期二下午还有人投诉无车可坐。

美国之音

广西骚乱引海外关注中国媒体沉默

VOA 记者: 海涛、王玲 香港 2007年5月22日

广西博白县发生大规模骚乱,引起海外普遍关注。但是中国媒体几乎对这次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群体事件却表示缄默。

广西博白县上周末的大规模骚乱据说有上万群众参与,而且有多人伤亡。香港媒体给予大幅度报导,但是,中国的报纸电台电视都不予报导,只有互联网论坛上能看到相关报导和讨论。

*当局调入军警*

香港最大的英文媒体南华早报星期二报导说,有大批群众卷入的打、砸、烧的场面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当地的局势仍然“很紧张”。当局从周围地区调入很多军警帮助维持秩序。

接受南华早报采访的一个当地居民说,参与冲突的双方互有伤亡,“现在局面非常混乱,很难估计有多少人受伤”。

香港文汇报星期二的报导说,有“数千民众以‘政府野蛮计生执法’为由,冲击8个乡政府,部份闹事者甚至火烧政府大楼、烧车等”。

*警方控制“闹事者”*

文汇报还说,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派了一名副主任抵达事发现场,当局还筹集了周围两地的1千名警察维持秩序,“警方已控制了部份带头闹事者”。

报导援引目击者的话说,21号下午,博白县那卜镇的街上很安静,镇政府附近有几个穿迷彩服的工作人员来回走动,在政府办公室里,工作人员在收拾骚动造成的残局,清理被烧过和掀翻的文件,清洗被砸过的门窗。

中国官方媒体的网站中都难以找到关于此次的事件的报导。以关键词“广西博白骚乱”在中国搜索引擎“百度”里搜索,只能搜索到的一些互联网网站的相关报导和讨论,但进一步点击进入网页后发现,里面的内容已经被删除。

*居民称“官逼民反”*

香港媒体说,中国广西博白大骚乱的起因是当地计生办官员粗暴执法,百姓忍无可忍。有好几个居民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都提到了“官逼民反”这个字眼。

北京的学者张祖桦、律师滕彪和浦志强都提到,在中国各地,因为计划生育执法问题引发的群体事件或社会矛盾,已经成了一个值得当局高度关注的大问题。

北京的孙茂行律师正在处理这样一个案子:河北昌黎的杨忠臣和金娅妮夫妻状告当地计生局。孙律师说,这是个粗暴执法的典型。金娅妮怀孕9个月,计生干部硬将她带到县计生服务部强行引产,结果引起继发性不孕,金娅妮丧失了生育能力。

*行政违法行为*

孙律师认为计生局的做法属于严重的行政违法行为。他说:“从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上讲,也不能做强行,必须是在对方自愿的情况下才行。现在他是强行做了手术,而且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行政违法行为。”

计生办如此执法的原因和理由是,杨忠臣和金娅妮在2000年未婚先孕,虽然后来领了结婚证,也到村里办了一胎准生证,但是乡计生局认为未婚先孕属于计划外怀孕,必须罚款。

他们夫妻二人接受了罚款,可是到怀孕9个月时,金娅妮还是被计生办强迫引产堕胎。

美国之音上个月曾报导了广西另外一些强迫堕胎案件。4月16日,在百色市数十位孕妇被强行堕胎,其中一位孕妇也是已怀胎9月。另外,白色一位牧师梁雅各的怀孕7个月的妻子韦琳荣也在4月16日被强制堕胎。

美國之音

长江三峡大坝导致长江下游水土流失

2007.05.22

中国科学家的最新研究显示,三峡库区自2003年以来,每年的淤积超过一亿五千万吨,导致长江下游水土流失和崩岸。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在最新一期“地球物理研究通讯”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三峡大坝在2003年建成之后,淤积在长江上游的泥沙每年达一亿五千一百万吨,长江入海口的泥沙量每年减少31%。总部设在四川成都的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负责人杨欣说,从目前的监测来看,目前长江的泥沙有六成的泥沙沉在库区里,四成的泥沙排到下游,

“因为长江以前是季节性河流,有洪水的时候会携带大量泥沙,比方三峡在5亿吨左右,这些泥沙有一部分在河道里堆积,有一部分在出海口周边堆积,比方上海就是泥沙淤积起来的一个地方,三峡大坝以后它的泥沙就在三峡库区沉淀,排出的水变清,变清以后对大堤有一定冲刷的作用。”

杨欣说,长江下泄江水泥沙含量下降导致江水挟沙能力增强,对长江下游河床的冲刷严重,长江下游一些河段崩岸现象时有发生,

“它改变了整个长江下游的生态环境,因为以前泥沙中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对鱼类的生长长期以来千百万年以来,鱼类已经和江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现在使水用人为的方式变清以后,鱼类的生态环境和生态来源也将发生改变。同时泥沙大量淤积在库区对库区也是一个威胁。”

“绿色江河”负责人杨欣说,长江中荆江河段最近几年屡屡发生崩岸,其原因是荆江河段土质疏松,清水冲刷加剧,导致河床水土流失严重,就会接连发生崩岸险情,

“库区蓄水,现在有些河段崩塌的情况使沿岸的江堤也形成了一定的威胁。”

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中国国际环保基金会“负责人何平说,这几年长江下游崩岸现象趋于严重是多种因素造成的,除了三峡大坝工程造成下泄江水泥沙含量下降之外,长江某些河段的河道加宽工程,也使河岸抗冲能力减弱,崩岸加剧,

“泥沙减少也有好处,使下游的洪水压力减小,但是水太清又会冲刷一些下游的堤坝,所以这是一个新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另外说长江三角洲在减小,这个我想不会是一个太大的生态问题,因为事实是三峡是堆积形成要慢一点。”

何平指出,除了长江上游泥沙淤积问题之外,三峡水库的水质下降也是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

“流速减慢、污染不能控制的话,水质肯定会变坏,所以政府出了很多钱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但好像还不够,效益不是很高。确实这个方面是应该引起重视。”

华东师范大学的报告指出,长江泥沙流量的大幅度减少,导致长江三角洲的萎缩,这种趋势如果继续下去,加上在长江上计划修建的更多大坝,将会影响到长江流域居民的生活和长江三角洲的生态系统。

以上是本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RFA

联合国谴责日本否认慰安妇历史

韩国慰安妇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

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发表报告,谴责日本试图否认二战时期强征"慰安妇"历史,并要求日本政府赔偿仍在世的受害者。

报告说,受害人蒙受"无法愈合的伤口",由于日本官方否认、掩盖和拒绝提供事实,不起诉那些犯罪人,"受害者仍继续受到侮辱和精神创伤"。

报告敦促日本着手解决"性侵犯的歧视性根源问题",并要求日本政府缓解受害人的痛苦。

与此同时,100多名亚洲慰安妇活动人士在韩国首尔举行会议,谴责日本政府行为。

会议通过的决议要求"日本政府负完全责任,正式予以道歉,做出补偿并确保不会再次发生这一悲剧"。

历史学者说,二战期间大约20万来自日本、中国、菲律宾、韩国等国妇女被日本强征充当性奴隶。

今年三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没有证据显示前线日军强征慰安妇,激起中国、韩国以及美国的强烈谴责。

安倍后来在数个场合对此表示道歉,称对慰安妇的处境深表同情。

BBC Chinese. Com

星期二, 五月 22, 2007

韩国“淫乱教主”郑明析中国落网

二逼都喜欢希特勒
尽管被国际刑警组织列入红色通缉名单,但韩国邪教“摄理教”教主郑明析狡猾地在东亚多个国家和地区与警方周旋了8年

特约撰稿元涛发自首尔近日,韩国各大媒体和网站纷纷在显要位置报道,被国际刑警组织列入红色通缉名单的韩国邪教“摄理教”教主郑明析在中国落入法网。在韩国,现在有数百名妇女控告郑明析借传教之名对她们进行了强奸和骚扰,韩国方面希望中国能将郑明析引渡回韩国接受审判。

在韩国情报部门安插卧底

1999 年,韩国SBS电视台经过周密调查,在专题节目揭露郑明析传教敛财和玩弄女性的事实,随后,有四名受害女性勇敢地站了出来,起诉郑明析犯有强奸罪。可是,就在警方动手逮捕之前,郑明析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多年后,韩国警方才发现,原来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和国家检察机关内都有摄理教的信徒为郑明析做卧底,正是因为国家情报院的尹某和检察官李某为郑明析通风报信,才令他成功逃脱。

逃出韩国后,郑明析到了中国台湾,然后又时常在日本和马来西亚落脚。摄理教在日本东京大阪等城市内设立了四十多个会所,他每天要召见十多名女性,以检查身体为名进行性侵犯。一位前信徒揭露称,因为他害怕得性病,所以专找处女下手。2002年,有三位日本女性起诉郑明析性侵害,她们称,亲眼目睹郑明析与三十多名日本女性在同一房间内集体淫乱,其中有一些看起来还像是高中生。

一边潜逃,一边犯罪

从2002 年开始,郑明析遭到国际刑警通缉。郑明析不再敢去日本,专门“经营台湾”。摄理教在台湾以“中华基督教新时代青年会”的名义开展活动,以组织参加世界各地模特大赛为名,募集了大批女大学生加入该会。台湾警方称,郑明析在台湾也玩弄了上百名女性,但只有一名当着翻译的面遭到郑明析猥亵的女性奋起反抗,并对郑明析提起了诉讼。郑明析听到风声之后,又仓皇出逃,非法进入了中国香港。

在香港,摄理会也有分支机构“明月教会”。2003年7月,郑明析因涉嫌非法滞留被香港移民局逮捕,他在香港豪宅被捕时,正与两名穿着性感泳衣的女子欢聚。他险些被遣送韩国,但交付了10万美金后获得保释。郑明析很清楚回到韩国他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审判,于是弃保潜逃,又一次不知所踪。

此后据台湾媒体称,郑明析用“郑明锡”的名字曾进入过台湾活动,但警方追查无果。直到2006年4月,4名韩国受害女性在民间救援组织陪同下于首尔召开记者会,证实郑明析的落脚点在中国辽宁鞍山市天山溪谷的四栋豪华别墅。他在当地继续发展组织,召集韩国信众前去朝拜,并与五十多名韩国、日本及中国香港女性集体淫乱。

为何能跨国逍遥行骗

郑明析1945年出生于韩国釜山一个贫苦人家。小学毕业的他,心机诡诈,能言善辩,“立志”要“出人头地”。可惜,他选择的,却是利用宗教行骗这种危险而邪恶的道路。

在韩国,教派林立,大大小小的教会实行公司化经营,有一些不良牧师吸收教众像搞传销一样穷凶极恶,大肆进行精神洗脑,诱骗他们贡献财物。郑明析最初投靠的是韩国另一个教会“统一教”,在这里,郑明析逐渐摸清并掌握了利用传教敛财的种种招法,积累了广泛的人脉,然后在1980年脱离统一教自立,开创了一个新的教派“摄理教”。

自称“重新降临人间的真正的基督耶稣”的郑明析利用摄理教大规模招纳信众,尤其是女信众。其教理中有一条明确规定,“上帝允许他与世上所有的女人性交”,因为这种“爱的教育”恰恰是罪人自我救赎的一条捷径。众多盲从的女信众对此言听计人,心甘情愿,即使郑明析遭到国际通缉,警方希望她们出来为自己所受的伤害举证时,她们也选择了拒绝和沉默,这也就是郑明析几十年间不断玩弄妇女却一直逍遥法外的重要原因。

但是,再狡猾的狐狸,也有露出尾巴的时候。据韩国司法部5月16日发表声明称,郑明析5月1日在北京被捕,目前正在辽宁鞍山接受中国警方的审问,看来这个韩国“淫乱教主”的罪恶之路终于走到了尽头。

国际先驱导报

广西博白计划生育引发大规模骚乱

BBC 2007年05月2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9:40北京时间 17:40发表

广西玉林市博白县由于民众不满当局计划生育人员野蛮执法,发生大规模警民冲突。

当地民众称,事实上博白县各地从月初开始已经陆续发生冲突事件,连日来至少十多人受伤,更有传闻称有计生人员被打死。

香港媒体报道称博白县当局强行逼妇女进行结扎手术、而且闯入超生户家中带走财物以抵超生罚款等,引起民众不满。

博白县近十个乡镇陆续示威事件。其中星期六(5月19日)沙陂镇发生的示威事件规模最大。

据称沙陂示威者数目达数千人,甚至有报道指示威人数达5万人。

示威者包围沙陂镇政府,抗议镇政府粗暴执法,镇政府官员将铁门紧锁,民众中有人向大楼掷石头,砸破窗玻璃。

在对峙过程中,有目击者称计生站人员从楼顶扔下一块拳头大的砖头,砸伤一名示威者。

示威者愤怒之中将镇政府院墙推倒,然后在办公室纵火,镇政府大院的多架汽车、电单车被焚烧,办公室内电脑、饮水机、电视、录像机等被砸毁,镇政府招牌也被示威者踩在脚下。

有报道称,连日来的示威冲突传闻事件至今导致最少五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但官方坚决否认有人死亡,并说受伤的大部分是警察和官员。

香港媒体报道称,示威组织者正在全县串联,预备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示威,并说当局对此表示将"坚决打击"。

报道称,当局已经拘留了30多人,玉林市向博白县调派了600多名公安武警镇暴。

民众:计生严苛

一名博白县政府官员向香港媒体证实发生"骚乱",并指称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刻意阻扰政府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媒体还引博白县一个派出所的值班人员称,事态正在发展和蔓延。

香港媒体报道,博白县政府去年计生工作不达标遭到批评,县委书记被警告在8月底前改善,否则会被免官。

当地民众表示,在五·一黄金周后,镇政府通知超生户缴纳"社会抚养费",限期一到五天内交出,否则抄家。

有说法称,有一家超生户被征收10余万元人民币的"抚养费"。一名村民向香港媒体说:"我们这里是有名的穷困区,大家都是种田的,交不起这个钱。"

"现在连田都没人种了,因为计生太严,人全都跑光了,逃到山上去了。"

BBC Chinese.com

广西博白:比日本鬼子进村还可怕 贴满枪毙县长标语

苹果日报

「比1937年日本鬼子进村还可怕!很恐怖,没人敢上班、出街,现在是人心惶惶。」广西博白县由17日至前日,爆发七个镇逾五万人,反对当地政府强暴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大骚乱后,据当地村民称,当局昨日展开大规模秋后算账行动,全县动用3,000名武警公安搜捕带头骚乱和纵火烧毁镇政府的人士;公安部门亦下令任何人士试图冲击镇政府,武警即可开枪镇压;旺茂镇更全镇戒严,气氛相当紧张。

「黄牌警告」致铁腕打超生

在广西沉寂多年的野蛮、残暴计划生育运动,近期之所以突然死灰复燃,其主因来自今年初广西召开的有关会议。当局指,针对去年的有关考核,发现柳州融水县和梧州苍梧县两地超生问题严重,有关官员更有意虚报、瞒报相关情况,当局随即作出「一票否决」的惩罚,有关官员亦以失职和渎职罪处罚。而玉林博白县和梧州蝶山区则被处以「黄牌警告」,并勒令其在9月前作出改善,否则有关官员将受到处罚。

滥收近亿罚款邻县仿效

当局的行动随即在各地引发出新一轮计生风暴。当中玉林容县在「五一」黄金周期间,展开大规模计划生育运动。当局出动大批计生人员,逐村逐户徵收「社会抚养费」(即超生罚款)。在短短一周内,该县即收取了近3,400万元人民币的社会抚养费,消息指,至今该县已收取了近一亿元。

容县的「成功」经验,令其他县镇仿效,更打出「要学容县,强制收取计生费」的口号。当中,博白县更在辖下乡镇展开残暴的计生运动,包括沙陂、那卜、英桥等镇进行得最激烈,民众不堪当局暴政而先后爆发是次大规模骚乱。

广西博白县旺茂镇,昨爆发逾千名民众包围镇政府大楼,并与在场武警发生冲突。

据报,广西农民反计划生育而酿成的骚乱事件,不仅惊动自治区政府,亦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广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郭声琨昨早已抵达博白县,亲自督阵,要求地方政府迅速妥善处理,避免事件进一步恶化。

警民爆冲突200人被捕

截至昨日为止,据悉在骚乱中,最少有7人死亡,当中两名公安被示威民众打死、5名示威学生在躲避武警水炮时无辜被争相逃走的人群踩死;一名镇长则被示威者打伤,另有200名民众被公安带走。

骚乱在昨日虽暂时平息,但民众的怒火仍无法遏制,旺茂镇昨仍爆发逾千名民众包围镇政府大楼事件。示威者与近700名驻守该处、手持枪械、盾牌的武警和配备警棍的公安发生冲突。镇政府为免事件进一步恶化,宣布戒严,不许民众在街上行走。

而发生骚乱的那卜镇,则有逾300名公安武警驻守当地镇政府。附近村庄的居民,早前因躲避计生官员均逃到附近山区,以致当地十室九空、农田荒废无人耕种。据悉,当地镇政府官员前晚开会决定,仍坚持要以严厉手段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并指凡超生两个以上的民众,其房屋均会被铲平。居民李先生说,当地气氛十分紧张,居民均不敢外出,大部份商铺亦闭门不做生意。

贴满枪毙县长标语

附近双旺镇镇政府亦下令不许民众接近镇政府大楼,否则即被公安带走。居民陈先生指,民众的情绪仍然相当激动∶「现在整个博白县的街道上,到处都贴满了写『打倒苏建中(博白县县委书记)、枪毙黄少明(博白县县长)』的标语,农民真的被逼得火了。」他又指,当地流传县委书记以及镇长等官员,因担心被民众抓到而纷纷逃到外地的消息。

至於前日首先爆发骚乱的沙陂镇,昨有逾10辆公安、武警车辆进驻。近30名居民在镇政府附近围观时,却无辜被公安带走。而英桥镇、龙潭镇等亦分别有近700名公安武警驻守。博白县政府为防骚乱持续蔓延,特别由贵港市借调3,000名武警,与当地包括森林公安在内的全部警力,调派到各镇驻守。

博白起义反清复明

「现在的博白客家(人)都很牛(巴闭),在广西没人敢欺负他们。」有网民留言形容博白民风强悍。翻查历史,博白的而且确有一段段推翻现政的激烈行动:「天地会」1898年晚清时期,发动「博白起义」,誓要反清复明;中共亦在1945年,在博白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对抗日军。

非官方统计显示,博白目前约有人口180万。若按官方2001年统计,当地五分三人口为客家人,料目前博白约有108万客家人,堪称「客家大县」。

新闻大封锁践踏知情权

「请问现在发展成怎样了呢?」广西博白万人骚乱反暴政消息曝光后,当局公然践踏公众知情权,对互联网进行消息大封锁,博白骚乱的文、图,一夜消失,几被全删;内地传媒亦全面噤声,《广西日报》、《玉林日报》以至新华社、甚至广东的报章,至昨晚10时均对骚乱?字不提,彷佛从未发生。

记者昨午起,不断在内地着名搜寻网站「百度」,输入博白字样,搜寻骚乱最新发展,然而,搜寻结果再无显示骚乱相关的网页,只剩下官方网站。这和前日有天壤差别。前日,在百度输入博白字样,至少有数十甚至上百网页,载有博白村民冲击镇政府大楼的文字、照片,当中,有的是大型入门网站的论坛,有的是博志,但在昨日,所有消息已被删走。

不仅消息被封锁,连相关评论亦被消除。前日排山倒海、铺天盖地的评论、分析、声援、转帖,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博讯」昨晚称,一名在当地采访的香港记者,一度被扣留,但稍后获释。

苹果日报

不跌反涨:中国股民与政府调控对赌

联合早报 韩咏红

山西一个乡民最近打电话给他在北京当经济分析师的哥哥,叙说股票火得很,他想跟着哥哥炒股,不料却被老哥斥责了一顿:“你懂什么股票?”据这名经济分析师后来告诉我,他弟弟委屈地放下电话,嘴上低咕:别人都赚钱,怎么就不让我赚?

5月,中国股市进入敏感的发展阶段。周二“5·15”大跌时,有人以为证监会5月12曰发出的风险警示或许真的把一部分人吓住了——难道大牛市真的已走到尾声?即使在这时候,新股民仍往股市奋勇前进,已进场的股民屏住气站稳了脚跟,不愿把资金往外撤。不只一个获利颇丰的新股民告诉本报记者:“很多人还等着股市大跌,好进场呢!”

另一名在“5·15”后卖出股票的退休教师大呼不值告诉记者:“老伴告诉我股市有泡沫赶快卖出,结果没两天又涨回了,早知道不听他的。”

局势的发展,让当局的调控力度发显得无力。人民银行上周五祭出同时上调存贷款利率,又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三招,市场却视若无睹,昨天开始的沪深市场不跌反涨,指数均上涨1%以上。

在很多股民眼中,这轮股市飨宴远没有到散场的时候,或者说他们还想再分一杯羹。央行的调控组合拳,监管当局的风险警示、经济学家的分析,香港富商李嘉诚“股市绝对有泡沫”的警告,炒股的城市人并非没注意到,但大家都想着,还要赚最后一笔呢。

全国大炼钢与全国狂炒股

六年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一席“中国股市像赌场”的言论曾一石击起千层浪。此时,中国股市的赌场幽灵仿佛又回来了,股民炒股如同在赌桌上与对手搏胆识拼实力。此时此刻,中国股民博弈的对象不是别的,而是和当局的调控意志“对着干”。

资料显示,散户投资者已明确成为了中国股市的主人翁。据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股市月度资金报告》统计,在4月份接近2500亿人民币的流入资金中,机构资金只有三分之一,其余应为个人资金的贡献。

什么力量在支持股民这股旺盛的炒股热情与信心?

一个最基本的动力是中国股市本身的激烈涨势。自今年初到本月17曰,由上海和深圳股市的300家代表企业组成的CSI300指数上升85%。这一傲人成绩,还是建立在去年上证指数上涨130%的基础之上。太多一夜暴富的传说,带动都市白领、退休人士、大学生、清洁工,甚至出家人也加入这场逐利大行动。

经济评论人侯宁受访时调侃地说,50年前中国有过一次全国大炼钢,今天则是全国狂炒股,中国成了制造股神的地方,各地都冒出自己的“股神”。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股市自有其利好的因素。问题是,散户的信心来源有时与经济基本面无关,而是基于像“奥运概念”、“十七大概念”之类的心理因素,他们坚信政府不会在今秋的中共十七大或2008年北京奥运以前,让股市垮下来。

比奥运概念更理直气壮的炒股理据则是:老百姓有权利,也应该把握机会,借股市来平等分享国家发展的果实。 

最新一期《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一名北京白领夏云(化名)说:“我们辛苦工作抬高了一切资产价格,我们也要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唱空股市都成“乌鸦嘴”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受访时说,股民认为政府会扶持股市,这都是不理性的判断,不是根据经济学的原理与常识。

对于以股市促进财富公平分配的说法,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研究员左小蕾指出:“发表这类言论的人,不是很天真,就是别有用心。”

自从年初股市大热以来,市场上就始终存在两类声音:一是想方设法让股民安心,为股市打气;一是不停喊“狼来了”。前者的动机常引人怀疑,后者却不受社会欢迎,不时被网民贬为“毁市”、“乌鸦嘴”。

侯宁说:“网民骂我的话,都可以出一本书了。”

在股市低迷时,极端的股民怒骂经济学家泄恨,假如股市真的出现大调整,股民的怨气爆发可能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外界可以想象得到。

许多专家指出,当下能让股市降温的唯一方法,是让市场本身给投资者一个教训。中国政府的两难在于:既不愿过分打压市场,却更担心股市泡沫破裂引发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因此,如果股市持续“热烧不退”,预估当局只能让更强力的“降温”措施陆续登场,政府和市场将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而决策者意志以及所谓“奥运前股市不会大跌”的市场信仰,也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联合早报

股市散户第一人杨百万签名售书 上周已经清仓

(博讯2007年5月22日 转载)

“这轮大牛市我的收益率150%,但是上周我已经空仓了”,中国散户第一人杨百万昨日在宁提醒新股民----―

现代快报报道,被称作是中国散户第一人的杨百万昨天来到南京新华书店签名售书。在5月19日、历史上曾创出井喷行情的这一特殊日子里,杨百万却对新股民提示起了风险:股市可能要调整了。杨百万称,上周他已经卖出了自己手上的全部股票,“空仓了”。 (博讯 boxun.com)

得意: 这轮牛市收益率150%

“上周我已经空仓了。”杨百万此言一出,引得在场记者一片惊叹。

杨百万是中国最早进入股市的一批股民,在自己的炒股生涯中,他已历经4个牛市、4个熊市。“这么多年炒股,我最得意的事,就是2001年6月我到南京一家证券公司来讲课,我讲了2个月就要见顶了,现在看来我是对的吧。但当时没一个人相信我,哈哈。”杨百万昨天对在场记者幽了一默,“我最不得意的事,就是我在998点的时候,虽然跟股民说冬天过去了,应该炒股票去,但是当时没想起来让全国的记者买股票去。”

在最近的这轮大牛市中,杨百万称自己的收益率为150%。“这么多年我手上只持有两只股票,山东海化、上海电力。我买的全是防守型的股票。”但是从上周开始,杨百万开始空仓了。

“空仓并不代表不赚钱啊,可以打新股嘛。而且一旦暴跌,说不定我就会满仓,哪天满仓又会变为空仓”,杨百万称,998点时,自己是做投资,但现在开始,自己也要顺应潮流去“投机”,“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不做死多头,不做死空头,要做滑头。”

分析: “我觉得调控要动真格了”

“股市很快就要调整,昨天大家都看到央行的政策了,我认为这次管理层是动真格的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这次是一起调了。”

杨百万称,周一上午股市很有可能要下跌50点~80点,但是下午就很难说了。“有可能上午跌,下午还会起来,但是大的趋势就是股市要调整了,政策的调控效应会慢慢显现。

为什么认为这次股市真的要调整了呢?杨百万认为主要有3个原因:

首先,周五晚央行宣布同时调高存贷款利率、准备金率,表明管理层调控动真格了,如果这次不奏效,后面还有可能动用其它措施。

其次,上市公司二季度效益不会再像一季度那么乐观。“今年一季度主要是因为会计制度变化,造成上市公司盈利增加,而这种盈利是不会持久的。”

此外,前面垃圾股“鸡犬升天”,但现在实际回报其实已经低于银行利息了。

杨百万称,“人人都看好股市行情的时候,特别是新股民看好的时候,往往是很危险的时候。”

建议: 靠理智才能避免损失

“现在的新股民没有一点风险意识,非要看得见损失才知道股市有风险”,杨百万戏称现在一些新股民是“不见黄河心不死、见了黄河要游过去、游到一半沉下去”。昨天,杨百万也给新股民提了两点非常简单的建议。

首先要靠理智才能避免损失,“前面的行情赚得够舒服的了,赚得差不多了就收手吧,现在70%的股票存在泡沫,价格高估。”他建议股民,在半个月之内,如果股市越涨,就应该注意规避风险。

对于啥也不懂就“杀”进股市炒股的新股民,他奉劝“还是记住一句话----―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最好是自己在学习了一点基本常识之后再进股市”。

(博讯 boxun.com)

上海帮股市套现导致胡温宏观调控失效!

5月17日,全球华人首富、香港长江实业集团主席李嘉诚突然主动就大陆股市出现泡沫向国人提出警告,香港另外两大富商李兆基、郑裕彤也公开发声忧虑中国股市。香港大公报也在头版发表文章,预测大陆股市的泡沫崩溃。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称,这是中共政权借海外渠道发布消息,给股市降温,预计近期内中国股市将出现大的变动。

中国问题专家石藏山说,中共要给股市降温,过去只需要颁布一个政策就行。目前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中共高层出现分裂。显然,北京国务院的政策受到中国金融大户的抵制,国务院高层被迫通过海外发声,希望用国际舆论给股市降温,避免股市的波动让社会陷入全面混乱。

香港财经专家廖仕明表示,目前中共高层内斗因素也加入到股市中,中国金融体系的实权过去一直掌握在江泽民的上海帮手中,他们控制了中国金融机构的一些大的基金,目前江派人马对股市影响力也很大,江派上海帮最近受重挫,江派人马因为这些年在中国血债太大,不能让出权力,股市波动若造成社会动荡,责任很容易推给胡温。另外,中共的高干子弟在股市上也很活跃,目前有很多幕后「金融大户」急于套现,应付银行的巨大黑洞。中国大陆的情况很危急,股市的巨幅波动,一定会给脆弱的中国社会带来极大的振荡和灾难。

截至5月初,大陆股市股民帐户总数目为9394.54万,逼近1亿大关,这意味著每14位大陆人口中(包括儿童与老人在内)就有一个股民。考虑到农民占了中国13亿总人口的80%,估计城市中几乎所有成年人都在炒股!

仅五一长假后首个交易日,全国就有42万多人新开股票户头,创出单日开户最高记录。目前平均每天有20万人开户炒股。除今年新增的股民还,大陆还有1330万无业股人士专职炒股。目前全民炒股,散户蚂蚁推大山,已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股票行情。

廖仕明表示,中共历来有借香港人士之口透露内部决策的习惯。目前大陆股市投机性太大,泡沫化日趋严重,股价暴跌的危险性很大。中国股市后市必然出现巨大波动。

面对日益疯狂的股市,北京当局也曾采取措施宏观调控,如提高存款贷款利率和提升存款准备金率等,股市非但不降,反而出人意料地上涨了许多。

据近日海外一些媒体报导,不久前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证券股票市场不断升温发热,这是逆反现象,是有人在幕后操控股市。温家宝说:「人为制造操控的股市是一颗随时会引爆的炸弹。一旦金融发生危机,股市必然首当其冲。股市一旦暴跌将导致金融崩溃,将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经济社会灾难,这是人祸!」

一些评论称,目前中国股市的疯狂,显然是党内权力斗争从政治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的表现。不满胡温执政的江派人马,利用其掌控的金融资本操控股市,一旦暴跌套牢的就是近亿名散户,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和不满情绪,将迫使主管经济的温家宝下台。目前,这一趋势现在已昭然若揭了。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SFB)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在其博客中分析说,世界股市平均市盈率为18,而中国A股2007年市盈率预计37,远远高于其正常水平,因此他预计A股在未来3个月内将暴跌至3000点左右,以适应市盈率33的正常水平。

他分析说,在今年秋季召开的17大之前整顿好经济,是胡温决策层的共识。如果以往政府调控措施不生效,更强硬、更具震撼性的措施出台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比如期指期货政策,资本增值税政策等,都将让疯狂的股市清醒一下。

廖仕明分析说,境外资金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进出套利,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同样,一旦风险日益高升的中国股市形成风暴,其冲击力将不仅止于国境,必将对国际社会和周边地区带来巨大影响,甚至影响到基本经济的稳定。

目前美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已提醒美国投资者,中国股市风险太大,到中国投资要小心。不少大陆股民盲目相信在奥运会前中国股市不会下跌,廖仕明表示,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前,上海深圳和香港股市都曾有类似情况。「香港股市在1997年8月到顶,之后两三年,股市回落幅度达到百分之六十」。他并且认为:「在大家都有相同预期的情况下,可能出现「抢跑效应」,投资者提前行动,结果导致原来的预期大大提前发生。

至于胡温整顿股市是否会有效,廖仕明表示目前还不好预测。但面对曾经吞噬亚洲四小龙的国际金融大鳄们,还有国有银行永远摆不平的财政烂帐,国营企业永远填不满的经营漏洞,以及一大群一味想发财的普通百姓,要让中国这个不理智的股市变清醒,恐怕不是想像的那么容易。

廖仕明还表示,目前中共高层内斗因素也加入到股市中,中国金融体系的实权过去一直掌握在江泽民的上海帮手中,他们控制了中国金融机构的一些大的基金,目前江派人马对股市影响力也很大,江派上海帮最近受重挫,江派人马因为这些年在中国血债太大,不能让出权力,股市波动若造成社会动荡,责任很容易推给胡温。另外,中共的高干子弟在股市上也很活跃,目前有很多幕后「金融大户」急于套现,应付银行的巨大黑洞。中国大陆的情况很危急,股市的巨幅波动,一定会给脆弱的中国社会带来极大的振荡和灾难。

明报周末香港财经专栏

星期一, 五月 21, 2007

俄罗斯爆发示威 抗议缺新闻自由

VOA记者:白桦 莫斯科 2007年5月21日

俄罗斯民主派政党和人权团体举行示威,抗议俄罗斯新闻自由状况进一步恶化。几天前,一家有影响的俄国广播电台的新闻记者集体宣布辞职,抗议这家广播电台新领导层进行新闻检查、禁止记者报导负面消息的作法。

*要求官方媒体让人讲话*

俄罗斯民主派政党亚勃鲁集团以及包括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在内的几家俄国著名人权团体星期天举行示威活动,抗议俄罗斯新闻自由状况进一步恶化。参加示威活动的群众抗议俄国电视台的报导充斥谎言宣传。示威群众还要求官方控制的俄国电视台给反对派提供发言的渠道和表达意见的机会。

亚勃鲁集团领导人亚夫林斯基表示,现在的俄罗斯电视报导越来越畸形化。他说,言论自由的目的就是为了向人们解释和报导俄罗斯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所以人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言论自由。亚夫林斯基还对俄国电视台不向反对派开放,而且变得日益封闭感到担忧。

分析人士说,电视媒体在俄罗斯影响最大,因此几乎所有的俄国主流电视台都被当局控制;报纸和互联网媒体对公众的影响力不如电视大,相比之下,当局对报纸和互联网媒体的控制也宽松一些。

俄国警方说,这次被命名为争取“新闻自由”的示威活动得到了当局批准,有大约300人参加了抗议示威。示威活动平静,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件。著名的“莫斯科呼声广播电台”报导说,参加示威的人数有800人。这次抗议示威在莫斯科的奥斯坦金诺电视中心前举行,这家电视中心集中了俄罗斯的一些主要电视台。

*记者集体辞职 抗议新闻检查*

著名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不久前发表的报告说,俄罗斯的新闻自由状况令人担忧。在世界上195个国家排行榜中,俄国新闻自由名列第165位。俄罗斯现在也成为继伊拉克之后世界上新闻记者丧生人数最多的国家。

俄罗斯紧急记者救援协会负责人番菲洛夫介绍说:“首先是国家宣传越来越多。还有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实行新闻检查,限制新闻记者的工作,对记者进行调查等等。”

据报导,俄罗斯财产局最近下令著名的俄罗斯记者协会在一个月内搬出办公室。分析人士说,官方非常不满意俄国记者协会一直坚持的反对派立场。记者协会腾出的办公室将留给俄国对外宣传电视台“今日俄罗斯”使用。

几天之前,俄罗斯著名广播电台“俄罗斯新闻”的记者集体宣布辞职。这些记者以这种方式抗议这家电台新领导人对记者施加压力和实行新闻检查的作法。他们认为,自从这家广播电台不久前更换了领导层后,新领导人禁止记者播报有关俄罗斯和克里姆林宫以及总统普京的负面新闻。

辞职的记者说,电台新领导禁止记者采访报导俄国反对派的示威游行。新领导人要求记者只报导亲克里姆林宫的俄国政党“统一党”的活动以及各种正面新闻。分析人士说,随着俄国议会和总统大选日期的临近,当局对媒体的控制将更加收紧。

美国之音

星期日, 五月 20, 2007

《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晚年考试成绩好些

《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晚年考试成绩好些
发信站:天益社区(http://bbs.tecn.cn),版面:人物春秋
本文链接: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197808

吴晓晶 王永亮

杜导正:1923年生,籍贯山西省定襄县。1937年10月参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县、专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中共县委部长。 1946年初历任《晋察冀日报》记者、人民解放军六十七军新华支社副社长、第二十兵团新华分社副社长。建国后,历任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广东分社社长、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总编辑。“文革”后,历任新华总社党组成员兼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著有《是与非——对我漫长记者生涯的反思》,主编《初探日本》、《张学良》等。

  我最早知道“杜导正”这个名字是在1989年,当时我大学即将毕业,他是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为制定《新闻法》、《出版法》尽心竭力。等我参加工作,杜老已退出了政治舞台,我很快看到了他任社长的《炎黄春秋》,这本杂志是我步入新闻事业的启蒙老师。在之后的十多年里,我从各种资料、传闻中上熟悉了杜老,对他产生了一种景仰之情。今年春天,我有幸走近杜老,聆听他叙述风云激荡的人生历程和对历史的反思之言。泪珠婆娑中,我分明看到了一个我自认为应该 “大写”的人!

 从“娃娃党员”到“跟着扔石块”

  记者:杜老,从您的履历上我们知道,您在1937年14岁就加入了共产党,是个不折不扣的“娃娃党员”。可以让历史风云舒卷到近70年前吗?

  杜导正:我出生在山西省定襄县一个农村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杜希贤是个农村小学教师,母亲是造纸作坊的一个普通工人。我原名杜毓芷,现在的名字是 1938年参加革命之后自己改的,“导正”是取指导政治之意,一直用到现在。小时候家境非常贫寒,常常遭到富家子弟的侮辱。在家境上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我就勤奋学习,通过优异的学习成绩讨回做人的尊严。

  1934年,我考入定襄高级小学读书,当时日寇进犯河北,热河省、冀东21县和察哈尔省相继陷落。1936年9月,山西省成立了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 11月,我就参加了牺盟会组织。1937年,我14岁时考入了定襄县立初级中学。就在这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停课,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回到了家乡蒋村。当时村里正驻扎着刚从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八路军发动群众抗日救亡,掀起了参军热浪。我就毅然报名参加了“蒋村脱离生产武装抗日自卫队”。之后,薄一波同志领导下的抗日战争动员委员会成立,吸收我参加,我成了定襄县第二区动委会的工作员。就在这一年,115师教导队的邓森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我只有14岁,是个刚懂事的娃娃党员。

  记者:在抗日战争中您是如何进行革命工作,并与新闻事业结下毕生缘分的呢?

  杜导正:入党后,我被组织上分配到繁峙县任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之后,在雁北地区工作了将近7年。1944年9月,我到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学习,在那里读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并逐字逐句学习了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比较系统地接受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观点。这些革命理论的学习,不仅拓宽了我的知识领域,就是在对人生的选择,对世事的看法上也产生了一些飞跃。同时,也更加强了我对党所领导的事业的自信心。

  抗战胜利后,我从党校毕业,到中共北平市委报到。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同志找我谈话,决定让我去当记者。但是我文化功底较差,感觉难以胜任,觉得自己搞党务和农民工作还比较合适一些。但小舟同志坚持认为我可以写东西、当记者。于是我被分配到新华社北平平郊支社,任采访科长。从此,我开始了漫长的记者生涯。

  组织为我选择这个职业,大概是因为我曾经发表过一些新闻作品。在抗战时期的1941年,《晋察冀日报》社的一位特派记者雷行到繁峙县采访时,就曾鼓励我写稿。开展农民工作我不生疏,可是写文章的事还是头一遭,我不敢动笔。可是经不住雷行的一再鼓励,我终于提起笔来采写了几篇小消息。1942年,和我共事的繁峙县妇女抗日救国会宣传部长赵明升英勇就义,我含着泪写成了1500字的通讯,发在石印的雁北地委机关报上,很多读者受到感动。读者的青睐使我感受到了新闻的力量,也激发了我的写作激情,但后来成为一个专职记者却是万万没想到的。

  在解放战争中,我又担任了《晋察冀日报》的记者、编辑、随军记者,在战地采访中写下了不少战地通讯,有些人物报道在晋察冀一带产生了一定影响。

  记者:建国后,您还继续从事新闻事业吗?

  杜导正:是的。我告别了部队后,就到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工作,稍后到新华社河北分社担任社长。1954年9月,我带职到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在马列学院整整两周年,我受到马列主义理论和部分文化课的较全面的训练。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有了提高。如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抗日战争时期,我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极为简单的。那时,我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平分土地、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1943年,我在应县任县委常委兼***部长,曾在群众大会上演讲,说抗日战争胜利后,每个农民都可以分到土地,地里收下的全归农民自己,连公粮也不用缴。解放战争时期,我学习了一些苏联的东西,知道了农民要搞集体化,按劳付酬。解放后,在华北总分社,我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社会主义就是集体化、大生产、“苏维埃加电气化”。到了马列学院,经过系统的学习,我认识到:在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除了认真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外,国内的任务主要是提高生产力,使国家尽快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我的一生中,在马列学院这段时间中,读书最为系统、全面,新闻理论、新闻技巧,全学了。两年后毕业时,意气风发,我想,自己本来有一些实际工作的经验,这次又掌握了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又有刚刚结束的“八大”精神,我正年轻,只32岁,只要兢兢业业拼命干,后半生是可以为党和国家干些事情的。可是,哪里想到,从这以后,反倒逐渐开始了我在政治上受挫折,跟着瞎胡闹又跟着挨棍子的时期。

  记者:您说的跟着瞎胡闹又跟着挨棍子是什么意思?

  杜导正:我这句话是个通俗的说法。要解释这一点还有从大的历史背景来说。

  1956年9月,经过两年的学习,我从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毕业,被分配到新华社广东分社任社长。这时,党内“左”的错误慢慢膨胀开来,以后是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1959年反右倾,一个政治运动挨着一个政治运动,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大的考验到来了。此后,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总的来说,是毛主席由正确路线逐渐向消极方面转化的一个渐变长过程。1956年以后,向消极方面的转化加速,越来越快地向“深渊”滑去。当然这中间也有正确的时候,正确一下,错误一下,总的趋势是越来越不好。作为新华社的一个记者,一个组织者,是不可能离开或回避党的这一历程的。我所谓的考验,就是如何对待党的这个趋势,核心问题就是敢不敢实事求是,能不能实事求是,敢不敢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我在这个考验面前,有时顶住了,有时跟着犯错误。犯错误,有时是主动的,有时是盲目的。那些时候,我不是像有的同志那样头脑清醒,一直抵制。我不是那样的,没那么清醒。但我也不像有些人那样一直坚定不移地跟着干,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我还是独立思考,有所抵制的,但没抵制住,也不可以抵制住。没有那么清醒或抵制不住的时候,就要跟着瞎胡闹了。

  1956年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广东农民就有意见,个别地方闹事出现了问题。我写过这方面的内参稿,但不多。这时我下乡已不那么深入,而且头脑中带着框框,全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

  1957年反右派,我开始是犹豫的,后来动员大会一开,中央一讲话,我就跟着干了。广东分社40多个人,划了4个右派,全是最优秀的记者。先划的两个人,平时有些骄傲,我给人家上纲到右派已经很不对了,后划的两个人,各方面都挺好,我就下不了手,不愿意在处理决定上签字。说老实话,当时并不知道被错划的同志后果那么严重,只以为批判一下,以后接受教训,改正就完了。哪里想到把人家弄到敌对阶级堆里,整得那么惨,二十多年以后才给人家平反。

  记者:在这期间,您也通过新闻推动政治运动,有哪些文章值得反思呢?

  杜导正:是啊!现在想起来,时常感到内疚。反右派运动中,广东有个民主人士,老同盟会员罗翼群。1957年夏,他去粤东,到处讲话,骂共产党,说中国农民到了饿死的边缘。他在前面走,我带着个记者后面跟着,他一讲话,我俩就写文章批判他,发在《南方日报》上,连篇累牍,有三四个整版。后来罗翼群被押回广州,一路上,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批斗他,他怕被整死,躲在汽车后排的麻袋包底下,我就写了一篇《麻袋包下》。这篇文章夹叙夹议,写得很挖苦。现在看,罗翼群先生那么咒骂共产党是错误的,但我那么给他上纲上线,整他写他挖苦他也是很“左”的。以后这一位对民主主义革命作过贡献但也有错误的老同盟会员被划成极右分子,处境很惨。这些我都是有责任的。

  1958年搞三面红旗,我写的新闻报道很多,有一篇歌颂公社食堂的《三餐干饭不要钱》,新华社发通稿,全国各主要报纸全都登载了,《人民日报》发在第一版上。大炼钢铁,我也报道过。当时头脑热得不得了,我跟着省委工业书记文敏生到肇庆去看炼钢,我也就热情地给予报道。农业上放高产“卫星”,弄虚作假,我们也是糊里糊涂地报道。粤北有个星子公社,声称一亩地收水稻64000斤。曾和我一起在马列学院学习过的周方写了稿子给我看,他说这64000斤是用 23亩水稻并在一亩地的数字。我多了个心眼儿,说,这篇稿子要发,应说明64000斤是怎么来的,写在括号中。稿子改好,我送给省委秘书长看,他说,老杜,怎么把这个也写上了?于是,稿子上括号里的字被我违心地删去发往北京了。

  这一段总的来说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领导的头脑发热,我的头脑也热得很。那时,错误是全党性的,主要是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左”倾冒进。至于我自己呢,也就像巴金老人所说的,有时候跟着扔石块。

我是“科学地拥护‘三个代表派’”

  记者:从我们接触到资料来看,反右倾时您曾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不是与您已经开始清醒,对形势有些思考有关?

  杜导正:是的。我的头脑真正开始冷下来,开始认真思考一些问题,是在1959年年初。这年年初,由于“大跃进”的瞎折腾,广东到处叫没粮吃、犯水肿病,省委还是没有充分警惕。直到发现100多万人的广州市只有7天的口粮了,才真的着急了。陶铸同志下紧急命令,动用战备粮。有人怀疑,农民是不是把粮食藏起来了?东莞等县就搞了个反瞒产运动。我到东莞县去看,介绍的人说哪个草垛下哪个草垛下搜出多少粮食,说得煞有介事。也确实搜出一点粮食来,后来才知道那全是事先放在那里供领导人看的。县委书记林若也是上当受骗。省委在东莞县召开反瞒产经验交流会,我又发了文章,说反瞒产如何成功。

  这年的3月底4月初。那时,《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和记者聂眉初来到广州,要到湛江、海南岛去看一看,我陪着他们去了。到了海南,我目睹许多村里的农民有浮肿病,商店里的货架子空空的。在这之前,我听说从化县的农民没粮吃,很多人要饭吃,以为可能有些问题,便派两个记者到从化调查,我给这两个记者提出调查的目的是:放警报、想办法,帮助省委度过困难。当时有人说,老杜你是否把问题看得重了?这次到海南岛,我亲眼看到了农民缺粮的严重情况,内心受到了深深的震动。

  从海南回来,经过慎重的思考,4月19日晚上,我给新华总社副社长缪海写信,报告农村缺粮的真实情况。我写道:广东发生灾荒,农民大部分处在饥饿状态,浮肿的很多,有的已断炊,情况非常严重。我写了自己看到的现场情景,然后说,粮食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政治问题,是个政权能否维持下去的问题。还写了1958年我党犯有错误。

  那天天气闷热,我在灯下奋笔疾书,一口气写了4900字。写完信,衣服也被汗水湿透了。写这封信以后,有感于记者的调查研究是多么重要,又多么艰难,我写了《记者的调查研究》长文,先在《新闻业务》刊上发表,后被多家书刊转载。

  记者:您这篇文章我们读过,现在看来,观点依然是正确的,对我们从事新闻事业的人有指导作用。不过,在您写这封信后不久,您又遭受了什么磨难?

  杜导正:1959年8月,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在布置反“左”。一天晚上,省委开电话会,我参加了。散会后在走廊里,省委候补书记张根生面带愁容,悄悄对我说:“不好了,庐山传来消息,要反右了,已经搞出彭德怀来了。”我心说,坏事了!我马上想到4月间写给缪海的那封信。

  果然,两个月后,省委宣传部长王匡到北京开会,遇到缪海,海把我的那封信给他看了。他马上给省委写信,要求省委“就这封信立即组织对杜导正的批判”。不久,《新闻动态》刊物上又点了9名新华社分社社长的名,有我和尤淇、纪希晨、陈勇进、冯森龄、林麟、程光远、孙全、吴振全,说这9个人怀疑中央路线,右倾,我列在第二名。于是,对我的批判就开始了。前后共批了我16场。起初批判会限制在二三十人的规模,全是省新闻界处长以上的干部参加。后来扩大到60 人,最后一场在广州体育馆,6800人大会批判。主要批我三条:一、怀疑1958年的三面红旗;二、把大好形势看成大坏形势,自以为是,其实根本脱离实际;三、狭隘的农民观点,把自己打扮成普救天下的英雄,悲天悯人,似乎党和毛主席都不关心农民,就你杜导正关心。

  记者:对于这些批判,您在开始时能想通吗?思想上是顺从屈服还是坚贞不屈?

  杜导正:经过七斗八斗,我想我大约是错了。错在哪里呢?是不是我把困难程度估计得过高了?5月份我在给中新社广东分社做报告时曾说:“我们党遇到了遵义会议以来最严重的困难。中国的农民太好了,我们党在农民中威信太高了,不然我们党就会垮掉,太危险了。”这是不是把问题估计得太严重了?但又想,我到湛江和海南岛农村看了,你们批我,但没下乡去,你们知道下面的情况严重吗?

  就这样左思右想,辗转反侧,后来是读到列宁的一句话,才使我在当时想通了自己的错误的所在。列宁说:“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曲折……散布惊惶情绪……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我想,就算我对情况的估计不错,但也不能散布惊惶情绪,我的确错了。

  我承认自己错了,但大家仍不依不饶。我的问题越揭越多,说我说过“人民公社办早了”,我说过“大炼钢铁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我说过“大炼钢铁炼出的铁跟牛屎一样”。最后有人揭发我,说我反对毛主席反对总路线。事情是这样的。1959年夏,我到高要县去,与地委书记罗克明有过一次谈话,我们俩很熟。罗说,1957年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没有讲客观规律。我同意罗的意见。我和一位要好的老同志在车上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只讲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是1958年失败的根本教训。我说,总路线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中间加上“实事求是”四个字就好了。这位同志此时把这事也揭了出来,说我妄图篡改毛主席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罪可就大了。

  批判会上有人说我是“广州的小彭德怀”。我怎么能和彭德怀同志相比呢!这我不能同意。不同意不行,我就在自己内心深处找问题,后来还是毛主席的一句话,让我服了气。毛主席在庐山批评张闻天同志是“热起来热得蒸笼里坐,冷起来冷得牙关锉”。我把这句话往我身上一套,觉得正合适。我不就是忽冷忽热吗?划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是不可以接受的。于是我虔诚地批判了我狭隘的农民观点,在六千人大会上做了两小时的诚恳检讨。

  1960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对我正式做出书面处分决定:“兹定杜导正同志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另行分配工作”。

  这个决定,是经陶铸同志定的。

  记者:当时陶铸同志是不是对您有意见?

  杜导正:陶铸同志自我到广东来后,一向是很关心、爱护、信任我的,由于工作接触机会很多,他对我言传身教,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方法上、工作作风上对我的成长发生过重要的影响。他在当时那种历史背景下,比较地能独立思考,勤读书,一年十二个月至少下乡四五个月。他善于思考,长于概括,这常使他胆识过人。他工作上全力捕捉主要矛盾。他知识渊搏,礼贤下士,能诗能书,很有才气。我在许多高级干部身边工作过,像陶铸同志这样德才兼备的人,在我心中是第一位。在农民问题上,他多次带着感情地说:“我陶铸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要让中国农民吃饱饭,三餐干饭不要钱!”这话更引起我内心深处的共鸣,我对他不只敬佩,还杂有一种恋恋的感情。跟着他工作,我感到各方面成长速度加快了。但由于对1958年的情况认识程度不同,陶铸同志有一段对我不高兴。

  1959年5月,陶铸同志在汕头召开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我参加了。会议上总结1958年的教训,我不发言,可陶铸同志指名要我发言:“杜导正,你讲”。我讲了四条:第一,对一些过头的东西,我们应该顶住,可惜没有顶住。四川就顶住了一些;第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第三,保护和鼓励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还有一条,现在记不起来了。我的话,陶铸同志听不入耳,我一面讲他一面插话:“是嘛,粤北的五岭低,外面的风刮过来咱们顶不住,四川北面是秦岭呀,所以李井泉他们就顶住了”。

  汕头会议结束后,我不知趣,还要求坐陶铸同志的车一同回广州。路上又向陶铸同志讲了鹿回头宾馆的事。海南岛盖给中央首长避暑住的鹿回头宾馆,家具全是酸枝木的,非常豪华。我说,老百姓在饿肚子,盖这么高级的宾馆不好。陶铸同志又不愿意听,他大声斥责我:“什么酸枝木的!”

  汽车路过正在建设的东江水电站,工程指挥部的负责人、省工业厅的一位副厅长给陶铸同志洗尘,晚饭时八个人,除陶铸和他的秘书外,还有我和散文作家林遐等。桌上的酒是绿色的,我完全无心地跟林遐说了这事,陶的耳朵灵,他问:“老杜说什么?”林遐把我的话告诉了他,他拉长声音说道:“好嘛,老杜的意思是说咱们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呀!”这时,我才知道他真不高兴了。

  七八月间,为了迎接建国10周年,广东省筹备出一个大型画册,陶铸把他身边的几个“秀才”找去商量这事,其中也有我。陈越平、黄文俞他们讨论封面是用紫红缎子还是鲜红缎子,字烫金还是不烫金。我坐在一边不说话,心想,老百姓饿得那个样,哪有心思这么大事铺张。陶铸同志就问:“老杜为什么不说话,你是不是不高兴?”我没多说,只说:“都好吧”。陶铸的脸就拉下来。

  所以,后来批判我,陶铸同志是支持的。我的问题被揭发出来后,陶铸同志讲了一段话,他是在省委讲的,别人给我传达了。陶说:“黄河长江自西而出滚滚向东流,湘江之水自南而出滚滚向北流,杜导正的思想像洪水泛滥四处奔流”。意思是说我的思想摇摆不定。

  后来知道,毛主席通令各省划几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划不行。陶铸同志被迫违心地划了12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划后的第二天夜里,林里同志来电话传达陶铸同志的话:“相信老杜在新岗位上能工作好”。话虽短,我听了很受感动。

  记者:那么您是怎样凭借乐观主义和坚强意志,熬到平反那一天?

  杜导正:1960年4月底,我带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下放到暨南大学,筹办新闻专业。搞了几个月,有人告状,说:“怎么能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办大学?应该让他去劳动”。于是我又被下放到新会县农村。劳动了六个月,新会县县委书记党向民说:“这是个记者,应该让他写东西”。他把我调到县里写《人民公社史》。

  1961年夏天,陆定一同志挺身而出,为我们新华社七个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分社社长讲话,说是“七司马事件”,搞错了。同年7月,我被摘掉帽子,回到暨南大学开课执教,但结论仍留有尾巴:“杜导正同志仍犯有严重错误,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962年2月,中央七千人大会以后,省委副秘书长陈越平、文教部长梁嘉代表省委找我谈话,说:“陶铸同志让我们转告你,说杜导正同志当时对农村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比我们正确”。

  听了这话,我泣不成声。

  2月底,我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的职务。

  记者:据我所知,您的劫难仍未结束,“文革”中您又被打倒,批斗。经历了这么多挫折,这些年来,您在反思中有哪些收获?

  杜导正:经过了“反右倾”的挫折,表面上看我似乎胆子小了,实际上是独立思考增多了,盲从性少了,心中常常有了一些实事求是的想法。面对中国农村那么困难的形势,我赞成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同志的主张,很同意采用灵活的方法,如借地给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单干等,我很赞成邓小平同志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提法,这些都反映了我的独立思考。经过“文化大革命”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历史经验也更丰富了一些,独立思考的也就更多了。年前,香港有一报刊写文章说我是“科学的拥邓派”,我觉得我也是“科学地拥护‘三个代表派’”。加上“科学”这两个字就对了。科学与迷信、盲目是对立的。我往年吃了盲目的亏,晚年有所长进,认为凡事都要独立思考,尤其要用科学与民主的尺度去衡量。

“非常非常地思念您,老朋友,老上级”——献给穆青

  记者:杜老,您1945年就进入新华社工作,1982年调离,坎坷磨难40年,可以说是新华社近半个世纪历史的见证人之一。“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越来越猖狂,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新华社是如何进行报道的?是紧跟还是抵制?您和穆青是怎样并肩战斗的?

  杜导正:穆青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保持独立的清醒的判断,能够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不管经历什么样的风浪,他基本上能坚持真理,不屈从,不逢迎。他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使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也仍然保持着。“文革”开始后,穆青就成为国内部的重点批斗对象,后来还发生了“朱穆李”事件,这些都反映了穆青在一些重大关头上做出的正确选择。

  当时穆青对眼前的形势也是非常忧虑的。1976年3月底,新华社在上海由穆青主持召开了分社社长座谈会议。会上,他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在私下谈心时却表露出心迹。一天晚上,穆青同志找我谈话时说: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要有最严重情况发生的心理准备,第一准备被免职,第二准备坐牢。我说:我早已经准备好了,他欣慰地笑了。

  记者: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新闻史上的名篇《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据我所知,您当时也参与了这篇电讯稿处理过程,在这件事上尤能看出穆青,也包括您的过人胆识、默契配合,能否透露其中的“内幕新闻”?

  杜导正:当时人们强烈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但由于“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这种呼声被漠视了。穆青和我们一批同志希望寻找机会,揭开这个盖子。

  1978年11月,参加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在拿回的会议报道中有一段肯定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的话。我当时任国内部主任,看到这个报道稿后,觉得对有关天安门事件的这段话淹没在三四千字的大报道里,不突出,应该突出报道,这样就可以冲破“两个凡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所设置的禁区。我们国内部几个负责同志商量后,向穆青同志汇报,他赞成我们的想法。他说,你们现在就摘出个两三百字的短新闻,突出“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这句话,其余的统统删去。我们把摘出来的稿子送给他后,他和曾涛同志商量后于11月16日,将这则电讯稿发出去了,全国都以大字标题刊登了这条消息。在当时中央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公开明确的说法,新华社这样做,在舆论上推动了“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

  记者:在新时期轰轰烈烈的“三大工程”——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讨论、包产到户——的宣传报道上,新华社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大张旗鼓地支持、鼓励编辑记者全力报道。能否谈谈穆青和您是怎样演奏用新闻力量推动历史进程这首大合唱的?

  杜导正:1978年5月,《光明日报》在邓小平、胡耀邦支持下,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将“两个凡是”的观点从根本上推翻了。我见到这篇文章,像得到宝贝一样,征得穆青和李普同志的同意,立即以新华社通稿将全文转发全国。我提出,把每个省委书记的反映都由新华社逐一发表,请他们表态,以造成全国范围解放思想的强大舆论氛围。从同年8月开始到12月,一共播发了27个省、市、自治区和11个大军区的党委和主要领导人就这一问题的发言。最后,全国只有两个省委书记没有变态。当时新华社内部的意见也不一致,个别社领导说,你们这么逼人表态不好,而且内容千篇一律,恐怕没有多少读者。针对这种情况,我说,现在重复表态就是政治,新华社不怕重复。对我的意见,穆青和李普同志则全力支持。

  关于包产到户的宣传,穆青在我们国内部召开的农村记者座谈会上,讲了一番鼓动性非常明显的话:“大家都有一股子干劲,要让农村来一次革命。革命是怎么发生的?就是到了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才会爆发革命。现在大家觉得要爆发革命,认为有爆发革命的必要,事情就好办了。没有这种精神状态,就不能改变农村的面貌,就不能改变我们国家的面貌,也不能改变农村报道的面貌。要革命,就要换一种思路,换一条路子走。过去的那条路走不通了,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路,就要把那一套东西推倒。推倒旧事物,肯定会有阻力,会有干扰。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最大的干扰就是我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要改革,首先要从这里改起。我们的农村记者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要密切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要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很多人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新华社记者采写了大量的反映中国农村实际的报道,却很少有人知道穆青同志这篇讲话所起的作用。

  记者:穆青的新闻作品、新闻主张和新闻实践,均为20世纪中国新闻史不可或缺的珍品。他身兼双重角色:新闻事业管理者和新闻记者。站在新闻事业管理者的角度,他对新闻的功能有着高屋建瓴的理解。作为一代名记者,他对记者所承载的社会责任有着真切的感受。您是怎样评价穆青的?

  杜导正:我们在穆青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对他人格的魅力感受地更多一些。穆青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虽然不健谈,但许多与他接触过的人,常常会被他所吸引。他的魅力源于他高尚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在新华社,和穆青关系亲近的人,既有我们这样的中层干部,也有普通工人;既有资深记者,也有刚进社不久的年轻人。他一生都与最低层的人民群众血脉相连,息息相通。这种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深厚的爱,造就了他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堂堂正正的人格力量。

  在向穆青告别时,我写下了这样的挽联:“非常非常地思念您,老朋友,老上级。”我这样写,没有任何夸张。在长期的工作中,穆青同志和我们不但是上下级关系,也是亲密的朋友关系。他的欢乐与苦恼我们感受着,我们的喜悦与忧虑他分担着。这种休戚与共的情感,使我们在送他走后的悲哀依然难以抹平。

不能如实反映情况的教训,太沉痛、太深刻了!

  记者:从您以上所谈的自己和穆青,我听您反复强调“记者一定要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您是如何形成这个思路的?

  杜导正:讲真话,是一个在新闻界长期议论的话题。它在当前仍有着极强的意义。保护和鼓励记者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对处于领导位置的同志来说,尤为紧要。

  刘少奇同志在1948年10月2日《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对这个问题,有透辟的阐述。他说:“我们坐在这里,危险得很哩!搞错了没有?这是我们经常要考虑的问题。”他说,党领导的记者和领导机关,担负着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任务,是党领导与人民最紧要的联系渠道。别的渠道也有,但没有这条渠道这么频繁而便捷。所以党做出一项决议后,党中央是很想依靠你们到群众中去考察,看看这个决议执行中有什么问题。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群众真正满意,你们反映上来,我们更放心了,那我们便坚持下去;群众基本满意,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们就坚持对的部分,修正不恰当的部分;如整个决议错了,那我们就接受群众意见,更改这个决议。所以记者的责任太大了,太光荣了。他几次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反映了真实情况,帮助了党,我们感谢你们。但是你如果讲了假话,导致中央做出错误决策,那可就害死人了。

  少奇同志这篇著名谈话,教育了一代记者。这一代记者,建国前后,说真话成为一时风尚,但反右派、反右倾后,这个风气便消失了,变坏了。记者多看上级眼色行事,上边喜欢什么,记者报什么。上级厌恶什么,多数记者就绕开不敢写。好了,这便产生了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时的记者竟放高产卫星,徐水县已经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等等说来好笑、当时却信以为真的报道局面。回头看,1958年“三面红旗”捅了那么大的乱子,自然是许多因素造成的,但新闻记者的铺天盖地的虚假报道、片面报道,确实起了煽风点火的恶劣作用。1960年、1961年,“大跃进”的闹剧酿成悲剧,成千上万人饿死了,浮肿了,而新闻记者的公开报道甚至内部参考报道,却仍然是莺歌燕舞、歌舞升平。它对中央认识并纠正错误,制止悲剧的恶性发展,继续起了粉饰的作用,延缓的作用。至于“文化大革命”中,不实报道,颠倒黑白的报道,导致了什么结果,更不必提了。新闻记者不能如实反映情况的教训,太沉痛、太深刻了!

  记者:1982年,您告别新华社,来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您是否也把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带到了那儿?产生了哪些实际效果?

  杜导正:我是1977年夏从广州调回新华总社,五年后,也就是1982年初奉命到《光明日报》工作。当时,党中央在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领导下,整个党的求实求真风气越来越浓厚。中央十分重视报社与记者如实反映真实情况。在这种良好的氛围里,加以我本人在反映实情上有过切肤之痛的体会,所以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我以为《光明日报》记者那几年做得是较好的,《光明日报》领导成员也还是称职的。

  那五年《光明日报》歌颂优秀知识分子如孙冶方、蒋筑英、张华、华山抢险英雄群体等等,一是一,二是二,事实准确,歌颂有度,读者是信服的,已经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对党政领导中有关政策执行中的偏差、漏洞、错误的揭发与批评报道,《光明日报》也做了有声有色的积极报道、连续报道。山西太原“关系香烟” 的报道,就是这样。在这个烟厂中,成十上百条的香烟被上级领导人无偿索取,或本厂领导为讨好上级,成十上百条地送礼,职工看在眼里,极不满,就是不能反映,反映无效。《光明日报》用列表格的方法,将姓名、职务、收受香烟条数、时间,在报上一一公布,引起震动。然后又将按价还款的姓名、职务、时间公布,效果极好。当时全国正轰轰烈烈地贯彻知识分子政策,而北京市怀柔县却发生了村干部殴打几个女教师的事件。《光明日报》抓住这个事件,作了连续三个月的报道,发表批评新闻、特写、评论74篇,五万多字,引起了小平同志的关注,指示了处理意见。《光明日报》还做了许多典型的批评报道,效果都很好,根本没发生什么负效应。《光明日报》那五年,我还鼓励记者采写了大量只供领导机关参考,不公开发表的内部材料、内部信件。我鼓励记者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将看到听到的真实情况,大胆发到报社,在报刊内部刊物上发表。有些文章,报社作为手抄件,报告了中央和有关部门。少奇说:“鼓励你们去考察,依照你们的材料、看法提出问题来,如果政策正确,就说正确;如果政策错了,就说错了。你们不仅可以这样做,而且你们的任务就是如此——在群众中考察党的政策执行得怎样。你们不要怕反映黑暗的东西。”这一条《光明日报》记者那时大体上做到了。

  记者:新闻的真实性和记者要实事求是反映情况是中外新闻界公认的新闻价值准则和职业操守,这一点,新闻史上记载着:《光明日报》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出了榜样,那几年的《光明日报》红红火火,影响巨大。您作为总编辑,有哪些切身体会?

  杜导正:少奇同志对华北记者团谈话,用很多篇幅谈了掌握真实情况很不容易。说你一个记者,初来乍到,群众有些话不会对你说的。必须坐在炕头上,慢慢扯,一个礼拜不行,两个礼拜。从我这个老记者的亲身经历中,包括在《光明日报》这五年,则感到掌握真实情况,并非那么困难。表扬报道、批评报道、内部反映情况,真实、准确、自然是第一位的,不可马虎一丝,但不是很难的。最难的是真实情况已经掌握了,但是考虑到这事触及到高层领导的痛处,可能引起决策者也就是领导人的不愉快,有时甚至给自己招来横祸——对报道者的打击报复,当记者的此时便犹豫起来了,报社领导也犹豫起来了。《光明日报》那五年,这种情况,不能说没有发生过。我的想法是,反映真实情况,一要准确,二是积极,即反映的后果对党对国有利,三要勇敢,这三点中,最难的是勇敢,这要有一点无畏精神。我的体会是,是非不清,不要说话;是非清了,情况清楚了,又事关紧要,就要学习彭德怀、邓拓、田家英,像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讲话要求的那样,挺身而出,不计个人得失,道出真情。这个问题上教训太多太多。《光明日报》那五年大体上做得还好,这是可以告慰老朋友的,我心里至今也觉得踏实。

现在媒体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需要进行反思

  记者:杜老,看了您的履历,听了您的讲解,我越发感觉到您“与人民同心,与新闻同步,与时代同行”。您除了在各个时期写出了优秀新闻作品,还主持过不少报纸通讯社的具体工作,总体说来,您积累了哪些理论收获?

  杜导正:对于大局意识,我一直把它看成主持一份报纸的最基本素质。把握大局对于办报有着重要意义,对于这一点,一定要有深刻认识,因此我强调党报要正确宣传党的主张,要经常给时代把把脉。要经常能跳出报纸的具体业务之外,给时代把把脉,全力争取主动。

  粉碎“四人帮”以后,新闻战线的任务是什么?我认为党内、国内的议论都围绕三方面进行:一是思想路线,核心是实事求是的问题;二是政治路线,要彻底否定毛泽东晚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三是组织路线,搞民主与法制。要把这些作为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历史大背景。“文革”时期,我写过一些失实报道,对于这些报道造成的后果,我的认识非常深刻,党报如果失去了对全局的驾驭能力,会对党的错误路线、错误政策的推行起到多么可怕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我的切肤之痛呀!

  经历了这些坎坷,我在主持《光明日报》时就非常注重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方式方法。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工作,一方面要重新建立民众对于报纸宣传的信任,另一方面还要辩证全面地宣传党中央的思想,进行必要的独立思考,要做得好,并非易事。而作为全国性的综合日报,《光明日报》在此阶段可以说宣传得还算成功。

  我主张学习前些年《美国之音》的传播技巧,主张把报纸办成不同观点的争鸣双方的发言园地,大家一起探索真理,这也就打破了多年来新闻“一言堂”的传统格局,把报纸办活了。

  重大新闻和日常新闻的组织报道也要重视起来。在我当随军记者的时候就采写过蔡春吉钢铁班的典型连续报道,在新华社广东分社任社长时组织过香港九龙暴乱事件的连续报道,1959年抗击东江洪水的连续报道,担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时组织过真理标准和包产到户的连续报道。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后,我又陆续组织了蒋筑英的典型报道,张华的典型报道,华山抢险的报道等,都是成功的。

  记者:您在多年新闻实践历程中,一定创造了不少新闻业务方面的经验。可以择其一二吗?

  杜导正:在主编《华北人民》时,我创造和发展了“问答”这种宣传形式,针对性强,简短活泼,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普及各种科技文化常识,如《互助合作政策问答》、《婚姻法问答》。

  我还注意到图片在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主编《华北人民》时,就在刊物上组织发表了大量连环画,宣传英雄人物,揭发坏人坏事。在我主持期间,该杂志发行量由8万份上升到42万份。发行量的扩大,虽然有解放区逐渐扩大方面的因素在内,但当时人们都认为,我们那种生动活泼的办刊方针是起了主要作用的。

  我还发展了调查研究这一报道形式的新闻理论。我们的采访报道中,要随时随地注意,不仅有一般的调查研究,还要有典型的调查研究。我们是党了解情况的一个重要工具,我们调查研究得好,可以帮助党更好地掌握情况。我认为调查研究的方法要把“走马观花”和“下马观花”相结合,既要强调调查研究的深入性,又要观察全面,防止个案研究的片面性。

  记者:据我了解,您在新闻圈内有个雅号“农民记者”,它的来历是什么?

  杜导正:我出生在农村,抗日战争中在晋察冀边区干革命,那时无论做什么工作,接触到的都是农民。残酷的战争环境,不仅加深了我对党的事业的理解,提高了政治觉悟,更加深了对农民的感情。由于家庭和工作的影响,我有着一种农村情结,认为记者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要关心农民,理解农民,这是新闻工作的起点。农民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全面建设就无从谈起。

  因此我十分重视农村方面的报道。我不仅自称“农民记者”,也写过不少农村方面的报道。1981年,我和新华社记者戴煌到山西省闻喜县的贫困地区考察,又去甘肃最困难的地方定西地区和武都地区,共呆了53天。一路上边走边写,写包产到户、大包干,其中《甘肃省河东老灾区漫记》连续报道发表在《瞭望》杂志上,还有武都地区地委书记钟永棠的访问记刊发在《新观察》上。后来我主持《光明日报》时,虽然它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但我还是密切关注中国农村的每一步发展和变化。1983年,我和记者张天来一起来到山西雁北地区农村做了40多天的考察,采写了十来篇稿子,其中《一位县委副书记谈话的原始记录》用独特的方式报道了农村的大包干。1986年,我又去了晋北,在阳高县农村做了比较深入的调查,调查农村第二步改革,即调整生产结构、发展商品生产给人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带来了什么变化。

  记者: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同志在不同场合发表了有关新闻宣传的一些讲话,引起了传媒从业人员的极大关注。您是从什么角度解读这些讲话的?党和政府应该为我国媒体的良性发展创造怎样的空间?

  杜导正:最近,我听过中央领导同志在不同场合有关宣传的一些讲话。李长春同志正确阐述了新闻宣传中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关系。中央领导同志还提出新闻出版系统也要政企分开。李长春同志在新闻出版总署视察时说,出版集团和政府有关行政部门联系在一起不好。

  这些讲话很好,我说好,主要是讲话所展现的趋势和取向很好,他们对我们的宣传工作提出了很多问题,也有指导意义。

  事实上,现在的新闻宣传已经出现了一点改进的迹象,比如晚间《新闻联播》节目。有段时间,新闻联播在半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里,有20多分钟在集中报道国家领导人的活动。同样,报纸上的一版也多是各级领导人的活动。最近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

  透露出来的这些信息引发了传媒界的思考。我也在想,党的“十六大”提供了一个契机,我们该如何抓住这个契机,改进我们的工作。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一些地方的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缺少自信,把老百姓尤其知识分子不看成是朋友,更不是好朋友,老是防着大家,总是不准这个,禁止那个,不是鼓励大家往前闯,而是把精力和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到挑弊病和批评、指责上。这样指导宣传,效果自然不好,这对党的事业是很不利的。

  我们的各种改革不能超越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文化水平,尽管我们还处在过渡之中,但是过渡也要有个时间,不能没完没了地过渡呀。中国现在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党和政府也培养了属于自己的几千万知识分子,我认为应该大框框守住,小框框放开,应该相信大家,不能每天防着大家,尤其不能防范正常的舆论渠道。

  记者:新闻媒体在宣传“三个代表”、引导正确舆论导向方面存在哪些不足?

  杜导正: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其主张和基本的框架,我认为是科学的。

  本来是这么好的理论,这么好的思想,但我们媒体十几年来是怎么宣传的呢?我个人以为宣传方向正确,但很不得力。现在对邓小平理论尤其对“三个代表”的宣传大多是从口号到口号,从概念到概念,从抽象到抽象,最好的文章也不过是做一点概念的解释,谈不到创新。现在提出思维创新的口号,但我认为关键是不要仅仅停留在这几个空洞的字上,而是要有创新的实践,要鼓励大家创新。要创新,就难免有“错误”。要允许人家说“错”话,写“错”文章。

  记者:您认为如何克服这些不足,树立媒体的公信力?

  杜导正:我想起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有句话说得很好:《焦点访谈》要有公信力。这说明我们党对自己有希望,对自己有信心。我们对宣传要采取真实态度、科学态度,讲经验,也讲教训。相信人民,如实地讲,人民也就相信你。所以我认为,现在有些报纸公信度之低,威信之低,真正的读者之少,简直无法想象。我认为,现在媒体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需要进行反思。

剖析自己的错误需要勇气,更需要独立思考

  记者:记得多年前我看过您的专著《是与非——对我漫长记者生涯的反思》,当时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震撼。有人说您这本书在中国新闻界的地位类似卢梭的《忏悔录》,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新闻历史的缩影,是中国政治运动的缩影。您能介绍一下编著这本书的初衷吗?

  杜导正: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折腾一次连着一次,在一次次运动宣告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又一次次甄别平反,为蒙冤者昭雪。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新闻界无不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穆青同志所说的:“一个新闻工作者,他的新闻工作生涯就是他的政治生涯。”记者是难以逃离政治的。

  《是与非》收录了我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近50年间发表的新闻作品44篇,新闻业务文章12篇,外加一篇数万言的自传。44篇新闻作品中,有 16篇加了编前编后语。我在自序中说,坦诚地剖析我自己的失败与教训,由于时过境迁,身入暮年,由我们这些老记者自己来弥补昔日的过失怕难做到了。但历史是延续的,记者的历史也是延续的,我们的事业将由年轻一辈的记者加以继承。而年轻一辈的记者们总是不要重犯一些类似老记者们所犯的错误才好。我们所处的历史环境,造就了我们的错误,这些错误如不经过反思,就不会让年轻一代的记者从中汲取教训。

  记者:是啊!为了不使后人再犯您那个时代同样的错误,您宁可把自己的伤疤展现出来,在众目睽睽中撒上盐巴!您宁可让自己在众人面前蒙羞,而让年轻一代人记取教训。我们晚辈深感您用心何其良苦!您能从本书中选取几篇文章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应该汲取哪些教训?

  杜导正:“大跃进”是一个煽动整个民族狂热的政治运动,我在这个运动中写了不少稿件,特别是一篇歌颂公社食堂的《广东省农村宣布“放开肚皮” 一日三餐干饭不要钱》,新华社发通稿,全国主要报纸都登了。为了编著这本书,需要把这篇稿件找出来,我四处查找,还发动身边的人一起找。对这样一篇在当时产生很大很坏影响的报道,对这样一篇在自己的历史上不光彩的稿件,我是非找出来不可。后来实在找不到,我就摘了几段当时我写给新华总社的报告,以证明此事,编入此书。我在编前语中说:这条新闻是由我采写,经新华总社播发……它成为躁动一时的全国性口号。这完全是浮夸虚报头脑发热的产物,助长了1959、 1960年遍及农村的饥荒。我作为记者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记者:发生在政治运动不断的不正常年代的错误,实在不是您的错误,那些错误,正是您对党忠心耿耿的具体表现。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些错误也是历史和政治的悲剧呀!

  杜导正:还有发表在1959年的《雷南县成功地解决了粮食瞒产问题》、《广东反瞒产挖出黑粮28亿斤》两文也是我认为产生严重影响的两篇报道,我在文前加了编前语,我急于要把它放在前面,让记者读正文前就能了解自己的错误。《瞒产》一文助长了干部的主观主义错误,助长“左”的错误,使人民吃了更大的苦头。我头脑热,很盲目又很自信,没有深入到基层去真正了解实情,就根据上面的这些材料,写了这样的东西,实在是难辞其咎的。

  记者:古人立传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对于“文革”中的错误,多数避之唯恐不及。您却不避讳,剖析自己的错误需要多大的勇气!

  杜导正:作为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对广东省委的活动当然有积极响应的责任。我写了《广东省委紧急部署批林批孔》这份内参发表后,当时的中共中央将该文当作1974年中央第四号红头文件下达到县团级。我在编后语中说这篇影响很大很坏的“内参”稿,是我1974年4月写的。以前,我在对这篇文字已作过自我批评,承认我直到那时,对“文革”一套错误方针的认识还是很糊涂的。自己糊涂,又要急急忙忙写稿发稿,没有不出乱子的。这是一条教训。这篇东西影响之坏,至今不少同志还记得,作为一种反面资料,我把它辑到书中来了。

中国的民主也不能不急

  记者:您从少年时期就投身革命,以笔为枪,争取民主自由,一直命运多舛,经验教训并存。古人说:“以往鉴来,以见知隐”。您对中国目前的民主进程的看法如何?

  杜导正:我记得是前几年,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有一段被学者们叫好的电视答话,我以为大体是符合实情的。他说,在人权(民主)问题上,我们有缺点。中国有五千年无人权无民主的历史。民主上人权上中国现在每日都在进步,这要一个过程,你们不要急嘛!要说急,我比你们还急嘛。这段话,是得体的,中肯的。

  “五四”运动80年来,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诞生了三个代表人物。孙中山使中国觉醒了,毛泽东使中国站起来了,邓小平使中国富起来了。近20年经济领域内成就更显辉煌,可以说彪炳史册。政治民主法制建设上,中国人民享受的自由、民主,公平地说也是较前多了些的。知识分子在民主问题上意见多一些,但也都承认现在受到信任和爱护。

  现在中国少数党政官员腐败,已是举国上下共识的大难题。党采取了若干措施,收效不能说没有,但总趋势是愈演愈烈,想来,中枢也在发愁。其实,毛泽东早年在延安答黄炎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共能否跳出这个怪圈时就回答说:“我们找到了民主这个方法,我们能跳出这个怪圈。”邓小平1980年答意大利记者问时,回答得更精辟:“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研究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从反封建主义、从民主法制、从民主法制的体制这些根本问题的改革上,去要求解决腐败这个问题的。

  记者:中国现在的少数党政官员腐败,其根源就在于人民对官员实际上没有多少监督权、选举权、罢免权、曝光权。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在加快民主进程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杜导正:我们的官员体制,实际上是自上而下的委任制,于是官员办事只对上司负责。这种权力垄断必然导致腐败。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就必须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建立起人民对官员的强有力的制衡体制。这个自然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建设过程了,急了不行。但是现在能否开始在体制上采取一些更有效的民主的措施呢?我和周围的朋友们说,除了中央已实行的表扬廉政官吏、惩办贪污官员以外,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废除等额选举制,全面恢复差额选举制。党内和国家所有官员的选举,一律实行差额选举,差额加大到20%左右。二、坚决禁止一把手说了算的恶习。党政所有领导机构,凡重大决策,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重大问题意见一致,通过。重大问题意见不一致,如不急,容后再议;重大问题意见不一致,问题又要求迅速解决,则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付诸表决。 1958年“大跃进”,尤其“文革”,中央核心如有一丁点的民主,这两个大错误都是能够避免的。重大问题上一个人说了算,酿成了我党血泪斑斑的悲剧,万万不可重蹈覆辙了。三、加大舆论机关的监督作用,这方面应立刻放手去做,一切犯法的事件与人物,不论牵扯到任何人,只要事实准确,报刊均有权予以曝光。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批评节目,还有前几年重庆綦江大桥塌垮案公开庭审,反映都好。四、呼吁《新闻法》的出台。《新闻法》的制定和颁布应该在中央领导下实施,越快越好。五、一旦条件成熟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应按照列宁的指导,直属党代表大会,与中央委员会平行,它的首要任务是监督中央。不然,如陈希同案,中央可以办,而“文革”时期的“四人帮”案,当时中央就很难处理。自已处理自己很难下手!

  记者:您怎样期待中国未来的民主?

  杜导正:中国的民主、人权问题,有中国国情,不能像苏联时期戈尔巴乔夫那样急急忙忙搞,中国“文革”式的大民主,更是绝对荒唐。但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有领导有章法地逐步推进,是应该的,可行的。现在,中国已把人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已造就了两千多万大学程度的知识分子。就总体说,人民是拥护邓小平理论的,是信任党和政府的,这种形势下把民主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是不会有什么风险的。

说真话,求实求真,是《炎黄春秋》独特的优势

  记者:1989年秋,您从新闻出版署署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当时,您已经是65岁的老人。可您为什么不是选择回家安享晚年,而是费尽心血创办了《炎黄春秋》杂志呢?

  杜导正:人离开了岗位,但是为改革开放鼓与呼的劲头不能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能退,为党和国家和民族做事的精神不能退啊。要做事,就要有阵地。 1991年5月,由萧克将军参与发起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在北京宣告成立。萧克、费孝通、程思远任会长,我是副会长,从那时起,我就有心发挥自己的专长,办一本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史为鉴、以史资治的杂志。我希望能通过这本杂志为近代史、现代史的见证人提供一个说话的园地,让他们用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亲身经历还近代史、现代史一个真实。

  1990年底,我开始了杂志的筹备工作。当时是一无资金,二无编制,我们就采取了“先下蛋,再生鸡”的办法:我们先办理了《炎黄春秋》的杂志刊号,精心组织了一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描写中国近现代史的文章,编辑出刊——此曰“蛋”,第一期《炎黄春秋》付印三万册,一上市便被抢购一空,发行刊物的这笔钱就成了办刊的流动资金——此是“鸡”。从此以后,刊物就沿着这条轨道艰难地走下去,十几年过去了,一直走到今天。

  记者:据我们了解,办刊十几年来,《炎黄春秋》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它的一些文章经常被国内外报刊竞相转载,在全球华人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那么,《炎黄春秋》走红的原因是什么?

  杜导正:我们这本刊物能生存、发展、壮大,主要得益于两个字,那就是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再倡导的“求实”。杂志创办人之一萧克将军把“求实存真”四个字看得格外重要。他很欣赏东汉哲学家王充的两句话: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换成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写好人好事,要写得适当,不要再去涂粉;讲坏人,讲敌人,也不能讲过(头)。一切要实事求是。

  作为《炎黄春秋》的社长、创始人,我始终把“实事求是”作为办刊治刊的第一准则。杂志一直坚持以纪实体裁为主,夹叙夹议,以叙为主。它客观公正地记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即一百年来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

  过去,我们由于受“左”的主观主义指导思想的束缚,对事对人的研究与出版存在许多缺陷,往往不够科学,不够公正,因此缺少说服力。正是这些失之公允地宣传给了《炎黄春秋》突破的空档。譬如在抗日战争史的宣传上,《炎黄春秋》不仅注重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场,也客观地宣传了国民党军队的战场,而且还特别注意了国民党军的战场也是主要战场。对于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宣传,不仅注重了一方面军,也注重了其他几个方面军,尤其是对徐向前、张国焘指挥的第四方面军打了许多漂亮仗的事实,也给予了关注与宣传。

  事实证明,说真话,求实求真,是《炎黄春秋》独特的优势。正是由于一些刊物说真话不够,才显得《炎黄春秋》有一点鹤立鸡群,如果所有的报刊都能做到这一点,靠我们当初那点实力跟别人竞争,恐怕就难了。

  记者:《炎黄春秋》领风气之先,大胆刊登一些政治敏感度很高的文章,有的引起很大争议。您怎么看?

  杜导正:第一,我们的文章都坚持了实事求是,遵守宪法新闻出版方面的法律法规;第二,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中国的知识分子还从来没有享受过今天如此多的信任,如此大的言论自由。当然,我们也有失误,也有不妥,但是党和国家有关部门是宽宏大量的,原谅了我们。

  记者:许多业内人士评价,《炎黄春秋》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观,即毛泽东、邓小平理论中的实事求是上,做了很多可贵的探索。它既是中国现代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光辉历史的生动写真,又是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冲锋号角。您作为杂志的主创人和社长,看到自己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杜导正:从我离开新闻出版署的工作岗位以后,整整十五个年头了,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操办这本杂志上。现在,刊物发行量越来越大,不仅受到海内外普通读者的厚爱,还受到张爱萍、费孝通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注。

  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共和国的老新闻工作者,我运用和发挥了多半生经验教训中得来的智慧、启发来精心培育这本刊物,并看着它一步一步发展壮大,自己在离岗后能继续给党、国家、民族和人民尽这份力,感到由衷的欣慰和甜蜜。

  记者:杜老,在我们的访问即将结束之际,您还有什么话补充吗?

  杜导正:我最后讲三点:第一,我这大半辈子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抚育下渐渐成长的。毛泽东时代也好,邓小平时代也好,党建功立业也好,党屡犯错误也好,参加革命的六十多年里,作为一名中上层干部,都有我小小的一份,成绩有我一份,错误也有一份。但在独立思考,辨明是非,减少盲从性这一点上,我认为是随着年龄增长,阅历丰富,而渐渐有所进步的。其中,一次是庐山会议那场“三面红旗”是否正确的路线斗争;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大洗礼;还有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三次大是大非,我想了许多,也经历了许多。我的为人处事、见解水平经历了三次思想上的飞跃。这使我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变得逐步成熟起来。

  第二,回顾自己投身革命的近七十年,是是非非,有一条根本的经验教训,那就是无论什么事,都要独立思考,都要像孙中山号召的那样,问个为什么。想事办事,都应从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出发,以人民的意志与利益为归宿。想事办事时,有时情况不明,把握不准,认识不清,因此糊里糊涂办好了或办坏了,这属于认识水平,多可谅解,自己也还可以原谅自己。历史上发生的事,有许多是非本来清清楚楚的,但在当时局面下,关系到个人利害,此时在你面前便摆着一个是非第一还是个人利害第一的问题。应该是是非第一,个人利害第二。这是个考验个人品质的问题,每个人都会接受这个考验。我的大半生,在面临这个考试时,有考试好的时候,有考的不及格的时候,我认为晚年考试成绩好些。

  第三,在我多半生的坎坷经历中,非常感谢自己的老伴续志先同志,在我的几次危难中,我的老伴始终保护着我,给我多方面的支持。如今我的家庭非常幸福,子女也都学有所成,我的晚年是幸福的。

(2004年6月采访于炎黄春秋杂志社)

五月二十日:凶险开启的与幼稚的对抗

作者:厚空斋主

今天,历史上的今天,十八年前的今天,对话的可能性消失了,对抗的大幕已然拉开。

历史就是这样吊诡。十八年后的今天,我把尘封了十八年的记忆放在这被经济浪潮掀起的涛天巨浪里,我想清洗了这尘封吗?

十八年前的此刻,我在一家医院里刚打点滴结束。昨晚,我已经在广场上听过那声嘶力竭的声音,戒严令已经启动,而绝食亦已抢在戒严令前宣布停止,但要求对话的声音和宣布对抗的声音已经同时从两个方向响彻北京的夜空。

两个声音是不对等的,戒严令的声音岂止在北京的上空回响,那是在全中国全世界其实是在整个大地的天空激荡,而要求对话的声音,只在那人民的广场上汹涌,现实没有给这声音以扩音器,历史也没有给这声音以正义。

那一夜,广场上的人们在等待什么?

那一夜,我因胃痉挛再次被抬进医院。昏迷后醒来,也恰巧是点滴结束的时候。医生要求我住院,并告诉我外面的各路车辆都被百姓们挡住了,用身体挡住了。

那一夜,没有血,但那一夜已经开启了血祭。

回广场的路很远,街道上已经很少车辆行驶,既然对抗的大幕已经拉开,被动的百姓一方面用洋溢着生命活力的身体去勇敢地面对冷冰冰的车辆,一方面也同时露出迟疑的目光。他们如何接受这样的事实?

我们几个人走在这突然消失了繁华的路上,头上表明绝食的缠带还紧紧地扎着。路上不断地遭遇百姓们劝慰的目光,他们仿佛在说:孩子们回吧,前面危险!孩子们,摘去这明显的标志,回到路边,回到安全的地方。但不知哪来的一股冲动,是不是被对抗激起的豪气?反正不是理性的计算,而肯定是一次豪情的表演。是被逼登上对抗的舞台而激起的本能的冲动吗?

终于,一辆挖土车停在了我们身边,司机一招手,我们几人就坐在挖土车的车斗里,车隆隆地驶向广场。

广场虽然没有了前些日子的繁忙,但紧张的空气凝固地笼罩在纪念碑的上空。前几天是什么情形,救护车的声音平均不到一分钟就响起一次,从四面八方发来的慰问的电报,还有不同单位、团体、机关、个人的亲临慰问令人应接不暇。这些声音都急切地发出一个呼喊:救救孩子!

有谁想到,拯救的呼喊换来的却是铁蹄的奋进?又有谁想到,这铁蹄的威胁遭遇的却是无畏的阻挡,肉身的阻挡!

凝固的空气在这无畏的阻挡中,更显百姓勇敢背后的责任,公民的责任。但这也是本能的责任的展现吗?

我已无法冷静地面对那耸立的纪念碑,我也无法冷静地思考这舞台的下一幕将上演什么剧情。对抗才刚刚开始,但一边是暗处的密谋,筹划,布署,调兵谴将,一边是茫然,亢奋,无畏,等待——等待无论是和平还是血腥!

这大幕拉开的是一场聚精会神的理性与茫然无措的激情之间的对抗,这也就同时拉开了一幕悲剧。

时间就被锁定在这五月二十日。

这以后的十八年,没有人把这一幕当作悲剧的开始,更多的人把悲剧锁定在七天前的五月十三日。

十三日,绝食的队伍行进在北京街头。绝食是应对敷衍和拖延的一次悲愤举动,是希望对话的大门真正开启的冲动性努力。

但谁想到,这根本不是一次面对大门开启的努力。因为根本就没有对话的大门。

问题就这样被揭示出来了吗?事后来看,这对话的大门却需要一场悲情的血祭,才描出了个模型,但究竟开在哪里,恐怕至今还没有人去勘探、选址。

十八年了,却原来是这样一个问题躺在了五月十三日的日历上。而答案是:没有对话的大门,又要求什么对话?所以,就难免训话,难免敷衍,难免拖延。

为什么当时没有想到这一点,却把个对话的声音喊得震天响?是谁把对话当成了这个时代民间需求和政治权力的沟通方式?这个时代,不仍然是命令和训斥?

问题被这样揭示的时候,我们还能问什么?只能在心里说一句:是谁压根就没有为这片土地的政治生活,开辟对话的道路。连路都没有,还谈什么门?

仅仅是当权者一方面的责任?

不,绝不这么简单。

历史地来看,这个文化传统里就没有这条路,这个文化传统里,宫庭与外面是护城河,是一种隔绝,是吊桥上被允许后的跪奏,是层层级级乞求冤情达于天庭的绝望中的等待,是“天上掉下个馅儿饼”式的奇迹般的召见。

而作为百姓的我们,想到过人间的事实中,其实竟然可以打通一条这样的道路吗?在这个道路的另一头,宫庭已不是宫庭,绝对权力亦已不是绝对权力。权力唯有受到限制,这样的道路才是制度性的,对话的大门才存在,对话的大厅里才有圆桌会议的召开。

皇帝恩赐不出这样一条道路,绝对权力也不会把这样的道路固定为一种制度。或许有某个君主个人喜欢这样的方式,于是就有一座吊桥时开时闭,但这不是一条对话的路,这也不是一扇对话的门,里面更没有一个对话的大厅以便召开的圆桌会议。这只是皇权的一种恩典。绝对权力也是这样。

但四九年到八九年,明明是共和国,明明举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旗帜,本该有这样的道路,有这样的大门。或许这样的大门并不常常打开,但谁会想到根本没有这样的道路,没有这样的大门?

结论可不可以这么说:对抗的大幕是几十年谎言早就预设了的?

而对抗呢?这一代被迫的对抗者,有谁真正面对过如此的对抗?所以,那谎言突然闭嘴,而绝对权力的真面目决然地扯下其全部的伪装后,这边就只是惊讶、惊恐、惊慌的眼神,以及谎言早就种植下的“作主”的冲动,把理性压制而把激情放大了。

这一场绝对理性和绝对激情的对抗,就在十八年前的此刻,令世人目瞪口呆了。任何事后的分析和推理,都无法遮掩和改变这凶险与幼稚表演的悲惨结局。(2007-5-20)

按:转载自一个兄弟的博客。为记住,也是为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