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六月 24, 2007

鲍彤:论反右派斗争的非法性-为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作

2007.06.14

图片:鲍彤夫妇(鲍彤授权RFA使用)

1957年6月8日,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在《人民日报》上登出了《这是为什么?》的反右告示。中共中央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走马上任,在全国五百万名知识分子中,打出了五十五万“右派分子”。

他们共同的罪状是批评过共产党的政策或作风。五十五万人后来的命运是:有些人当即死于斗争现场;许多人后来或死于坐牢,或死于劳改,或死于群众专政,或死于枪决;少数人九死余生,活到了“脱帽”,得以眼睁睁见证一代又一代的亲人,受株连,受歧视,受压迫。

文革破产后,就不断有人提出,反右派斗争应该否定。但是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不愿意。他主张“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他的理由是,“我(邓小平)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於扩大化。”一锤定音,《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根据他的旨意,肯定了这场非法斗争。

“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算什么罪?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表示赞成或不赞成,是公民的言论自由,合法行为,国家和法律有保护之责,没有讨伐之权。反右派得手之后,“我们”靠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而换来的“进步”,岂不就是饿死了几千万人,斗争了两万万人吗? “杀气腾腾”那顶帽子,戴在围歼灭五十五万公民的毛泽东、邓小平头上是合适的。讲到章伯钧先生,罗隆基先生,储安平先生,他们都是人所共敬的温良恭俭让的君子。

反右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转折点。它为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以后继续无法无天探明了道路。反右的受难者主要是知识分子,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受难者就以农民和工人为主了。

案件不同于理论。对理论的肯定或否定,是符合不符合事实的问题。对案件的肯定或否定,是符合不符合法律的问题。右派没有罪,批评共产党不是罪。相反,反右派斗争是非法的。中国没有一个立法机关,制定过“反右派法”。所谓“右派”,没有合法的定义。审判右派,没有法定的程序。惩治右派,没有法定的量刑尺度。中共中央那个整风反右领导小组,不是立法机构、司法机构,没有权力决定任何中国公民的命运。不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 谁若自以为本党本组有权宣布某一派是人民公敌,从而踏上一只脚;请问,别人是否同样有权,照此办理,宣布贵党贵组是人民公敌,请君入瓮,也来踏上一只脚?邓小平拿不出法律根据,只得乞灵于“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露出了法盲本相。难怪虽有政客和笔杆子效力帮腔,就是没有哪位严肃的法律工作者甘愿同流合污。

反右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转折点。它为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以后继续无法无天探明了道路。反右的受难者主要是知识分子,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受难者就以农民和工人为主了。反右派斗争封了党外人士的嘴,到了反右倾斗争,就来封党内干部的嘴了。反右派以文字狱为主,文革公然提倡文攻武卫,到了天安门镇压,就是血淋淋的坦克加冲锋枪了。

反右派是共产党领导集团在追逐绝对权力过程中全面堕落的标志。如果说,土改和镇反中的极左,尚能姑且用意识形态的“过激”来解释或者掩盖;对反右派就办不到了。这是共产党领导集团,为了树立本党至高无上的权力,赤裸裸践踏国法,破坏宪政,向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发动大规模进攻的非法罪行。它以摧残五十五万名自由神来“小试”牛刀,它得手了,才有此后层出不穷的闹剧、丑剧和惨剧,绵延不断,一幕一幕演出。

中国要建立共和,进入文明,必须彻底否定反右派斗争。五十年来,共产党的领导集团一直不肯否定反右派,那就只得由我们自己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同声宣布,反右派斗争是违宪的,非法的!说到底,连中共中央成立那个以斗人为任务的领导小组-这件事情和这个组织本身,也是违宪的,非法的,只能苟存于一党专政的状态之下,无法侧身于现代文明制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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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温震怒 痛批政法委与中央书记处搞独立王国

文章来源: 文章作者:昭明 发布时间:2007-06-24

【看中国报道】在听取完全由总书记处书记、纪检组长张鸣起领导的山西黑砖窑案调查组汇报后,胡锦涛立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例行的党组生活会。消息人士透露,会上胡锦涛、温家宝震怒,再次严厉批评了全国政法系统的工作,并要政法系统和中央书记处就如下几个方面做出检讨。

第一,全国政法系统以及公安部在过去的数年中都干什么去了?知不知道大规模黑窑奴役事件的发生?如果不知道,那还要公安部、公安部长干什么?为什么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了,我与总理都知道了,你们公安部还不知道?如果知道,为什么不去在第一时间制止、解决,而任其持续数年?这算不算纵容、包庇?这里面有没有以罚款为目的,实为收受保护费,政法部门与黑势力相互勾结的行为?有没有官官相护的问题?

第二,为什么四百多名被拐儿童父母数年上告,政法部门还无动于衷?为什么此事件要借助网络求助、以及河南电视台的揭露才能上达中央?为什么必须要我与温家宝亲自批示,全总去了调查组,政法部门才行动起来?是不是今后所有的绑架、劫持、贩卖人口、奴役、非法拘禁、杀害、强奸、受贿、包庇案,都得我与温家宝同志亲自批示之后才能解决?那还要公安部还干什么?那还要政法委还干什么?

第三,事实证明我们的干警十天就能解决问题,公检法部门不是不能,而是不愿意。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除了相互勾结、相互包庇外,是不是有意等着社会出现动乱,再来看我与温家宝的难堪?再来看中央领导首长的难堪?让国际社会来看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难堪?

第四,到底什么叫“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机密”?这回你们是不是又要把向揭露事件真相的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抓起来?是不是又要按个泄露国家机密罪?危害国家安全罪?到底什么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到底是政法部门与黑势力勾结、行贿受贿、奴役老百姓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还是揭露他们这些不法行为的维权人士的做法危害国家安全?什么时候政法部门与黑势力勾结,成了国家机密?

第五,你们抓了高智晟、陈光诚、郭飞雄、孑木等等这些替劳苦大众维权的人士,都当我与总理是聋子不知道?还监视高耀洁,那还是我亲自讲话才没抓这个老太太,现在怎么听说已经内定付振中为危害国家安全的重点人士要严密监视?听说你们还严密监视了王朔,就因为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开响应中纪委八项规定,举报了影视审查集体腐败问题?还有那个天津的郭德纲,就因为他在相声里讽刺了现在社会上分不清哪个是黑社会老大,哪个是警察、政法委书记?不仅我与总理,就是老百姓都很喜欢他的相声,一针见血嘛,扎着了政法系统那根麻木的神经。听说宣传口找个理由就不让他上央视,凡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你们就阻挠?你们是不是也在严密监视、监听我与温家宝的电话?有没有这回事?还监听了政治局里谁的电话?谁授权这么干的?不象话!(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与会人员面面相觑。)

第六,现在我讲了话,估计没人敢动付振中了,但付振中会不会在出访的途中,遭不明身份人士的袭击暴打?然后我们的干警是不是总会在袭击者逃跑以后才会及时地赶到?笔录之后就不了了之?是不是就因为他公开批评,在调查暗访解救中最大的阻力是执法部门的阻碍?执法部门说的是谁?别看别人!说的就是警察!就是我们的党员干部!不仅阻碍,还积极参与。这几年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是谁在中央主持来抓的?又是用什么来教育的?这些犯事的党员干部都怎么在 “三讲”“保先性教育”里过的关?除了这些地方的,中央里还有没有人也这样,充当地方一级的保护伞?这叫上行下效!

第七,这次山西黑窑案件,是全总的王兆国积极主动派了调查组、还有媒体的及时报道,才及时解决问题,替中央变被动为主动,这突显兆国同志政治立场坚定与中央高度保持一致,要都象兆国同志一样,中央的工作就好办了,政令就能出得了中南海。除了山西有此类问题外,其它地方是不是就没有类似的问题?是不是还需要全总来派调查组才能揭开地方政法部门严捂的盖子?天津政法系统的问题还没有完!上海政法系统的问题还没有完!既然政法部门系统办事如此不力,看来不换人是不行了,要不要把我们老牌的中央委员、咱们的老中办主任、原统战部长、现任政治局委员、全总主席王兆国同志请出来,亲自抓?看来还是耀邦同志培养出来的干部作风正派,作风硬,雷厉风行!

第八,公安部工作脱离群众,不是给全国广大人民、劳苦大众做事的,不是人民的公共安全部。改个名字,公安部的眼光放在极少数特权贵族老爷的安全上,就叫 “权贵安全部”,或者“老爷安全部”,或者“权贵老爷安全部”。看来中央有这么几个人在上面时间待久了,不知道下面老百姓生活的不容易,又那么不自觉自爱,自己养的脑满肠肥,搞的国内国际影响很不好,好象咱们政法委系统里的人都这么差劲儿,党的干部要能上能下嘛!

第九,从今以后中央书记处要搞轮换,下去锻炼,不能总是那么几个人把持,这不成了独立王国?书记处里坏了多少人啦,政治局里坏了多少人啦,远的不说,光说近的,陈希同、陈良宇,两个姓陈的政治局委员,一个北京一个上海,南北呼应啊,都是搞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宣传部以前是个阎王殿,一副休想搞理论创新的架式,是我发了话,终于理论创新的文章才见了报,看看你们书记处厉害不厉害,不知是谁人的书记处!

当然,不同的意见都可以‘放’出来,可以比较鉴别,好坏自明。不能总是我与总理说。你们可以放。让各种意见都可以放出来。如果反省还不全面、不深刻,就回去接着总结。总之现在的形势是全国人民不答应,全体党员不答应,如果在山西黑窑案上,政法口再没个明确交代,书记处再没个明确交代,民心不服、党心涣散、政心军心不稳,这样下去会亡党亡国!总之公安部、政法委、书记处要改,也必须改!看来中央不整风不行了,党内自己整不好就请党外民主人士帮我们整,党风整不好就不结束。当然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我们还是要批评、帮助、教育、挽救,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党组生活会一直在紧张的气氛中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主要是胡锦涛、温家宝发言。会后消息人士透露,与胡锦涛、温家宝共事这么多年了,一贯文质彬彬待人礼貌,从来没见动这么肝火,这回发的是第四代的震怒。看来这回没有高官出来承担责任是不行了,又一批高官要倒霉了。

章诒和:我所悲兮在远道——自序

1957年春夏,有关方面根据毛泽东自称 “阳谋”的策略,一方面由中央统战部出面连续召开十几次座谈会,诱使内定的民主人士堕入陷阱;一方面派出眼线到名流学者家中探访,以便从他们的内心掏出不满。5月19日,一个《人民日报》社的记者林某,叩开了谢冰心的家门。人家来自党报,冰心自然热心接待了。

记者先问:对最近的中共整风有什么看法?

针对毛泽东提出中共整风是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冰心说:“和风细雨这个方针是英明的,可惜晚了。‘三反五反’时为什么不提?‘肃反’时为什么不提?现在共产党整自己的党员了,强调和风细雨了。”

接着,冰心主动谈出对“肃反”的看法,以下是她的谈话记录——

“‘肃反’的时候,我不在国内,也许我来说这些话较为公允。我听朋友们介绍了情况,那是近乎残酷的,多少老教授受到伤害。我有些朋友,在敌伪时期,蒋介石统治时期,坐过牢,受过苦刑。从敌人的狱门出来,他们的腰板更硬了。‘肃反’运动中。他们无辜地挨了整。这一回却像是被抽掉了脊梁骨似的,成了软体动物,再也直不起来了。学生们斗争他,朋友们见了不理他。最残酷的是,又要他活着,要他教课。不应该那么做,这太过火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这不是平常的损失。这是我们队伍、向科学进军的队伍中少了几个人。没有人可以替代他们的工作。这种做法不合中国传统。国家伤了元气,学术方面倒退了好几年。再不整风,那真不堪设想。好的教授没有了,好的科学家没有了,好的医生、护士没有了。‘肃反’时候,高等学校里提出了百分之五的控制数字。如果这是个一百人的单位,只有两个反革分子,那就要找上三个补上;若有二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也只挑五个,这怎么会不乱?

“‘士可杀,不可辱’。知识分子受了伤害,是终身不忘的。这个问题应当作个交代。现在是,共产党员把他们打了一巴掌,扬长而去。他们心上的伤不愈合,整风要他们说真话是不可能的。最近听有一个人说:‘我不觉得党内党外有什么墙’。这并非由衷之言。我知道这人就有一肚子冤。他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怕整风过去了,自己再要遭不幸。我知道共产党中也有被斗错了的。他们也有意见,为什么不说?应该说出来!不然,又要出个斯大林来!

“我在国外的时候,从报纸、传记、秘闻录、电台广播,知道了许多斯大林的事。回国来却见把他奉为圣人。直到他死了,赫鲁晓夫一揭发,才知道了比我原先知道的更为严重得多的事实。党的领导难道不知道斯大林的这些事吗?我们中国也吃过他的亏。为什么他死了,有的同学听到死讯还昏厥过去。那个时候,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许多人没见过斯大林,也不了解斯大林,写了多少纪念文章,真是可笑!我的女儿把魏巍的(纪念)文章抄在了日记本上,现在翻开一看,每一句、每一字都成了讽刺。

“毛主席是真正的中国人。可是,现在似乎什么事儿都是要毛主席出来讲话。这怎么行?这回整风以后,一定要订出个制度来。现在的制度不合理……”

记者告辞。回去就把谢冰心的谈话,以书面方式汇报上去。不久,整风转为反右,“浮生梦一场,世事云千变。” 谢冰心过了关,她的先生吴文藻教授成了右派。

我一直把这份材料[注]放在电脑桌的抽屉里,隔段时间就拿出来看看:五十年前的记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谈话,任何时候读来都动魄惊心!况且,五十年前所说的社会现实,也尚未消失和改变。

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顺长江,水流残月》一书,我只写章伯钧、罗隆基两个人。他俩是大右派,而受苦最深的,是那些小右派:十几岁就被开除了的学生,二十几岁就没了工作的职工,还有被关押的,送了命的。要记住他们!记住他们,也就是记住了历史。包括自己在内,我们也都未必敌得过时间的消磨,为了对抗来自天然的和人为的耗损,一定要用文字刻写下来,使之成为民族的记忆。

反右以后,父亲的书桌上总摆放着吴伟业的《梅村集》,每天翻阅。文革抄家后,父亲偷偷保存了两册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大达刊印社的《吴梅村诗集箋注》,每日诵读。复社名士吴梅村生于明清交际,顺治入仕,因处境尴尬,很快挂官归隐。三年清官,一生责难自咎。他那个圈子里的人物都风流云散,也不能再成其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了,可谓“阅历兴亡,暮年萧瑟”。父亲与之相隔数百年,但晚年激楚苍凉的心境却很相似。 “猩猩啼兮杜鹃叫,落日青枫山鬼啸。篁竹深巖不见天,我所悲兮在远道。”

易代之际,世道多艰,追念留连,悒恨无已。

2007年5月20日于北京守愚斋

注:1957年5月24日“内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