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七月 29, 2008

重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卡尔维诺说:“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因为真正的经典是跨越时空的,它历久弥新,永远富于当代意义。

作者:张杨

“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托克维尔用这句话为《论美国的民主》破题。诚然,平等的权利观念和民主已经在新旧大陆变为现实,而且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但是,这门新科学,或者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的目的,仅仅就是告诉法国人民这不可逆转的趋势吗?这思想和趋势不就是来自于法国吗,而且在法国大革命中不早就展现其力量了吗?显然,托克维尔另有深意:他的第一部不朽著作透露的乃是自由如何在民主社会中可能。

十几年过去后,作为贵族的后代和政治上失败的国会议员和外交部长,同时又作为伟大的自由主义者的托克维尔,在反思法国几十年专制与革命不断循环而不得自由的时候,他选择的是回望1789年法国大革命;其思考的结果,就是150年前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

托克维尔真正洞察了现代政治的本质,那就是自由权利的平等(此平等是指一种和贵族特权相对的平等权利观念,而非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经济平等观念),以及民主作为唯一可能的统治合法性来源。这是不可避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不仅仅在法国,而是在整个欧洲。“今天,举世的人都被一种无名的力量所驱使,人们可能控制或减缓它,但不能战胜它,它时而轻轻地,时而猛烈地推动人们去摧毁贵族制度”,“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民主岂能止步不前”。

所以,在评价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托克维尔并不同意伯克的保守观点。伯克对法国人说:“你们何不因循你们古老的传统?你们何不恢复你们古老的特权?倘若你们无法恢复你们祖先体制的隐失的面貌,那么你们何不将目光移向我们英国?”相反,托克维尔指出,伯克没有看清楚现代政治的本质,“问题的要害正在”“革命恰恰是要废除欧洲共同的旧法律”;但另一方面,托克维尔和他的前辈伯克是心灵相通的,伯克说的是“何不恢复古老的权利”,这种权利在法国是“隐失的面貌”,这才是关键之处,也是托克维尔欲求而不可得的东西:肇始于路易十四的君主专制和行政集权已经让法国的贵族制度失去了美德和品格,贵族变成了食利阶层,无法成为政治上的领导者;而平等观念的展开也使得贵族制度在普通国民心目中丧失了信誉。也就是说,法国已经没有英国那样可以保守的政治能力和资源,甚至也无法重新恢复,再去一步一步地演化为现代民主制度;相反,法国的旧制度(托克维尔用这个词特指路易十四以来的种种专制集权制度而非过往的贵族制度)为大革命做好了铺垫。这才是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主题。

所以,正是因为后者,托克维尔丝毫没有贬低英国贵族制度转向民主的优越性,他甚至羡慕,倘使法国有这种可能性甚至有一点机会,托克维尔都不会反对法国也选择这条道路诚然,平等与民主是现代政治的本性,却并不代表他认为这是最高的价值,也不是说就要任着这天性任意恣肆;相反,托克维尔视自由为最重要的价值,而他关注的是如何去驯化可能危及自由的民主和民主化过程。在托克维尔看来,平等是现代政治的天性,而自由则是现代政治的艺术。天性固然不可遏制,但艺术方显政治精髓。

所以,托克维尔不是保守主义的伯克,他不为贵族制度的消逝而挽歌,也并不指望法国能够重建贵族制度以获取自由;但是,托克维尔同样不认可以卢梭为代表的人民主权理论。托克维尔关注的是:在一个不可避免的走向平等和民主的时代中,如何保存自由?也就是说,自由如何在民主政治以及民主化过程中可能?民主政治又需要何种制度保障,而民主化需要哪些方面准备?前者是托克维尔考察美国民主的根本所在,后者是托克维尔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根本。这就是现代政治的核心论题,也是他为“全新的社会”建设的政治科学。

通往现代政治的三条道路

平等和民主是现代政治不可避免的趋势,但在托克维尔的时代,存在的是三种(而不是两种版本)的通往民主政治——或者用今天的时髦术语,“民主化”的可能性。托克维尔正是站在这种比较的角度来反思法国大革命这条道路的。

对于托克维尔而言,要考察的不仅仅是英国贵族制度迈向民主制度,和美国在无专制君主的条件下建立起民主这两条道路及其区别,还有法国这样的君主专制国家的民主化历程。论者如果仅仅将问题对立为所谓的美国平民的自由和英国贵族的自由,就恰好忘记了托克维尔还严肃地讨论过专制者一人的自由和公务员贵族的自由!

事实上,英、法、美三国的历史实践,昭示了迈向民主制度的三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来自英国,特点是重视自由胜于重视平等。由于保存有较为完好的贵族制度,“自十七世纪以来,封建制度已基本废除,各个阶级互相渗透,贵族阶级已经消失,贵族政治已经开放,财富成为一种势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赋税人人平等,出版自由,辩论公开。”所以在英国,通往民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正是这些新事物一点一滴巧妙地渗入这古老的躯体,使之复苏和免于瓦解,并在保持古老形式的同时,灌输新鲜活力。十七世纪的英国已经完全是一个现代国家。”托克维尔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英国并不是旧社会,而完全是一个现代国家,如果有人认为把革命后的法国和美国作为二元对立不甚恰当的话,那么把英国和美国作为二元对立就更是曲解了托克维尔的意思:英国显然代表了“通往现代政治”的一种可能性,无视英国以及它的杰出思想家伯克等对于现代宪政制度、代议制民主和政党制度等的贡献,是一种虚妄。对于英国而言,扩大享受自由权利的范围,是在一点一点地完成,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

第二种方案来自法国,特点是重视平等胜于重视自由。法国有和英国一样的贵族制度,一样的司法独立,一样的自治传统和一样的自由精神。但是始于十七世纪末期的中央集权化过程,使得贵族失去了政治权力和品格,取而代之的是王权专制和行政官僚,“这便是国家行政机构,它建立在地方权力废墟之上,向四面延伸;这便是日益取代贵族统治的官吏等级制度”;这时,贵族仅仅是作为食利和特权阶层而存在,自然激起平民更大的愤怒,与之类似的还有宗教;行政集权还对司法、地方议会等制度不断实施打击,王权和依附其上的行政组织成为社会依靠的唯一对象;同时,中央集权体制使得社会原子化,民众直接面对国家,当然也把所有希望和怨恨都给予国家;集权制度还使得知识分子不是从事实际的政治,而是一种抽象的文学政治,甚至构建了一些革命的话语。这时的法国,不但失去了自由,而且并不平等,但是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却盛行,这一切,使得大革命变得很难避免,大革命带来的是平等和专制并存的法国,从此法国开始了漫漫的祛除专制和找回自由的政治历程,托克维尔一生的从政经历以及政治思考,都是在为此而奋斗。

第三种方案来自美国,特点是对平等和自由都给予了均等的重视。这里没有专制君主和贵族制度的困扰,一开始就能基于平等的原则立国,而美国人又继承了英国政治的传统,懂得自由的宝贵和用制度维持自由的技艺——平等和民主是现代政治的天性和美国的幸运使然,而一个保护自由的精巧的政治制度才是美国开国者最杰出的艺术和贡献。而这一点,显然与英国的贵族制度、地方自治、司法独立、宗教传统等是一脉相承。

这就是托克维尔时代已经发生的三种方案:那就是英国的“贵族+演化”道路,法国的“专制集权+革命”方式,和美国的“宪政民主”立国——事实上,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仅仅一处,但是异常重要地提到了第四种方案的可能性,这段话和他全书认为只有贵族制度才具备保持自由的同时扩大平等的可能性的观点并不尽同:“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也就是说,在法国的旧制度下,是否也有君主能够看清历史大势,培育改革环境并果断实施改革而避免革命,实现政治转型的可能性?而真有这种可能性存在的话,这种变革方式要优于人民民主主权名义下的大革命方式!因为前者能够发展成为自由民族,而后者则使得专制像恶魔一样缠住法国。他还专门强调了这个观点的重要性“要理解我们这场革命的历史,千万不要忘记上述观点。”事实上,连民主主义者杰斐逊晚年也指出:“假若十八世纪的君主们能够致力于渐进性地改革环境,为了进步性的提高而做有益的进步性的调节,那他们的臣民就不会被迫通过流血和暴力去寻找轻率和破坏性的革新。”可惜,法国的君主并无这个政治智慧和预见性,但是后来有的专制君主或者专制领导人却从这里吸取了教训:为了避免革命,必须实施改革。历史表明:这第四种方案在很多有着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成功了,但是也有很多国家的领导人试图实施这种改革却失败了。

所以,就比较三种方案而言,托克维尔欣赏美国的民主制度,但并不代表他贬损英国的民主化过程。但英国的初始条件终究是远远比法国幸运的,法国的“旧制度”才是托克维尔论著中的反题。贵族制度的基础使得英国在“民主化”中保存了自由,同时这种自由权利不断扩大,一种相对稳定的演化过程实现了平等的自由权利;而专制制度下的法国则是急风骤雨,但在“民主化”过程中丢了自由。托克维尔显然更加欣赏英国方案,在英国,“英国贵族的杰作是使社会各民主阶级长期地相信共同敌人是国王,因而使贵族终于变成了各民主阶级的代表,而不再是他们的主要对手。”而在法国,“法国贵族远非其他阶级的首领,无法和其他阶级一起反抗王权的专横。”

所以,尽管托克维尔全书的主旨在于告诉我们“路易十四的中央集权制度已经使得法国革命不可避免”,但他依然设想过法国迈向民主政治有更好的方案或者机会,比如一种英国方案的变体。在他对法国朗格多克三级会议(英国制度的翻版)的研究中,他在结尾处写道:“由于有了朗格多克这种特殊政体,新的时代精神才得以平稳地渗透到这古老的制度中,它什么也不破坏,就改变了一切。”他依然认为新的时代精神必须得到实现,但是英国或者朗格多克的“平稳渗透”版本显然要远远好过大革命版本,他比较后写到:“其他各处本来也是可以这样办的。倘若当初那些君主不是仅仅考虑坐稳江山,他们只要把用于取消或歪曲省三级会议的一部分的顽固劲头和气力拿出来,就足以使省三级会议依照朗格多克方式臻于完善,并使之全部适合现代文明的需要。”如果说,英国贵族制度下是相当自然的演化出这种“平稳渗透”的话,那已经中央专制集权的法国要想实现这种“平稳渗透”,则必须依靠富于政治智慧而不仅仅考虑坐稳江山的专制君主了。或许这就是托克维尔设想的专制君主领导的革命吧,也就是前文说的第四种通往现代政治的方案。

总之,仅仅是因为大革命前法国将近一百年的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法国贵族在大革命前已经不具备英国贵族的政治权力和品格,所以托克维尔不像伯克那样谴责法国革命和试图重建贵族制度。法国并不具备像英国这样推动渐进演化的主导力量,从而使得革命不但变为不可避免;革命也由此具备了道义上的合法性,它至少为既无自由也无平等的专制法国带来了平等,“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虽然发生于旧制度的大革命并没有带来自由的新制度——这是“旧制度”的悲剧,也是“大革命”的不幸。

旧制度、大革命与“新”制度

托克维尔并未如保守主义或者保守的自由主义一样谴责法国大革命,相反,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开篇和结语都赞扬这场革命,“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这就是1789年,无疑它是个无经验的时代,但它却襟怀开阔,热情洋溢,充满雄劲和宏伟:一个永世难忘的时代,当目睹这个时代的那些人和我们自己消失以后,人类一定会长久地以赞美崇敬的目光仰望这个时代。”

但正如上文已经提到,说到底,托克维尔为什么要为旧制度感到惋惜呢?一个形存实亡的贵族制度,一个不复自由的专制制度!托克维尔为什么要谴责大革命呢?既然法国已经丧失贵族政治之自由品格而只残留食利阶层,既然这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已经深入骨髓,既然这“最专制的政府也能够与某些最民主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乃至压迫人还要摆出若无其事的可笑样子”。

既然自由早就消逝,革命就有其价值。在托克维尔看来,至少有两条原因彰显了法国革命的价值:第一,法国革命使得在法国,平等的思想演变为现实,即便自由权利并未扩大,但是每个人都能更加平等地享有自由;其次,法国革命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革命,还深刻地影响了其他国家,甚至包括英国。“法国人从英国法律中吸取了宪政自由的原则和法律秩序的思想。在英国见到的若干民主风尚以及在那里宣扬的公民平等的大部分理论,看来都来自法国。”他也充分评价甚至预言了法国革命将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影响:“最了不起的,并不在于法国革命使用了各种手段,创立了各种思想:伟大的新事物在于,那样众多的民族竟达到这样的水平,使他们能有效地使用这些手段,并轻而易举地接受这些准则。”这点在他身后50年、100年甚至更远的将来都还会长久的产生外溢效果。

然而,也正是因为革命前的旧制度,不但使得法国不能像英国那样从贵族制度在保持自由的同时演化出新制度(托克维尔设想但不奢望这点),更可悲的是,“他们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要想象的要小”,大革命没有带来自由,反而是更加中央集权的政治,其原因恰好在于“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专制制度使得连革命者都无可避免的打上专制的深深烙印”。所以,“民主革命扫荡了旧制度的众多体制,却巩固了中央集权制”,“这是旧制度的产物,并且我还要进一步说,这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够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这根深蒂固的专制制度啊!“旧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习惯在1789年突然消失,在几年后重又出现,恰如某些河流沉没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法国革命并未换来自由,这点,正是让托克维尔一生痛心疾首的。

旧制度,摧毁了法国贵族的政治领导能力以及演化成民主制度的可能性,造成中央集权行政体系和法国人民的分崩离析也就为大革命铺设了条件,还使得大革命之后的法国依然无法获取自由而只能不断加强中央集权,而“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托克维尔痛恨和诅咒的,正是这个旧制度。专制制度下产生了一种变态的政治文化,“如果说这种不正规的、病态的自由为法国人推翻专制制度准备了条件,那么,这种自由使法国人比其他任何民族也许更不适于在专制制度的遗址上,建立起和平与自由的法治国家。”而且更为可怕的是,这种专制和革命的文化如此深刻地影响了法兰西,成为未来法国政治的一个主线:“统治者垮台了,但是他的事业中最本质的东西仍然未倒;他的政府死亡了,他的行政机构却继续活着,从那以后人们多少次想打倒专制政府,但都仅仅限于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托克维尔写此书的时候大革命已经结束六十多年,然而法国依然不见自由的踪影,几年前他在《回忆录》中就写道:“在法国只有一件事实我们干不成的:自由政府;只有一件事物是不能摧毁的:中央集权。它怎么会灭亡?”今天,当我们再回首看托克维尔的感叹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想:旧制度、大革命与“新”制度的故事,仅仅在法兰西一次又一次的上演吗?

一句话,在托克维尔看来,相对于英美,法国并未能给现代政治的核心论题一个满意的答案。那么,他给出答案了吗?

革命之后的自由

既然历史趋势不可阻挡,既然初始条件无法选择,两者一起造成变迁道路就很难避免(尽管托克维尔设想过其他可能性),这些一起造成历史后果无法逆转。那么,托克维尔关心的就是自由在革命后的集权国家如何重建?或者说,继续去回答他的核心问题:自由如何在民主政治以及民主化过程中可能?

托克维尔英年早逝,他希望写的关于法国革命的第二部著作并没有完成。他仅仅回答了旧制度是如何制造出毁灭自己的大革命,但他并没有详细展示大革命后的中央集权制度,应该如何摧毁专制,又如何实现自由?不过,尽管托克维尔没有提供给我们系统的解决方案,或许根本也不存在这样的建构性的方案,但是,在他的著作中,我们能够零散的看到:他反对什么,他又支持什么?

托克维尔把自由定义为“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他并不看好在人民主权名义下进行的革命,他虽然没有从理论上对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展开完整的批评,但他认为要在制度上实现权力的分立和彼此制衡,要从传统中挖掘保障自由的东西比如宗教,同时要努力形成一个公民社会,这些是防止绝对权力的关键,也是政治成熟的标志。

托克维尔所推崇的显然是来自于孟德斯鸠和美国开国者的宪政制度,如用立法权和司法权来限制行政集权,用联邦制度来限制中央集权,只不过他所处的时代使得他能够观察是否采纳这些宪政制度对于政治生活和公民自由的实际影响。他不是孟德斯鸠和开国者这样的设计者,而是观察到政治效果的科学家。他指出“当议会拥有压倒一切的权力时,中央集权制成为有名无实”,还正确地指出议会制并不能够代表人民主权,英国议会“爱惜地方自由并非因为它尊重地方自由,而是因为身为立法权,它找不到得心应手的制服地方自由的有效手段。”

但是,在革命后法国这样更加行政集权,地方分权制度并无踪影时,还有其他资源吗?托克维尔认为要挖掘社会传统中一切有助于保持自由和抵御专制的因素为未来重建自由制度作准备。他首先谈到宗教自由。托克维尔认为基督教是保护自由的重要资源,大革命之所以开始选择基督教作为供给对象,“并非因为它是一种宗教教义,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事实上,“基督教乃至天主教中,并没有什么东西是与民主社会的精神绝对对立的,有好多东西甚至对民主社会大为有利。”

托克维尔最为看重的乃是乡镇自治和结社自由这两条。因为他始终认为国家除了君主(无论是旧君主还是新专制者)和民众以外,必须有各种各样的中间政权机构和中层组织,来限制中央集权,保障公民自由,训练政治参与,促进公民精神。既然旧制度和大革命一起夷平了贵族这一天然的中间政权和社团组织,那么地方自治和结社自由就成为新的手段。今天,我们称之为公民社会。
托克维尔的著作多处谈到这点,这大约是他认为政治自由能得到保证的最好制度安排。他说,“没有比贵族制更有利于地方行政制度的建立和维持久远了。”对于美国这样的新生民主,“英国人的地方分权制度发扬光大:市镇变成几乎独立的市政府,成为某种民主共和国。”对于革命后更加中央集权的法国,托克维尔指出,从集权制度中夺回权力是很困难的,“或是因为难于从当权者手中夺取权力,或是因为难以知晓委托谁来使用权力”,但是“当一个民族一旦接受了人民主权原则,当知识在那里已经普及,当治国科学已臻完善,在人们已经尝到过集权的政府的苦头时,就会经常看到居住外省和城市的公民们如何在他们中间努力创建某种集体政权,来处理他们的自身事务。”事实上,法国一直没有摆脱中央集权和独尊巴黎的事实。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法国才开始大规模的地方分权改革,包括把地方官员的任命制逐步改为选举制,同时赋予地方官员直接选举产生而使得其具备独立权力。这,已经是大革命二百年之后了。

托克维尔指出,扩大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以建立公民社会是关键。特别是结社自由,因为如果言论自由也被钳制的话,至少还会有基本的结社权利,只有为数极少的最为专制和残暴的政府才会让公民道路以目。本来,“在贵族制国家,贵族社团是制止滥用职权的天然社团”,那对于没有或者铲平贵族的民主国家而言呢?“结社自由已成为反对多数专制的一项必要保障。”

事实上,乡镇自治、结社和形成公民社会对于专制国家的作用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防止社会造成的崩溃性革命或者战争。托克维尔指出,革命前的法国,是一个中央集权控制地方、控制社会、控制所有团体、控制言论以至于形成大众社会的国家,“由于中央政权已经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正是独夫体制,天长日久,使人们彼此相似,却对彼此的命运互不关心,这是独夫政体的必然后果。……最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君主的宏伟大厦顷刻之间就会全部毁灭。”人与人之间彼此疏离的社会正是最后造成大革命的根源。二十世纪的政治更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康瑟豪斯对于大众社会的政治(Politics of Mass Society)的论述中,在阿伦特、阿隆关于极权主义的论述中,一个夷平了社会中间团体的政治,给本国或者其他国家带来多大的危害,而其统治又是何等的脆弱,必然为战争或者革命所摧毁——他们的论著都从托克维尔那里吸收了养分。
公民社会第二个方面的作用是为未来的制度改革做好社会准备。帕特南对意大利民主制度改革的经典研究《民主运转起来》提供了最好的说明:同样实施的政治制度改革,在有着公民社会传统的意大利北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在有着专制传统的南部,则效果大打折扣。而东欧的公民社会运动也告诉人们,在一个夷平任何其他政治组织的国家,公民社会可以创造出多大的能量,可以用以前不能想象的和平手段,去改变一个仿佛不可能挑战的强权,并为之后的制度转型和民族和解做好准备。

到今天,我们已经清楚地可以看到,促进市场经济、启动地方自治和培育公民社会,乃是革命后专制国家中最富于远见的政治家为消解可能的革命和为未来的制度改革做的最好准备。当然,如果时机成熟,最为重要的还是政治制度的改革,不同国家有不同国情,但决非是人民主权的又一次翻版,而是遵循托克维尔等论及的分权制衡、代议制民主、司法独立、中央地方适当分权等现代宪政制度的基本原则。“因为,在我们这一代,领导社会的人肩负的首要任务是:对民主加以引导;如有可能,重新唤起民主的宗教信仰;洁化民主的风尚;规制民主的行动;逐步以治世的科学取代民情的经验,以对民主的真正利益的认识取代其盲目的本能;使民主的政策适合时间和地点,并根据环境和人事修正政策。”,这才是托克维尔所说的“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而不是屈从于现代性展开下人民主权的任意恣肆。

托克维尔的这些卓越见解和思想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还同时成为激发一次又一次政治学研究的源泉。无论是达尔等多元主义民主还是对政体科学和宪政主义的思考,无论是对公民社会的论述,还是对地方分权的实践,都打上了深深的托克维尔烙印。托克维尔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都显得异常睿智和富有远见,成为我们今天最富有洞察力的思想来源。

结 语

托克维尔被普遍认为是一名卓越的预言家,一位理解人类历史第一次“现代性”意义上的政治和社会革命的中心人物。拜时代所赐,他能够充分地吸收来自于卢梭、孟德斯鸠、贡斯当、伯克、密尔、休谟、美国建国之父的思想;拜时代所赐,他又是第一个严肃观察、比较和研究不同国家通往民主的方式,以及不同类型民主政治造成的实际后果,再以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身份来反思自由与民主的价值的现代人,其思考和判断要远远比卢梭甚至比美国开国之父们更为审慎、成熟,又比后来的政治科学家们带有更多本质性的价值考量。

但是他的卓越见识并不仅仅是前人和时代给的,更多的来自于他对不同国家和社会的亲身观察和分析,来源于他对历史材料的充分把握,来源于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政治实践,来源于他对国家政治命运的深刻思考。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志不在于构建纯粹理论;他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文人;他既是一位有着古老的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政治学家,又是启发今天思考国家、政体、宪政、民主化、革命、公民社会等最为重要命题的新时代的第一位“政治科学家”。 在托克维尔身后,法国革命开启的革命浪潮席卷世界,而且在不同地方不同阶段添加了新的内容,比如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使得制度、思想和革命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但无论如何,托克维尔对于人类现代历史上第一波革命和民主化浪潮的解释,被公认为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个话题最为深刻、客观的思考以及所有讨论的起点。

转自《天益网》

普世价值观是中国走向光明未来之必须——致司马南先生

按:说一个人是王八蛋是不够的,还得证明他是王八蛋。徐老此文堪称证明一个王八蛋是王八蛋的经典范文!

作者:徐景安

汶川大地震震出一个普世价值之争,各种思想派别、文化主张再次登台交锋。

2007年谢韬文章激起民主社会主义救中国之争,2006年贺卫方发言引起西山会议之争,2005年刘国光发起“马”、“西”指导思想之争……

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的解释,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理论的作用是为人已有的行为找理由,为将要采取的行动找根据,为未来的努力找目标。我国形成了自由主义、传统文化、社会主义三大思想流派,各有思想源渊、各有拥戴受众,争论是不可避免的。

我参加了前面三场争论,这次也不想漏掉,就发表我的一家之言。这场争论是由司马南批评南方周末的评论员文章引起的,嘲讽、挖苦、指责、扣帽,充分显露了他喜笑怒骂的才气、辛辣尖锐的笔调。

司马南说,他对南方报系“用普世价值的锤子,找茬敲打中国”的言论,早有不满,这次终于泄愤了。这位以反伪科学著称的“科学卫士”是冲着“普世价值”来的。我邀请他参加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七次研讨会,希望就普世价值进行讨论,无奈他已有安排,只能作罢。

我在会上的发言发表后,司马南对我的回文十分客气,说本来可以回手一剑,但怜悯我是“一位年逾古稀的”的长者,也就手下留情了。看司马南批南报文,他是一个有高度爱国心、高度责任感的人,普世价值之争系国家安危,正是从此出发,他又是写文章、又是做报告、又是接访谈,掀起了一场大争论。怎么能仅仅因为我是长者,而于国家安危之顾,笔下留情呢?所以,请司马先生,拿出批南文的勇气与才智,我们讨论一番。普世价值之争确系中国的前途、民众的命运,非常有深入探讨之必要。

司马先生说我没有认真了解他到底说了什么,仅据只言片语推论,那错了。我仔细看了他有关普世价值之争的所有文章,才觉得事关重大。司马先生的意见并非一人之见,是很有代表性的,实际上是中国改革系列方向之争的延续。

司马南笔下的普世价值观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得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或者说由国家政权认可、广大民众接受的主流价值观。由此形成道德规范、制度安排、法律规定作为社会的行为准则。靠国家政权的强制与社会舆论的监督来维系。那么,核心价值观是怎么形成的?一是吸收本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优秀成果,二是借鉴外国、外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优秀成果,三是根据现时的国情构建创造。历史的优秀文化成果拿来今天用,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拿来中国用,这就是普世性,即超越了阶级、民族、时代、国界具有了普世价值。而我们现在构建的价值观也可以对外国、对未来具有借鉴意义,也就是对人类文明作出贡献。从这个意义讲,一个先进的国家和民族都不会拒绝普世价值,一个起码的前提是不会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普世价值观实际上是全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是人类精神成熟的标志。

司马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却是混乱惊人。一会儿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说:“价值如果要普世,从时间上来说,今天的人怎么去普昨天和明天的世呢?从空间上说,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是生活在已有的历史之上的,要象给计算机清零一样给人和国家清零是不可能的。”一会儿说:“普世价值”这玩意儿还是有的,只是不同人群、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均有不同的解读。所以“普世价值的定义权也许比普世价值更重要”。一会儿说:“普世价值是个复杂的历史概念、政治概念、文化概念,很难一言以蔽之。”“普世价值也许不错,象巧克力,或咖啡,或卷烟。这玩意儿,摆着玩可以,尝尝鲜儿,也成。当饭吃,不靠谱了。”一会儿又说:“无论任何人,以什么漂亮的理由,引诱威逼我们贪爱罂粟花的美丽都可能使人民共和国付出沉重代价”,这里普世价值被当做了毒品。另一处称为“木马病毒”,还有一处说普世价值是神话。总之,司马先生对普世价值愿怎么说、就怎么说。我还真长了见识,能这样随意解释一个概念的人,还就数司马先生了!不过,你既然要在普世价值问题上大做文章,你自己究竟怎么看,总得有一点谱,怎么能如此昏昏然?这决不是一个“科学卫士”的路数。

通观司马先生文,我感到情绪多于理性,意气多于分析。他充满着阶级感情与爱国热情,有着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特别是国际斗争的警觉。他之所以反对、怀疑、警惕普世价值,是由于美国的险恶用心与恶劣行径;同时,他坚决捍卫现体制,不满“反体制”的言论、行为,认为“有些精英,灵魂被人家收买了,他们把语焉不详的概念捧得这么高,说的这么神通广大,实际上可能是为了完成村长家某下人布置的一项具体任务。”他这里说的“村长家某下人”也许指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个路数,我是比较熟悉的。大凡主张自由、民主、人权的,基本上是美国中情局派来卧底的,这是左派惯用的批判手法与逻辑思维。因为美国鼓吹自由、民主、人权,你竟然吹的是一个调,按阶级分析法与敌人拥护就必须反对定理,你不是美国特务是什么?

所以,按司马先生为代表的左派逻辑,确实无普世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西方文化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总之都是属封资修之列。可是,司马先生却又主张“中华文明复兴”,那我也给你戴一个帽,这是公然鼓吹复辟封建主义,如何?

人的生命尊严不该维护吗

引起司马南激愤的是南报这段话:“以国民的生命危机为国家的最高危机,以国民的生命尊严为国家的最高尊严,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拯救一个一个具体的生命,一个一个普通国民的生命。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南报这里说的普世价值是指“国民的生命尊严”,而司马南恰恰反对“国民的生命尊严”作为普世价值。他说“有人说不杀人(尊重生命)是普释价值,君不见杀人的理由何止成千上万,要不要执行死刑成了问题,计划生育是不是杀人也成了问题……”他的逻辑就是世上还有“成千上万”杀人的理由,所以,不杀人、尊重生命,这样的文明原则也不能成立。连不杀人、尊重生命这样的价值观,司马南都反对,那南京大屠杀,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说,司马南是世界最彻底的反道德、反伦理、反人类主义者。这顶帽子不是我强加于你的,是你反普世价值确实反过了头。

南报強调“国民的生命尊严”,有什么错吗?建国后30年间,镇压阶级敌人,从地富反坏,到右派分子,到反党集团,到走资派,到叛徒、内奸、反革命修正主义,以至亲密战友一夜之间成为敌人,说一句话、写一篇文章就成为反革命,数千万生命被残害,连同他们的子女家人遭连累。这个教训不惨痛吗?改革后30年,情况好多了,但是“国民的生命尊严”不被重视,没有得到有效保障的现象,依然大量发生,不断发生的矿难惨案、山西的窑奴事件、刑讯中的逼供讯、污染环境对健康的威胁……还有一个数据,尽管我一直在呼吁,但从政府到社会都不重视、不关注,中国每年自杀28.7万人。每2分钟自杀9人,其中8人未遂,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水平的2.3倍。汶川地震死了6万多人震惊了世界。而近5倍的人自杀,却像没有发生的一样。我相信还有大量没有揭露的事件。难道呼吁尊重生命,有什么不对吗?南报后一句话“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引起异义,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普世价值存在不同的认识。

一般认为,普世价值指的是西方价值观,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把汶川救灾说成是兑现西方价值观,当然是不妥的。没有西方价值观,我们就不救灾了?或者我们救灾是做给别人看的?司马先生对此提出批评是有道理的。但司马先生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不过是一个由头而已,他要反的就是普世价值观。

民主是坏东西吗

司马给我的回文说:“司马小子并不反对什么普世价值……小子所论盖属政治价值层面,基本与个人道德价值层面无涉。徐老人家真真冤枉我也”。所谓价值观,一定涉及法律、制度、道德层面,也就既与政治有关,也与道德有关!哪有与道德无关的价值观呢?

他说的政治价值层面是什么意思呢?他花了很多的笔墨反对民主作为“普世价值”。这确实是当今中国争议的一个焦点。民主的原则与实践、理念与事实、形式与内容存在矛盾、冲突,民主存在虚伪、造假等等现象,这是因为人类社会还存在势力集团,他们出于自身的利益使美好的东西变异。人类创造的一切美好原则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仁爱、忠诚、友谊、信任,哪一个没有被践踏过、玷污过、挪用过?能因此而否认、抛弃这些原则吗?用“法西斯通过民主的形式选举选出来,发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也通过了民主形式”这么两件事,就能证明民主不是好东西鸣?如果这种逻辑能成立,世界上还有好东西吗?司马南极力推崇“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不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欺骗、愚弄民众的口号吗?请问,人类历史上有哪一个统治阶级实行过“民为邦本”的原则?相比而言,实行民主,尽管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至少给民众表达民意的机会与选择的权利,多少接近一些“民为邦本”的原则。而民众连表达民意的机会也被剝夺,更没有选择权利的制度,是“民为邦本”吗?我不能证明民主一定是“民为邦本”,但反民主一定不是“民为邦本”。请司马南举一个实例说明,人类历史上哪一国家、哪一社会实行了反民主的“民为邦本”?司马南称“早年毕业于商学院,略通为商之道。开辟市场必须抓典型,今曰‘案例教学’”,那就请给我们“案例教学”一下!

司马南反对民主作为普世价值,举了美国为“案例”。从100多年前,美国对待可怜的印第安人,直到40年间美国先后出兵朝鲜、越南,以至今天攻打阿富汗、伊拉克,于是问到“普世价值,拿到中国来能干啥?”这是许多反民主人士的逻辑,美国是实行民主的国家,美国干了许多坏事,所以实行民主一定也干坏事!反传统文化的人士,也是这种逻辑,中国封建帝皇推崇儒学,干了许多坏事,所以儒学也一定干坏事!反社会主义的人士,也是这种逻辑,在社会主义旗号下,干了许多坏事,所以社会主义一定干坏事!于是,相互攻奸、势不两立。谁也不去认真分析一下民主、儒学、社会主义蕴含的正确的合理的内核,提炼、继承对我们有用、有益的成份,只图批判对方的口瘾、笔瘾,除了哗众取宠、炒作舆论以外毫无益处。拿民主来说,其含义是治理公共事务,事先要充分听取民意,事中要得到民众的授权,事后要保障不同意见者反对的权利。这是“民为邦本”的国家和社会都必须接受的原则和理念。民主在实践中会被势力集团干扰、操纵,而打折扣,甚至也会强借民意而售其奸。这是实行民主需要防范的,而不是反对民主的理由。即使民主原则充分履行,也不能保证决策是正确的,不过在大多数人认识以后可以得到纠正,这也是民主必须付出的代价。

实行民主并没有制止美国对外的侵略、干涉,也没有使美国国内一切事都美好,但实行民主的好处也有很多,其中一例是美国财政支出的75%用于公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这是什么原因呢?按照阶级分析法,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代表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怎么会把财政支出的2/3用于大众呢?这是因为实行民主,民主党和共和党为拉选票,不得不给民众好处。而我们中国恰恰相反,用于公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只占财政支出的1/3。尽管我们党一再强调,权要为民用,一心想代表人民利益,但是由于民主制度没有真正建立,公共财政不公共、不透明,改革开放的成果被各级政府先占为己有了。这种数据太多了,尽人皆知,我也不想举了。日本发生地震,往学校跑,因为学校盖的坚固。而汶川地震倒的最多的是学校,政府大楼却没有倒,这说明什么呢?没有民众参于、监督、授权的权力必然侵犯公共利益。当然,民主不能包治百病,实行民主的国家也问题多多。中国实行民主也需要探索自己的道路、建立自己的模式,但民主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还是应该分清的。

司马先生嘲讽说:“相信美国民主导致美国富强,这和相信会登山造就企业家王石,会开车造就董事长马明哲一样”。然而,又笔锋一转说:“我没有否认民主,我们在探寻民主,中国真心在推动民主化进程”。司马真是妙笔生辉、游刃有余、峰迥路转、随心所欲,把民主批得狗屎不如,最后来一句“真心在推动民主化进程”,实在让人目瞪口呆。此君玩的不知是什么路数?

如何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最让司马愤愤不平的是“凭什么共和国、执政党、政府、人民,被置于道德屈从地位……我们不断地被人家随意拷问”,“好像我们真没理了。难道我们真的没理了吗?不,是放弃意识形态斗争的鸵鸟政策,导致我们不去主动积极地讲理,使美国鹦鹉看上去像是振振有词。他们利用普世价值来反体制,已经取得很大成就”,“这是在复杂国际背景下,一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谁来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掌握不了话语权,你就没理,就只有被动地挨骂。”“今天,挨骂的问题(意识形态话语权)还没有解决。国家之间的竞争胜负不仅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也是由打狗棍和话语权决定的。”

这段话讲得好!共产党人是靠意识形态起家的。马克思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把资产阶级吓得要死。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一句口号推翻了旧中国。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被压迫人民,也曾让中国人自豪过。但今天怎么啦?美国咄咄逼人,向全世界推销价值观。而我们能说什么?以文化多元为由打起保护伞。在意识形态上,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完全丧失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那么,在国内呢?话语权是在国家手里,控制了学校、媒体,但说的话有人听吗?党员听吗?民众听吗?学生听吗?体制内教条主义、形式主义风靡,体制外相对主义、实用主义泛滥,不分善恶、美丑、真假、对错、是非。政府号召发展第一,不顾一切;民众信仰挣钱第一,不择手段。精神危机、思想危机、文化危机、道德危机,成了中国最严重、最深刻的危机。今天,党用什么理念教育党员,政府用什么理念教育民众,学校用什么理念教育学生,家长用什么理念教育孩子?

司马看到了问题的要害,又很有经验,说他做过“评论逾八年,杂志社复三年”,更有一颗可贵的爱国心,理应在争夺国际上的话语权、国内的主导权上拿出办法与对策,这才是正道。可是用了洋洋万千言,挖空心思地数落他人,当需要指点迷津、解决难题时,他却寥寥数语。他说:“我们现在需要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元社会不是价值观分崩离析的借口,党内更需要有统一的价值观,不然,战斗力从哪里来?”这说的很到位。下面是他的秘方:“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脉相承,万世一系。”这么几句话就能带来“全民族空前大团结”,“复兴中华文明的坚定信念”,“13亿人众志成城”,“中国方有光明之未来”?

那我来评价几句:“为人民服务”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口号,现如今几乎谁都在“为人民帀服务”,还有谁“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这句话非常好,但权威解释是“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又回到“为人民服务”的起点,没有一点理论认识上的新意。“民为邦本”好像与“以人为本”差不多,没有听你提供什么新解释。最后“本固邦宁”,完美结局。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都是口号,不是理念,要起规范行为的作用,还需落实在制度、规章上。否则,口号再多也不过是一只鹦鹉。被你一点也瞧不起的西方假民主,人家还真做,又是制订宪法、又是成立护宪法院、又是弹劾总统、又是竞选演说、又是投票选举、又是议会辩论、又是通过预算、又是舆论曝光、又是这门哪门……台湾陈水扁也就报销上露出了一点马脚,弄得满城风雨。在我们这儿算个屁事!你就说一句“民为邦本”就“本固邦宁”啦?你就争夺到了话语权?你就不挨骂,可以骂别人了?你就可当爱国卫士了?

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现在需要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出这个命题是个巨大的进步,反映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反省与思考。但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现在,权威解释,第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绕回去了,什么叫社会主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要坚持社会主义,来回倒没有说清楚。第二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还是同义反复。第三条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岳飞精忠报国,是社会主义吗?美国也爱国,是社会主义吗?第四条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什么是改革创新?改革创新就是社会主义?这同样没有说清楚。

我发起举办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已举行了七次会议。我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

西方文明的精髓是倡导爱自己。爱自己,是人性的要求,是构筑现代文明的基石。我们没有理由不允许、不鼓励、不保障爱自己。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倡导爱他人。以仁爱为核心,由近及远、逐步扩展对他人的爱,从爱父母到爱兄弟、爱朋友、爱众生、爱祖国、爱自然。社会主义的精髓是倡导爱大家。这就是要维护、照看好社会公共利益。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是从5000年的中华文明、500年的西方文明、200年的社会主动中提炼出来的,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可以超越阶级、民族、国界,为中国最广大的群众,包括港澳台同胞以及世界上大多数人所认同。这才是完整的普世价值观。马克思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所提出的理念不为中国同胞、世界民众所接受,怎么解放全人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普世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任务。而汶川大地震正是证明了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普世价值观的胜利。

非常高兴,这得到了司马先生的认同。他说:幸好,徐老自己关于普世价值有一个定义:“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才是完整的普世价值观”。对此,我先真诚地表个态,这个普世价值观非常之好,好过《南方周末》鼓噪的,好过《南方都市报》炫耀的,好过“天谴论”教授贩卖的,好过范跑跑实践的。对此,我不仅没有不同意见,而且完全拥护举双手赞成。徐老的普世价值观与孔夫子“仁者爱人”之说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将其定义为普世价值应为众望所归。

司马先生表这个态也许没有来得及细想,这意味着什么?

第一、承认爱自己,就是首先要珍惜、尊重、维护人的生命的权利,这是普世价值的首要原则。南报将“国民的生命尊严”作为普世价值没有错。

第二、承认爱自己,就是要珍惜、尊重、维护自由,人有自主选择的权利、有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而要保障自由,就要限制权力。南报赋有监督政府的责任。而你却把人家说成是别有用心地反政府,甚至是美国反华的内应。

第三、承认爱自己,就是要珍惜、尊重、实行民主,建立完善的表达民意的渠道,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模式。而你却说人家“消解国民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并用“国家安全问题”来上纲、相威胁。

第四、承认爱他人,就是要吸收儒学的孝道仁爱精神,作为中国民众的道德文化资源。这好像与你没有什么分歧。

第五、承认爱大家,就是公共利益要合理分配、公共决策要公众参于、公共环境要共同维护。
第六、要真正实现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就要改革现行体制,而你却极度不满“反体制”的主张与言论,反对“拿我们根本的体制制度开刀”。要说你紧跟党中央也不是,中央精神一直是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号召继续解放思想,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你批评人家“思想进入痴迷状态”,我倒认为你有点像。痴迷地攻击别人,痴迷地维护现状,痴迷地反对改革,痴迷地不知未来。你自以为对中国负责,热爱中华,却在中国最迫切需要建立改革共识、最迫切需要形成主流价值观的关键问题上带来思想混乱。2007年3月16日的《北京晚报》刊登温家宝总理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时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经胡锦涛主席亲自审定的文件则有更明确的表述。在“暖春之旅”结束的时候,中日发表的“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说:“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中国认同普世价值观,是中国走向光明未来的希望,是中国坚持正确改革方向的思想保障。正因此,引起反改革人士的强烈不满,就在普世价值问题上大做文章,司马先生就拿南报来开刀。普世价值之争的实质是改革与反改革之争,是改革方向之争!司马先生这回当了反改革冲锋的裸体斗士。评价不当之处,恭候批评。

转自《天益网》

星期日, 七月 27, 2008

对党史伪造学派的清算

——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一书的价值

作者:阮铭

党无信史,原因何在?

  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一书的价值,就在对统治党六十余年的党史伪造学派进行了一次正本清源的认真清算。何方指出,制造伪史的源头,是延安整风和产生于延安整风的“党史编篡学”。何方称之为“党史编篡学”的“胡乔木学派”,包括后来加入的胡绳等人。我看称之为党史伪造学派更为真切。决定伪史“一锤敲定后不许动”的是毛泽东、陈云、邓小平等人。胡乔木不过是毛泽东、陈云、邓小平们的“一枝笔”,从替毛泽东伪造第一个历史决议始,到替陈云、邓小平伪造第二个历史决议止。今天毛泽东、陈云、邓小平、胡乔木虽已去世,这个历史伪造学派仍以这两个历史决议统治中共党史研究,不准越雷池一步。

一、塑造毛泽东神话的两个历史决议

  何方的《党史笔记》,着重清算了中共党史伪造学派制造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这个历史决议伪造的遵义会议神话。

  对于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目的,有许多流行的说法,譬如说是批判斯大林-王明教条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之类。何方指出延安整风以“研究与清算党的历史”为手段,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树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所谓“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为论证毛泽东的正确和其它领导人的错误制造的假想敌。

  事实是:一九三八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整风前,七大代表已从各地选出。一九四○年四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弼时负责七大筹备工作,成立了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毛泽东曾于一九四○年四月二日致电彭德怀、周恩来:“任(即任弼时)已到达延安,中央决定快点召开七大。”

  但毛泽东在一九四○年下半年改变了想法,认为“为确保七大成功,有必要统一全党认识”;并亲自主持搜集中共六大以来的历史文件,准备编《六大以来》文献集,作为开展党内路线斗争、统一全党思想的“基本武器”。

效法斯大林编党史

  一九四一年二月,毛泽东任命胡乔木为自己的政治秘书,参与编集《六大以来》和起草《历史决议》。何方指出:毛泽东编集《六大以来》和起草《历史决议》,效法斯大林编《联共党史》的方式,即先设定党内一直存在两条路线斗争,毛泽东代表一条正确路线,别的中央领导人代表一条错误路线。选材的标准,就是证明毛泽东一贯正确,别的中央领导人一贯错误。胡乔木自己承认:“编辑《六大以来》,并不是有文必录,主要是把两条路线点明,为了引起整风运动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和对党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六大以来》成为延安整风的基本武器。”

  延安整风和历史决议制造的第一个神话,就是遵义会议,即所谓决定中国命运的第一个历史转折点,纠正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何方以大量历史资料证明,这个毛泽东造神运动的“历史转折”纯属伪造。

  遵义会议是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是检讨博古、周恩来、李德在领导长征中的军事路线错误。那时领导中央红军长征的是所谓“三人团”(总书记博古、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和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会上由博古作关于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作“反报告”,对“三人团”的军事路线错误提出系统批判,并接受会议委托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案》。

  会上改组了政治局常委,由张闻天取代博古任总书记;经张闻天、王稼祥提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取消博古、恩来、李德“三人团”;“由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后成立的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周恩来任组长。

  一九八四年九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会同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的《遵义会议文献》,是制造遵义会议神话的高峰。为了在第二个历史决议后再度拔高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领导的神话,中共党史伪造学派根据陈云的一个所谓《传达提纲》和陈云对《调查报告》的《答复》,以及一些人几十年后的“回忆”,便按照陈云的指示“一锤敲定后不许动”,把遵义神话敲定为“不许动”的党史。何方指出这部《遵义会议文献》充斥荒唐可笑与自相矛盾。如:

《遵义会议文献》自相矛盾

  ——正副报告之后第一个就是毛泽东重要发言,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而张闻天批判“三人团”军事路线的《反报告》,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检讨博古、周恩来、李德同志军事路线的错误》,或者根本不提,或者不“重要”了。)

  ——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为我党我军领袖并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

  ——洛甫(张闻天)说,现在要更换领导,我们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

  这是典型的“今为古用”,把六、七十年代拥毛的文革语言和八十年代邓小平“让胡耀邦做做看”的办法用来制造三十年代的遵义会议神话。

  还有陈云那份所谓遵义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在“考证”后说:这是陈云在“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写成。可疑的是从未发现有人听过陈云按这份“提纲”的“传达”。而这份“传达提纲”,也未在中国发现,而是“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档案中接收来的”,一九八二年才得到陈云确认。这一“文献”的标题,也不是“遵义会议传达提纲”,而是《(乙)遵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何方认为,陈云此件不但内容与事实不符,而且不可能是“传达提纲”。他判断可能是陈云一九三五年八月同陈潭秋、扬之华等八人到莫斯科后给共产国际写的报告。

  其实此事前人早有发现。因为陈云给共产国际写的《遵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就登在一九三六年第一、二期合刊的《共产国际》(中文期刊)上。旅居美国的党史专家司马璐早在他的《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中做过引证,并注明“原文是陈云向共产国际所作的报告”。引文中的一段是:

  ——在遵义会议上,毛批评博、周路上不愿多打仗,行军像搬家似的,认为这是不对的。可是,遵义会议后,毛指挥军队大打大跑,结果也引起很多不满。

  陈云早年在《共产国际》期刊上发表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真本,比他半个世纪后“一锤敲定后不许动”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伪本,恐怕更接近事实。就在遵义会议之后行军途中,林彪、彭德怀和刘少奇、杨尚昆,或写信、或发电,或发牢骚,均表达不信任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哪里有什么“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

真正的历史转折,一锤敲定

  真正的“历史转折”,真正的“一锤敲定”,是长达三年的延安整风和胡乔木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延安整风进入中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为名,作出《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以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改组了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处主席”,并规定“主席对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有最后决定权。”这个《决定》取消了原来的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五-一九四三担任了八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张闻天,从此在胡乔木学派的中共党史上被抹掉了。这是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自一九四三至一九七六三十三年终身主席的绝对权威地位。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毛泽东“第一枝笔”胡乔木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制造了毛泽东历史上一贯正确的神话: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邓小平继承毛的历史错误

  毛泽东去世后,胡耀邦曾发起真理标准讨论,一度战胜继续神化毛泽东、拒绝纠正毛泽东历史错误的“凡是”派。邓小平则左右摇摆,始而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支持胡耀邦“解放思想”,提出“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继而又支持胡乔木“反自由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党史问题上,邓小平继承毛泽东,仍用胡乔木这枝笔来起草《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对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指导思想,是继承第一个历史决议的神话。邓小平说:

  “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内容。现在这一次,要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写出来。”

  胡乔木遵照邓小平指导思想写出的稿子,在提交党内四千人讨论时受到批评,许多人提出决议没有从建国以来毛泽东错误造成的巨大灾难中总结出历史教训,指出今后改革的方向,并主张不该继续第一个决议对毛泽东的神化。

  胡耀邦根据四千人讨论的意见提议,《决议》可考虑改变一种写法,着重联系历史经验,写当前任务和今后的做法。也就是避开对毛泽东思想的争议,从错误中记取历史教训,明确前进的方向。

  胡耀邦的“第二方案”被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否定。邓小平说:“决议稿阐述毛泽东思想,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邓小平去同陈云商量,陈云出的点子是专门加一篇话写建国以前的历史。他说:“六十年一写毛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有了全面的根据。”

  胡乔木为代表的党史伪造学派,在邓小平、陈云的指导下“一锤敲定”,重塑了被建国以来巨大历史灾难击破的毛泽东神话。

二、清算胡乔木学派的“党史编篡学”

  何方指出,延安整风产生了胡乔木学派的中共党史编篡学,罢黜百家,定于一尊,垄断了整个党史研究领域。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说:“过去不但没有关于党史的研究,甚至整个党的历史没有哪个人考虑过。”毛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早在一九二六年,已有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一书问世。后来又有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一九二九年),李立三的《党史报告》(一九三○年)。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和华岗的《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内容也都包括党史。何方认为,这些早期党史著作“直抒己见,不为尊者讳,没有清规戒律的限制,没有审查制度的约束,对问题有不同看法,错误虽在所难免,有些史实也不尽正确,但基本上都秉笔直书,继承了中国史传不虚美、不隐恶,追求实际的优良传统。”

胡乔木伪造党史学派

  延安整风创建的胡乔木学派“党史编篡学”,正是背叛了这个优良传统。名曰“反教条主义”,却是十足仿照斯大林伪造《联共党史》的教条主义。《联共党史》以斯大林划线伪造联共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中共党史编篡学以毛泽东划线伪造中共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编篡历史文献《六大以来》时,毛泽东有错误的文献,如毛泽东反AB团的《前委通告第一号》(一九三○年二月十六日),毛泽东提出“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根本改造赣西南党”给中央的信(一九三○年十月四日)等,均不收入。却收进《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把反AB团和富田事变的责任从毛泽东转移给中央。毛泽东导致西路军覆灭的有关文电,如下令“打通苏联通道”的《十月份作战纲领》(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组成西路军,创立河西根据地”的《作战新计划》(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以及西安事变后中央军委对西路军的重要指示电,均不收入,以掩盖毛泽东的错误决策,把西路军覆灭的责任转嫁给张国焘。
  相对于对毛泽东错误的掩盖,对所谓“反毛”的“左”倾中央的错误则予以夸大。如“左”倾中央反对“邓(小平)、毛(泽东)、谢(维峻)、古(柏)”的文献,《六大以来》收进四篇之多。事实上对“邓、毛、谢、古”的党内斗争,受错误批判的人,只是受到撤职处分,调走做别的工作。如邓小平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不久调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后又出任《红星报》主编。而毛的反AB团富田事变,错杀成千上万红军指挥员和革命战士。

  一部以毛泽东划线精心取舍、形塑中央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三年延安整风和中共历史上最长的一次中央全会(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开了十一个月之久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胡乔木根据《历史决议》撰写、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完成了胡乔木学派的党史编篡学或胡乔木伪造党史学派对中共党史研究的绝对统治,同时制造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去世后,胡乔木学派曾一度遇到危机。胡耀邦领导的真理标准讨论否定了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也就是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否定了以毛泽东划线作为判别历史是非的标准。随着胡耀邦对中共历史上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重新检讨中共历史问题,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成为当时的主流意见。

邓: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

  一九八○年三月,邓小平提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的指导思想,仍然沿袭延安时期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写法,以“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为“最核心的一条”。邓小平说:“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要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陈云讲得更露骨:“对毛主席的评价要一锤子敲定,否则我们这些人也会被否定。”

  至于普遍关心对历史问题的重新检讨和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邓小平说:“对过去事情的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这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小组,仍由胡乔木负责。

  从一九八○年三月到一九八一年六月,胡乔木、邓力群在邓小平、陈云直接领导下,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了一年零三个月(胡耀邦只是名义上的领导之一,他的意见被邓力群传出邓小平的一句话,“耀邦的第二个方案不考虑了”,即予否定),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何方指出:“两个决议一脉相承,前者(第一个决议)是后者的基础,后者(第二个决议)是前者的延续。第二个决议还特意(根据陈云意见)在前面加写了一段对第一个决议的概括和复述,这也使两者一起成为中共党史编篡学的基础和一般研究不得逾越的雷池。两者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目的又都是在实际上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服务。区别只在于前者是制造,后者是维护。”

  何方正确地指出,胡乔木由于“长期的经历和所处的地位,使他成为思想理论界的官方权威和不容有任何越轨的意识形态监护人。”但他又肯定“胡乔木还是有一定的耿直,具有一定的正义感,也帮助过一些专家学者;在包括党史在内的理论问题上,那种敢于提出问题和拨乱反正的精神,至今尚无出其右者。”我以为这是何方以己之真诚与正直,错度了胡乔木虚伪与阴险之心。

  历史学家黎澍,对胡乔木的人格品质曾有一针见血的揭露。黎澍说:“胡乔木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树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典范。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改造,就是制造伪君子。毛泽东把胡乔木立为标兵,称赞他‘灵魂最美’、‘改造最好’,胡乔木正是毛泽东心目中最美最好的伪君子。”

胡乔木猎杀“自由化”对象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延安整风、反右、文革到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历次整肃知识分子、篡改伪造历史。树立毛思想、邓理论绝对权威,靠的就是胡乔木这类知识分子中的伪君子。我曾亲见胡乔木怎样出谋划策,不但构陷陆定一、周扬等与他同辈的党内知识分子,就连他的后辈青年都不放过。

  文革时胡乔木患眼疾,在家休息,但不时接待来访者谈陆定一。胡乔木揭发陆定一的大字报就贴在中央宣传部大院。胡乔木揭发毛泽东同陆定一在陕北行军时曾遭敌机轰炸扫射,而向敌方通情报的可疑者是陆定一。描述过程离奇如间谍小说。我曾为此问过陶铸,陶铸说他从未听说,也不可信。那时陶铸任中宣部长,同时担任审查陆定一的项目组长,他对胡乔木的构陷不予理会。后来陶铸被打倒,专案组被另一名伪君子陈伯达接管,陆定一竟被定为叛徒,到一九七八年才由胡耀邦予以平反。

  胡乔木在邓小平手下的十年达到了权势的顶峰,不但扩建了他的中共伪史学派的庞大队伍,而且专为邓小平、陈云寻找“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的猎杀对象。胡乔木的战略,是全面、彻底、干净的歼灭战,年老的不放过,年少的也不放过。不但他自称的“老战友”,如陆定一、周扬、于光远,一个个被他以邓小平的名义,扫进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垃圾堆;从胡绩伟、秦川、王若水、苏绍智的新闻与理论,到刘晓庆的电影,李谷一的歌声,我都在大大小小各种会议上听到过他那激昂慷慨、声色俱厉的讨伐,甚至宣布要同准备出版《胡适文存》的某出版社“决斗”。真是所向披靡,伟哉一世之英雄。

三、信史、伪史与愤史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着《史通》,指出中国有良史传统,也有伪史传统。

  刘知几认为良史应具备三个条件:史学、史识、史才。后来章学诚加了一条史德。史学指史料的掌握和辨别真伪。史识指驾驭与分析历史事实的洞察力。史才指写作才能。史德,就是为写出信史、拒绝作伪而无所畏惧的道德力量。

  今天中共难以产生信史的人为因素是,史料被伪史学派垄断。敢于写信史的得不到史料,垄断史料的只有胡乔木的伪史学派。甚至一些流行的“回忆录”,根本不是作者自己回忆的记录,而是伪史学派强加于死者的伪作。如何方指出:杨尚昆生前与刘英谈党史《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提到“遵义会议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任总书记,得到大家的拥护。”这篇谈话经杨尚昆本人审定以《杨尚昆晚年谈党史》为题刊登于《百年潮》。一九九八年九月杨尚昆去世,三年后(二○○一年九月)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这段历史变成:“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伪史学派垄断封闭史料

  何方指出:遵义会议决议中根本没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杨尚昆也无此“回忆”,这是伪史学派从陈云的所谓《传达提纲》抄来的。我还要指出,“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这是众望所归”这些话,是从《邓小平年谱》变造的。《邓小平年谱》一九八○年十一月十日--十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许多同志提议邓小平担任……这是众望所归”。时隔四十五年,用语竟一模一样,这叫“今为古用”。

  何方《党史笔记》提到,一九八七年人大常委会曾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规定开放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前档案,但有保留。后来一九九○年十月的《实施方法》和一九九一年的《二十八号文件》,作出详细限制,如:“档案形成之日已满五十年,但仍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延期开放”;“开放会影响各级领导人个人形象、声誉的档案”;“涉及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重大问题,重大政治事件,还未做出结论的”;“开放会影响党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档案”;等数十项。

  谁来决定这些禁令适用的范围呢?唯有垄断历史文献资料的胡乔木伪史学派。凡不利于两个历史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伪史制造的神话的,均禁止对民间开放。

  求真之难,就在伪史学派对史料的垄断封闭,致使有志修信史者无法接触史料,垄断史料者蓄意制作伪史。于是在史料被垄断封闭的党史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非信史亦非伪史的愤史。

  “愤怒出诗人”,未必能出良史。海外有些揭露毛泽东的党史著作,属于这一类。凭一些人物访问和零星历史档案作出的分析判断,难以符合复杂的历史事实。

  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时写过一本《邓小平帝国》,只是写出个人亲历的一段历史和自己当时笔录的史实。原来我还想写一本《毛泽东帝国》,已写了部份章节的草稿,后来放弃了。因为在毛泽东时期,自己离帝国的核心太远,视野所及之内,缺乏对完整的第一手史料的掌握;因此在开放当年历史档案之前,要写出“历史的实录”几乎是不可能的。

  让我们共同努力,争取中共历史档案解禁之日来临,那也将是伪史学派隐退,信史诞生之时。

  二○○五年中秋节,于台湾淡水红树林
何方著:《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上、下册,香港利文出版社,二○○五年四月初版。)

与他一起2008


2008年4月3日上午,胡佳一审判决三年六个月;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安全罪。

胡佳当庭表示不上诉。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3日对胡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宣告一审判决,认定胡佳(现名胡嘉)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

据新华社报道,记者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获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3日对胡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宣告一审判决,认定胡佳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胡佳于2006年8月至2007年10月间,先后以在境外网际网路站发表文章、接受境外媒体电话采访的方式,多次煽动他人颠覆中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其发表的《十七大之前 中国政法系统大范围制造恐怖气氛》、《一国无需两制》等文章和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谈话中,胡佳进行恶意造谣、诽谤和煽动,妄图达到颠覆中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胡佳撰写的煽动性文章以及被制作成音频或整理成文字的采访录音,被境外多家网站链结和转载。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胡佳诽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其行为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鉴于胡佳在法庭庭审中能够悔罪,表示愿意接受法律制裁,依法可对其酌予从轻处罚。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前述判决。   

本案审理期间,法庭充分保障了被告人胡佳的诉讼权利。在庭审中,胡佳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其委托的辩护律师也发表了充分的辩护意见。庭审和宣判时,胡佳的家属均到庭旁听。   

胡佳,男,1973年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无业。

曾金燕:胡佳“坐牢”4周年

撇开2002年胡佳在艾滋病村探访村民时被当地警方拘禁一事不计,2004年4月3日到2008年4月3日,胡佳“坐牢”刚好满4周年。

这四年期间,他坐的牢五花八门。既有“明牢”:2007年12月27日至今,他被拘禁在北京市看守所;2006年9月7日、8日、26日和2007年5月18日,他被公安局传唤到北京市通州区中仓派出所长时间问话。也有“灰牢”和“黑牢”。

这是一种由警察执行却在台面上说不清道不明的非法拘禁。共同特点是:便衣警察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突然抓住胡佳往车里塞,有时还套上黑头套,运到一个已经布置好的“小黑屋”(一般是某个旅馆的地下室或紧拉窗帘的小房间);要么对其进行“说服教育”,要么用污言秽语对其攻击谩骂,要么对其拳打脚踢,甚至用皮带把其全身捆住并坐在胡佳的身上;每次少则一两天,多则四十一天,次数多得记不清;这些 “灰牢”、“黑牢”,警察们不但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事后还一概不承认。

由于这些回忆很痛苦,被我有意识地忘记,现在只能列举一些有确凿记录的“灰牢”、“黑牢”记录:2004年4月3日、4日、5日;4月13日、14日、15日(中间释放过一次);5月22日至6月6日(先被软禁在家,后被带走关到旅馆地下室);2005年4月28日至5月4日;7月2日胡佳从北京市朝阳区搬到通州区后,又多次短暂“失踪”,详情只能将来再述1;11月在郑州举办的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期间,胡佳被警方抓走后,因卫生部高级官员出面干预,他侥幸免住“小黑屋”,而是被警察挟持着到洛阳等地"参观"艾滋病防治示范区;2006年2月16日至3月28日被便衣警察绑架秘密关押共41天。

第三种是“家牢”。简单地说,早上外出时,突然被一群穿便衣的警察和保安拦在家里,没有任何的法律手续,只是说“今天领导有命令,你不能出去”,日复一日,不知何日休止。无论胡佳是讲道理摆法律,还是拼尽力气往外冲,都无法成功外出。被软禁在家的时间,一次比一次持续得更长。详细的情况,可以看我们的纪录片《自由城的囚徒》。

第四种是“移动的牢笼”和“株连的冤牢”。无论是在河南做调研工作,抑或只是单纯地为艾滋病逝者朱进中送葬,还是为躲避六四前后的再次非法拘禁而蛰居郑州,抑或只是陪同我回福建探亲,以及在北京的敏感日子和平常日子,身后无不明目张胆地跟着几车(一般是两辆车,有时也有摩托车等)的便衣国保,“必要的时候”立即把胡佳强制带走,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作为妻子,我也被牵连,常常和胡佳一样失去自由。一些故友和密友,也莫名其妙地受牵连,间或失去自由。

据不完全统计,胡佳没有自由的日子,2005年有126天,2006年有214天,2007年有226天,2008年至今没有自由。

这究竟是为什么?一个连蚂蚁也不忍踩死的佛教徒,一个爱护环境、爱惜生命的素食者,一个为百姓请命的“好管闲事者”,对这个社会,不但没有坏处,而且称得上小有贡献。现在他因为写了几篇文章,接受了外国记者采访,就被起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我心揪得紧紧的,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他已过世的姥爷,因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曾经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及信仰藏传佛教等,被劳教,从1958年到80年代初,扣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姥爷的子女在臭老九被踩脚下的年代,也受牢狱之灾,现在他们不愿多谈;他八十多岁的伯父从1955年“肃反”开始,被判刑、强制劳动长达25 年,根本原因,也不过是其要公道敢说话;他七十多岁的父母1957年还是大学生,都因言获罪被划为“右派”,被下放强制劳动长达22年;如今胡佳还在看守所里,妻儿也不得真正的自由。

我们都是普通人,也常常恐惧,我们盼望的,无非是家庭团圆幸福,推动并受益于社会进步。胡佳的健康,在41天失踪时已经被严重伤害不能康复,目前最多只是维持现状。如果他被判刑,对于我们这个家庭,对于他的健康,是雪上加霜;对于我们这个社会,也是悲剧。如果还用旧的方式对待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对待又直又憨的青年,损失牺牲的不仅是我们这些家庭,更是这个社会,那么中国的将来,谁还愿意、还敢、还能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