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八月 23, 2008

“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

作者:王年一 何蜀

  1970年庐山会议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伟大胜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共中央新的领导核心——“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这次会议上令人震惊地出现了分裂。林彪集团在会议上的活动后来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政变”,有关“设国家主席”和“称毛泽东为天才”两个意见,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政变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

  毛泽东为什么要反对设国家主席?“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怎么会成了“反革命政治纲领”?这些问题在当年就无人能解释清楚,人们疑惑甚多,议论甚多。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文革”已过去二十多年了。当时的一些大背景今天已日益变得清晰起来,一些与之相关的情况也或多或少地有所披露。“庐山真面目”也应该让早已走出“山中”的人们看得更清楚了吧?近年香港及海外学者陆续发表了不少有关著述,各抒己见,新论迭出,不乏真知灼见和值得借鉴、给人启迪的新视角、新观点。相比之下,祖国大陆学术界则对此较少涉及,涉及者一般也还停留于“文革”时期的定论。似乎是身已不在“山中”,思想仍在“山中”。诚然,由于许多历史文献尚未解密,许多高层内幕还无从知晓,给深入进行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是,只要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即使从现已公开发表的有关文字中,也同样是可以作出新的分析,得出新的结论的。

  ◇ “设国家主席”是中共执政以来的定制

  有国家,就有元首。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国家元首有不同的职位名称。中国自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以后,国家元首就不再是皇帝,而改为总统、主席。在国民党执政时期,这两个名称曾交替使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政。此前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协商后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了起国家元首作用的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这个集体,形式上实行的是集体元首制。但是,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实际上就是新中国的国家主席。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至此,毛泽东名正言顺地成为权力高度集中的“党政一肩挑”的党中央主席兼国家主席。

  1958年底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因毛泽东提出要退居二线多研究重大问题,中共中央通过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按照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的提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继续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宪法》成为废纸,刘少奇横遭批判、打倒,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一致通过”决议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残酷迫害中含冤惨死。在刘少奇被非法罢黜后,某些需要国家元首的场合由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以“代主席”身份出面。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共各级组织陆续恢复活动,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由中共中央确定谁担任新的国家主席,成为顺理成章之事。显然,设国家主席,是中共执政以来的定制。在刘少奇已被“打倒”,国家主席职位空缺多年的情况下,重新提出设国家主席,是正常的,也是必须的。而毛泽东突然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则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的。

  ◇ 有关“设国家主席”的不同意见

  中共“九大”前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已经达到顶点,当时谈到新选国家主席,当然是非毛莫属。任何人提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都是自然而然的事。

  1970年3月,在长沙休养的毛泽东收到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3月7日(《周恩来年谱》记载是8日,汪东兴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是7日,此处依汪说),毛泽东和汪东兴谈话,作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毛泽东说明:“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和信中对此是怎么说的?无论过去的有关著述还是近年出版的《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都讳莫如深(有香港出版物称周恩来在信中最早提出了设国家主席和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但资料来源不详)。不过,毛泽东既是针对所阅文件而作的指示,由此可以推断,是草案或信中提到了设国家主席和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毛泽东不与“副统帅”林彪,也不与周恩来或政治局其他领导人商量,便作出了只能照办的指示而不是提供商量的建议,并要汪东兴第二天回北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他的指示。

  8日晚,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政治局一致拥护毛泽东的建议。3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呈毛泽东,毛泽东在批示中再次明确不设国家主席(批示内容不详)。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会上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也有些人仍希望毛泽东重新担任国家主席”〔1〕。“有些人”具体指谁?不详。但可以断定,不仅仅是林彪集团的人。否则定会着重点明。周恩来委托叶群将有关情况向正在苏州养病的林彪通报后,林彪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去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得知后,让秘书回了这样一个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2〕此一问候,模棱两可,王顾左右而言他。既可以理解成是毛泽东委婉地否定了林彪的建议,但也可以理解成是对林彪的建议表示赞许和鼓励。至少,毛泽东此时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设国家主席和由他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

  4月11日,林彪向秘书口述了他的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此意见同时报给了在长沙的毛泽东和北京中央政治局。

  4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讨论林彪意见,“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3〕

  自毛泽东作出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以来,事情出现了第一次转折。3月8日晚的政治局会议已经“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他也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为什么在一个月零四天之后,政治局多数成员(包括周恩来,显然也包括江青集团的一些成员在内)却又改变前议,同意林彪提出的应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显然,政治局多数成员认为林彪这个建议是正确的。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即使是此前不久中共“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也有“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规定),毛泽东应该服从政治局多数的意见。但是,毛泽东却再一次以个人独断否决集体意见,在政治局讨论情况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为什么不妥?未谈。《周恩来传》称“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和林彪第一次在重要问题上各执己见。”〔4〕其实,这哪里是毛泽东与林彪一人在各执己见,而是他与政治局多数成员(包括周恩来,也包括江青集团的一些成员在内)意见相左。本来,在一个政党的领导集体中,个别人意见与多数成员不一致,是正常的。但这种个人意见居然可以否决多数成员的集体意见,则显然是不正常的了。

  4月下旬,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他还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得知仍有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显然不只是林彪集团成员,否则就点明了)时,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5〕

  鉴于毛泽东反复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7月18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小组会上发言时,又收回前议,说:“可以考虑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6〕

  事情发生了第二次转折。毛泽东的个人意见重新占了上风。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前夕,1970年8月22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庐山上他的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有关会期、日程、分组等事项。“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陈伯达讲后,林彪也附和。毛泽东在会上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7〕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并非只有林彪一人。而且,周恩来为了能使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得到毛泽东首肯,还尽量替毛泽东着想,提出了更实际的、应该是双方都能接受的考虑;康生则强调了“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压力很大”的处境,明显暗示了毛泽东的意见有违众愿,等于是在“将”毛泽东的“军”,甚至可以说是在以“大家”意见进行要挟。认真分析起来,在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具体“操作”上,他们都比林彪走得更远。而林彪这时只是“附和”而已。

  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会议上多数人并未接受毛泽东的意见,没有作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决定。毛泽东也没有因大家与他意见不合而发怒。列席会议并担任记录的汪东兴在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虽未谈到这方面的情况,但从他引述的二十多段对话可以看出,会上的气氛是平和的,并未发生尖锐的争论或对立。由此也可看出,当时“设国家主席”并非十分了不得的问题。

  外国学者有一个说法:“后来据说,毛泽东完全意识到林彪是要中央同意新宪法设国家主席,如果毛泽东坚持不当,则让他当。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毛泽东在全会前夕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说明,或许是一种激励。毛泽东当时想对林彪说,他真正反对的不是这个职务,而是由他来担任。因此,林彪及其追随者才有勇气提出设国家主席……”〔8〕这种“据说”、“或许”的说法,尽管被权威性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引用,但缺乏实际依据,学术价值不大。

  这是毛泽东作出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后,事情发生的第三次转折。政治局常委多数成员(包括周恩来,也包括江青集团的“顾问”康生在内)在已经明知毛泽东的坚决态度之后,仍然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的个人意见又退居下风。为什么会这样?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政治局常委多数成员认为,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是正确的;二是他们显然不明白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如果明白了,那么即使明知不正确,也是可以“违心”地同意的——这方面事例并非少见)。善于揣摸毛泽东意图的周恩来,大概认为毛泽东只是不愿陷在繁琐的外事礼仪活动中,还十分周到地为他提出了免除这一顾虑的建议:“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

  据《周恩来传》记载:“对毛泽东已经多次表明态度的‘国家主席’问题,在常委会上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同宪法修改草案的讨论情况有关。对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反映上来的讨论结果,康生作过这样的说明:‘根据广大群众的热切愿望,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那就不要。最后到底怎么样,请毛主席定。’‘因为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起草的时候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的意见。所以,一直处在这样一种矛盾当中。’”〔9〕

  当晚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向政治局委员和出席全会的各大区召集人传达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意见。是否传达了有关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不得而知。但是可以断定,没有传达“不设国家主席”的结论性意见。否则,在全会开幕式上林彪和康生的发言就会有另一种讲法,而在各小组讨论中的发言(比如汪东兴)也会是另一种讲法了。汪东兴在华北组讨论中发言时就讲了这样一些话:“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10〕如果政治局常委会上已经通过了不设国家主席,他是绝不会这么讲的。

  汪东兴在回忆中说到他当时为什么会作那样的发言时,说是“当时没有识破陈伯达的阴谋”,“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这个说法显然不确。按照他的身份和经历,说他会把毛泽东的多次指示(其中有的还是由他亲自向政治局传达的)“忘得一干二净”,是无法使人信服的。

  客观地分析,不应是“忘记”,而有可能是出于这样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当时认为政治局大多数成员赞同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二是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不明白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以为毛泽东不同意担任国家主席只是谦虚的表示。只要大家都坚持,毛泽东最后就会放弃他个人的意见。这方面是有先例的。最近的一例是,在中共“九大”开幕式上,毛泽东首先提出选林彪当大会主席团主席,但周恩来和林彪都提出要毛泽东当主席,毛泽东仍坚持要让林彪当主席,而他当副主席。林彪只好站起来,仍然提出要毛泽东当主席,并一边呼喊“毛主席万岁”,一边号召“赞成的举手”,还带头把手高举起来,以这样的方式才带动全场“逼”得毛泽东不好再坚持原意,同意了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这是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都有目共睹的,记忆犹新的。谁都可能把这次设国家主席问题联想为与“九大”选举“大会主席团主席”相类似的情况。

  8月23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据陈伯达在去世前回忆,大会开幕前林彪与毛泽东单独在一个房间里进行了“时间并不很短”的谈话,之后才开始开会。会后,陈伯达还特地问过林彪,他的讲话是否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11〕
  值得注意的是,大约考虑到毛泽东已再次表明了不设国家主席、他也不当国家主席的态度,林彪在开幕式讲话中没有再提“国家主席”,而是提的“无产阶级专政元首”。这可以看作是林彪顾及毛泽东意见而作出的一个让步。

  但有人坚持不作让步,此人便是江青集团的“顾问”,后来成为林彪专案组第二号领导人的康生。康生在林彪讲完后接着发言,他不仅表示对林彪的讲话“完全同意,完全拥护”,还说: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他还进一步提出:“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12〕

  可见,“设国家主席”和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既不是林彪一个人提出来的,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始终坚持的。而是当时中共全党的意愿,是中央政治局大多数成员(包括周恩来,也包括江青集团的“顾问”康生)的意见。而且,康生还明确提出了“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

  在当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吴法宪提议,全会各小组应该学习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可以再听一遍讲话录音。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报告了毛泽东。〔13〕显然,毛泽东也同意了。在各小组听录音过程中,有人(何人?不详,显然不是林彪集团的人,否则早已点明了)又提出要把林彪讲话稿印发给大家,得到大家拥护。周恩来让汪东兴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14〕可见,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并未表示反对。这可以间接证明,陈伯达回忆中林彪告诉他这个讲话得到了毛泽东同意的说法,是有可能的。毛泽东后来在南巡讲话中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这不大合乎情理。林彪事前同他作了“时间并不很短”的单独谈话,林彪讲话前又是他主动提出:“你们谁先讲?”事后他又毫无异议地同意了全会各小组学习林彪讲话录音,同意了将林彪讲话印发全会。这一切,哪有一点表现出他不同意的样子?总不好说这又是在搞“引蛇出洞”的“阳谋”吧?

  据汪东兴回忆:“24日以后,部份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表态支持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15〕其实,按照当时情况推断,联名上书的人不会只是“部份”,而应是“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

  至此,庐山会议上并未因“设国家主席”问题而发生尖锐冲突。显然,毛泽东的“龙颜大怒”。并非因“设国家主席”问题而引起。

  ◇ 江青集团告状致使形势逆转

  事情是从8月25日中午开始发生突变的。24日开始分组讨论后,陈伯达、吴法宪、汪东兴等在小组发言中提出有人否认毛主席是天才,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其他许多人也作了类似发言,攻击矛头明显指向了张春桥。在作这类发言的人当中,有各不相同的类型。
  一种类型自然是陈伯达、吴法宪等人。

  另一类型是汪东兴。汪东兴回忆:“当时,我的情绪也比较激动”,“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16〕汪东兴当时的身份非同一般,人们都知道毛泽东的一些指示是由他向政治局传达的,因此他说出来的话,份量可想而知。据陈伯达去世前回忆:“华北小组简报惹了大祸,我想是其中有‘把人揪出来’的句子。我的记忆,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李雪峰同志和华北组其他同志说的。如果我的记忆不错,好像是汪东兴说的。”〔17〕

  还有一种类型是陈毅。陈毅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因所谓“二月逆流”问题受到凌厉批判,后来被毛泽东指名作为“右派”代表出席“九大”,在“九大”华东组讨论中遭到张春桥一伙多次围攻,受尽屈辱,这次被编到华北组,不再受张春桥一伙的围攻,总算可松一口气。他也作了赞同陈伯达意见的发言,还以亲身经历来说明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确实有天才,谁要否定毛泽东是天才,他坚决不同意。以陈毅的政治眼光,不会看不出众人的发言是在攻击张春桥,如果说他是借此机会反击一下张春桥,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后来他却为此被批判为与陈伯达“二陈合流”、是参加了又一次“八月逆流”,那又太冤枉了。

  自然还有陈永贵这样坚信毛泽东是天才而跟着起哄的“大老粗”。

  在当时情况下,想要趁机打击一下张春桥一伙(即江青集团)的,决不只有林彪集团中人。动机各有不同,目标趋向一致。

  另一个应当注意的情况是:在各小组会发言中,并未对“设国家主席”问题发生争论,也没有人提出要林彪当国家主席。

  在庐山会议8月24日华北组小组讨论后反映发言情况而被毛泽东打成了“反革命简报”(“文革”结束后已经平反)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即全会第六号简报)中记载:听了陈伯达、汪东兴的发言,“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对于这种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对于应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则是“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18〕没有人提出要对反对设国家主席的人也“应该”怎么怎么。从这份简报也可看出,对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会上并无异议,更谈不上冲突。

  25日中午,已经十分恐慌的张春桥、姚文元由江青带着去向毛泽东告了状,于是,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宣布分组会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陈伯达作检讨……在后来南巡时毛泽东对华国锋说得很明白:“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19〕

  很显然,是因为看到江青集团遭到了攻击,毛泽东才“龙颜大怒”的。

  据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记载,庐山会议前,在审定宪法修改草案的工作会议上,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之间“矛盾开始表面化。1970年8月13日的宪法工作小组会上和8月1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同康生、张春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吴法宪主张在宪法中要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在表达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前面要加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而康生、张春桥则反对。以致吴法宪在会上叫嚷:‘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20〕

  从现已披露的材料看,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当时的公开冲突,主要是在“称天才”问题上,而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并未见到有他们冲突的例证。相反,作为江青集团“顾问”的康生,还不仅赞同关于设国家主席和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甚至还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向全体代表公开、明确地提出: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就请林彪当国家主席(尚未见到有第二人哪怕是林彪集团中人公开提出这样的建议)。当然,康生后来闭口不提此事了,而只说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了。并且,这个惯于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党内大奸”,还成了林彪专案组的第二号领导人。按照其乐于并长于炮制冤案的本性,谁能保证他唯独不会在林彪专案中做点手脚?从提议“林彪当国家主席”变成批判“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不正符合他反咬一口、倒打一耙的一贯本性吗?

  毛泽东在江青集团告状后,于8月31日写下的批判陈伯达的《我的一点意见》中,竟只字未提“设国家主席”问题——而这是后来被他定为“反革命政治纲领”的,不批判这个“政治纲领”,不也费解吗?这说明什么?或者说明这个问题当时不好批,说不出什么道理;或者说明当时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在这个问题上并无冲突,不必批。

  表面看来,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冲突似乎只是为一个“称天才”的理论问题,实际上显然不会仅仅如此。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实质何在?这需要作另外的专门研究。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并无矛盾冲突。不仅没有,而且从江青集团“顾问”康生的讲话来看,他们在这一问题上还十分一致,甚至一致到了康生主动推举林彪当国家主席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态度。显然,毛泽东并不是因为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和要他担任国家主席而发怒的(他已明知坚持这一意见的并非林彪一人,而是包括周恩来,包括江青集团的“顾问”康生等人在内的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中央领导人)。但是,仅仅为一个“称天才”的意见分歧而发怒似乎也讲不通(因为“称天才”是他早已赞同并写进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在江青集团告状后“龙颜大怒”?他为什么要公开站出来支持江青集团而反对林彪集团?为什么要说反张春桥就是实际上反对他?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将庐山会议上这场斗争定性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第十次路线斗争”。在当时,这是最为严重的定性了。经过打倒刘少奇“司令部”的斗争之后,人们都会懂得,所谓“两个司令部”,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某某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两个司令部是以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来划分的(绝不会仅仅是为一个称不称天才的问题)。林彪有什么不同于毛泽东的路线呢?当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著名学者梁漱溟曾在全国政协学习小组会上发言,坚持认为林彪没有公开的政治路线,无路线可言,不像刘少奇、彭德怀,都有路线,有公开提出来的,为国家大局前途设想的主张,而林彪没有。“你不能把他们不敢见人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说作路线。”因此,梁漱溟宣称只在林彪破坏“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这一点上承认这是中共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21〕那么,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或曰“革命路线”的核心是什么呢?当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坚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林彪要破坏这一路线,是不是反对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呢?

  海外学者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林彪集团在“九大”进入中央政治局后,为了巩固既得利益,使已到手的权力不再受动乱的威胁,便急于结束“文化大革命”,因而与想要把“文化大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的毛泽东和江青集团发生了冲突。

  从国内一些公开出版物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论述。在“九大”召开前起草政治报告时,正在向林彪集团靠拢的陈伯达就与江青集团的张春桥、姚文元发生了正面冲突。叶永烈在《陈伯达传》中称:陈伯达不与张、姚合作,独自组织人起草了一个报告稿,名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张、姚批评陈伯达起草的报告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不能用。张、姚在江青、康生支持下另行起草了一个报告。拿到中央讨论时,陈伯达又指责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22〕有的文章则明确说陈伯达主持起草的报告稿是“按林彪意见撰写的”,当陈伯达指责张、姚报告稿时,毛泽东还严厉批评了陈伯达。〔23〕
  在1973年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也有一段话明确谈到这个问题:“大家知道,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

  周恩来所作的这个政治报告,自然也是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应该能代表毛泽东的想法。由此可以推断,毛泽东对林彪这个“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改变态度,主要是怀疑其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要像刘少奇一样“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对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了。所谓“设国家主席”、“称天才”,都不过是借口——因为若要直接指斥“副统帅”、“接班人”反对再进行“文化大革命”,只会造成全国人民的思想混乱,增加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阻力。

  不过,能够证明林彪集团想要结束“文化大革命”的证据,尚嫌不足。仅有起草“九大”报告时的那些争论,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一方面,当时陈伯达还只是在向林彪集团靠拢,尚未完全成为林彪集团中人,据陈伯达去世前回忆,他起草“九大”报告时,林彪并未给他什么指示,而且,当他未把毛泽东对他起草的报告稿所作的批示告诉江青等人,而被江青等人指责为“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召开对他的“批评会”时,叶群还在会上呼喊了“拥护江青同志”的口号。〔24〕另据当时担任林彪办公室秘书的张云生回忆,起草“九大”报告前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在林彪处商讨后出来时,他听到张、姚对陈伯达说:“你就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由此看来似乎并不是陈伯达有意“不与张、姚合作”。后来陈伯达将写好的头三个题目初稿(预计写十个题目)拿到中央文革讨论时却遭到了张、姚等人的批判。叶群向林办秘书们传达时,只说是同情“老夫子”(陈伯达),但又要秘书们在向林彪讲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内容时,不要讲得太细,以防林彪脑子一热对陈伯达的东西发生兴趣。〔25〕这又说明,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写了些什么并不知情。所谓“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报告”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陈伯达与张、姚之间在起草报告中的冲突,并不能说就是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政治性冲突,客观地看,更多是带有“文人相轻”、“争功邀宠”的味道;另一方面,陈伯达与张、姚之间的这种争论,还可以解释为只是出于对毛泽东的意图理解上的偏差。因为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曾说过,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26〕按照毛泽东这个说法,“九大”之后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底”了,自然应该考虑将主要精力转入生产建设。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的许多指示,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明确性、往往使人作出不同的甚至相去甚远的理解。而这种不同的理解,按当时的思维方式一“上纲”,就会被看作是“两条路线斗争”。今天自然不应再这样看问题了。

  毛泽东本人是在庐山会议结束一年之后才把“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纲上线”,作出严重定性的。1971年南巡途中的8月27日,毛泽东在同刘丰谈话中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27〕从这时起,“设国家主席”才骇人听闻地变成了“反革命政变”的“政治纲领”。

  ◇ 关于“林彪想当国家主席”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就是他自己想当国家主席,也就是想“篡党夺权”、“抢班夺权”。这种说法最早出自毛泽东的南巡讲话:“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28〕请注意,这里说的是“他们”。按照这种说法,政治局常委中的其他人:周恩来、康生、陈伯达,都提出并坚持应设国家主席,难道他们也都是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吗?显然考虑到这个提法不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毛泽东南巡讲话中,就把“他们”改成了“有人”〔29〕,把矛头集中到了林彪一人身上。

  毛泽东的这一说法,从此成为定论。即使在批判了“两个凡是”之后,仍然被普遍当作真理,成为评论林彪事件的一个主要论点。

  对于“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这一说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他想当国家主席算不算个问题,二是说他想当国家主席有没有根据。

  林彪的法定“接班人”地位是怎么来的?众所周知,是毛泽东亲自挑选,并亲自带头“大树特树”起来的,而且是在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等在内的所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竭诚拥戴和热烈支持下确立起来的。在中共“九大”期间,1969年4月14日大会通过了写有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样内容的新《党章》后,周恩来专门作了拥护林彪作毛泽东接班人的讲话,并从历史和现实多方面歌颂了林彪的功绩(甚至不惜说出“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份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30〕这样的话)。这样的“接班人”、副统帅,一人之下亿人之上,想当一个并无实权、一切大事都得由“党”(实际上是毛泽东个人)说了算的、按毛泽东的说法只是个“形式”的国家主席,又有什么了不得?怎么算得上一个问题?即使他有这样的想法,也不能因此定罪。言者尚且无罪,更何况“想”者。或许有人会说,林彪并非只是想,而是有“抢班夺权”的行动。但那已是在毛泽东对其作出“有罪推定”之后的事了。

  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是为了“篡党夺权”、“抢班夺权”,这是既不合逻辑,也不合中国国情和历史事实的。毛泽东早就在十多年前自愿让出国家主席这个位置了,自“文革”以来,这个位置更是毫无任何实权了,想坐上这个位置怎能说是向毛泽东“抢班夺权”呢?毛泽东反复强调过:“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要篡党,就应该是篡夺党的领袖位置才对。国家主席权大还是党的最高领袖法定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权大?这是普通老百姓都能明白的常识。

  也有人说,林彪是怕自己死在毛泽东的前面,才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这也是讲不通的。国家主席并无实权,同死在前还是死在后有何关系?况且,毛泽东对此已有相反的说法。毛泽东在南巡中于1971年8月17日对刘建勋、王新、刘丰、汪东兴等人是这样讲的:“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31〕请看,毛泽东的担心截然相反,他认为林彪是看他快要死了才急于想当国家主席。

  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有根据吗?

  迄今为止,谈及这个问题的文字都只举出了一个证据,即叶群对吴法宪讲的:“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唯一的证据只能算孤证。仅以这样一个孤证来证明林彪有想当国家主席的野心,显然是不够的。何况,这一孤证的可信程度极低。

  其一,叶群的话不一定能代表林彪的意见。众所周知,叶群与林彪在生活上、作风上、思想上、政治上,都有不少分歧,叶群经常打着林彪的旗号办一些她自己决定的事情,林彪并不知情。据“林办”工作人员讲,叶群私自搞来的许多文物、字画,在大院里修建的游泳池,林彪都不知道。甚至连林彪的爱女林立衡不堪忍受叶群的毒打折磨而自杀未遂,林彪也一点都不知道〔32〕。“叶群为了控制空军,控制吴法宪,把一儿一女安插到空军,并背着林彪暗示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豆豆为空军报社副总编,是林豆豆在一年之后跟林彪说的。林彪大怒,熊了叶群……”〔33〕不管林彪是什么用意,但可以说明叶群打着林彪旗号办的事并不等于都得到了林彪的指示。因此,对叶群说的那句话的准确理解应是“叶群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而不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此外,即使叶群讲这句话确实得到过林彪的授意,能代表林彪的意见,但从法律角度讲,也不等于是林彪说的话。

  其二,吴法宪“交待”的这句叶群讲话,是否真实,值得怀疑。至少它不是叶群的原话。因为叶群对人讲话时从来不直呼林彪名讳,而只称“林副主席”或“101”、“首长”。
  其三,如果林彪真有此意,他就会跟几个心腹大将都打招呼,绝不会只给吴法宪一人讲。但其他几员大将及“小舰队”成员都无此交待,可见他们都不知此事。同时,叶群生性爱唠叨,在请人“改诗”(改好后冒充她或林彪的作品)时,她就一边给找来改诗的空军干部打招呼,要求保密,怕传出去被人笑话,一边却又忍不住另找了“林办”秘书和《空军报》社、空军司令部的其他一些人。〔34〕结果是她自己没有保住密。林办秘书张云生说:“叶群的嘴像个破瓢,她是不肯‘保密’的,特别是当她认为透点风声对自己有利的时候。”〔35〕对“林彪往哪里摆”这样的需要众人支持、配合的大事,她怎么可能只给吴法宪一人讲而不给黄永胜等其他心腹透一点口风?实在有悖常理。

  其四,吴法宪这个“交待”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不久的1971年10月21日作出的,当时他刚被逮捕,正受到中央专案组突击审讯。由那个在“无法无天”年代里按照最高领袖意旨而设立的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中央专案组搞出来的审讯结果,是否可信?著名记者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谈到中央专案组如何坚持“两个凡是”,阻挠平反冤案时,回顾了中央专案组在“文革”中是如何炮制冤案的:“这些专案组,其凶残冷酷狡诈犹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刑讯、逼供、诱供和制造伪证成了公开的秘密。”书中列举了中央专案组为逼供贺龙“叛变”和“政变”的材料时的胡作非为:在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中将的牢房床头吊上300瓦大灯泡,不交待就折腾得他整夜不能睡觉;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中将被整天罚站,不准小便;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被打得昏死过去后,由在场医生弄醒过来又接着打,打得他浑身内伤,血染衣衫,临死前还被从病床上拖下地“向毛主席请罪”;装甲兵副司令员顿星云中将被一拳打瞎了一只眼;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中将被通宵达旦罚跪,半边脸被打得乌紫,骨瘦如柴,便浓流血……有的将军就是在这种审讯中被迫“交待”了贺龙的所谓“叛变”和“政变”材料,有的“交待”后又翻供,再被拷打又“交待”〔36〕……如果说这样的专案组对其他将军都残酷无情而对吴法宪却会网开一面手下留情“依法办事”,那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或许有人会说,那些专案组的许多人员不正是林彪集团派去的,专案组的许多违法行为不正是林彪集团提倡和纵容的吗?其实,人们都熟悉“请君入瓮”的历史典故:唐代周兴与来俊臣同为武则天倚重的酷吏,二人曾狼狈为奸以酷刑对犯人逼供,炮制了大量冤案。一旦周兴被控谋反,武则天授权来俊臣对其审讯时,来俊臣也照样会毫不留情地以周兴设计的酷刑来对待周兴了。何况,中央专案组一直由康生、江青直接掌握,而吴法宪是公开反对他们时在前台跳得最凶的,他们岂能不对其恨之入骨而格外“关照”?再说,直到1972年12月18日,毛泽东才作出了“应一律废除”他似乎一无所知的“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的指示——此时距吴法宪在这种审查方式盛行时作出“交待”已有一年多了。

  其五,即使这个“交待”是真实的,也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而在庐山会议前后毛泽东并不可能知道,自然也不可能据此判断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判定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是没有根据的。

  总之,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缺乏充足的证据。然而,却有另外一些间接的证据,可以说明林彪不见得会想当国家主席。

  林彪身体不好。据在林彪身边工作过的干部回忆:“毛主席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说他有病,身体不行,不能出席会议。毛主席说重要会议你来,一般会议让叶群代表你来参加就行了。”〔37〕出席中央的会议都嫌恼火,是不是还愿意经常参加礼仪性的国事活动呢?

  林彪不喜欢同外国人打交道。而当国家主席则必须频繁地与外国人打交道。林彪秘书张云生曾亲见林彪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巴卢库“热情地上前和他紧紧拥抱,林彪笨拙地接受了这一礼遇。……坐下来通过翻译寒喧了四五分钟。这次接见结束后,林彪回来一见我们工作人员就大有感慨地说:‘和洋人打交道实在受不了……’”〔38〕林彪此后就不再单独接见外宾了。林彪还想当那需要频繁从事外事活动,频繁“受洋罪”的国家主席吗?

  曾在林彪办公室工作过的官伟勋回忆:“据林彪身边的人讲,1966年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时,他托病不出,在大连休养,是毛主席派秘书去叫他,让他一定出席他才来的。让他当‘接班人’,他‘不接受’,并写了文字报告,毛主席做了批示还是让他干。后来,他曾把这个写有毛主席批示的报告撕得粉碎扔进痰盂里,叶群又捞出拼好粘到一块……”〔39〕在林彪身边担任警卫和生活服务工作的总参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李文普也回忆说:“1966年7月林彪住大连,是汪东兴奉毛主席之命打电话到大连叫林彪马上回北京参加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后,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他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种角色。”“‘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我们没有听到叶群讲过。从林彪的口中,我们倒听到他讲过连副主席也不愿当。他不仅这样说,也还有让毛主席当主席,他不当国家副主席的交代,我记得是叫于运深秘书写的。我们认为他不愿当副主席从他身体状况、不愿接见外宾和他对‘接班人’的态度来看是有可能的。”〔40〕

  既然连位高权重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都不情愿当,在当时“以党代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反动的多中心论”的体制下,林彪反而会去觊觎徒具形式的国家主席职位吗?况且,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只凭毛泽东的个人意愿就可以随便拉下马来,惨遭迫害致死,这已很能说明问题。这是连普通老百姓都能明白的道理,林彪能不明白?

  ◇ 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不设和不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坚持不设国家主席,有什么理由呢?我们再看看他在1970年3月至8月间的几次“最高指示”:

  ⒈(3月7日)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⒉(4月12日)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⒊(4月下旬)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⒋(7月中旬)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⒌(8月22日)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⒍(8月25日)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在这几次指示中,第一次,没有说明任何理由。第二、三、四、五次,无论是说“我不能再作此事”,还是说“不要把我当曹操”,“不要因人设事”,都只是说的他本人不愿当国家主席。所谓“因人设事”,完全把国家主席这一国家主权对内对外的最高代表当成只为他一人而虚设的可有可无的职位了。第四、五两次指示中都说到国家主席是个“形式”,表明他缺乏现代国家的观念,还多少流露出一些“朕即国家”的意味,都不能算什么理由。第六次则更是蛮不讲理,以势压人了。自己不愿当国家主席,就不允许设国家主席,这算什么理由?

  再来看毛泽东为什么不愿当国家主席。对这一点,他在有关指示中从未说明(这也是导致许多中央领导人一直坚持要他担任国家主席的原因之一)。但是在他引用的那个《三国演义》典故中却含有这样的意思:当国家主席只会让他早死。孙权上书请曹操当皇帝,正是曹操杀了华陀之后,病势急重之时。曹操知道孙权此计是想将刘备的攻击锋芒转移到他身上,他一旦丢掉“拥戴汉室”的旗号废帝自立,必将招致天下英雄群起而攻之,只会死得更早。因此他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在庐山会议期间,8月25日下午召开政治局常委和各组组长会议前,毛泽东向许世友说的一句心里话也表明了这个意思:“你们让我多活几年多好啊,还让我当主席呀?”在会议上他当众说得更明确:“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

  曹操是怕遭到更多的人反对而早死,毛泽东是怕什么促其早死呢?显然不只是怕过多的礼仪活动操劳,因为周恩来已为他设想了解除这一后顾之忧的具体办法。那么,他也是怕遭到更多的人反对吗?为什么当了国家主席会遭到更多的人反对呢?他没有明说,似有难言之隐。

  国内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是,毛泽东坚持不设国家主席,只是为了不让林彪当国家主席。这种说法明显站不住脚。因为,要想不让林彪当国家主席,是很简单的事。以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只要他明确提出另一人为国家主席,可以肯定,必然会得到“热烈拥护”,“一致通过”。但是,他并未公开提出任何别的人选。据林彪办公室秘书张云生回忆,他看到过两份当时叶群与毛泽东秘书的电话记录,叶群请毛泽东秘书转告主席,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并说“这是国内外人民的共同愿望”,毛泽东秘书回电话说,他已向主席转报了林彪建议,“主席听后‘笑了’。主席说:‘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就让董老当吧?’”但这两个电话记录是叶群事后口述让秘书于运深追记的,于运深认为:“谁知是真是假?”〔41〕而且,即使是真,毛泽东这个“让董老当国家主席”的说法也并未再公开提出过。实际上也就是说,任何人当国家主席他都不同意。

  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另有一种说法是,毛泽东担心别人当了国家主席他又会大权旁落。国内有学者提出:“从1959年直到‘文革’开始,随着中共中央主席与国家主席职务的分离,两者之间协调程度不断下降。同时,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却显得越来越活跃,其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在某些时候,刘少奇甚至成为事实上与毛泽东分工负责的最高领袖之一。这种情况本来无可厚非,从比较宪法的角度看,实权元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最高地位,甚至是唯一的最高地位,当属天经地义。但在我国,这却带来了国家实权元首制度的彻底崩溃,实权元首制度本质上与我国政治制度所规定的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地位相冲突,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必然地排斥国家元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在政治制度还不太完善,毛泽东的个人威望至高无上的情况下,国家元首的地位和作用过度扩张,并不是人们对制度和行为深思熟虑的结果,它必然带来国家元首制度的根本性崩溃。”〔42〕

  这种说法,从理论上讲有一定道理,但还缺乏必要的事实依据,还有待专门探讨。

  其实,对于设国家主席问题,早在庐山会议之后不久,全国开始讨论没有了国家主席条文的“新宪法”草案时,著名学者梁漱溟就已发表了一针见血的意见:“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是一回事。国家主席不可不设,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则可以经过法定手续来选。现在的‘宪草’没有国家主席这一条,不知为何?”〔43〕梁漱溟虽然身在“文革”时期,也饱受“文革”冲击,但是他的思想特立独行于“文革”之外,精神世界不在“山中”,因而能提出这样大胆而精辟的意见。

  只要摆脱在“文革”时期形成的思维习惯,抛弃“两个凡是”的观点,我们就可以发现,以往奉作“英明指示”的毛泽东有关不设国家主席的言论,并没有什么道理,而且还十分不讲道理,对事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大事完全以个人意愿为标准,意气用事,独断专行,动辄以大帽子压人,以发火、赌气相要挟。这实际上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一次较为充份的暴露。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毛泽东后来把“设国家主席”与批判林彪集团联系起来了,搅在一起了。而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到毛泽东的赏识而得以爬上高位,干了许多不得人心的坏事,犯下了许多罪行。于是,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毛泽东的无理便变成了有理,甚至是有功。“庐山真面目”便被罩上了一层人为的迷雾。

  对于林彪事件,《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论断:“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坚持“不设国家主席”而最终得以遂愿,不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吗?“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批林中一度领导了批判极左思潮,曾触及到“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问题,遭到了毛泽东的阻止和责难。毛泽东的批林,实际上正是其“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份。

  注释:

〔1〕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227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2〕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21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3〕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197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4〕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1970页
〔5〕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26页
〔6〕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1971页
〔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386—38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8〕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337页,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
〔9〕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1974页
〔10〕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44页
〔11〕叶永烈《陈伯达传》52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
〔12〕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1976页
〔13〕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1976页
〔14〕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39页
〔15〕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45页
〔16〕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44页
〔17〕叶永烈《陈伯达传》530页
〔18〕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233页
〔19〕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99页
〔20〕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230页
〔21〕《梁漱溟自述》384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
〔22〕叶永烈《陈伯达传》494—497页
〔23〕刘志男《九大至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和矛盾》,《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39页
〔24〕叶永烈《陈伯达传》494—496页
〔25〕张云生《毛家湾纪实》211页,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
〔26〕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209页
〔27〕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03页
〔28〕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93页
〔29〕此文件有关内容见叶永烈《陈伯达传》536页
〔30〕《周恩来等九位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命委员会翻印,1969年5月7日
〔31〕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92—93页
〔32〕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219页,167—169页,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33〕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172页
〔34〕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150页
〔35〕张云生《毛家湾纪实》96页
〔36〕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106—109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
〔37〕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218页
〔38〕张云生《毛家湾纪实》330页
〔39〕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215页
〔40〕《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13页
〔41〕张云生《毛家湾纪实》384页〔42杨凤春《论我国国家元首制度的演变及其未来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6期19页〔43〕汪东林《梁漱溟“文革”自述》,《开放》创刊号47页,重庆市外经委、记协、《重庆日报》社主办

星期五, 八月 22, 2008

你不能阻挡春天

作者:吴澧



今天,8月21日,是苏联坦克碾碎“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四十年前的春天,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发起了一场给予公民更多言论自由和迁徙自由的政治改革。8月20日夜间,苏联伞兵突袭布拉格机场;同时,苏联和华沙集团的军队,从各个方向进入捷克,占领全境。杜布切克被逮捕,改革措施被撤销。苏联总统勃列日涅夫宣布:如果某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苏联有权干涉其内政。这一宣言,在当时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主义”。

苏联的入侵和“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宣布,激起我国政府强烈反应。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抗议;媒体上一片“打倒新沙皇”、“打倒社会帝国主义”的高昂呼声(我国舆论当时称苏联的党为“修正主义”,国家为“社会帝国主义”)。在西方,不但政府抗议,就连很多感情上本来倾向苏联的共产党组织都表示强烈反对。甚至东欧集团之内,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也宣布退出华沙条约。苏联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

四十年之后,8月8日,俄国军队又入侵格鲁吉亚。美国国务卿赖斯和一些西欧领导人都说:现在不是1968年,国际社会决不容忍俄国重演布拉格事件。不过,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倒是美国,应该从布拉格事件里接受一点关于格鲁吉亚的教训。

在苏联和华沙集团都已瓦解多年之后,现在回过头来看,苏联借着二次大战的胜利,将势力范围扩展到捷克和东德,是一个根本性的战略错误。正如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所言,捷克和东德等国与俄国既不同文更不同教,彼此分属不同文明,从长远的观点看,俄国不可能维持在这些国家的霸权。正是这些国家挣脱苏联轨道的努力,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冷战也因此结束。

走在布拉格,那街景,那民风,一看就是维也纳的姐妹。与莫斯科即使有亲戚关系,也会隔得很远。就以文学来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里,竟有两位——诗人里尔克和小说家卡夫卡——诞生在这个美丽的城市,而这两位都是用德语写作的。笔者曾经在当地的星级旅馆受到很冷淡的接待,大概侍应生以为本人来自侵略过他们的制度。笔者说参观了卡夫卡故居,所以来晚了,顺便谈了几句卡夫卡。旅馆人员立即眉开眼笑,什么早来晚来,一切问题都解决了。锁进柜子的食物重新拿出来,随意吃。这也算是民意一斑吧,他们的眼光就是西向的。

格鲁吉亚则有所不同,该国是俄国南方紧邻。亨廷顿在其书中说,虽然格鲁吉亚民众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毕竟与俄罗斯人同信东正教,他们与俄国属于同一文明圈。不说格鲁吉亚人斯大林统治苏联近三十年;就是俄国军队进驻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地区,也是该国前总统谢瓦尔德纳泽与俄国签约同意的。谢说我们(格鲁吉亚人)别无选择——俄国给奥塞梯人发护照,当地一夜之间冒出大量“俄国公民”。谢本人是戈尔巴乔夫的好朋友,戈任苏联总统时,谢是苏联外交部长,主持了与西方和中国的关系缓和。苏联势力扩展到捷克和东德,那是手伸得太长。以格鲁吉亚和俄国的历史关系,在欧洲各国很是犹豫的情况下,美国极力支持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山姆大叔的手是不是也伸得太长了?

不过,地缘政治只是历史的一种叙述。历史可以有多种叙述,不同的叙述互争雄长,现在还很难预测何种叙述将会取得最终优势。外交官要考虑地缘政治,牵动捷克和格鲁吉亚民众的,却是民族自决和个人自由。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里的知识分子,谈不上是不同政见者,却也不愿向杜布切克之后的在民众眼里毫无合法性的新政权低头。他们宁愿从布拉格逃到乡间,宁愿当擦窗子的临时工。就连苏联本身,“布拉格之春”十九年后,当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发动改革时,居然也以杜布切克的名言为目标:他要建立一种“有着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

美国支持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看来不够明智。格鲁吉亚那位四十岁的年轻总统,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念书时,或许吸收了很多西方新潮,却没学到老派的地缘政治现实考量,不必要地撩拨了北极熊,也是不够明智。但是,从争取民族自决和个人自由这一历史叙述看,如果格鲁吉亚民众坚决反对俄国干涉内政;如果俄国的邻国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都感到受了威胁,他们的领导人都赶去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表示与格鲁吉亚站在一起;那么,我们仍然该像1968年的中国政府那样,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对他们叫一声“支持”。

曾有一位布拉格大学生,在二十岁的花季,为抗议苏联入侵而自焚。纪念他殉难二十周年的浩大游行,成了十个月后的“天鹅绒革命”的前奏。笔者在布拉格时,特意去到他献身的广场,对着缅怀志士的卧地十字架(题头图,有人放了一株玫瑰),静默了一会儿。这种时候,还有今日此刻,总让人想起杜布切克被废黜后说的话:“你可以摧毁花朵,你不能阻挡春天。”

2008-08-21

《吴讲斯美》

星期四, 八月 21, 2008

试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作者:王年一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在这以前,从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到1966年4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毛泽东称之为发动阶段、舆论准备阶段〔注:有的同志说在这一阶段里还作了“组织准备”(指错误地批判彭真等),似不确。照这种说法,批判彭真等是事先预定的,是按计划进行的。这不合事实,本文对此有所说明。这一阶段是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期之末。

在这一阶段里,党内“左”倾思想和个人专断作风急剧发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基本形成。这一阶段里发生的种种事件,集中地说明了:“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就是在这一阶段里下的。研究这一阶段,吸取历史教训,无疑是很重要的。



在这一阶段里,头一件大事就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指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对吴晗横加诬陷,是正确的,但是显然问题不止于此。必须回答,毛泽东何以批准姚文的发表。

先说明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学习海瑞精神,本来是毛泽东提倡的,吴晗接受胡乔木的建议,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写了包括《海瑞罢官》在内的一些宣扬海瑞精神的作品,为什么毛泽东又支持批判《海瑞罢官》呢?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毛泽东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提倡学习海瑞精神,是要党内高级干部为了党的事业敢于讲话,不要怕这怕那。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更明白地说,他提倡的是“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他误认为《海瑞罢官》为“右派”海瑞彭德怀张目,所以批准姚文的发表。其实吴晗从来没有为彭德怀说过好话,这有种种证据。他在《论海瑞》中一再不点名地批判彭德怀,又在文末写了三百多字抨击“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派”,就是一个明证。

姚文最引人注目和发人深思之处,是它尖锐地提出了“三面红旗”问题,指责了否定“三面红旗”的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老实说,《海瑞罢官》的发表和演出,在社会上并没有多大影响,从来没人感觉到它有什么弦外之音,斯诺说国外“中国问题专家”也从无一人发现其中有什么“双重含义”,〔注:见《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但它何以引起轩然大波?姚文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就透露了信息,原来它微妙、曲折而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一些同志之间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曾经有过的若干意见分歧,这才是姚文的要害。“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发动,严格说来不是什么以文艺战线为“突破口”,而是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大做文章。姚文的发表,显然不是作为文艺问题、限于一个剧本进行讨论,而是作为全局性的政治问题提了出来。姚文是蛮不讲理的,因为《海瑞罢官》酝酿于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写成于1960年11月,〔注:在《海瑞罢官》单行本“前言”之末,明明白白地写着“1960年11月13日七稿”〕发表和演出于1961年初,根本不可能为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鸣冤叫屈。可是不久又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一样地牵强附会,强词夺理,陷人于罪,也一样地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大做文章。

在“文化大革命”前十年中,党的工作成就是主导方面,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则有严重错误。若干失误本来在探索中难以完全避免也不难纠正,但是主要由于个人专断作风的逐步发展,问题就变得相当复杂。概略说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一些同志在“三面红旗”若干问题上的看法经历了一致——分歧——勉强一致的过程。1960年、1961年受到惩罚,不得不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这在实质上是对“大跃进”的否定。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在认识上也曾经有过这样那样的舛错,但一般说来在实践中得到了修正。他们遵守纪律,从无一人指责“三面红旗”;当许多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三面红旗’究竟对不对”的时候,刘少奇、周恩来还出面做工作,劝说大家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当时党内上层认识不一,讨论开来未必有好的结果)。但是中央同志不得不面对现实,无可回避地要对“大跃进”的后果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接受“大跃进”的教训,刘少奇主持的1962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中央工作会议就是这样。毛泽东主观上从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始终维护“三面红旗”,事实上认为中央集体在1962年“右倾”。在八届十中全会和在这以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严厉地批判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错误地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子恢。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的几年中,毛泽东与中央其他一些同志之间有合有分,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倾错误的发展使他把意见分歧看得很重,越来越对中央集体不满,乃至认为中央存在两个“独立王国”,“出了修正主义”。江青拿着令箭到上海,秘密策划评《海瑞罢官》。文章实在难做,刀笔吏“姚文元们”也不得不九易其稿。江青压根儿就不是因为《海瑞罢官》有什么问题,而是故意把海瑞、“右派”海瑞、彭德怀混同,指鹿为马,借题发挥,制造事端。她以重新高度评价“三面红旗”和充分肯定对彭德怀的批判,作为清算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突破口”。这样一个主题应该是毛泽东的意图,所以毛泽东才能批准姚文的发表。但是这一炮并没有打响。

彭德怀的问题就是对“三面红旗”若干问题的看法问题,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过“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并不算犯错误”之类的话(这等于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毛泽东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所以毛泽东感到姚文意犹未尽,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即罢了彭德怀的官。〔注:《人民日报》又于1967年8月16日摘要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注意:公开发表时删去了原决议标题和正文中“彭德怀”后的“同志”二字),《红旗》杂志则于1967年第13期发表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文章还是做在“三面红旗”上。〕

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提出过要批判吴晗,但是姚文的发表毕竟未经中央讨论决定。〔注:1965年9、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问过彭真,是不是可以批判吴晗。毛泽东没有说如何批判,批判什么。中央常委未讨论此事,更未作出批判吴晗的决定。〕毛泽东之所以不提请中央讨论决定,他自己说过,因为他估计中央某些同志会持异议。这是个人专断,但是毛泽东自有其逻辑。在五十年代末期以后,毛泽东在一些场合、一些问题上并不专断,个人专断常常表现在他和中央集体在重大问题上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也只有这时才需要专断。他并非不知道集体领导原则的重要,但是他认为维护他自以为正确的主张更重要,错就错在这里。当他作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估量的时候,就认为在非常情况下必须采取独排众议的行动,越过中央直接诉诸广大干部和群众。这一切由来有自,不止是一个或少数人的过错。个人凌驾于中央集体之上是“果”,“因”则既有个人方面的,更有社会历史方面的。

姚文的发表是“左”倾思想和个人专断作风急剧发展的重要关键,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最主要的,是它制造了党内上层的纠葛,使毛泽东对党中央的状况作出更加违反实际的估量。中央集体鉴于八届八中全会以来的种种变化,鉴于姚文的恶劣做法,加之在一段时间内不知道(至少不确切了解)毛泽东对姚文的态度,所以最初不同意姚文的观点。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在一段时间内都抵制了姚文。由于上海有关方面没有也不能向中央有关部门报告发表姚文的背景,因而中央有关部门没有发出转载姚文的通知,所以除华东各省外,全国报纸(包括《解放军报》)都未及时转载姚文〔注:显然华东各省报得到了消息,所以及时转载了姚文。《北京日报》社长范瑾两次电询《文汇报》发表姚文的背景,《文汇报》保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当时都没有同意姚文观点的表示。《人民日报》不得不于1965年11月30日转载姚文时,登在《学术研究》版。经周恩来审定的编者按,主旨是“欢迎史学界、哲学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海瑞罢官》和有关问题的“辩论”。编者按着重指出:“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编者按末段为周恩来所加,也是这个意思。末段为毛泽东语录,周恩来用毛泽东语录来说明问题,用心良苦。

这在毛泽东意料之外。他指示出单行本,而全国新华书店不知内情,许多新华书店又未及时订购。这一切使毛泽东非常愤慨,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判断得到了证明。加之下文要说到的其他因素,毛泽东决定以个人的权威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

这是历史悲剧的开端。



在这一阶段里,有一个不很引人注目而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也有相当影响的事件,就是林彪把“突出政治”提到新的高度。

姚文发表后,11月18日,林彪对1966年全军工作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并且前所未有地把“突出政治”提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他说:“突出政治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不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提出来的根本措施。不突出政治,就是违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与其说是军队建设问题上的意见,不如说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的纲领性意见。这个“左”倾的意见,为毛泽东所批准。

这也不是偶然的,我们不妨简要地作历史的回顾。主要由于缺乏经验,我们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没有弄清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1957年10月,毛泽东说过:“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1957年12月,柯庆施在一个报告里说:“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的统一。但政治是统帅,政治要统率业务;政治又是业务的保证,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这些言论的基本内容是正确的,值得研究的是政治“是第一位的”、“政治是统帅”这类提法。1958年1月,《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采用了柯庆施的提法,在第22条中指出:“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这一判断曾经为全党所接受。现在来看,它有正确的方面,但是不能准确地概括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当它指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类意思的时候,它是正确的。就它回答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来说,它是不正确的。

后来由于过多地信赖以往高度重视政治的经验,把相对的真理绝对化,这个不正确的方面向“左”发展。我们如果认真阅读毛泽东在此以后的言论、著作,特别是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限制资产阶级权利的意见,1959年底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物质刺激”和“彻底实行按劳分配”的意见,1962年秋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3年10月对关于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的指示的批示(号召全国学解放军),1963年11月给林彪、聂荣臻、肖华的信(肯定“四个第一”,肯定工业各部门从上至下学解放军),1965年2月22日的指示(高度评价“四个第一”),1965年12月2日对抵制突出政治的批判,就可以发现,毛泽东越来越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狠抓阶级斗争,依靠政治挂帅。“大跃进”受到挫折,没有从根本上吸取教训,却得出必须突出政治的结论来。一些同志提过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意见,没有被采纳。而林彪在1959年9月任军委副主席以后利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错误,提出“突出政治”的“一整套”,实质上是突出主观意志、突出阶级斗争和突出个人崇拜,给予“左”倾错误的发展以相当的影响。我们许多同志当时对问题也认识不清楚。胡耀邦说过:“共产党掌握政权后,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究竟以什么为纲,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社会主义建设为纲,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内许多同志都是不大清楚的,这同后来文化大革命更加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有关系。”〔注:彭德怀、张闻天在1959年庐山会议小组会上相当正确地论述过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指出政治挂帅不能代替客观的经济规律,结果受到批判。陈毅在《关于红与专及思想改造和思想批判问题》(载《中国青年》1961年第17期)中也有正确的论述,没有受到重视。〕

1966年初全军政工会议全面贯彻了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意见。它的一个主要文件指出:“搞政治工作,搞革命化,走突出政治的道路,我们的社会就会发展,就会前进。不搞政治工作,不搞革命化,不走突出政治的道路,我们的社会就会停滞,就会倒退,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搞不搞突出政治,搞不搞革命化,就是搞不搞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坚持革命还是不坚持革命的问题,就是关系到我们社会前进还是倒退的问题。”这个文件为毛泽东所同意,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109号发出。这段话大体上反映了毛泽东的主张。1965年春毛泽东向中央推荐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关于政治挂帅的意见(经中央同意后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208号发出),也说明了毛泽东有这样的主张。这个主张并不是没有正确的因素,但是整个说来是夸大革命性的主张。既然有这样的主张,与中央其他一些同志之间的分歧就越来越大。

林彪在中央集体抵制姚文时从全局上提出“突出政治”问题,为“左”倾错误的急剧发展推波助澜。毛抓住罗瑞卿对“突出政治”的抵制,制造了中央出的“修正主义”。根据林彪的意图写出来的《解放军报》1966年元旦社论,从“反对和防止现代修正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前进还是倒退”的高度,尖锐地批判了所谓“物质刺激”(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与所谓“物质刺激”对立起来,开“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工分挂帅”、“利润挂帅”、“奖金挂帅”等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先河。根据林彪的意图,《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七篇专论“突出政治”的社论,反对“政治和经济的统一”的正确原则,攻讦周恩来、邓小平。林彪在提出“五项原则”的时候说:毛主席的书是“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林彪大搞个人崇拜,而最根本的,是他那依靠“突出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极大地助长了“左”倾错误。但是,林彪的本意到底是什么?私下里他对毛泽东的许多做法并不满意,但他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吹捧?分析当时的历史,不难看出,林彪的吹捧与毛泽东默许个人崇拜分不开,于是客观上制造了“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条件。



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了经中央军委批准上报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又是一件大事。

这个文件的形成颇为奇特。江青不在中央工作,不在军委工作,又没有受中央和军委的委托,却要开什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她先找罗瑞卿,碰了钉子。罗瑞卿当然不能决定这么重大的事情。江青又找林彪,因为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林彪也不能不同意。江青召开座谈会所议又不是军队文艺工作,而是整个文艺工作。说座谈又没有多少座谈,都是江青一人说了算,纪要又由没有参加座谈会的张春桥参加修改。这都是极不正常的。江青之所以找到林彪,她是奉毛之命,请“尊神”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亦即攻击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制造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舆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一炮没有打响,拥护者不多,毛、江就又请出一个“尊神”来,开辟一个战场,直接配合姚文的进攻。

座谈会纪要是“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所以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中共中央“完全同意”。毛泽东为什么充分肯定这个文件?胡乔木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里说到“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那一段话似乎正好可以用来回答这个问题。借用军队力量,是问题的核心。

座谈会纪要就其基本方面来说,是毛泽东1963年、1964年关于文艺工作两个批示的发展。例如1964年的批示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纪要则说:“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政策,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又如1963年批示说:“各种艺术形式……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纪要则说:“毛主席说,他只抓住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再如1963年批示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纪要则说:文化战线上也“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显然,两个批示的“左”倾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远因和近因之一”,纪要的严重“左”倾则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步骤。

对文艺家和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是很长时期存在的思潮。且不说这股思潮形成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直接原因约有三个:第一,对于反右派斗争中的严重错误,全党在长时间内不自觉其为错误。而“右派分子”中以文艺界的同志和一般知识分子居多,党内一些同志就对这些同志产生偏见,把他们视为异己的力量。第二,这些同志和工人、农民有所不同,他们的职业决定了他们在银幕上、舞台上、讲堂上、作品里要表明自己的观点,无可回避。他们的见解与“左”倾的东西相违背时,常被视为“右”倾。第三,他们当中的某些同志,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这本来毫不足怪,但因其消极影响明显而把它夸大和上纲。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就认为他们中的一部分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1965年8月3日,毛泽东会见法国马尔罗时,就指出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属于修正主义阶层。可以认为,纪要集中地反映了对文艺界状况的严重错误估计。

纪要的批转,使江青名振一时。纪要批转以后,迅速掀起大规模的“摧毁文艺黑线”的运动。以后“黑线专政”论又搬用到全部文化领域和其他战线,它的危害是人所共知的了。

“黑线专政”论的要害,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否定中央“第一线”的同志。“黑线专政”论既是对文艺界的指责,更是对中央“第一线”的指责;它说的既是文艺路线问题,更是政治路线问题。逻辑的结论只能是这样:既然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中央第一线首先不能辞其咎(《红旗》杂志1967年第9期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对此说得清清楚楚)。就纪要来说,文艺战线又确实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突破”了文艺战线,就要向纵深发展了。



错误地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是这一阶段中最为严重的事件。过去把他们四人称之为“反党集团”,毫无根据。对他们的错误批判,主要是为了“砍掉”刘少奇的“手脚”,这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杨尚昆的“错误”主要是“私设窃听器”,这是叫人很难理解的。杨尚昆身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领导中央机要部门,接触中央核心机密,要“私设窃听器”干什么!原来所谓“窃听器”,就是录音机。他根据中共中央的规定在一定场合为重要讲话安排录音,以便整理存档,何罪之有!据中央办公厅查实,他从未私录过毛泽东的谈话。但在姚文发表的当天,他就被免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解除他的职务的真实原因,看来不仅是因为他坚持原则而又掌握要害部门,用起来颇不顺手,更重要的是,杨尚昆是刘少奇的“忠实干将”。

对罗瑞卿的批判,表面上看是林彪挑起的。罗出任总参谋长本系周恩来和林彪所推荐,但毛泽东认为罗瑞卿掌握了公安部,又掌握了军队,权力太大了。而罗瑞卿又使劲往刘少奇身边靠。1965年11月30日,根据毛主席的意思,林彪派叶群携带他的亲笔信和吴法宪等人写的假证明,向毛泽东“揭发”罗瑞卿。主要内容有二:第一,罗要夺取军权。据称,1965年2月,罗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几句话,要叶“好好保护林总的身体”,劝林“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一切交给罗去管”。刘又对叶说:“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刘亚楼已于1965年5月去世,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当时就认为“死无对证”、“不足为信”。再者,总参上有军委,军委主席为毛泽东,任何人也不可能夺取党的军权。第二,罗反对“突出政治”,这是事实。12月2日,毛泽东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先在上海后在北京批判了罗瑞卿。问题还在调查核实中,《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就点名批判了罗瑞卿,发到了全党。负责罗的问题的中央工作小组领导人之一是彭真,他说过公道话,诸如说过罗的问题“有一条是一条,是三分不讲成七分,是七分不讲成十分”,这又成了批彭的一个内容。

1966年4月30日,对罗的问题作出了结论。中央批准了这个结论。罗的“主要错误”的第一条是:“罗瑞卿同志极端敌视毛泽东思想。林彪同志提出,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罗瑞卿同志却胡说这‘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林彪同志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罗瑞卿同志却胡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的吗?最活,难道还有次活的吗?’‘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呀!’林彪同志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罗瑞卿同志却胡说,‘这句话也不要这样说,对外国人影响不好’。罗瑞卿同志还不准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包含有‘个人天才’的因素,说什么‘现在没人敢再提个人天才了呀!’林彪同志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罗瑞卿同志却反对向外国人宣传和介绍这四句话。林彪同志指示《解放军报》要经常刊载毛主席语录,罗瑞卿同志却嫌搞多了……”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把这一条的主要内容抄出,是想说明在个人崇拜流行时是非混淆到何等地步。正如邓小平在罗瑞卿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所说,这恰恰从反面证明罗瑞卿是正确的。

从表面上看是罗瑞卿和林彪的矛盾,但实际上,是毛泽东和罗瑞卿的矛盾。随着各种材料的披露,将会越来越证明这一点。

彭真的所谓“问题”,归根结底只有一条,就是他在可能范围内抵制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这种抵制,实质上代表了中央集体的抵制。之所以由彭真出面,因为他既是1964年夏成立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又是吴晗所在的北京市党政最高领导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原则问题面前无可回避。他像中央其他领导人一样,尊重和敬爱毛泽东。他在得知毛泽东支持姚文的发表后,批评上海有关部门不报告这一情况,正说明他重视毛泽东的意向。毛泽东却说,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其实撇开吴文并不反动不论,吴文并未要求全国报纸转载(事实上也没有哪一家报纸转载),自然不存在打招呼的问题;姚文既要求全国报纸转载,情形自然不同。但是毛泽东却由此十分严厉地批评了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马克思在1868年3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这确实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彭真认为姚文是可以讨论的,不主张围剿《海瑞罢官》,不赞成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彭德怀的官,如实向毛泽东反映吴晗与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对吴晗说“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历史证明这些都是正确的。他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在组织上是完全正确的,在内容上是基本正确的,无非是试图对已经展开的对《海瑞罢官》的过火批判和其他类似的批判(如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对翦伯赞、吴晗不点名的无理指责)稍加约束,把这些批判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这一切是非都被“左”倾思想颠倒了。这时个人专断作风已经很难抵制,彭真就是一个现实例子,他因抵制个人专断作风而受到了批判。对他的批判在实际上又似乎是对中央集体的批判,因为《汇报提纲》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的。中央集体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得不同意这样的批判,历史的因循使中央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

关于陆定一的所谓“错误”,中央有过一个说明。他的“错误”有三:他的妻子严慰冰写“反党反革命的匿名信”,“集中攻击和辱骂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和他的一家”,陆与这“反革命案件”有“密切牵连”;“把活学活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骂成是‘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在对文化革命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同彭真完全一致”。是非之混淆,无须赘述。匿名信有之,与陆定一无涉。写的都是生活问题,反对的是叶群,与“反党反革命”相去万里。严慰冰蒙受冤屈,在出狱后已表示匿名信这种方式不足为训。

陆定一的问题又扯上了林彪。实际上打倒陆定一,与打倒罗瑞卿一样,还是毛泽东的决策。毛泽东说:“中宣部是阎王殿,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既然陆定一是“阎王”,就要有比匿名信大得多的罪状(毛泽东解放后一直对文艺界不满,认为被死人、古人专了政),那些匿名信算什么?

所有这些批判,集中表现了党内斗争的“左”倾。见风行事,断章取义,混淆是非,无限上纲,否定一切,把人搞臭。不许申辩,连审判都不如。过去批判彭德怀是如此,这次批判彭、罗、陆、杨又是如此。它完全违反毛泽东思想关于党内斗争的方针、原则,为害极大,教训深刻。

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出现,使毛泽东对党中央的状况作出更加违反实际的估计,认为资本主义复辟迫在眉睫。他为“左”倾思想所支配,为心造的幻影(即出现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所欺骗,决心全面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对彭、罗、陆、杨的批判在党中央得到实现,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提供了理由。毛泽东忧党忧国忧民,一再提出防止政变。他既对本来是坚持党的正确传统的中央“第一线”失去信任,就必然会重用江青、康生这伙人,这也就注定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不是偶然的,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我党原先作为支流的若干弊端长期积累并且急剧发展的结果。安子文生前在论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说得好:“要是只把这归结在某个人的错误或林彪、‘四人帮’的邪恶狡猾上,就太简单了。”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他又指出:“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因此,他认为要付出极大精力来“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而“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的制度,是实现这一任务的关键”。这个见解是十分深刻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善,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实现,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和命运,这必须引起我们全党的高度重视。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83年第9月

星期二, 八月 19, 2008

毛澤東的幽靈與中共的命運

1、 從毛、劉兩家后人聚會談起

不久前,定居英國的華裔作家張戎出版了她的新著《毛,鮮為人知的故事》,在英文世界引起強烈反響。目前,這本書正在翻譯成中文。時逢文革40周年,可以想見,對毛澤東評價將再度引起熱烈爭論。

張戎的父親是個老革命,曾擔任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有人問張戎,寫這本書是不是為了報仇。張戎回答說,當然,毛統治下的受害者完全有資格向毛報仇,但若說我寫這本書是為了給家人報仇,那就太低估了我的寫作。

張戎的回答義正辭嚴,合情合理。其實,像張戎這樣,由於自己的家庭深受毛澤東的迫害,故而對毛義憤填膺,這種情感本來是極其正常的,極其自然的;但說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作為受迫害者的子女,我們竟然是在經歷了十分漫長而又十分痛苦的內心折磨之后才回復到這種正常情感的。我們從小就被灌滿了一腦子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的謊言,按照這套彌天大謊,我們的父輩遭受迫害無一不是罪有應得。作為他們的子女,我們必須背叛家庭,和他們劃清界限。哪怕我們暗中覺得他們幷不是壞人,我們也總是努力說服自己要“正確對待”,黨的偉大光榮正確仍是不容置疑。祇是到了后來,我們才從這可怕的迷夢中蘇醒,終於明白了父輩的如海深冤,由此也才產生了對中共的義憤填膺。殺人可恕,情理難容。在這里,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都應該對中共的暴行滿懷義憤,更何況作為受害者的子女。那些和張戎有著類似遭遇但對暴君卻沒有義憤才是極其不正常的。我們不必問前一類人為什么要反毛批毛,我們真正該問的是后一類人,問他們為什么不反毛不批毛。眼下就有一個實例。

2004年10月11日,《中國青年報》發表了孔東梅的文章,海外若干網站亦予轉載,標題是《毛澤東、劉少奇兩家后人聚會解密》。內容是2004年一個夏日傍晚,王光美召集毛澤東、劉少奇兩家后人,在京城“相聚一堂,共話友情”。聚會聯絡人是王光美之子,武警將軍劉源,作者和她的母親李敏女士,姨母李訥和姨夫王景清先生等,都參加了這次聚會。

正像許多人指出的那樣,王光美、劉源向毛氏后人表示和好,無可非議;但向毛氏本人表示敬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其實,劉少奇家人大作親毛秀,非自今日始。多年前,王光美就在韶山毛澤東故居題詞“我們懷念毛主席”。劉源當鄭州市長時用毛澤東乘過的飛機作展覽,讓群眾緬懷偉大領袖。像王光美和劉源這樣,親人被毛害死,自己也飽經劫難,九死一生,事后非但不帶頭批判暴君,反而站出來為暴君涂脂抹粉,這在老革命及其家屬中居然屢見不鮮。這一現象值得我們深入剖析。

2、 幸存者的背叛

眾所周知,黃克誠是59年廬山會議所謂彭德懷反黨集團四名主要人物之一(另外兩名是張聞天和周小舟),也是四人中文革之后唯一的幸存者。八零年,黨內外批毛的聲浪都很高,黃克誠於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竭力捍衛毛的偉大領袖地位。以黃克誠因不同政見而長期受毛迫害的特殊經歷,他的這篇文章對於統一黨內思想,維護毛的形象起到了別人起不到的重大作用。

后來,黃克誠在他的回憶錄里詳細解釋了他為什么要維護毛的原因。黃克誠認為,維護毛是為了維護黨。黃克誠說:“多少年來,舉世公認毛主席是我們國家的領袖,是中國革命的像徵。丑化、歪曲毛主席,就是丑化我們的黨和國家。”黃克誠的推理邏輯是:因為毛代表黨,如果毛被否定,黨也就被否定了。而黨是決不能被否定的,所以毛也不能否定。

上述邏輯之荒謬,暫且不論。更荒謬的是,黃克誠本人原來就是這套荒謬邏輯的最大犧牲品。在廬山會議上,黃克誠違心地承認了會議強加給他的罪名。為什么他要違心地認錯呢?因為他被說服,毛澤東代表了黨,反毛就是反黨,因此必須維護毛的權威。既然毛說你錯了,你就必須承認你錯了。用張聞天的話就是,“毛澤東的威信,不是他個人的威信,是全黨的威信;損害毛澤東的威信,就是損害全黨的威信,就是損害黨和全國人民的利益。”這里有個連等式:毛澤東的威信=黨的威信和利益=全國人民的利益。在這個連等式面前,黃克誠祇有低頭認罪。黃克誠說,他認這個錯“比殺頭還痛苦”。

然而在廬山會議后,黃克誠陷入更大的痛苦。黃克誠后來回憶說:“等我冷靜下來時,我認識到:違心地作檢查,違心地同意‘決議草案’,這才是我在廬山會議上真正的錯誤。使我后來一想起來就非常痛苦。”這也就是說,在廬山會議后,黃克誠已經意識到那個連等式是不成立的:毛的威信不等於黨的威信和利益,不等於全國人民的利益。

這就怪了。既然黃克誠早就痛切地認識到那個連等式是不成立的,是害死人的,為什么到了八零年又要親自出馬鼓吹那個連等式呢?道理很簡單。因為毛澤東死了,“四人幫”抓起來了,華國鋒失勢了,大權落在黃克誠這一派人手里了;因而,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解釋權也落在黃克誠這一派人手里了。“毛澤東的威信=黨的威信=全國人民的利益”這個連等式是一把刀子,誰抓在自己手里誰就可以隨心所欲地打擊對手保護自己。倘若毛澤東死而復生,倘若“四人幫”手握大權,黃克誠還敢鼓吹這個連等式嗎?黃克誠對這個連等式如此出爾反爾,哪里是什么堅持原則?分明是十足的機會主義。身為“彭德懷反黨集團”的唯一幸存者,黃克誠公開為害死彭德懷的暴君辯護,這不是對死者的公然背叛嗎?

對於王光美、黃克誠這種不近人情的表態,有不少論者竟贊之曰“高風亮節”,“不計較個人得失”,“超越個人恩怨”。蘇東坡的父親蘇洵在《辨奸論》里講過一句話:“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信哉斯言!信哉斯言!

3、 虐待狂與受虐狂

陶鑄的妻子曾志說:“我的女兒總問我一個問題:爸爸死得那么慘,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么大的罪,你怨不怨毛主席?這是個很膚淺的問題。我跟隨毛主席半個世紀,幷不是靠個人的感情和恩怨,而是出於信仰。我對我選擇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對我走過的路無怨無悔,那么我對我的指路人當然會永存敬意!我嘆口氣,對我的女兒說:‘不怨,主席晚年是個老人,是個病人嘛!’”

這當然是十足的詭辯。第一、到了90年代,中共統治集團早就變得面目全非,離當初標榜的理想和信仰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至於說原來的理想和信仰是對是錯,姑且不論)。在這種情況下還奢談信仰,奢談對信仰的至死不渝,簡直是牛頭不對馬嘴,既不能欺人也不能自欺。第二、“老人”、“病人”,怎么能構成為毛脫罪的理由?毛的晚年也許諸病纏身,但是以他在權力斗爭中的一如既往的精明狡詐、老謀深算,豈是一個“病”字了得?若說這是“病”,那就是虐待狂;而像曾志這樣飽受虐待還要“無怨無悔”,則是十足的受虐狂。

蘇共20大后,赫魯曉夫否定了斯大林,於是,先前被斯大林整肅迫害的老干部、老黨員們紛紛得以平凡昭雪,恢復名譽。有些早已去世的,則補發訃告,重新評價。索爾仁尼琴挖苦說:“看到這些人的訃告里寫著:‘在個人迷信時期悲劇般去世的……’真想改一個字:‘喜劇般去世的……’”為什么不是喜劇般的呢?遭受這樣的打擊,這樣的毀滅,不是從敵人手里,而是從自己人手里,從自己所歸屬、所獻身的偉大、光榮、正確的黨的手里。

想當初,許多人都對那些由於提出過某種不同政見而遭受毛迫害的老革命們深表同情與敬意,然而就憑王光美、黃克誠、曾志的這幾句話,便足以把人們原有的同情與敬意一掃而光。這不是悲劇,甚至也不是喜劇。這是鬧劇,是丑劇。

如果有人問那個逢人便說自己是“毛主席的好學生”的王光美,你這樣懷念毛主席,劉少奇若地下有知,當作何感想?我想,王光美大概會回答:“少奇同志要是還活著,他也會這樣做。”是的,這倒確有可能——如果劉少奇還活著(!)的話。如果劉少奇大難不死,在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垮臺后想必又榮登“黨和國家領導人”寶座。畢竟,這個江山是毛澤東帶頭打下來的,毛這把刀子對人民有威懾作用,所以還是要感謝毛主席,還是要維護毛主席。

可是,劉少奇沒有活下來。劉少奇(還有彭德懷、陶鑄)死得極慘,死無葬身之地。假如說在遭受迫害之初,劉少奇、彭德懷們還心存僥幸,盼望著有一天毛澤東高擡貴手,因此不肯對毛腹誹,那么到了最后關頭,他們不能不明白,毛就是要盡情地羞辱他們,折磨他們,置他們於死地;而毛之所以要置他們於死地,不是因為他們的過錯,而是因為他們的正確(批評了、修正了毛的禍國殃民的“三面紅旗”)。他們不能不對暴君充滿正當的仇恨。在臨終彌留之際,他們當然會想到自己的親人和戰友,即便他們沒有勇氣指望親友復仇,至少,他們決不會要親友反過來認賊作父。然而,他們的親友偏偏反過來認賊作父,這對於他們無異於第二次殺害。

4、 共產黨好比黑社會

廣州學者單世聯,對“老一無”(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及其親屬的回憶文字研讀甚深,頗有心得。他的評論雖然祇三言兩語,點到為止,但一針見血,發人深省。單世聯根據自己的調查研究發現,老干部們在被打倒、被專政期間如何看待毛澤東,后人不得而知。70年代末他們複出后,對毛一度意見較大。但80年代他們退下之后,對毛的評價一般都比較好。

關於老干部在被打倒、被專政期間如何看待毛澤東,這個問題很有趣,也很重要。可惜缺少第一手材料。倒是在1967年的“二月逆流”中,那個還沒被打倒的副總理譚震林在懷仁堂拍著桌子講出的一段話可資參考。譚震林說:“我跟毛主席跟了四十年,到四十一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該參加革命,二不該加入共產黨,三不該跟著毛主席干革命。”在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英籍匈牙利裔作家柯斯特勒寫過一本小說《正午的黑暗》,其中寫到一位老布爾什維克魯巴喬夫遭到清洗,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這位老革命在獄中深切反思終於認定,自己沒有犯過“反革命罪”,但是自己確實犯過“革命罪”。也就是說,他意識到當年參加革命才是做了一件大錯事,才真正是犯了罪。應該說,譚震林和魯巴喬夫還不能相比,譚震林的三個不該主要是針對毛對老革命的打擊迫害,其中幷不含有多少對那場革命本身的痛切反思,但它畢竟表達出對毛的強烈不滿。

奇怪的是,譚震林在自己沒有被打倒之前敢於批評毛,等到自己被當作“二月逆流”黑干將打倒后反而倒不批評毛了,倒要向毛表忠心了。由此可見,老革命們在被打倒被專政期間很少發出批毛之聲其實是環境所迫。因為在這時,他們受到毛更嚴密的監控,連命都捏在人家手里,他們怎么還敢放言批評毛呢?經歷過多次殘酷的黨內斗爭的老革命,對自己的處境常常比別人還理解得深。他們清楚地知道,共產黨整起自己人來,比敵人整得還兇狠。中共的高級干部們,在毛澤東時代受的罪比在蔣介石時代還多,死在自己人手里的比死在敵人手里的還多。劉少奇被打倒,在與王光美訣別時,王光美估計到自己也可能被關進監獄,她最放心不下的是剛滿六歲的小女兒。王光美對劉少奇說,如果她也要坐牢,那就祇好把小女兒帶到監獄里,“《紅岩》里不是就有個‘監獄之花’嗎?”劉少奇聽了苦笑:“那是國民黨的監獄,不是共產黨的監獄。”

1980年11月,北京地區高校的大學生們展開了一場有聲有色的競選人民代表的活動。劉少奇的兒子、當時在北京師范學院就讀的劉源也主動參選。他在一次答辯會上講到自己參選的個人動機。劉源說:“……這十幾年,我與全國人民共同經歷了一場可怕的大災難。我的家中死了四個,六個進監獄。我自己,起碼可以說不比任何人受的苦再少了。我甚至都不敢完完整整地回顧自己的經歷,那太令人不寒而栗了。但是,那一幕幕,一場場景色都深刻在我心里,不時地漂現腦際,不讓我安寧,我想任何一個曾無言地與父母生離死別的孩子都會有這樣的感覺。我走過唾沫和侮辱的狹道,曾幾次被拋入牢房,在那里埋葬青春;在餓得發瘋的日子我像孤兒一樣生活過,像狼一樣憎恨世界。那些年,我咬著牙活下來。誰曾目睹過父母在侮辱的刑場上,在拳打腳踢中訣別?誰曾親眼見過有人往才九歲的小妹妹嘴里塞點著的鞭炮?大家能想象我心里的滋味。我咬著牙,一聲沒吭。從十幾歲起,我就在鞭子下勞改,在鐐銬的緊鎖中淌著鮮血;多少年,在幾千個日日夜夜里,每一小時我的心都在流著血和淚,每時每刻都忍受著非人的待遇和壓力。我緊緊地咬著牙,不使自己發瘋。為什么?就是為了看到真理戰勝邪惡的一天。……今天,回顧以往的苦難,我決不允許讓別人,讓我們的子孫后代再經歷這樣的痛苦!我必須站起來為人民說話。為了避免災難重演,就必須鏟除產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實現民主,不管有多難,路有多長,我們必須從現在起就去爭取民主。”(轉引自《開拓——北大學運文選》,第352-353頁,香港田園書局,1990年)

真不知今日劉源若重讀自己當年的這些講話會有何感想?在當年那次講話中,劉源還講到劉少奇勉勵他把人民當作自己的父母。那么,劉源所說的“邪惡”,如果不是指毛,還能是指誰呢?再說鄧小平,當鄧小平被貶到江西勞動,親手為自己被迫害致殘,連生活都不能自理的愛子鄧樸方洗澡的時候,他心中難道沒有對毛的怨恨嗎?單世聯說老革命在70年代末複出后,對毛一度意見較大。這里的所謂意見,不消說就是來自文革中被打倒所產生的怨恨。但盡管如此,絕大部分老革命們在複出后還是采取了維護毛的立場。黃克誠講得很明白,維護毛是為了維護黨。因為毛代表黨,如果毛被否定,黨也就被否定了。而黨是決不能被否定的,所以毛也不能否定。這簡直是不打自招。這等於承認,毛本來是維護不住的,是不該維護的;僅僅是出於維護黨的利益才必須維護毛。單世聯進一步指出:“事實上,這里不光有黨的利益,也有革命家個人的利益。否定了毛,不就否定了這些革命家半生努力和犧牲的意義了嗎?畢竟,革命者的利益與革命領袖的利益最終是統一的,所以80年代后,享受著革命成果的革命家們,一般對毛都比較肯定。”

我要補充的是,所謂“革命者的利益與革命領袖的利益最終是統一的”這句話還需要進一步分析。有那么多革命者被革命領袖整得死去活來,怎么還能說彼此的利益“最終是統一的”呢?可見,在中共內部,相互間的關系是錯綜複雜的,一方面是榮辱與共,一方面又是你死我活。共產黨好比黑社會,其成員勾心斗角,爾虞我詐,經常自相火拼,動輒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但與此同時他們又十分抱團。在黑社會內部,那弱勢的一方,落敗的一方,雖然面對極大的危險,卻極少有人報告警察以求得法律的保護,因為他們知道,在法律面前,他們都是罪犯。

5、 毛的幽靈與中共的命運

鄧小平第三次複出后講過一段話。他說,像文革這種事,在英美就不會發生。這個想法一定是在他挨整的時候想到的。那是否已經暗含著一種悔不當初的感覺呢——如果當初不是建立蘇聯式的制度而是建立英美式的制度,何至於遭此大難?鄧小平曾經幾次嘗試政治改革,應該說是痛定思痛,其來有自。文革中,一大批老革命深受迫害,這一方面是自作自受:他們參與制造了一個害人的制度,而后自己又被這一制度所害;但另一方面,他們之中的很多人(例如劉少奇、黃克誠等)又是因為他們比暴君多少要好一些,所以才招致暴君的嫉恨。因此,他們在文革中被打倒被專政,一方面是報應,一方面是受難。這兩方面加在一起就構成救贖。

事后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從七九到八九這段時期,是中國全面改革的最好時機。原因之一就是當時在朝野之間有著相當廣泛的和解。老革命們由於文革落難的這段經歷,使人民比較容易原諒他們過去作過的種種錯事。當時的共產黨比較容易擺脫歷史的包袱而從頭做起。可是,他們一次又一次地錯失良機。在其中,不是堅決地否定毛而是繼續維護毛就是重大錯誤決策之一。本來,他們是可以、也應該和毛一刀兩斷的,可是他們卻把自己和毛拴在了一起。即便在起初,他們這樣做是出於策略的考慮,是為了以比較緩和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擺脫毛,但事實卻是,越到后來他們越被毛緊緊纏住,以至於到今天已經不可分離。◆

2006年4月

摘自 胡 平著《數人頭勝過砍人頭》
香港晨鐘書局 二OO六年十月

论体育精神

作者:胡 平

运动员就是努力锻炼以把自己身体搞垮的人吗?

有这样一句俏皮话:运动员就是努力锻炼以把自己身体搞垮的人。

这并非说笑话。从某种意义上讲,破纪录正是超越人体的自然局限。最优秀的运动成绩和良好的健康标准显然不是一回事。

照说,人们从事体育运动的目的,本来在于造成强健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以便更好地去工作、去生活;然而,作一个专业运动员却意味着把体育运动本身当作工作、当作生活。手段变成了目的。如果你愿意,不妨把它称为「异化」。

如果我们把上述俏皮话略加修正,改为:运动员并不是为了身体强健而进行锻炼的人,那几乎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上,运动员之为运动员,正在于他进行锻炼不是为了健康,而是为了优胜。下述情况并非绝无仅有:即,一个运动员为了获得优胜,不惜牺牲健康。

那么,为什么要争取优胜呢?你说,优胜意味着为国增光。这等于没有回答问题。因为我们这里要问的恰恰就是:为什么跑得比别人快一点(实在是快「一点」,这「一点」有时要电子计算机才能够加以分辨),或者是能够比别人更准确地把一个大皮球扔进一个特制的网子里(很难想象这种本领在其它工作上有什么用处),就会被认为是一种光荣呢?

体育运动是积极的,还是荒谬的?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是一位好发怪论的奇才,他写过一篇名叫《运动的真谛》的短文。文中写道:

人们说运动能够创造国家间的亲善,而且假如世界上各民族的普通人能够在足球场或板球场上较量,他们便不会有在战场上交锋的愿望了,我听到这话总是感到惊奇。即使你未曾从具体例子里获悉,国际运动比赛常会引起彼此间仇恨的粗暴行为(如一九三六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你也能从一般的行为准则中推断出来。

几乎现今所举行的所有的运动都是竞争性的。你参加比赛就是想取胜,除非你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胜利,不然比赛就没有意义了。在村庄的草地上,你临时组成了比赛球队,不牵涉到地方观念,那么你可以仅仅为了娱乐和锻炼而打球;但是一旦出现了威望问题,一旦你们感到假如你们失败了,你们和你们的单位将会丢脸,那么最野蛮的好斗本性就爆发了,任何甚至像参加过校足球赛的人都懂得这一点。坦率地说,在国际比赛中,运动好像是一场战争。但是意味深长的东西不是运动员的行为而是观众的态度,以及在观众后面的对这些可笑的比赛的如痴如狂的各国人民的态度,他们一本正经地相信——至少在短时间内——跑、跳和踢球都是对国家美德的考验。

这段四百字的短文,简直是对一般人信奉的体育观的根本否定。联系到前面有关运动员的那句悖论,我们不能不怀疑:围绕体育运动而产生的一切,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有千万人为之献身并有亿万人为之兴奋的这项活动究竟有多少正当理由?它是人类生活中一个积极有益的方面,抑或只是一大堆荒谬与愚蠢?从这一个侧面出发,我们还能领悟到一些什么?

拳击家或学者,谁能生活得更顺当?

「体育热」是一个全球性的普遍现象。比起体育竞赛所拥有的庞大数量的观众来,流行歌曲和通俗小说的读者群就未免是小巫见大巫了。有趣的是,许多抱怨流行歌曲和通俗小说败坏人们高雅趣味的人,一般倒不对体育热表示忧虑(井水不犯河水?)。体育竞赛由于和各国的语言差异全无牵涉(这是一首流行歌曲要想在操另一种语言的人们中流行开来不能不遇到的一道天然障碍),和各国的一般文化背景也关系不多,所以它显而更容易成为一种所谓「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超级体育明星的知名度往往超过大科学家、大艺术家或政府要人。

一般来说,发达的市民生活是造就「体育熟」的一个基本原因。按照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说法,市民生活的特点便是其丰富热烈的社会生活。市民们都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下,觉得被人注意,同时也注意观察别人。他们喜欢对别人的一切加以评头品足。有一个词叫「公众人物」,就是指那些被公众所注意、被公众所谈论的人物。公众人物的生活具有一种特殊的社会性即表演性,因此,那些最善于进行某种表演的人往往成为最时髦的角色。正是由于这种刺激,使得一些具有某些特殊禀赋的人竭力发展他们的这些能力。没有体育比赛这种显然非实用的活动,恐怕不会有人肯为提高一厘米或缩短一秒钟而鞠躬尽瘁的。没有广大、热情的观众,就没有第一流的运动员。因此,只有社会活动兴旺的市民生活,才为体育热的兴起准备了最基本的条件。

从杜甫的诗歌中,我们知道了剑术大师公孙大娘在当时的长安是一个声名赫赫的人物。可以推想,对于当时长安的大部分市民而言,知道公孙大娘的人一定比知道杜甫的人为多。高俅靠着一身球艺而获得攀龙附凤的机会,无疑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体育上的佼佼者们的偏爱。最能说明市民生活与体育热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事例莫过于古代希腊了。古希腊的城邦社会有着典型的市民生活,而体育运动在古希腊的社会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举世闻名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创始于古希腊。当年奥运会的盛况今人自然已不可复见,但仅仅是看到奥林匹克竞技扬的宏伟遗址,我们也很容易想象到昔日的惊人壮观。据记载,每逢到了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节,即使是正在交战的各国也要暂停战事,脱下镗甲,换上运动衫,非常「费厄泼赖」地共同走上绿茵场(这和奥威尔文中提到的一九三六年奥运会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它构成对奥威尔理论的一个有力反证)。我们还知道这样一个故事:有两兄弟双双在奥运会上夺魁,一位邻人匆匆赶回去将此喜讯告诉他们的父亲,并大声叫道:你现在就死了吧!由此观之,在当时希腊人的心目中,在体育竞技中获胜竟是人生最大的荣耀!为人父者,能有两个奥运会冠军的儿子,简直就是达到了幸福的顶峰,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在经历了这等幸福后,再活下去还有什么劲!

一般读书人都相信,以雅典鼎盛期为代表的那段古希腊的历史是人类文化艺术的黄金时代。喜欢怀旧的人遥想那段美好岁月甚至大有生不逢时之感。古希腊文化艺术的高贵、纯正、典雅、肃穆与庄重,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人们据此推论说,哲学家、艺术家一定是当时社会的宠儿。对比历史上其它许多时代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上述说法并非没有根据。但是必须提醒的是,我们毕竟不要过于想入非非了。二十世纪的一位大哲学家怀特海说得很干脆:「如果把一个现代人放到希腊鼎盛时代去,生活得最顺当的也许是一个重量级拳击家,而不是牛津或德国的希腊学者」,他进而补充了一句道,「这点和目前的情形完全一样。」

很难说怀特海这盆冷水泼得毫无道理。一则为人熟知的轶事或许有助于说明这一点。著名的希腊七贤之一,思想史家公认的西方哲学的开山鼻祖泰勒斯,据说一度生活贫困。这就引起当时一般人们的嘲笑,以为那正好说明了哲学无用。为了驳斥世人的这一谬见,泰勒斯运用他的智慧和自然科学知识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商业投机而赚了一大笔钱。这样,泰勒斯就向世界证明了只要哲学家们愿意,就很容易致富,但是他们的雄心却是属于另外的一种。

泰勒斯这一手干得真漂亮,亏得最早的一批希腊哲学家都是所谓自然哲学家,也就是都具有丰富的自然科举知识,否则他们只好以「君子固穷」自慰,那就很难避免「吃不着的葡萄是酸的」这种讽刺了。然而反过来说,我们也很可以责备泰勒斯,批评他不该与俗人一般见识,和庸众一争输赢:既然你认定精神的富足是唯一有价值的富足,那就根本犯不上向世人证明你也有谋取物质富足的能力,因为即使你没有后一种能力也毫无关系!事实上,许多哲学家确实拙于生计,但,那又何妨?

泰勒斯的故事可以引出很多有趣的结论。不过此间我们要提请大家注意的一点是,这个故事表明:一个纯粹的哲学家在当时的希腊并不那么吃得开。务实而不务虚的人在当时也和在现在一样更占多数。轻视精神上的富有决非现代社会特有的弊病。奈何?

也许,最能印证怀特海论断的,莫过于这样一个显明昭著的事实了(一般学者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这一事实的意义),这个事实就是:包括泰勒斯在内的许多希腊哲学家,我们对其生卒年月都知之不详,史学家们是根据当时某一届奥运会的所在年份,推断出这帮哲学家们的活动年代的。这就是说,我们只有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坐标,才能找出那些文化巨星们的大概位置。呜呼!

那么,为什么在今人心目中,容易对昔日哲学家们的社会地位产生过高的印象呢?这个误会多半是由「历史」造成的,因为「历史」无非是文字的纪录,它们都是文人笔下的产物。如果我们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文人留其名」,那大致不会太离谱。文字的发明使人类得到了一种让自己获得不朽的工具。一般说来,文人的这种优势,与历史年代的久远程度成正比。在现代社会,把写作当成进入不朽殿堂的特许证者,依然大有人在。这虽然是有些道理的。但是,文化普及,使得能写作已不复是一种特权。信息爆炸,世界早已以文多为患。随着文人数量的巨大增长,平均而言,每个文人的价值于是呈现下降的趋势。这大概也是今天的文人过份美化古希腊的一个原因吧。

以上种种,无非是打算说明体育熟是一个「古已有之」的现象,只要有发达的市民生活,往往就会有所谓体育热。当今世界,生产的发展,使人们有了更多的精力和余暇去从事或欣赏体育运动;等级壁垒的打破,把更多的人们吸引到体育活动中来;生活的都市化,使各地的生活都越发具有市民生活的特性,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影视技术异军突起,进展神速,对于体育热的兴起更有火上加油、如虎添翼的功效。

黑格尔的理论:游戏比正经事更正经

让我们对前面提出的几个问题试作解答。

首先,我们要指出,「体育运动」这个概念,其实包括了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是指为增进身体健康而进行的各种躯体的活动。其二是指各种竞技。许多人都不明白下棋何以要算是体育,因为它显然不是什么躯体的活动。但是在体育运动一词的第二种意义上,下棋确实属于体育。不过,那也只对以竞技为目的的棋手们才是如此。对一般人来说,下棋无非是娱乐,他们之不承认它是体育乃是完全正确的。前文所述对体育运动的种种非难,究其实,大部分都是针对作为竞技的体育运动的。因此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去进行讨论。

没有人会反对那种以强身健体为目的的体育运动。可是问题在于,这种以健康为宗旨的体育运动总是很快就在其中产生了竞争的色彩,而且它马上喧宾夺主,倒把健康本身排挤到了次要的地位。这种现象的确是意味深长的。

能不能从体育运动中完全排除竞技的因素呢?看来很难。且不说它意味着使比赛不再成其为比赛、运动员不再成其为运动员,即使它对于普通人的纯业余性的锻炼也是很难普遍实行的。这非但不是什么弊病,可能倒是个优点。人生有很多基本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人必须从事一系列活动。从一种极端的观点看,这些活动本身都没有独立的意义,他们只是为了满足那些基本需要而必不可少的手段。可是,一种活动仅仅具有手段的意义,那它们对于我们来说就势必显得是个负担。于是,人们必须发明一门艺术,使得那些作为手段的活动本身具有一种乐趣,使它们获得一种独立于原先目的之外的意义,换句话,就是使这些手段变成一种目的。在这方面,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导师。为了使人类能很好地完成繁衍后代的使命,大自然给我们心中注入了爱情。这样一来,男人和女人出于对相爱和快乐的追求而互相结合,生儿育女的目的反而被放到了第二位,结果是使繁衍后代的任务得到了最有效的实现。大诗人歌德深明此道,他说:「每走一步都走向一个终于要达到的目标,这并不够,应该每一步就是一个目标,每一步都自有价值。」发明体育竞技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体育运动取得了独立的价值和乐趣。谁都知道,坚持长跑需要很大的毅力,若是以打球的方式完成相同的运动量则要容易得多。要让一个人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爱上几项竞技性的体育运动。

竞技性体育运动很类似于游戏,也有几分像艺术。有时候人们把它归为游戏或归为艺术,那是有道理的。在竞技性体育运动中,人们通过自由美丽的动作、通过对力量、灵巧、耐力和勇猛的尽力,使自己的活动成为一件艺术品,并藉助于激烈的竞争,表现出一种不屈不挠、夺取胜利的英雄气概。

叫一个人原地蹦跳,跳不了几下他就腻烦,很快他就会感到累了。可是,递给他一根绳子,他就能跳很长一段时间,并且不容易感到疲劳。人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然后自己再去克服它。这岂不无聊透顶吗?但是,要让一件本来只具有手段性质的活动具有目的的性质,这种没事找事的多此一举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更妙的是,它是确有成效的。问题在于,体育运动中的种种障碍、困难固然可以是人为的,但是,由这些障碍和困难而激起的斗争意识却实实在在地是自然的,克服它们而产生的成功感却实实在在地是自然的。这就使那些本来没有意义的活动获得了意义。

「游戏人生」这句成语在许多人心目中是个贬义词。把人生视为游戏显然是极不严肃的。那么,把游戏视为人生又好不好呢?一个专业运动员不正是把游戏当作人生吗?岂止运动员,所有那些从事非实用性的工作,并以全副精力追求那种工作的尽善尽美的人,难道不都是把游戏当作人生吗?在一般人看来,「游戏」就是「玩」,就是不正经、不当真。不过严格考究起来,「游戏」一词无非是指那些非实用的活动,它并不必然包含或意味着不正经、不当真的意思。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对那些非实用的活动抱极其认真严肃的态度。清朝词人项廷纪说过一句话:「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英国诗人拜伦在《唐•璜》里也说过类似的话)。写诗填词一类活动都不干实用,它既不能抵吃、又不能当穿,真算得上是「无益之事」。但是如果把这些「无益之事」统统从生活中排除掉,人生又将如何?那位无所不谈的黑格尔对于所谓游戏发表过如下一番议论。他说:「假如我们看看这些游戏内在的本质,我们首先会注意到『游戏』同正经的事务、依赖和必需是怎样处于反对的地位。这种角力、赛跑和竞争不是什么正经事情!既然没有防卫的义务,也没有争战的需要。正经的事务乃是为某种需要而起的劳动。我或者[自然]必须有一个屈服;假如这一个要继续生存,那一个必须打倒。但是和这一种正经相反,游戏表示着更高等的正经,因为在游戏中间,『自然』当被加工制造为[精神],而且在这些竞技举行的时候,主体虽然没有进展到思想最高级的正经,然而从这种身体的练习里,人类显出了他的自由,他把他的身体变化成为[精神]的一个器官。」

黑格尔的思想很清楚,游戏比正经事还更正经,非实用性的活动比实用性的活动更高级,只有它们才是人类自由的真正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本论》一书中,马克思也表述了与此类似的见解,而且作了更透彻的发挥。马克思指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们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

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他认为,实用性的活动,也就是通常人们认为是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的活动,其实并不是体现了人的目的。恰恰相反,它们多少只能算是一种手段。人类活动的本质在于发展自身的能力。照这种观点看来,体育运动,只有当它不是从属于某一个实用的目的,而是以自身为目的——譬如说,一个人跳高不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于战争和劳动的需要,却是为了跳得更高而跳高,把发展自己的跳跃能力当作目的——这时,它不是变得更无聊,反而是获得了更高的意义。

「活动」与「目的」的关系有两种,有一种活动是为了某一目的。另有一种活动,本身便是某一目的的体现。人们从事前一种活动,仅仅是为了得到它的最终结果;人们从事后一种活动,有时固然也是要得到其最终结果,但主要追求的却是那个活动本身、那个活动的过程。一般人把从事后一种活动叫作「无所为而为」,否认它有什么目的性,其实这是把目的性和实用性混为一谈了。有些活动没有实用性,这就是说,它们的最终结果完全无关紧要,但是这些活动本身却很有价值,它们本身就体现着人生的某种目的,而且是更基本的目的。事实上,只承认实用性活动具有意义不仅是片面的,甚至也是不可能的。假如A的意义在于B,那么B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只有两种回答:一种是把B的意义归于C,然后,不可避免地再把C的意义归于D,把D的意义归于E,如此等等,于是引出了一个无穷后退的系列,到头来是谁也没有意义,万事皆空。那些只重视实用性活动的地方,每每流行着虚无主义思想,那绝不是偶然的。另一种回答则是认为B、或C,总之,是某一件事情本身就具有意义,它们不是「为它存在]的,而是「为自己存在」的。换句话,它们是非实用的。这意味着,实用性活动之有意义,正在于还存在着那些非实用的活动,正在于那些非实用活动本身即具有独立的意义,它们本身就是目的。

在美国小说《海鸥乔纳森》一书中,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海鸥,名叫乔纳森。其牠海鸥也练习飞翔,但牠们练习飞翔完全出于实用,出于捕食和避害的实际需要。海鸥乔纳森却是为了飞翔而飞翔,牠为了能飞得更高更远而不断地刻苦练习,牠领悟到:宇宙间根本没有天堂这个地方,天堂既不是一种空间,也不是一种时间,天堂就是要成为完美。牠的人生观是:尽量发挥自己的潜能,努力把最喜欢的事做得尽善尽美,以此作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偏重实用,理论思维则一向不够发达。这种估计有多少正确性,此处不论。我们想说的是,在重实用与轻理论之间的确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凡偏重实用者往往轻视理论。原因在于,理论的兴盛并不是完全出于实用的需要,在某种意义上,它正好是远离实用的目的,在以自身作为目的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倘若是为了实用,圆周率算到小数点后面三五位一般也就足够了;只有在纯粹的求知的愿望刺激之下,人们才证明出π的无理数性质并计算出小数点以后成千上万位的精确数值。固然,为了应用,必须认识。但是,为了应用而认识是和为了认识而认识很不相同的。大部分严格的科学理论都是为了认识而认识的产物,而不是为应用而认识的产物。

但是,要说中国传统文化一概是只重实用,显然不符合事实。至少,诗歌艺术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外。回文诗有什么用?苏东坡的「神智体」有什么用?难道它们主要不是一种文字游戏、一种智力游戏吗?按照前边对「游戏」的解释,这正是对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赞颂。尽管受着「诗言志」、「文以载道」等观点的强大影响,但是诗歌艺术的历史表明,人们一直对「诗」本身的发展完善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写道:「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令,连朝连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者,又非仙而何?」这里的「诗魔」状态,正好与前文提到的为了破纪录而不惜搞垮健康的运动员的「儍劲」相似,这里的「诗仙]状态就是海鸥乔纳森的「天堂」。为了作诗而不顾其余一切,把作诗本身当成人生的最大追求。这种精神和体育精神是相通的。

人们不是常常说到「事业心」吗?什么叫事业心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事业心正是为了一种活动本身的缘故而从事这一活动的愿望。那些为了消遣、为了强身而打球的人是谈不上有打球的事业心的,只有那些为了打球而打球的人才有事业心。当然,不少优秀运动员都具有为国争光的愿望,这个愿望十分崇高,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崇高的愿望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并不是非常必要的。并非所有的世界冠军都具有这种愿望,但是他们毫无例外地必须有为了打好球而打球、为了跳得更高而跳高的内在要求。乒乓球比赛,赢了,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输了呢?怀有为国争光的崇高愿望固然有助于促进运动员们攀登高峯,但那首先有赖于运动员具有运动员的天性:他们必须对所从事的活动本身抱着强烈的追求。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现在,我们或许可以明白为什么夺取体育运动的优胜会被当成一种光荣的道理了。因为它表现出人类为发展自身能力而做出的一种英勇努力和突出成就,那确实是值得骄傲的啊!

文明与野蛮——诗人为何喜谈兵?

体育运动大都带有竞争性。争强好胜之心对于人类的意义,显然要比一般人所意识到的更为重大。所谓发展自身的能力,所谓把一件事做得尽善尽美,固然可以有绝对的尺度,但通常总离不开和同类的相比。什么叫「尽量跑得更快」呢?那当然不是说妄图超过音速,也不是说希望快过奔鹿,它无非是说要比其它人跑得更快。这就是说,人们对自己能力的发择,必须藉助于和其他人的比较与刺激,也就是藉助于竞争才能得以充分实现。取消了竞争,人类前进的步伐就一定会很慢了。

有竞争就会有输赢,失败总是令人生气的。前不久我教会了我三岁的小儿子打扑克,开头几盘让他赢了,自然无事,等到我赢了一盘时,他顿时变了脸色,眼泪都快急出来了,还不停地向我吐唾沫。这种连亲生老子都不认的敌意实在是空前的。一方面,我们须得承认,失败的耻辱感是一种很自然、很正常的感情,正是这种耻辱感才最有力地驱策人们去奋发努力(「请将不如激将」)。整个竞争行为便是立足于这种人人都不甘服输的共同心理之上的,所以,试图保留竞争行为而又想去掉由竞争失败所产生的耻辱感,实在是自相矛盾的,办不到的。那么,能不能干脆取消竞争以期避免引出那种耻辱感呢?也不能。因为与其说是由于有了竞争行为才产生了胜者喜败者怒的心理,不如反过来说是人们本来就有着希望胜过他人的愿望才发明出种种竞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取消了竞争行为的地方,竞争心理并不会随之消失,它们只不过是改头换面了而已。其实,要求取消竞争行为这件事本身,正好就是竞争心理的一个表现。一盘棋还没下完,其中一方就把棋局全部搞乱离场而去,那很少是由于这个人对下棋本身不感兴趣,更多的情况倒是他自知要输而不肯认输。取消竞争,要么是出于对强者的嫉妒,要么是为了显示自己道德上优越——争强好胜之心的暗中作祟。

可是,问题在于,竞争和竞争心理毕竟会引出一些消极因素,它确实可能造成人们之间的对立、敌意和紧张关系。当奥威尔宣称体育竞赛会引发人们最野蛮的好斗本性时,他显然不是空口无凭。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首先,我们很容易地指出奥威尔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体育比赛在促进各国各地人们的友好关系上确实起到了不容否认的积极作用。像一九三六年奥运会的冲突毕竟只是少数。在大多数情况下,体育运动的确推动了人们的友谊。事实已经否定了奥威尔的悲观论断。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当从理论上阐明其中的道理,并且对那少数相反的事例加以分析。

争强好胜之心对于推动人们实现人类的目的——发展自身的能力,是十分重要,乃至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对于体育运动而言,赢得胜利本身,毕竟还不是目的。它只是促进人类目的的必要刺激而已。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对于运动员来说,最重要的在于体育运动这种活动本身,而不在于优胜名次。奖牌的全部意义,不过在于证明你在此项运动中出类拔萃,证明你在这方面的能力超群出众,因此它们只是一种象征。真正有价值的不在于象征本身,而在于它背后的东西,也就是那个被象征的东西。如果你在比赛中充分地发挥出自己的水平,那么,即使没有获得很高的名次,你也会感到快乐的。因为参加体育竞技的最大乐趣本来就在于你能在其中自由地发展你的能力。这种乐趣几乎是自足的。胜负名次,说到底,无非是催化剂一类的东西。好的运动员都不喜欢在和弱手的比赛中轻易地夺冠,而宁肯在与强手的激烈争战中败北,因为在后一种场合下才更能够激发自己的斗志,让自己潜在的能力得到最大的发挥。这就是说,竞赛的失利固然会引起自尊受挫之感,但与此同时,运动员又会因为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能力而获得一种更深刻的满足,这就会有效地防止狭隘的敌意情绪的产生。对于击败你的对手,你既会产生卷土重来、战胜对方的强烈意愿,同时又很可能对他怀着真诚的尊重和由衷的佩服。

是的,人的确可能对他人真心佩服。佩服就是承认他人的优越。这和争强好胜之心并不矛盾。既然对方确实比自己高明,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方的高明对于自己增长才干以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能力大有好处,那就完全可以排除一切嫉妒心理或敌对意识。就很多方面而言,运动确实有类于战争,它们都是好斗性和好强心的直接宣泄——体育记者在描绘竞赛场面时总是爱大量借用军事和战争的词汇。但是区别在于,竞赛中的失败和战争中的失败有根本的不同,在竞赛中,失败只是证明了对方的优越,它并不导致自己被摧垮以至被毁灭,这就使失败成为一件完全可以坦然接受的事实。不错,失败会使你觉得有些丢脸,但世界上只要确实存在着威望问题,那就必然会出现高低之分。假如我们不可能或是不应该消灭威望本身,那么我们就只能致力于使威望的高低排列来得公平合理,使威望的降低区别于人格的降低,使失利区别于受辱。所谓「输球不输人」就是指的这层意思。它确实是可以做到的,胜利者和观众都确有可能对失败者满怀真心的尊重。有时,甚至在真刀真枪的战争中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交战的双方统帅通过正大光明的斗智斗勇斗力而产生了互相尊重以至互相友好的感情,史书上不乏此类例证。不过只要想起那些在战争中死伤的成千上万的士卒百姓,我们就不能不对战争加以谴责了。体育竞赛则避免了这种不幸,竞赛固然也是好斗性与好强心的直接宣泄,但它却是以公正的方式、以不流血、无损伤的方式实现这种宣泄的,所以它就防止了由好斗性与好强心而产生的绝大部分副作用。简言之,假如说好斗性与好强心是不可消除或不应消除的话,那么,竞技活动的发明则是给这两股暴烈的洪流提供了很好的溢洪道。

话虽如此,在现实的各种体育比赛活动中,由于好斗性的恶性发作而导致对抗冲突的事情还是时有发生的。这又说明了什么呢?有人或许会责备体育比赛本身,因为正是它使得好斗性得到发泄的机会。不过依我们之见,这种指责并不公允。体育竞赛诚然是让好斗性得到发泄,但同时它也是对好斗性的一种约束和驯化。任何体育竞赛都有一定的规则,这意味着运动员的好斗性只能以规定的方式去发泄或去表现,那便要求运动员们必须学会自我约束。其次,获胜是光荣的,但是只有当对手们和你处于平等地位进行竞争时,获胜的光荣感才可能是实在的。连皇帝下棋时也不乐意别人故意让他,因为那会使赢棋变得毫无意义(这和打仗不一样,除了宋襄公,没有一个统帅会不愿意乘对方军队陷入某种客观的困难时去夺取胜利)。这意味着当一个人试图通过体育竞赛来满足其好胜心时,他必须要求对方能得到公正的机会。那种靠着不顾规则的撒野和不要公正的欺压而得到竞技胜利的人,实际上是无法满足他真正的好斗性和好胜心的。由此看来,体育竞赛其实很有助于教育人们正确地表现其好斗性与好胜心,因而从本质上看,它是反对并有助于克服好斗性与好胜心的畸形恶性发作的。众所周知,在时兴体育竞赛的地方,大都会流行一种所谓「费厄泼赖」(Fair play)的精神。这两者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不讲究「费厄」就不会有真正的竞赛,而没有真正的竞赛,输赢胜负就失去了它们的意义。所以,要坚持真正的竞赛就必须坚持「费厄」。我的小儿子很快就发现,输了牌就冲着对方吐唾沫是不行的,这样别人就不再愿意跟你打了。因此,哪怕仅仅是出于要和对方饶有兴味地继续玩下去的愿望,一个人也必须懂得「费厄」、学会输得起才行。体育道德的建立和商业道德的建立颇有相似之处:除非你不想把生意继续做下去,否则你就非注意商业道德不可。

不过,实际问题比上面讲的情况还要复杂些。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有些运动,本身就很野蛮,像拳击。当你把别人打死或是致残了的时候,要说那是促进了你和他的友好关系,无论如何总是说不过去的。虽然说参加的双方都是出于自愿,竞赛规则也考虑到了运动员的安全问题,因而死亡或严重损伤的情况并不常见,但这种运动的残酷性毕竟是不可否认的。

实际上,一种形式的体育运动和另一种形式的体育运动,其间可以有极大的差别。把它们完全当作一样的东西而下一个笼统的判断,难免不陷入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乒乓球运动员之间或许会产生某种嫉妒情绪,但是导致深仇大恨却是难以想象。在墨绿色的球台上也曾掀起过一定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热潮,不过它几乎不可能演变为充满敌意的骚乱。事实表明,那些引起双方仇恨的粗暴行为的比赛,差不多都属于那些本身带有较多野蛮性或暴烈性的运动(至于在某些特殊场合下,由于比赛双方的国家或群众本来就有敌对情绪,比赛的胜负构成了这种情绪爆发的导火线,那倒是不应归咎于体育运动本身的,这一点也不可忘记)。因此,对于体育比赛会导致敌对冲突的批评,实际上就变成了另一个问题,即,开展那种野蛮暴烈的运动是合适的吗?

提出这个问题决不是无谓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都不开展拳击运动,虽然说该项运动早在古希腊时就被列入正式比赛内容。另外,有一些粗暴野蛮的运动,连奥运会也一直拒绝接纳。可见这个问题是有实际意义的。看来,很多人对这种运动都怀有类似的忧虑。大致地说,各种体育运动分别趋向两个极端,一端是侧重技巧,有类于艺术,体现一种运动中的人体美,另一端则侧重蛮力,更近于战争,表现出入的好斗性乃至侵略性冲动。其实,提倡后一类运动的人并非不知道这类运动的那些特点,他们的论据正在于:为了防止人性趋于文弱,在和平时期,通过体育运动的方式有控制地保留下一定的野性乃是有益的。

上述论据未必全无道理。文明固然是极大的好事,但倘若不加注意,由文而弱,那就不大妙了。自宋代以来,文明的汉族老是被野蛮的少数民族打败,不能不认为是当时汉人的文明有趋于文弱之弊。有人发现,在地道的传统汉文化中,连舞蹈都很少。借用一个西方的说法,那是否表明我们的传统文化少了一点「酒神」精神?春秋时代,百家争鸣,不愧为中国学术思想的黄金时代,可是人们是否注意到,那个时代也是一个尚武的时代。韩非为了谋求建立一个专制主义的王朝,一手压制思想,一手摧抑武风。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批评就是这个意思。言听视动,一切皆以「礼」为准,很容易使好人变得文弱,使坏人变得阴险,并使整个社会流于萎靡。无怪乎我们历史上许多有抱负、有个性的人物,从李太白、陆放翁,到梁启超、谭嗣同,都那么喜欢谈兵习剑,崇武尚勇了。毛泽东在其早年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特别指出体育运动须强调「野蛮」,叫作「文明其心灵,野蛮其体魄」(当然,这里的「野蛮」和「残忍」绝不是一回事,这是不言而喻的)。

由此看来,在文明社会中,在和平时期里,让人身上的某些野性的东西有适当的表现,不论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健全还是对于人们心理的平衡,恐怕都是需要的。近几年来,随着我国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体育运动日见风行,不少人的爱好有转向那些较野蛮的运动的势头。譬如说,对小球的热中已明显让位于对大球的热中,尤其是对足球——那也许是除橄榄球之外最具野蛮性的一项球类运动——兴趣越来越大,虽然说我们自己的足球水平至今仍很不令人满意。这是否意味着,对于体育运动而言,它除了有强身健体的功效外,还负有保存武勇精神或好斗习性的意义?观赏体育竞赛,除了获得一种类似于欣赏艺术所得到的美的陶醉享受外,还兼有让人们体验到一种类似于战争的凶猛顽强的强烈刺激?好比功夫片,据我所知,偏偏是许多文质彬彬的学者教授们很喜欢看,正像那些轻松的娱乐片往往吸引了大批从事严肃工作的人一样:这里显然存在着一种补偿作用。那就是说,正因为我们的社会是文明的,所以我们的运动就应当是野蛮的。

有一次,我一位朋友收看「外国体育新闻」电视节目,当屏幕出现一系列惊险动作时,他连连高呼「可怕」(那当然有开玩笑的成分在内)。他所说的「可怕」,倒不只是指其动作充满危险,他的意思是说,一个民族,倘若既能创造高雅的文化艺术、发明精密的机械仪器、进行高深的学术研究,又能从事如此「玩命」的体育运动,那真是令人生畏的。一种文明,不论其含有多么丰富精致的内容,倘若没有一点勇猛强悍的气质,恐怕终究是没有前途的。我们知道,有的哲学家(如黑格尔)甚至赞美战争,这显然是走得太远了;不过考其初衷,无非是希望保持一种强悍之气罢了,那却是人们不得不为之深思的。

希腊的奥林匹克盛会,它的角力、摔跤、拳击,无疑也是构成希腊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要是丢掉了这些东西,希腊人全面发展的风貌还依然会是完整的吗?当马克思称赞希腊人为「正常的儿童」时,他难道不是也把希腊人的体育精神一并包括其中了吗?其实,用不着「曰必称希腊」,我们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家,而他所擅长的那些体育项目,在当时的情况下,差不多都具有至少是准军事的性质。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对那些比较野蛮的体育运动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呢?这当然不是说,唯有通过那些「玩命的」体育运动,人类的冒险精神和英武气概才能够保存或发扬(譬如说,笔者自己就不大喜欢从事这类运动,而宁愿把那点勇敢精神表现在其它方面);不过平心而论,这类运动对于培养冒险精神等确实常有正面的功效,那倒是一个事实。

爱国主义——法国人与德国人之不同

把全世界最优秀的足球运动员分成旗鼓相当的两队进行比赛,从水平上说无疑是最高的了,但广大观众却未必会对这样的比赛最感兴趣。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观众需要倾向性。观众需要从感情上偏向某一方。一个对比赛双方一视同仁的观众只能欣赏到精湛的球艺,而一个有偏向的观众却可以分享到胜利的喜悦或失败的悲哀。观众之需要偏向,有如运动员之需要输赢。

体育比赛能够强化人们的集团意识。或者反过来说,正是出于集团意识的驱使,人们才最喜欢在单位与单位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举行体育比赛。集团意识的强化可能具有两种相反的效果,它既可能使得一些人与一些人变得更亲近,同时又可能使得一些人与另一些人变得更疏远。在谈到爱国主义这种集团意识时,诗人海涅就已经注意到它的两个方面或两种形式:「法国人的爱国主义是在于先使他的心脏温暖起来,通过温暖而膨胀、扩大,使得它不再仅仅爱亲近的亲戚,而用它的爱概括全法国,概括整个文化的世界。德国人的爱国主义相反地使他的心脏狭窄起来,使它收缩得像严寒中的皮革一样,使他憎恨外国的一切,使他不再愿意做世界公民,不再愿意做欧洲人,而仅仅愿意做一个狭隘的德国人。」

十几年前,当我国体育健儿开始冲破「左」的束缚,再次走向世界之时,我们曾经提出过一个响亮的口号: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个口号是相当正确的,它很符合所谓奥林匹克精神。众所周知,奥林匹克精神不但是指运动成就的出类拔萃,它还意味着通过体育活动而增强人们的友谊。然而有趣的是,这个原本正确的口号一度竟也产生了一些流弊。有些人不懂得,在体育活动中,比赛虽然是第二位的,但它却是促进友谊的基础。胜负固然不如风格或道德重要,但倘若在正规比赛中,运动员不是积极争球以夺胜利而是积极让球以示风格,结果是「赛之不存,风格焉附」?离开了认真的、全力以赴的比赛,也就无从真正地展示良好的体育道德与体育精神,因此到头来也就未必最能获得可靠的友谊。一般人都知道相互礼让会产生友谊,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对于人类这种天生进取的动物来说,相互竞争也可能造就友谊。古人说「惺惺惜惺惺」、「不打不相识」,有时就是指的这种情况。问题在于,只有通过激烈公正的比赛,才能充分表现出勇猛顽强的意志、精湛高超的技艺和善自克制的气度,这就能够在包括对手在内的人们的心目中引发出超脱庸俗狭隘的个人或集团意识的情不自禁的敬重与友谊。这种友谊能激励人们奋斗,拓展人们心胸。正是那种富于竞争性的交往,才最有助于使我们逐渐摆脱最早的封闭式的地方主义或爱国主义,培养起一种开放式的爱祖国、爱人类的崇高感情。

把对公正的考虑纳入形式化的普遍规定之中

体育竞赛由于会产生某些问题或流弊,因而常常受到各种公正的或不公正的责难。不过,体育竞赛却又具备着一条其它活动很少能与之相比的优点,这一点几乎引起了各种人士的众口一词的赞扬:体育竞赛是非常公平合理的。比赛场上人人平等。在这里,谁强谁弱、谁优谁劣,无不表现得清清楚楚,令人佩服。真正反对竞赛的人并不多,问题在于很多竞争活动都搞得极不公平合理,所以才遭到众人的反对。倘若能把体育竞赛的那种「费厄」(fair)即公正性推而广之,那岂不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社会学家费孝通说,fair play这个英文词很不好翻译,因为中国老传统中没有与之对应的东西。费孝通先生说,这个字有一点像我们的礼字,但是礼字下面我们可以跟上一个让字,而fair play却比较积极,可以跟一个争字。我们不妨把它翻成「礼争」或「公平合理地竞争」。有些人也许压根就反对把「礼」字和「争」字联在一起,认为那等于是自相矛盾:讲「礼」就应当「让」,「争」就是失礼。这种看法并非毫无道理,没有人会认为在公共汽车上「争」座位是合「礼」的。当双方或多方同时追求某一事物时,究竟是应该通过「争」还是应该通过「让」来解决问题,那取决于所追求事物本身的性质或追求过程的性质。譬如,射箭冠军这个称号就只能靠争夺而不能靠谦让,因为,第一,顾名思义,射箭冠军意味着射箭技术最优秀的人,而唯有通过比赛才能确定谁人符合这一称号;第二,比赛的过程就是提高和发挥射箭技术的过程。那么,如何在「争」中间体现「礼」即体现公正性呢?说到底就是制定普遍适用的规则,要求大家都照规则办事。

再以射箭之事为例。后羿的弟子逢蒙想取代老师的地位而成为射箭冠军,为此他用极其卑鄙的手段害死了后羿。在这里,应当谴责逢蒙的并不是在于他有追求冠军称号这一愿望也就是有争胜之心,而是在于他没有遵守规则、没有正大光明地去「礼争」。过去的人总爱批评逢蒙有「野心」。按照辞典的定义,野心是指对名利地位的巨大而非分的欲望。在这个定义中,赋予野心一词以贬义色彩的关键词眼是「非分」一字。可是,「非分」一字,严格地讲来,乃是和等级观念联系在一块的;离开了等级观念,「非分」一词几乎是不可解的。假如一个人所欲求的那些名誉地位本身并不是坏的,那么这种欲望也就不能说是坏的,即使他实际上还不具有与之相称的能力。主张「费厄泼赖」,就是肯定了追求某一些名誉地位的正当性,肯定了在追求这类名誉地位时相互竞争的必要性,同时又强调用严格的规则来保证竞争能公平合理的进行。一般来说,只要做到了严格执行规则,就能保证竞赛进行得公平合理。这一点几乎是不证自明的,所谓合理,在这里就是指合于规则;所谓公正,就是对各方一视同仁,而规则本身恰恰就是对各方同样适用的普遍性规定。

一切规则都仅只涉及形式,体育竞赛也是如此。这就引出了一个可能更为深刻的问题:有了形式的公正就一定能保证实质或内容的公正吗?当然不是。篮球赛的规则定得再公正,它对高个子总是要更有利些。足球赛时,你越了位,裁判就会判你犯规,并不管你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抑或是中了对方的圈套。再者,体育竞赛的公正性只限于运动场上,正如经济竞争的公正性只限于市场上一样,有的人比别人享有更好的训练条件,不同的运动员在运动场外、在竞赛之前所面临的环境远远不是完全相等的。因此把体育竞赛看成是绝对公平合理的领域显然也是不恰当的。但是,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个世界并非十全十美,各种差别总是客观存在,决非一朝一夕可以根除,那么,从体制上着眼,我们就只能致力于建立形式的公正。我们不能奢望用硬性的办法一劳永逸地解决所谓实质的或内容的公正,尤其是不能为了达到实质公正而损害形式公正。须知,形式公正诚然不是实质公正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后者的必要条件。损害形式公正,必然会损害而不是促进实质公正。体育运动之所以能依靠竞赛这种方式而得到发展,竞技活动之所以能够有条有理地进行,正在于人们力求保证形式公正,或者说,力求把对公正的种种考虑纳入形式化的普遍规定之中。这一点可以给人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高等的正经」与「最高的正经」

对任何一种涉及人生的问题进行理性思考都可能陷入两种不同的错误:其一是藉助于理性的探究,自觉不自觉地加深和发展了研究者本人的某一种固有的性格倾向,从而把人心更坚决地推向那本来就已经太偏的那一方面。这就导致研究者得出一种或许不无创见,但却失之极端的片面结论。另一种错误则相反,当研究者过分注意避免纯主观的好恶偏向而十分重视其它人的意见和行为时,他又可能陷于模棱暧昧或折衷主义。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以上我们对于体育精神的种种论述中,颇有一些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对此,我可以提出这样一种辩解,即这些不一致之处是由于论述角度的变化所致。这并不奇怪:一个人可以欣赏某件事,但并不打算去效仿或实行;有些事情自有存在的价值,我们应当容忍、接纳,但未必定要去赞美或提倡;即使是一些我们不喜欢乃至要批评的东西,那也不等于说必须要强行禁止或明令取缔。多种多样的个性是人类社会繁荣幸福的源泉,所以我们应当学会宽容和理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各种不同的个性倾向都有着完全等价的意义,因此我们又必须坚持正确的(虽则只是相对正确的)价值标准。

黑格尔肯定了体育竞技是「高等的正经」,不过又指出它还没有进展到「最高的正经」即纯粹精神的境界,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错的。记得当年由于苏联第一个发射人造卫星成功,强烈地刺激了美国人的好胜心,肯尼迪讲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们嘲笑有头脑的人,折磨科学家,而只是奖励体育上的成就,那么,前途确实是黯淡的。」在为体育精神作了充分评价的同时,在「体育热」日甚一日的今天,这句话也许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提醒。

一九八六年二月

摘自 胡平《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香港 田园书屋出版 1990年1月)

星期日, 八月 17, 2008

“林彪事件”研究的再思考——与高华先生商榷

作者:丁凯文

  “林彪事件”的研究在海内外一直就是一个热点,甚至有人干脆称之为“林学”。“林彪事件”的研究之所以能够成为热点和一门大家感兴趣的课题,其主要原因就是它对于中共的历史,乃至于中国现代历史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而官方对有关问题的研究和资料的严密封锁和一家之言,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之更加吸引众多研究者和普通人们的目光。2004年明镜出版社出版了笔者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一书,就是对官方多年以来一家之言的突破。两年以来,笔者一直十分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动态,除了2006年初中共文献研究室前主任逄先知在《〈毛泽东传〉对建国以来几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1〕一文中转弯抹角地对该书一些观点作了反驳外,一直未见有其他学者写出有份量的争鸣文章。前不久,本人收到香港中文大学杂志《二十一世纪》双月刊,笔者注意到高华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2〕(以下简称“再考察”)。笔者拜读之后感到高先生为文的目的是针对《重审林彪罪案》一书中的主要观点而来,然通观高文,错谬之处甚多,笔者不仅没有见到高先生曾经有过的对官方史学的质疑和独立思考精神,且整体行文与逄先知这种官方学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整篇文章立论虚妄、史实不清,以致自相矛盾、人云亦云。正是有了这个感觉,笔者深感就“林彪事件”这一课题,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很多观点值得商榷。笔者愿抛砖引玉,就高先生文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文革之前的林彪,醉心于权力还是淡漠于权力?

  高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一开始,就用了很长的篇幅论述林彪“出山”的过程,意图证明林彪的“出山”并非是被“逼”出来的,而是林彪本人“不能真正做到‘闲云野鹤’,无欲无求”,不仅如此,“在1958年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毛任命为党的副主席,成为中共核心层第六号人物,排名在邓小平之前。此举和林彪无关,完全是毛的布局,却燃起了林彪的欲望。”高先生总结毛林关系时说“第一、毛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他在提拔林彪时,对林彪还是有颇深的怀疑的。第二、毛也是坦率的,他就是以此告诫林彪,要摆正关系,这就是毛和他的关系是君臣关系。”高先生认为“这两点,是理解文革期间毛、林关系的关键。”不难看出,高先生这番高论的内涵就是林彪自己有野心,想向上爬而最终攫取最高权力。实际上,高先生这一论点贯穿于《再考察》全文。

  那么高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中举出哪些直接的证据证明了林彪的野心呢?笔者细读了高先生这一章节,却没有看到高先生给出任何可信的、有说服力的证据,高先生所说的林彪“野心”全是自己的想象和臆测。我们来看看高先生是怎样描述林彪的“野心”的。高先生说:“1953年大区撤销,对他(指林彪¬——笔者注)一时没任何安排,当高岗来动员他时,他和高岗谈得非常投机,高岗被毛抛弃后,林彪再度谨慎起来。”再如,“1961年9月23日,毛在武汉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明确表示,他死后,刘少奇是接班人。毛向蒙哥马利放话,是事先有准备的一项精心安排,重点是面向国内高层,其目的是为了平稳渡过当时他所面临的难关。蒙哥马利回国后把毛的这番话公布出来,外交部把蒙哥马利的有关叙述专发一个简报,发至地、师级,使林彪很受挫折。”笔者想问一下高先生,高岗何时何地动员过林彪?既然是高岗出面“动员”林彪,高岗提出哪些条件来“动员”林彪的呢?动员林彪去干什么?林彪又是如何与高岗“谈得非常投机”呢?林高之间又作了哪些“交易”?如果仅仅是林高曾经见过一面谈过话,就能够因此证明林彪有“野心”吗?再如: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是一件公开的活动,毛泽东的有关谈话,按中共的办公方式,随即就在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书记处传阅,党内高层应知之甚清,正如高先生自己所言,毛的放话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计谋,林彪难道会看不透毛的真实想法?然后林彪就会因为这个谈话而“很受挫折”?那么再请问高先生,国内通报了蒙哥马利谈话后林彪有什么具体表现显示出林彪“很受挫折”?至今,关于高岗对几个党内重要人物进行游说,鼓励他们反党一事,由于彭德怀案的彻底平反而被人看成了毫无根据之事。而毛泽东自文革开始以后多次自述的他与刘少奇进行斗争的过程,已令那次他和英国蒙帅的谈话成为不能作为毛泽东真实心境的举证。高先生作为历史学家,在写文章时总不能想当然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给历史人物随便戴上这样或那样的帽子吧?

  高先生文章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论点与史实严重不符。高先生说:“到了文革前夕,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比重已空前增加,历史上中共长期又是党军一体的传统,在这种形势下,林彪出山已是顺理成章,而且林彪出山还代表了更广大的军队利益的扩张,能够得到军队系统的支持和拥护。”事实是这样的吗?文革前夕,中央最高层的政治人物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邓小平。这七个人当中,只有林彪一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军队代表,除毛泽东外,其他人都不染指军队工作。此外,政府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人也不是军队的干部,尽管一些省市自治区一把手名义上兼了当地军区的政委一职,但是他们基本上都不参与军队的事务。至于中央常委诸人,大家为了避嫌,更不会主动过问军队的具体事务。要说中国政治力量彼时有所增加的,那应当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力量,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不安和猜忌。如果不是那样,毛泽东发动文革,重新回到“一线”执政的动机就没有了。请问,高先生有哪些具体证据证实“到了文革前夕,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比重已空前增加”呢?“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比重已空前增加”不是在文革前夕,而是在文革之中最为混乱的1967年1月上海夺权之后,由于毛泽东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夺权,造反派应运而生,以致各地区各单位都形成两派,派性斗争不断,甚至大打出手,国内局势一片混乱。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不得不借重军队的力量搞“三支两军”,以稳定全国的局面,好继续他的文化大革命。由于“三支两军”的出现,大批军队干部被派到地方、机关、工厂、学校等,军人由此成了各省市、地区及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但这并不是他们自己想要干预或控制地方政权,而是奉了上级的指令搞“大联合”或“三结合”,重新调整领导班子,使之更符合毛泽东搞文革的要求,并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尽快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秩序。“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比重空前增加”是文革当中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产物,此乃尽人皆知的历史史实,为何高先生却视而不见呢?此外,高先生说“林彪出山还代表了更广大的军队利益的扩张”,更是牛头不对马嘴。高先生有何事实证明“军队要扩张利益”?军队的利益又是什么?是参与那个不明方向随时会触怒了毛泽东的文革乱局?还是获得极大经济收益发上横财一笔?在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下的解放军一直强调“党指挥枪”,中共建国后,军队一直在毛泽东的严格掌握之中,直至文革之前不曾干预国家的政治生活,高先生能否给出军队在文革前夕要“扩张利益”的具体事例?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林彪出山这一问题上来。从中共建国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林彪个人的生涯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建国到1956年中共八大。建国伊始,林彪的身体就处于生病状态,且病得不轻。林彪的贴身内勤楚成瑞回忆说:“1950年9月,林彪去苏联治病和疗养,1951年10月回国。1953年春天,林彪病情出现反复,旧病没好,又添了新病,住在城里嫌吵闹。6月,搬到了颐和园里的翠云轩。当时,林彪的病已经挺重了。我记得由于当时颐和园的路不好,不适合汽车行走,车开不进去,大家只好把他用担架抬进了翠云轩。这一年是林彪1938年3月负伤以后,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主要是怕冷、怕热、腰痛、头痛、失眠,一天到晚静不下来,需要不断地活动,一到晚上更厉害。他不睡觉,内勤也不能睡觉,每天照顾他最少要20个小时,几拨服务人员都给累垮了。”〔3〕由于身体不好,林彪几乎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这一状况持续到1956年中共八大。

  第二阶段,从1956年中共八大到1959年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排名在总书记邓小平之前,位居第六。但是党内的这一安排并非林彪自己出面争夺而来。高华先生自己也承认:“此举和林彪无关,完全是毛的布局”。毛泽东为何这样布局?现在史学界的普遍看法是,毛泽东通过提升林彪党内地位借以制衡掌管军队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埋下了日后由林替彭的伏笔,但是在当时彭德怀依然是军内最主要的领导人。高先生说:“林彪悟出毛的用意是要把他‘当高岗用’,更知道毛此举是要用他来平衡刘、周。林彪马上以行动向毛献忠心邀宠,在当上中央副主席的第三天,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破题定调,既打刘伯承,又捧毛。”从《再思考》一文引用的资料来看,高先生并不清楚当时的具体情况,对于人民解放军发展过程中这样一段重要的历史,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说出这样无知的话,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想必只是想当然地将一些情况东拼西凑借以批林,并诛心地认为“林彪悟出毛的用意是要把他‘当高岗用’”。1958年军队内部批判刘伯承主要是彭德怀主持,这实际上是五十年代中期彭德怀批判军内“教条主义”的延续。大量的完整的原始文档存于中共档案和军委档案之中,怕是高先生不但不问,也许还不知,以致说出如此话来。著名文革史研究者迟泽厚先生对此有过论述,迟先生说:“1958年5至7月,在毛泽东支持下由他主持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把工作中的一些不同认识和人事关系方面的问题,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批了刘伯承元帅和负责全军军事训练的萧克、李达等一批人的‘教条主义’以及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粟裕大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迫使他们违心地多次检讨,尔后又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作了组织处理,并广加株连,使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受到重大挫折,也使不少军队高级干部心中蒙上一层阴影。此事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最高负责人的毛泽东当然要负责任,但身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和这次会议主持人的彭德怀,也难辞其咎。”〔4〕事实上,这桩历史公案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刘伯承、粟裕等人受到不公正对待后来都由中共官方予以平反,事实证明林彪对刘伯承等人被批判撤职没有起什么作用,林彪曾经讲过一些话不过就是一个走过场形式罢了。高先生说林彪“破题定调”更是不实之词,显然,“破题定调”者乃毛泽东,而具体实施者乃彭德怀。高先生不将矛头对准这起运动的主要发起人毛泽东和主持人彭德怀,不敢引用他们对刘伯承的批评和讲话内容,也不敢引用其他一些军委常委(包括邓小平)和元帅们对刘伯承的批评,更不敢触及毛泽东的领导作用,却对准不起主要作用的林彪大批特批,是不是有欠公允呢?这段时间中,林彪虽然贵为党中央副主席,但却没有什么实权,也不介入具体事务,军中主事者仍然是彭德怀元帅。

  第三阶段,从1959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彭德怀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上书,而毛泽东却认为这是彭德怀对他权力的挑战,于是发起了批彭运动,连带着揪出了所谓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高先生认为:“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林彪被毛搬兵,一上庐山,就有力助毛,批彭的调子最高,骂彭德怀是‘伪君子’、‘野心家’、‘冯玉祥式的人物’”。高先生在此又言过其实了。林彪上山时,彭德怀的倒台的命运已被决定,彭德怀的罪名是“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等,而这些最要害的罪名都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安在彭德怀的头上的,林彪说彭“伪君子”等批判的是彭的个人品质,而非政治问题,更没有给彭上纲上线为“反党集团”,这如何说得上林彪“批彭的调子最高”?如高先生此说成立,那么又该将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彭的斗争批判置于何地呢?1959年10月成立了新的中央军委,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林彪亲自推荐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吴法宪回忆说:“据我所知,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由罗瑞卿去办。军委的工作,实际上是罗瑞卿在那里具体主持。大大小小的事情,以及每次召开的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的办公会议,都是由罗瑞卿主持,另外还有萧华在一旁协助。在当时,一些事情他们不点头,就办不通。林彪实际上没管多少事情”〔5〕。林彪曾一度更多关心的是,抓军队的方针大政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1960年9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强调了毛泽东“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此后更加强调学习毛著,把政治工作放在各项工作之上,由此还在军中开创了“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运动。正是这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运动深入到各行各业,渗透进千家万户,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效果之强使得中国大地的精神面貌为之改变,使毛泽东成为凌驾于全党全国的最高“神祗”,成为毛泽东日后发动文革运动的重要筹码和依据。如此,与其说是林彪“利用”毛泽东实现他的野心,还不如说是毛泽东“利用”了用心抓好人民解放军建设的林彪,以实现他在心中酝酿多时,将择机发动的一场确立他对全党绝对权威的浩大政治运动,也就是后来演变成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以上三个阶段的事实来看,即使是1959年上台后,林彪仍然不愿管事,而是放手罗瑞卿等人主管军队事务,林彪唯一注重的就是掌握好与毛泽东的关系。吴法宪回忆说:“林彪实际上没管多少事情,但他只有一条,就是对毛主席完全毕恭毕敬。毛主席说东他决不说西,只要是毛主席批了的,他一定画圈,同意照办。一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6〕除了那些想象和臆测,高先生对林彪的指责并未给出任何像样的和可信的证据,高先生的高论有多少是能站得住脚的呢?

  二、林彪是如何卷进文革政治舞台的?

  林彪卷进文革运动有几件事值得人们关注,第一,罗瑞卿事件;第二,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五一八讲话》;第三,关于“部队文艺座谈会议纪要”问题。

  高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中说,“在毛为发动文革的先期准备中,争取林彪的支持是极为重要的。毛为了满足林彪的要求,在1965年12月打倒了长期忠于他的罗瑞卿。”换句话说,林彪与毛泽东之间作了一个政治“交易”,毛泽东打倒林彪的政敌罗瑞卿以换取林彪对文革的支持。这个论点一点都不新奇,是国内宣传材料中长期以来的流行观点,也为一些史学作品,包括文学的,艺术的出版物所采用。但是这个观点出于高先生之口,则令人吃惊。高先生对毛泽东的研究不可谓不深。毛泽东,这个中共历史上的强人,干他要作的事,和谁人作过“交易”!?更不用说对一个他一手扶持起来并长期成为盟友的林彪了。何况把中国封建朝代“忠”的概念引入现代的中共党史研究,并把它当作重大事件的本质原因,是为了换取林彪的欢心而打倒罗瑞卿。高先生的这个“忠”为思路的“交易”说,明显夸大了林彪与罗瑞卿的矛盾,并将打倒罗瑞卿的责任全部推到林彪头上。这一论点正是高先生立论的虚浅之处,他既没有认真阅读近期披露的相应史料,也没有再看一看中共中央当时发表的罗瑞卿问题的文件,就如此解释罗瑞卿被打倒之事,且当作文化大革命发起这么重大而又复杂问题的唯一“基石”,如此作法实在值得商榷。

  首先,罗瑞卿的问题绝不仅仅是罗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毛泽东要全盘部署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刘少奇的前奏,这才是文化大革命的主线索。毛泽东在倒罗前采取了一系列步骤:(一)更换中央办公厅办主要领导人。196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任命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是毛泽东的警卫人员出身,与杨的工作阅历和能力,无法相比,但是由汪东兴掌管中办,毛泽东才更放心。(二)调整军事系统高层人事布局。1965年6月7日,中央确定杨成武由副总长提升为第一副总长,该任命由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公布。一周之后的6月14日,毛泽东又再批准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1965年11月15日,军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肖向荣被停职审查,由军委副秘书长、第一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兼军委办公厅代主任,调国防科委副主任路扬为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杨成武地位的上升意味着毛泽东对罗瑞卿信任度的降低,也形成对罗瑞卿的权力的限制和防范。(三)毛泽东的直接批示。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在兰州军区党委一个报告上批示说:“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7〕此批示就是冲着罗瑞卿而来。在毛泽东的整体战略部署中,由于罗瑞卿与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走得过近,使身处“二线”的毛泽东感觉有军权旁落的风险。为了最终打倒刘少奇,毛泽东就必须首先要搞掉刘少奇和邓小平掌控的中央书记处,拿下“彭、罗、陆、杨”这几个人,只有先扫清了外围力量和前沿阵地,才能进一步扩大战果直捣刘邓“司令部”,这才是罗瑞卿事件最本质的原因。 

  其次,罗瑞卿在主管军队工作时与一些老帅关系不好。罗瑞卿在中央和军队中是个能力很强的干部,但是工作作风上比较霸道,得罪了一批人,特别是叶剑英、聂荣臻等人。林彪在1965年11月30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开头即说:“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林彪指的是哪些“重要的负责同志”呢?据原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回忆,1966年8月,邱就听到了叶剑英、聂荣臻对他说了对罗的很大不满,认为他手伸得很长,毛还通过这几位老帅就罗的问题向大家打了招呼,准备解决罗的问题。〔8〕这也是为什么叶剑英在罗瑞卿事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的原因。罗瑞卿和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的关系不好,罗越过聂直接处理国防科委的重大事宜,在聂荣臻历次“批罗”的发言中,在国防科委系统当年印发批判罗瑞卿的材料中,实在是太多。罗瑞卿对当时在军队里坐“冷板凳”的叶剑英的不尊,不仅为高级干部所知,有时甚至令叶剑英下不了台。叶剑英发现和树立的南京军区“郭兴福教学法”,很快就成了罗瑞卿的功劳,在全军召开的学习郭兴福教学的现场会,罗瑞卿居然不请负责军队训练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出席。如此种种,虽然高先生对军队那时的发展变化孤陋寡闻,但是只要肯用心,特别是对于军队内部斗争的如此大事,还不至于说出没凭没据的话来。

  第三,林彪与罗瑞卿之间虽然有矛盾,但林彪从未表示过要打倒罗瑞卿。无论在1965年12月召开的上海会议还是1966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都未出席会议,未曾就会议的议程和结果发表任何意见,亦未曾对会议作过任何批示。相反,在批罗会议上最积极的人却是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谢富治、刘志坚等人。事实证明,这些人才是毛泽东倒罗的急先锋!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9〕,这份报告说“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同志错误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等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同志三月十二日的检查以及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由此可见,最主要的几位倒罗大员就是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和刘志坚等人。这份报告给罗瑞卿定的罪名有“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杨成武还在中央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作了长篇的书面发言批判罗瑞卿,其中就有“四条意见”,杨成武说:“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五日,罗瑞卿要刘亚楼同志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是:(1)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2)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3)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4)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刘亚楼同志并对叶群同志讲,‘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10〕正是由于叶剑英、杨成武等人的积极参与倒罗斗争,罗瑞卿倒台后他们瓜分了罗瑞卿在军内的职务,叶剑英出任军委秘书长,杨成武出任代总参谋长。

  现在我们客观地分析这一事件,林彪并不是第一个向毛泽东提出罗瑞卿问题的人,叶群在向毛泽东汇报罗问题前,早有叶剑英、杨成武等人汇报过了,这才会引出林彪致毛信中所说的“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事实证明,毛泽东早在1965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着手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并在军队内部预先作了调整和部署。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11月30日毛泽东主动将叶群从江苏省太仓县召到上海,想就罗瑞卿与林彪的关系问题问个究竟。〔11〕换句话说,毛泽东在解决罗瑞卿问题前还要再从林彪那里印证一下那些老帅们的意见,并要林彪就这个问题表示自己的态度,林彪再不说话就被动了,于是就有了叶群赴上海向毛汇报这一幕。但是林彪向毛泽东反映罗瑞卿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林彪要打倒罗瑞卿,这是全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林彪曾经对罗瑞卿有过批评,但至今尚未见到在对罗做组织处理(打倒)的问题上,林彪表过什么态度,迄今为止也没有见到林要求毛、希望毛打倒罗的史料。提前向军队系统高级干部就罗瑞卿问题打招呼的是毛泽东,批示罗瑞卿搞折中主义的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批罗的是毛泽东,要邓小平在北京召开会议继续批罗的是毛泽东,决定撤销罗瑞卿一切职务并分别由叶剑英和杨成武继任的还是毛泽东。众所周知,罗瑞卿是毛泽东的“大警卫员”,说罗反毛实在牵强,说罗反林则可达到一箭双雕的作用,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正好被毛泽东所夸大和利用作为打倒罗瑞卿的一个口实。显而易见,毛泽东倒罗绝非是满足了林彪的要求,恰恰是满足了毛泽东自己的要求。

  关于林彪在政治局会议上的《五一八讲话》和《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两个问题,著名的文革史研究学者余汝信先生和王年一教授等人已经论述得极为充分,〔12〕笔者在这里就不必赘述了,读者自己可以找到这些文章阅读之。 

  三、《再考察》一文中诸多的错谬之处

  林彪在文革中的主要活动是一个值得人们认真分析和探讨的研究课题,林彪既有跟随毛泽东搞文革的一面,又有稳定军队抵制文革极左派的另一面,这和当时在中央工作的一些主要领导人一方面要跟着毛泽东“抓革命”,另一方面要作好分管的工作,要“促生产”,不能让国家乱是一样的。这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而不是人云亦云地将林彪的言行简单地归结为“林彪反革命集团”要处心积虑地“颠覆人民民主专政”和“篡党夺权”。

  高华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中列了这么一个题目“林彪在1966至1969年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么什么是林彪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呢?高先生列了几个例子:“林彪一出山就出手打人:刘少奇已倒台,最大的对手就是邓小平,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邓以全票当选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四。仍然分工主管和各国共产党联络等工作,江青和林彪联手,向毛进言重排座次,把邓排在第六名。”高先生在此处说得明显不对。有什么证据表明林彪参与其事?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增补名单草案和排列次序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俩人在8月6日晚间商定的,但是江青却提出异议,江青提出邓小平犯了错误,怎么反而在名单的排列中从原来的第七位升到了第四位?力主应该往后排。毛泽东随即采纳了江青的建议,亲自在周恩来草拟的送审名单上,将陶铸的排名从原来的第十位勾到了第四位。〔13〕

  高先生举的另一个例子是,“林彪还利用文革的机会报复仇人和清除异己,他的方法是利用毛的疑心,借毛和江青的手清除异己。林彪最恨的是陆定一夫妇。……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长期给林家写匿名信,得罪了林彪。陆定一和林彪的重量不能相提并论,毛要拿到林彪的忠心,牺牲陆是小事一桩。”高先生的论点与史实再次严重不符。自1963年下半年始,毛泽东就接二连三地严厉批评了陆定一所主管的宣传部门的工作。其中批得最淋漓畅快且又令陆冒出一身冷汗的,就是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文艺领域的批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再次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最近几年,竟然跌倒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事实上,陆定一从那时起就开始走了下坡路。到1966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上海西郊谈到学术批判时毫不客气地说:“学术批判文章不要送审。你是阎王殿,小鬼不上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14〕毛泽东口中所指的阎王何许人也?非陆定一莫属!即使没有严慰冰给林彪一家的匿名信,陆定一在文革初起时也一定会被毛泽东所打倒。高先生将陆定一的倒台简单地归结为林彪的报私仇和清除异己显然与史实不符。

  此外,高先生还举了一个贺龙的例子。高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中说:“林彪在军队中最不放心的是贺龙,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林彪夫妇在刚出山的1966年7至8月,就策划诬陷贺龙。……毛就改变了对贺的态度,同意打倒贺龙,林彪趁此机会,把贺龙系的人马全部清洗,毛听之任之。”高先生在此信口开河,对中共官方抛出的材料不加分辨就深信不疑。高先生在此没有给出任何证据就指责林彪“策划诬陷贺龙”及“把贺龙系的人马全部清洗”。我们还是看看毛泽东自己是怎么讲贺龙事件的吧。毛泽东在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发表了一番讲话,提及了贺龙的问题,毛泽东说:“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15〕毛泽东在这里特别提及的揭发贺龙问题的人都不是林彪嫡系四野的人,成钧、许光达、廖汉生都是贺龙自己的亲信部属,廖汉生更曾经是贺龙的亲戚。吴法宪回忆说:“关于贺龙的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据我所知,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在中南海专门研究贺龙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告诉我,那天,毛主席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他亲自去落实。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卫戍区预先作了安排。然后,他把贺龙找到中南海,先是问贺龙:‘听说你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一支。’于是,他要贺龙立即交出身上携带的手枪。待贺龙交出手枪后,他便要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区。从此,贺龙夫妇便失去了自由。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饱受折磨的贺龙在北京三O一医院逝世。”〔16〕显然,贺龙一案是毛泽东根据成钧、许光达和廖汉生等人的揭发材料而亲自作的决定,周恩来直接作的布置,将贺龙予以关押审查。贺龙倒台后,林彪也从未下令“全部清洗”贺龙一系人马,很多原红二方面军的干部依然保留原职,未遭牵连,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就是一例。高先生也太高估了林彪的权力,没有毛泽东的首肯,哪一个中央高级干部可以被随意打倒?而哪一个被打倒的高干不是毛泽东点头批准才被打倒的呢?

  高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中还有另一个高论:“林彪对一些部下倒台有同情,和江青也吵过架,但林彪区分不同情况,除了极少数亲信伸出援手(只救过邱会作),其他一概不管。”高先生此言未免太过武断了!自1967年1月毛泽东号召在全国全面夺权之后,随着全面夺权运动的展开,不仅各省市地方领导受冲击,军队系统也大受影响。总参、总政、总后以及各军兵种等都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工作停顿,不少军队领导人被揪斗被迫害。以吴法宪本人为例,吴被造反派搞得焦头烂额,为了躲避军内造反派,吴先是住到总参管理局的第五招待所,后又住进叶剑英的家,没多久又搬出来,时而住在空军指挥所,时而住西郊机场,时而住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最后奉叶剑英之令住进中央军委直接管辖的京西宾馆,该宾馆由北京卫戍区警卫,造反派冲不进去,吴法宪的处境才略有好转。〔17〕军内其他一些人则没有吴法宪这么幸运,不少人被残酷批斗,甚至死于非命,军内的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等人就是如此。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林彪利用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之机保护军队的干部。吴法宪对此有较为详实的描述:1967年1月上旬,中央军委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林彪的本意是借开会的名义把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接来北京予以保护。林彪还规定,不经过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三人的批准,任何人不得返回原单位,另外林彪也想让与会者集思广益商讨对策,以稳定军队,尽量减少运动给军队带来的损失。林彪委托叶剑英主持会议,叶剑英每天都向林彪作汇报,周恩来也常来与会。会议首先制定的就是《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说“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第二个文件就是著名的“军委八条命令”,这是林彪口授,并争得其他几位老帅的同意后,报毛泽东批准执行。对稳定军队起了重要作用。第三个文件就是《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得几项规定》,军以上机关的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一律不许自下而上夺权。军以下机关则坚持正面教育,一律不得进行“四大”。此外,会议还制定了其他文件,如《关于军以上机关进行文化革命的补充规定》、《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关于外出人员串联限期返回本单位的通知》、《关于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决定的通知》、《关于国防工业系统所属厂矿企业、科研、设计单位和基建单位不准串联的通知》、《关于基建工程兵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关于森林警察部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关于军事科研机构和机要密码工厂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文件都是叶剑英向林彪汇报,并由林彪与周恩来共同领导制定,很好地体现了林彪力求稳定军队、尽量减少“文革”对军队的冲击的指导思想。〔18〕对照高先生的林彪对“其他一概不管”的高论,高先生对此若非是无知就是故意视而不见。

  高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中,还将“揪军内一小撮”的事情归结到林彪头上,指责林彪“想揪军内走资派”,林彪“试图借江青之手,清除军内非林系的力量。8月1日,《红旗》为纪念‘八一’的第十二期,果然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1967年7月20日发生了武汉“七二0”事件。据王力在自己的反思录里回忆说,7月22日,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意在报刊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七二0事件以后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是那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东兴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总理,康生向关锋传达,进行了布置,总理也向戚本禹传达布置……”。〔19〕毛泽东不仅同意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甚至对整体形势作出了极为严重的估计,认为全国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区和驻军都是支持右派的,因此文革运动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武装左派”。8月4日毛泽东在上海单独写信给江青,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的专政”,并说“如此左派声势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20〕按照毛泽东确定的有关“七二0”事件的宣传方针,当时报刊上连篇累牍的社论、文章都使用了“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在8月1日前《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多篇社论,不断强调“对于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要把他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事实证明,中央文革的笔杆子们完整准确地理解并宣传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精神,那篇8月1日的《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不过就是诸多评论文章之一罢了,其宣传口径正是毛泽东先前定下的调子。对陈再道和钟汉华的组织处理也由毛泽东拍板决定,未见林彪从中起了什么作用。这里如何谈得上林彪“试图借江青之手,清除军内非林系的力量”?〔21〕

  四、林彪在文革中的“所为”和“所不为”

  长期以来林彪的形象一直被官方所丑化,似乎林彪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蓄意搞乱全国全军,以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这种观点也是国内史学界最为流行的说辞。可惜的是,高华先生对此也竟然不加分析地原封不动地予以认可,指责林彪“抱‘得一人而得天下’之野心”,“绞尽脑汁,攀登权力高峰”。然而历史真是这样吗?

  毋庸讳言,林彪在文革初期和许多老干部一样被毛泽东拉上了文革的战车,说了一些支持文革吹捧毛泽东的话。这些讲话,有的是中央拟定的稿子,由林彪代表中央读的,有是的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必须要讲的,即便处于被批判的刘少奇、邓小平也讲了不少“拥护文化大革命”的话,言过其实地吹捧过毛泽东。还有一些,是林彪作为军队的领导人说的,这和他几十年来的讲话是一致的。由于林彪统领人民解放军,并以毛泽东亲密战友、接班人的身分出面讲话、发表一些指示,对文革这场浩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们在分析政治历史人物时还要看到他的另一面,对其所起作用也要实事求是的予以分析,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脸谱化,林彪毕竟不同于江青这种靠造反和毛泽东支持的文革极左派。

  简言之,林彪在文革中的“所为”就是在支持毛泽东搞文革的同时,力求军队的稳定,不许军队介入地方的文革运动,与此同时,林彪严防江青文革极左派插手军队事务,特别是决不允许江青在军队中找到自己的代理人。吴法宪回忆说“在军队怎样搞‘文化革命’的这个问题上,林彪与中央文革以至毛泽东之间,曾经有过不少矛盾和冲突。”“作为主管军队工作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一个是希望军队能相对地稳定下来,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样搞得一团糟,否则如果敌人乘机入侵,就无法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也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另一个就是不希望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认为地方的事,应该让地方自己去搞。”〔22〕面对风起云涌的文革风潮,林彪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主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由于江青挟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身分,要求军队院校师生也可搞大串联,进京接受毛泽东检阅,林彪经过考虑对军队院校师生进京接受毛泽东接见作了三条规定:第一、军队院校师生可以分期分批来京接受毛泽东检阅,但检阅后必须立即返回原单位;第二、来京后要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有组织地来并由领导带队;第三,来京后由军队负责接待,不准到外面去串联。〔23〕但是由于毛泽东在10月1日天安门上与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的谈话中,提及“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是他们调动不了的”。〔24〕林彪随即于1966年10月5日授意全军文革小组起草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紧急指示实际上就是被毛泽东和整个形势逼出来的,该指示虽然也说“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关于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但该指示还说“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25〕尽量对军队院校师生的文革活动予以限制。

  (2)林彪对文革的军队院校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采取了最大程度的克制态度。1966年11月上旬,由于军队院校的不少学员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冲击总参、总政、国防科委等机构,号称要揪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副总参谋长李天佑。总政主任萧华等请示叶剑英后,向林彪提出,这个问题很严重,必须要严肃处理。为此,他们建议:命令冲进国防部大院的学员立即撤出大院,否则以违反军令论处。对于闹事的个别头头还要抓捕。但是林彪没有接受这些建议,而是提出“四不政策”,即对这些学员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抓人,不开枪”,做好这些人的思想工作。〔26〕因为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事故甚至悲剧,林彪宁可采取克制政策。其实,早在8月21日,总参和总政就为此发布过《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规定指出“所有部队绝对不准动用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更不得向学生开枪,就是向学生放空枪,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将要受到严格的纪律处分。”“在任何情况下地方党政机关要求调动部队时,必须报经军委批准。”“学生与学生或学生与群众发生冲突时军队不要介入”等。〔27〕这些都体现了林彪稳定军队,不许军队介入地方文革的思想。

  (3)利用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之机尽力保护军队的干部。此点上文已有论述。

  (4)遏制军内的造反派势力。1966年8月起由于毛泽东的检阅支持,红卫兵运动开始席卷全国。大批军队院校学员涌入北京,很多人来了就不肯回去。这些滞留在北京的军队院校学员,很快就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与地方院校的学生串联在一起,开始在北京“闹革命”。军队院校的师生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在北京横冲直撞,到处串联,无法无天,不但冲击国防部,冲击总参、总政、总后,还冲击空军、海军、工程兵、铁道兵、炮兵、装甲兵和北京军区,几乎所有的军事机关都被他们冲遍了。被中央文革操纵的军队院校造反派已经成了搞乱军队的主要力量,是林彪和军委领导人的心头大患。1967年5月,解放军在京的几个文工团体--北京军区文工团、海政文工团、空政文工团和二炮文工团共同发起一次文艺会演,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当时的文艺团体内部已分为两派,一派被称为“老三军”,他们是支持军队的现任领导的,另一派则是“新三军”,实际上是由北京的“三司”造反派所支持的军队造反派。这次演出则是“老三军”联合起来支持所属文工团举办的活动,因此他们又被成为“演出派”,而“新三军”则要冲击这次演出,故称为“冲派”。吴法宪回忆说“当时,‘新三军’把这次演出看成是与军队‘老保’之间的大决战。为了这场大决战,他们早与中央文革所支持的北京‘三司’等造反派密谋策划,调集大批力量准备武斗。他们认为,只要制造出事端,中央文革就会站出来支持他们,这样军队里的‘老保’就完了。”果然在5月13日“演出派”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演出遭到“冲派”的强烈冲击,两派发生严重的武斗,各种乐器被毁坏,设施被砸烂,演员被打伤,以致海军司令肖劲光和政委李作鹏赶去支援,吴法宪在空军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前往支援。武斗持续好几个小时,直到陈伯达和萧华感到现场,才制止了武斗的进行。在此情况下,连周恩来出面说话都不起作用了。林彪此时则毅然出面。吴法宪回忆说:“从不轻易出面干涉具体事务情的林彪亲自出面了。他冒着对抗中央文革的危险,公开支持‘老三军’对抗‘新三军’、‘三司’等造反派。五月十五日上午,林彪要叶群带领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领导人,到医院去慰问‘老三军’被打伤的人员,并发给他们《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对另一派的人员则置之不理。林彪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林彪明确表态后,中央文革也不得不跟着转了过来。”5月23日“演出派”再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演出,林彪不仅派叶群前来观看,还派了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进行保护。造反派未敢再来滋事。6月9日“演出派”再次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演出,林彪亲自出席,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一大群中央领导干部前来观看,林彪以实际行动给“演出派”撑了腰。吴法宪说“这一下子,军内的造反派垮了,‘老三军’一下子翻过身来,成为林彪和军委直接控制的一支政治力量。凭借着这支力量,林彪和军委可以直接与北京‘三司’等学生造反派对抗,从而开始稳定北京的局势。中央文革依靠北京‘五大领袖’一手遮天的时代成为了过去,我们的日子也好多了。”〔28〕事实证明,林彪成功地利用了一场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演出击垮了军内的造反势力,稳定了军队和北京的局面,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却束手无策,他们支持的学生造反派虽然没有土崩瓦解,但是却已成为强弩之末,很难在军队内部再制造什么事端了。

  通过对以上林彪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林彪的另一面。虽然林彪和那时在中央工作的其他老干部一样拥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拥护他发动的文革运动,但在执行过程中却还是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和相应的对策。军队的稳定使军队能够顺利地执行了“三支两军”的任务,从而稳定了全国的局面。此外,林彪严防江青插手军队事务,使江青无法在军内找到自己的代理人,军队系统实际上成为毛泽东死后粉碎“四人帮”的坚强柱石。高先生的那套“林彪抱‘得一人而得天下’之野心”,“绞尽脑汁,攀登权力高峰”的高论有多少是能站得住脚的呢?

  林彪事件是个复杂的问题,现在对其研究还相当地粗浅,而造成这样的主要原因是公开对外披露的材料太少。然而,相对于“庐山会议”、“九一三事件”那些被死死地封住的重要事件内幕来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相关材料披露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那不涉及中共讳莫如深的核心问题,在史学研究上也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度。高先生如果细细地读一下那时的官方材料和文件,怕是也不会发生这么多连一个业余爱好者都不会犯的治学错误。

  五、林彪的“一号令”与“设国家主席”问题

  关于林彪的“第一号号令”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在高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中占了一定的分量,但其中的主要论述基本还是缺乏史实根据的臆测。 

  高先生举出这两个“实例”,意图证明林彪的确有野心而引发了毛泽东的警惕。一是林彪的“第一个号令”,另一个就是林彪主张设国家主席。高先生的这套高论实在不是什么新鲜玩艺,早就被官方说了三十多年了,2006年2月中央文献研究室前主任逄先知在《〈毛泽东传〉对建国以来几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中论述林彪事件时,恰恰也是举了与高先生一模一样的事例。高华先生与逄先知在这一问题上有这么一致的看法,实在出乎本人的意料。逄先知本为党的官位学者,为了成全中共一家之言的“史学研究”,不惜掩盖事实,坚持当好忠实的“喉舌”,不足为奇也,食君奉禄,尽其职守,为臣之道也。然而高先生曾俨然以民间独立学者的形象出现,在林彪事件研究上竟然也同逄先知所言如出一辙,天衣无缝,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关于林彪的“第一个号令”问题,读者参看林办秘书张云生《实话实说“一号令”》和文革史研究者迟泽厚的《“一号号令”发出前后》,应可完全明白这个“一号令”的始末。惟笔者更推荐读者细细阅读著名文革史学者余汝信先生的《1969:对苏战备中的军委办事组、林彪与毛泽东》〔29〕,余先生将那段时期的历史备加详述,系统准确地厘清了军委办事组、林彪与毛泽东之间就对苏战备问题上的互动关系。余先生指出:“文革以来的毛泽东,并不希望有任何人与他分享好不容易从刘少奇等‘一线’的人手中夺回的权力。尤其是最高军事指挥权,毛是牢牢紧抓不放的。文革以来打倒地方走资派形成的权力真空,以及1969年对苏备战形成的客观情势,使中国的最大部分权力归集于军队,这恐怕并非林彪及军委办事组诸人的主观愿望,恐怕也不是他们个人的本意。而恰恰是客观因素造成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军队的状况,使毛泽东对林彪等军队领导人形成戒心,类似阎仲川命名林彪‘第一个号令’这样的无心之失,无意中加剧了毛的疑惑,这却是类似阎仲川这样长于军事而拙于政治的当事人所始料不及的。”事实证明,林彪根据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针对苏联有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向军委办事组发出了指示,林彪本人并不知晓这个指示被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在向全军发布时冠上了“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字眼。另据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该项指示在向北京黄永胜等人传达的当天由叶群汇报到了毛泽东处。〔30〕高先生说“第二天,叶群才以‘电话记录传阅件’报给毛、周。”高先生这一说法明显不确。

  高先生《再考察》一文中还有一个没有事实根据,不知何以说得出口的“高论”:“林彪本来对1969年中苏冲突毫不关心”。我们看看身为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吴法宪是怎么回忆这段历史的,吴回忆说:“六十年代以后,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和日益恶化,东北、西北地区就面临着苏联的直接军事威胁,对苏防御也就成为毛泽东和林彪主要考虑的问题。”当时林彪考虑的主要问题是战略防御和武器装备。林彪提出了“三防”和“两打”,“三防”是“防空袭、防突袭、防核攻击”,“两打”是“打坦克、打飞机”。解放军重点加强了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防空力量,将部署在东南沿海的地空导弹、高炮部队调往兰州、新疆和“三北”地区。另外还调整和加强了全国各大城市的防空部署,加紧地空导弹部队的建设和装备,加强预警雷达的建设,并调整“三北”地区的空军部署。为了防止苏军机械化部队在“三北”平原地区长驱直入,林彪提出在华北地区搞人工造山,在特定地区建筑若干“山头”,内部修建坚固的防御工事,各“山头”之间炮火相互支援,形成强大的火力网。这些“山头”既可抗核攻击,又可储藏充分的弹药和物资,可以保证长时间的生存和抵抗能力。为此,林彪亲自赴华北地区考察地形。1969年国庆前,林彪还向毛泽东汇报,提出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苏联利用中国节日进行突然袭击。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看法,林彪将军委办事组和总参专管作战的阎仲川副总长找到毛家湾开会进行部署。林彪下令疏散北京附近机场的飞机,机场跑道设置障碍,机场值班人员配发武器等。黄永胜、吴法宪等军队领导人连夜进行的部署。〔31〕这一系列的事实都证明,林彪对有可能发生的中苏之间战争异常警觉,亲力亲为作了大量的战备防御工作。史实俱在,高先生所说的“林彪本来对1969年中苏冲突毫不关心”论点还能站得住脚吗?

  所谓“设国家主席”问题,原本就是毛泽东对林彪搞的欲加之罪,可高先生照搬这一罪名,认为:“林彪想要一个代表国家名器的正职,虽说国家主席一职只是一个名誉和礼仪的象征,但是担任此职至少可以巩固自己的‘接班人’地位。”那么高先生举出了什么可信的证据证明林彪想当国家主席?高先生说:“在文革前至1969年,林彪给‘兄弟国家’建军节致贺电时,都是署‘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但是从1970年起,就改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此一细节,正说明他对名分的重视”。难得高先生这回这么仔细,可以“从小见大、知微见著”啊。对外电文署名这类杂事小事林彪根本就不会去管,这都属于外交部门处理的具体事务,通常也是周恩来的安排。这种随意的联想和臆测可以拿来当作证据吗?大量的事实证明林彪根本无意于当这个国家主席。

  1970年3月上旬,汪东兴受毛泽东委托回京传达毛泽东就四届人大的意见,汪东兴特别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当晚汪东兴还邀请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几人到自家闲谈,汪东兴再次提及毛泽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5月17日,军委办事组到林彪处汇报工作,黄永胜、吴法宪向林彪提及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是设,一个是不设,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林彪当即表示:“我不当这个主席,这个不妥。应该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才是名正言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国家主席、国家元首,只有毛主席来当,别人都不合适。但是毛主席的年纪大了,当国家主席要出国访问,别的国家元首来还要回访,毛主席出国有困难,可以设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出国对其它国家进行访问。我也不适合当这个副主席,我的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活动,不能出国访问。要设国家主席还是毛主席来当。”〔32〕吴法宪回忆说“林彪当面对我们表示的这个意见,口气非常肯定。我至今仍然认为,林彪的意见比较中肯。”高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中说:“林彪等的坚持,当然有自己的目的,被毛一眼看穿。”笔者想问一下高先生,毛泽东是何时才“一眼看穿”林彪的目的的?是在1970年3月中央宪法修改小组进行讨论而毛泽东表示“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之时,还是毛泽东在1971年8月南巡讲话要打击林彪之时?林彪自己清楚明确的表示毛泽东应该当国家主席,林彪自己既不愿当这个国家主席,甚至连副主席都不要当,如此这般还要被戴上要“篡党夺权”的帽子,这个天下还有没有公理?高先生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全凭自己一个臆测就能断定林彪要向毛泽东“要一个名分”,高先生自己不觉得离史实太远?离良知太远吗?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思考,一个正常的国家应不应该有一个国家元首?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为什么林彪的正确主张反而被毛泽东歪曲成林彪要“篡党夺权”?这实在是毛泽东找不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废黜林彪,只好将所谓的“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作为一条罪名来打击林彪。没有这一条罪名,就不能坐实林彪的野心,无法坐实林彪的野心,也就没有办法证明林彪想谋反,没有林彪的谋反,哪里会来谋杀和叛逃呢?没有谋杀和叛逃,又如何坐实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案呢?这里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而源头恰恰就是这个莫须有的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在文革当中整死了国家主席刘少奇,九届二中全会前做贼心虚,自己不想当国家主席,还干脆要求不设国家主席,以个人一己之私凌驾于国家宪法之上。林彪提出应设立国家主席一职,不过就是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来表明国家整体秩序已恢复正常,文革的无序状态已经结束,这一提议何错之有?何罪之有?毛泽东死去这么多年,高先生竟然还是以毛泽东的意志为意志,以毛泽东的观点来判断是非,依然维持中共三十多年来强加给林彪的莫须有的罪名,这就是你高先生多年来研究文革史的成果吗?

  六、林彪由盛而衰的原因何在?

  高先生在《再思考》一文里,将林彪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归结于中共“九大”。笔者认为,高先生只是看到了一些表面现象,却远非问题的实质。林彪真正由盛而衰并非起始于“九大”,而是九届二中全会,也就是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林彪领导的军委办事组与江青为首的文革极左派矛盾在九大之后逐渐加剧,最终导致了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出面打击文革极左派骨干——张春桥,由此得罪了毛泽东,触及了毛泽东的文革底线,铸下了毛泽东下了打倒林彪的决心。个中缘由,需要作一完整详细的交代。

  (1)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矛盾激化。黄永胜接替杨成武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后,其行事风格大异于其前任杨成武,黄永胜根本不买江青的账。由于有毛泽东的批示,军委办事组有关军队调动的文件不送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极为不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骂黄永胜和吴法宪,并不许二人参与会议,还要黄吴二人写检讨。但林彪支持黄吴,坚决不写检讨,以致黄永胜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都受到江青的阻挠,最后周恩来不得不请示毛泽东,才使黄永胜成行。周恩来关照陈伯达去机场为黄永胜一行送行,回国时也去迎接。但由于江青的反对,陈伯达竟然不敢赴机场迎送,可见江青的霸道。周恩来亦曾率黄吴等人去江青处表示团结,但却遭江青破口大骂羞辱。这些早年与毛泽东出生入死的老将军们竟然遭江青如此凌辱荼毒,军委办事组的人怎么能不联合起来与她斗呢?〔33〕 

  (2)李必达事件。李必达原为温玉成的秘书,后李给黄永胜当秘书。由于军委办事组诸人厌恶江青,难免自己内部议论甚至贬损江青等人。李必达作为黄的秘书,却悄悄记录下黄永胜等人的言论,写成小报告,通过北京卫戍区司令、副总参谋长温玉成送给江青,以证明黄等人是“反对江青同志小集团”。江青将此小报告转交毛泽东,但是毛并未特别在意,只是转给了林彪,林彪又转给黄永胜。李必达想通过卖主求荣,卖身投靠以得到江青的赏识,但由于毛泽东的态度,李必达的野心没有得逞。〔34〕这也反映出双方矛盾的加深。
 
  (3)温玉成立场的转变。温玉成原本是广州军区的副司令,黄永胜的部下。1967年11月,温玉成进京当了副总参谋长,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后,黄永胜进京当了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但是由于江青的刻意拉拢,温玉成立场发生转变。吴法宪回忆说“当时,温玉成对军委办事组会议,要么就是不参加,要么就是唱对台戏。看到这种情况,我对黄永胜说:‘温玉成变了。’”当黄的秘书李必达将告密信送交温玉成时,温玉成竟然让李直接送信给江青。〔35〕此事明显暴露了温玉成立场的转变,也显示出江青意图在军内寻找代理人在某种程度上的得逞。温玉成后来两边不讨好,颇多磨难。这也表明那种脚踩两只船的人是很难在中央混下去的。 

  (4)汪东兴倒向林彪。汪东兴在庐山会议前实际上倒向了军委办事组,并成为林彪、叶群的重要耳目。汪东兴之所以倒向林彪,吴法宪回忆说:“是因为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经常给予支持”,而“江青对汪东兴向来都极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把汪东兴当成她的出气筒。”“正是由于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给予了支持,汪东兴和林彪之间的来往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了难事,就经常来找林彪帮忙。这样,也就基本上与我们站到了一起。”〔36〕不要小看这个汪东兴,毛泽东那里的一举一动,汪东兴了如指掌,汪时常给军委办事组和林彪通气,林彪这边就能及时掌握有关信息,采取相应的对策。这也成为后来林彪及军委办事组在庐山会议上出面打击文革极左派的一个重要因素。
 
  (5)江青意图整林彪。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发表了一个即席讲话,谈了世界历史上发生的几次文化革命运动,如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发展,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等,借以说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而九大之后,江青等人意图批判林彪这个讲话,说林彪的讲话没有突出阶级斗争。江青几次拉拢军委办事组的人批判林彪讲话,遭到黄永胜等人的拒绝。林彪对此并不在意,只是说“让她去批吧。不过要注意她一下,看她搞什么名堂。”江青等人看无法拉拢军委办事组的人,就借口批判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文章,意图搞一个影射批判,但遭到周恩来、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的反对,江青的意图未能得逞。〔37〕 

  (6)江青等人试图整周恩来。一件事是:九大召开期间,康生和张春桥曾对吴法宪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周恩来批准的,《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是周恩来审阅过的,所以周恩来要对此事负责。吴法宪会后直接电话报告了林彪。林彪特意召吴到毛家湾,对吴说“你不要上当!他们的目的,是要怂恿你出来反对周总理。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话对谁都不能再说。‘揪军内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们提出来的,总理即使看过了,也可能是一时疏忽,不能怪总理。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我身体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针,毛主席正确方针的贯彻和组织实施,全靠周总理。周总理的角色我是干不了的。”事后吴法宪和叶群都向周恩来通报了此事。另一件事是:九大后江青擅自召开政治局委员会议,除江青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李德生、姚文元。江青在会上一是大肆吹嘘自己的“革命经历”,二是恶毒攻击周恩来。指责周恩来在大的原则问题上看不清,容易跟别人走,今天东风来了是东风,明天西风来了是西风。江青甚至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办错了几件事,还有检讨在江青手中,并说“周恩来这个人不能掌舵,不能当一把手。”黄永胜等人会后及时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决定让黄吴二人直接向毛泽东汇报。但是毛并未在意此事,只是对黄吴说“你们不要讲到过我这里来告江青的状,如果让她知道了会整你们的。她已经整过你们一次,我也不告诉她,你们到我这里来过。”〔38〕从以上这两个事例来看,面对江青等人的整人伎俩,林彪都对周恩来伸出援手,不怕得罪江青和毛泽东。

  (7)陈伯达向林彪靠拢。陈伯达虽然在文革初即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但实际上只是一个傀儡,江青才是文革小组的核心人物,江青看不起陈伯达,常常谩骂呵斥陈。陈伯达也自嘲自己是个“刘盆子”、“小小老百姓”。九大之前陈伯达几次流露出不想再干文革小组组长一职,却被林彪劝止下来。林彪对陈说:“你不占住这个位子,她(指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39〕陈伯达听从了林彪的建议,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上也与林彪想法一致,并压制江青,在九大后不许再用中央文革名义发布文件。〔40〕

  (8)宪法修改小组上的争论。1970年8月宪法修改小组在修订宪法草案时,张春桥删除了草案上的“标准政治用语”,一处是“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另一处是“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张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张这么做自然是有毛泽东撑腰。毛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过此番话。〔41〕但是张春桥却不明说,导致吴法宪与张春桥大吵一番。吴事后向林彪及周恩来作了汇报。这也成为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打击文革极左派的导火索。  

  事实证明,林彪在庐山会议上针对张春桥等人的批评,绝非仅仅是针对宪法修改草案文字推敲上的争执,而是要对江青等人九大以来破坏中央工作等一系列挑衅行为的回答,要对文革极左派的为所欲为有所制约。事情是江青等人挑起的,但由于江青地位特殊,林彪不能明着批评江青,只能将斗争的矛头对准张春桥。庐山会议上的斗争迟早都会到来。但是,林彪没有意识到对张春桥的批评会引发全体与会人员的共鸣,那是人们心中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对文革极左派的仇视。如果听凭林彪打掉张春桥,毛泽东拼后半生精力搞的文革就可能半途而废。庐山会议上的焦点并非所谓的“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而是毛泽东要维护他的文革大业,这才是林彪由盛而衰的根本原因。

  七、“九一三事件”中的“刺毛”问题

  “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共官方在公布的林彪罪证中,最耸人听闻的莫过于林彪指使自己的儿子林立果“阴谋杀毛”,几十年来,官方的史书和研究文章中依然连篇累牍地大肆宣传,由此证实毛泽东对林彪的斗争属于合理合法、仁至义尽。可惜的是,高先生也依然重复了这一老掉牙的论调。高先生在《再考察》里说:“毛没料到林立果敢于‘刺秦王’……加上毛的警惕心极高,使他幸运的躲过了刺杀。”显然,高先生在这里完全认可了官方的说辞:林立果贸然行刺,但是毛却神机妙算逃过一劫。高先生还说:“各种资料显示,叶群是参与的,关键是林彪是否知情?”“如果没有林彪的同意,林立果怎么敢于拿他父亲一生的名节和全家性命去冒这个风险?”高先生所说的“各种资料显示,叶群是参与的”,也就是说,叶群也参与了林立果的“刺毛”计划。

笔者要问高先生,林立果有哪些具体的“刺毛”行动?诸如哪些部队或军事人员准备了武器弹药?在哪些地点设伏“刺毛”,林立果的行动又是如何被毛识破且还“幸运的躲过了刺杀”?另外,哪些资料显示了叶群参与了“刺毛”行动?有什么具体证据证明叶群参与策划了这个所谓的“刺毛”计划?

官方版本的这段“刺毛”过程,毛泽东至今仍然被说成是“神机妙算”。可以说,这是毛泽东被神话后至今还没有返朴归真之处。从法学和逻辑科学的角度分析,如果说不出毛泽东是如何得知被剌的,只是“幸运”地察觉了,而没有法学意义上的证据的话,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事情本身就是虚构的。造出一个“事实”来打击对手,在古今中外政治家的手段中应属常见,毛泽东在党内对付其他人,如和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的斗争中也多次使用。

  严格说来,官方自始至终都没有拿出任何可信的证据,基本上都是些牵强附会的东西,尤其是那些所谓的证据都是被关押审查者在文革无法无天的环境中制造出来的。当时的情况下,官方想要什么证据而拿不到呢?连1970年8月8日叶群在毛家湾与吴法宪、邱会作的家庭琐碎的聊天都可以被中共中央认定是叶、吴、邱三人“密谋策划搞反革命政变”。而1980年的“两案”审判更是罪名先行,“证据”为现实服务。被告人的罪名不是经过法庭审理后根据事实来判定,而是预先定罪,强加罪名。吴法宪直言:“从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以来,我是十分希望看到,但是一直没有看到过有直接的或者是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林彪直接策划了‘政变’和‘谋害毛主席’的行动。如果有这样证据,为什么一直不让我们看到?”〔42〕事实上,林立果的“刺毛”计划最多不过就是一个“荆轲刺秦王”的室内空想而已,连会都没开完就宣布作废了。高先生提不出任何证据证明“林彪逃不脱干系”,难道仅凭臆想就可断定林彪“心智失常,徒有‘一代统帅’之名”?真正“心智失常”的人不是林彪,而是毛泽东。林彪在最后关头选择了与毛和平分手,无非就是避祸而已,难道毛泽东的刀子架在脖子上了,林彪还不能一走了之?古今中外的历史早已证明,仅凭一两个人的口供就入人以罪者,无一不是冤案!高先生搞历史研究多年,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吧?

  八、什么是林彪事件的体制因素?

  高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中开宗明义就指出“对林彪事件需从一个纵深的角度来观察,尤其应考察林彪事件的体制因素,以及这个事件所反映的50年代后国家发展的方向等问题。”那么,高先生是如何从“纵深角度”来视察体制因素的呢?高先生说:“毛林之争完全是围绕权力的异常较量,因为林彪至死也没有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所以毛林之争无所谓‘对’和‘错’,完全是涂上革命词藻的中国古代宫廷密谋政治的现代翻版。”此说成立否?笔者不敢苟同。

  众所周知,毛泽东为了一己之私不顾天下苍生悍然发动了文革运动,文革运动给中共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致使文明倒退,生灵涂炭,中国社会生产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大批无辜之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中国大地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显然,抵制、结束文革运动自然就代表了人民的意愿,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也就不难理解中国人民在打倒“四人帮”时欢天喜地、举国欢庆的心情了。林彪与江青为首的文革极左派的斗争没有亮出自己的观点吗?为何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如是说:“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 林彪在九大召开前,就认为文革运动已告一段落,国家应该稳定,还是要发展生产力,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林彪的这一指导思想正是陈伯达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依据。对于江青一伙干扰中央工作,肆意攻击周恩来等领导人,林彪敢于站出来予以批评,敢于在毛泽东在世时“太岁头上动土”,对江青等人的活动予以制约。如果林彪不是出于公心,何必与文革极左派过不去呢?与他们同流合污不是更安稳更安全吗?如果说,叶剑英、邓小平等人在毛死后大反“四人帮”是正确之举,凭什么就认定林彪在毛生前反江青等文革极左派的举措就仅仅是“权力斗争”,是“中国古代宫廷密谋政治的现代翻版”呢?笔者深为赞同文革史专家余汝信先生的看法,即“1970年庐山的这一场斗争,是中共党内相对健康力量与文革极左派的又一次较量。因为文革极左派的背后有毛泽东的支持,党内健康力量以失败告终,甚至如林彪,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惟仅仅五年之后,1976年10月,文革极左派失去了毛泽东这座硕大无比的靠山,变得不堪一击。在某种意义上说,1976年10月的中南海之变,不过是1970年8月庐山这场斗争的继续。以打倒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而言,1976年10月的胜利者们与其说是继承了毛泽东的遗志,倒不如说是继承了1970年8月的失败者林彪的遗志——尽管1976年的胜利者们决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然而,这却是铁一般的事实。”〔43〕真是善哉斯言!

  如果我们认真地从中共的体制上找因素的话,我们不得不说,中共这个体制本身就是封建皇朝的现代翻版。这个体制没有现代文明社会的民主、法制的概念,更没有公平竞争的选举机制。毛泽东以降,中共领导人的升迁、下降往往取决于上级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毛泽东集封建皇权于一身,废立接班人如同儿戏,中共建国以来的历史在在显示出这种机制的根本缺陷,高饶事件、彭德怀事件、刘邓倒台、林彪事件等等,毛泽东的皇权无人可以制约,以致搞出了天怒人怨的文革运动而不能自拔。如果毛泽东不死,文革运动还不知伊于胡底。所以,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法制的国家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

  九、《再考察》一文的其他瑕疵

高先生的《再考察》一文不仅存在着观点与史实严重不符的缺陷,还有其它一些的问题。笔者在此有必要一一予以指出。

(1)引用史料方面极不负责,有违历史学者的道德规范。高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该知道什么样的书籍、史料可以引用,什么样的不能引用。在林彪事件的研究中,因为官方的回避和封闭,对第一手的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我们能读到的实在是太少,因此更为珍贵。而如此过多的封锁,也让一些政治化、文学化、商业化的流行作品大行其道。对此,高先生不会不知吧,这本是中国史学研究的悲哀。然而,笔者发现高先生文中对许多当事人和原始文件的内容,不知是不知呢,还是有意回避,还是决心放弃严肃的治学学者身份,加入史学题材“戏说者”的行列(中国此风正行),高先生十六处引用辛子陵所写的野史《林彪正传》。据了解,辛子陵是国防大学宋某人的笔名。《林彪正传》一书采章回小说体裁,为东拼西凑当年一些中央文件的摘录和自己编造的人物对话的混合体,全书分42回,从林彪出生写起,文革期间为九个回合:三十四、刘少奇忠君被君算,罗瑞卿伴虎被虎伤;三十五、捧江青林彪邀宠,保吴晗彭真抗争;三十六、烛影斧声林彪布道,白云黄鹤领袖留言;三十七、林彪极人臣之位,贺龙蒙不白之冤;三十八、用心机排挤诸帅,造舆论独掌兵权;三十九、一条错误路线形成,两个反党集团出现;四十、副统帅紧跟统帅,超天才惊动天才;四十一、讲天才跪着造反,老夫子李代桃僵;四十二、投苏联机毁人亡,解鑯语鳞不生毛。这样的章回小说的东西全然没有任何注释和材料来源的说明。此书前半部分对林的军事才干有所承认,后半部分歪曲历史毫无学术价值可言,编造的对话十分离谱,如江青“跟毛泽东摊牌”道:“你怀念你的杨开慧,我还想念我的唐纳呢!” “你怀念前面老婆写诗登在报上,我还怀念前面的丈夫呢!他没死,我找到他要跟他通信,也登在报上。我无官一身轻,怕甚么呀!”〔44〕还有如:林彪在1967年2月批判二月逆流时对叶群说:“主席说我地位不稳,有人要夺我的权,这是要我彻底解决军队的两个司令部问题——不止是两个司令部问题,是五个司令部问题。”“一个野战军就是一个司令部,还有聂荣臻的华北野战军,这不是五个司令部吗?现在我的权力主要在北京,空军、海军、总后、连总参、总政的权没有全部在我手里。杨成武、萧华不知为甚么一个劲往周恩来那里靠。出了北京,南京军区、武汉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福州军区……你算算看,哪个军区司令能像吴法宪那样死心塌地跟我走?”〔45〕如此种种,这哪里是在研究历史,根本就是一个流行章回小说的说书先生不断抛出“噱头”的唱本,高先生如此大量引用毫无根据的野史资料,其文还有什么客观价值可言吗?仅就此点而言,高先生实在缺乏一个专业历史学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2)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这一问题在《再考察》一文中随处可见。诸如,《再考察》说林彪“特别是对徐向前有严重打击”,林彪是如何“特别严重打击”徐向前的?高文却没有给出任何证据。再如,《再考察》说“江青要打倒杨成武和傅崇碧,林彪也想打击‘杨、余、傅’”,高先生给出的理由十分外行,说明高先生根本就不真正了解这一事件个中的复杂原因,胡乱联想臆测。还如,《再考察》说庐山会议后,林彪向毛讨价还价“他劝说毛在十年内对他的人不撤职,不杀头,可保十年不乱”,如此荒谬绝伦的小说演义竟然也成了《再考察》的一个论据。高先生的研究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3)情绪加偏见,缺乏理性思维。林彪是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对待这样的历史人物,要全面、客观地予以分析,而非简单化、脸谱化。笔者读罢《再考察》后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作者虽然在评毛一事上的分析有些道理,但在对林彪的描述中却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仅用了一些不必要的非理性贬义词,且处处贬抑予以丑化,此非严肃史家之所为。甚至让人感到了文革中对林彪的那个描述“二十年代投机革命,三十年代悲观革命,四十年代逃避革命,五十年代不肯革命,六十年代伪装革命”的现代版。这实际上伤害的是《再考察》一文和作者本身。诸如,在谈及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发表的讲话,作者用语是“林彪马上以行动向毛献衷心邀宠”;再如,谈及武汉“七二O事件”时,作者说:“林彪顺风扯帆,跳到前台,‘兴奋异常’”;还如,在对林彪的评价时说:“1959年后,在毛的拉扯下,重跃江湖……绞尽脑汁,攀登权力高峰”等等,如此不一而足。这类的思维在国内史学界并不少见,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受官方三十余年来的影响甚深,同时又没有机会接触到其他方面的资料,由此免不了流于肤浅而形成闭门造车,人云亦云之现象。如果高先生是一个对中共历史,特别是中共由毛泽东执掌大权后几十年历史没有研究,只是一般的文人墨客的话,那么还有情可原。但是高先生乃堂堂高等学府的教授,执教多年,受过最起码的史学训练,《再考察》中却出现以上这些明显的问题实在是说不过去。笔者不相信高先生与官方的御用学者一个鼻孔出气,但是高先生的文章实在缺乏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所应有的实事求是和对官方一家之言的批判精神。

  良言逆耳,还望高先生三思。

2006年12月26日初稿 2007年1月1日定稿
笔者注:此文投给香港中大《二十一世纪》编辑部,希望就高华的观点引发学术争鸣,但未获该编辑部支持,故先放在网上。

注释:
〔1〕逄先知《〈毛泽东传〉对建国以来几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 原载《党的文献》2006年第2期 
〔2〕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原载《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号
〔3〕蒋霞《我给林彪治怪病》 原载《书摘》2006年3月号
〔4〕迟泽厚《谈谈“为尊者讳”》,原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9期 另参见 肖克《忆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原载《百年潮》 1997年第2期
〔5〕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第540页 
〔6〕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540页 
〔7〕以上步骤可参见余汝信《林彪“5•18讲话”前后的防政变措施》 原载电子杂志《枫华园》 第436期 2004年2月6日
〔8〕舒云采访邱会作将军笔记 2000年11月16日
〔9〕〔10〕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2002年出版
〔11〕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上册 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 2003年7月版 第64页
〔12〕余汝信《林彪“5•18讲话”前后的防政变措施》 电子杂志《枫华园》第436期 200
4年2月6日 余汝信《周恩来的“政变经”》 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403期 2004年11月15日 王年一、何蜀、陈昭《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 载《重
审林彪罪案》 2004年版 第13-46页
〔13〕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明镜出版社 2003年版 131页,还见《王力反思录》下册 北星出版社 2001年10月版 第621页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8月版 第十二册 第31页
〔15〕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2002年出版
〔16〕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37页
〔17〕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18-621页
〔18〕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47-650页
〔19〕《王力反思录》下册 第1011页 第1027页
〔20〕《王力反思录》下册 第1012页
〔21〕有关“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请参见何蜀《“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问题辨析》,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1期
〔22〕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15页
〔23〕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16页
〔24〕《毛泽东传》下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12月版 1444-1445页
〔25〕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2002年出版
〔26〕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17-618页
〔27〕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2002年出版
〔28〕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72-675页
〔29〕余汝信《1969:对苏战备中的军委办事组、林彪与毛泽东》 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524期 2006年9月5日 
〔30〕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上册 第568页
〔31〕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762-764页
〔32〕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775-778页
〔33〕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731-733页
〔34〕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734页
〔35〕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734页
〔36〕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735页
〔37〕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749-751页
〔38〕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752-756页
〔39〕转引自程光《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的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下册),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编辑,将由香港田园书屋在2007年年初出版
〔40〕《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 香港天地出版公司 1998年 第114页
〔41〕《毛泽东传》下卷 第1569页
〔42〕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975页
〔43〕余汝信《未可忽略的“一家之言”——《吴法宪回忆录》述评》 载《华夏文摘》 “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541期 2006年12月4日
〔44〕辛子陵《林彪正传》 香港利文出版社 2002年版 第549页
〔45〕辛子陵《林彪正传》 第572-5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