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 八月 29, 2008

民主的生命力、局限与中国的出路

作者:赵鼎新

民主化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一个潮流。联合国2002年的年度报告指出,从1980至2002年,已经有80多个国家从极权政体或威权政体转型为民主政体。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精英也为实现民主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民主运动和民主政体在现代世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在成熟的西方民主社会里,人们却普遍感到民主体制的危机。在北欧一些国家,一个常见的汽车后档粘贴上写道:“对美国人要好一点 ……否则他们会把民主送到你的国家来。”虽然这一粘贴纸的主要用意在于表达欧洲民众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不满,但他们对民主的失望也跃然纸上。在欧洲一些国家的民调中,人们对民选领导人普遍抱有不满情绪,但对非民选产生的政府官员却表示了很大的信任。在西方国家中,诸如《拯救民主》(Saving Democracy)和《理性选民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等学术著作不断涌现。当然,西方成熟民主社会中所出现的这些思潮和实证研究并不等于民主体制在西方社会已经发生根本性危机,但它们却明确地揭示了西方民主的弱点和西方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些弱点的不满。笔者认为,当代的民主化浪潮以及我国大量知识分子对民主的长期追求都反映了民主体制的巨大生命力,但成熟民主国家中民众对于民主的不满却也印证了民主体制的一些公认的不足之处。如何在民主国家转型过程中避免民主体制的弱点并发扬其优越性,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深刻理解民主体制的生命力及弱点所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制度创新。这是本文将着重探讨的问题。

在进入正题前首先说明以下几点。第一,民主是中国不少知识分子所倡导和争取的目标,本文也将阐述为什么竞争性的民主选举是现代社会中产生政府的一个更为合理的方法,但在同时,本文也将以大量的篇幅讨论这种政府产生方式的不足之处。这似乎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尽管有些遗憾,我还是想就这一问题发表一些见解。民主本身的弱点给社会的稳定和成熟的民主制度的形成设置了很大的障碍,也为从威权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转型带来了困难。特别是,当我们不能理解民主体制的这些弱点,而带着一种对乌托邦式的民主的美好理想在中国建立民主体制时,民主体制的这些弱点就会被放大,从而给人民和社会带来很大的灾难。

第二,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学者的主要对话对象都是学者。他们感兴趣的是在学者之间的争论中树立自己思想的地位,而中国学者的陈述对象却往往是国家领导人,并想通过国家领导人对自己政治主张的采纳而实现“治国平天下” 的抱负。作为一个在西方接受学术训练的学者,我的行为肯定带有西方学术训练的痕迹。具体而言,我想清楚地说明,虽然我应《领导者》杂志的邀请来写这样一篇似乎是为领导建言的文章,但我并不汲汲于让领导集团采纳,特别是大规模地采纳本文的观点及其隐含的政治主张。我更感兴趣的是在中国思想界树立一个不同的观点;与此同时,我也认为,较为可行的社会方案往往是各种观点折冲之后的结果。我进而认为,虽然决策者的政策艺术和贯彻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政策意图和政策结果之间的落差,但重大社会发展往往都是决策者意料之外的后果;最为可行的社会方案也不会简单地等于社会发展的实际方向。

第三,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是笔者在北美长期生活中所产生的一些直接感受,以及出于对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及世界发展关怀而做的一些思考。笔者不是研究民主问题的专家,西方民主理论研究领域大家如林,笔者仅仅是偶有涉及,因此难免片面。我仅仅希望我的社会学眼光及对政治现实的感悟能为目前中国社会中关于民主问题的热烈讨论提供一个视角。

民主的定义

对民主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将产生完全不同的讨论。国内学者对民主的理解形形色色,其中王绍光和王思睿所提出的两种迥然不同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王绍光先生在《探索安邦之道》一书中就民主概念作了界定。他强调西方民主不是民主而是“选主”,真正的民主应当是由“人民治理的制度,或更准确地说,由所有公民参与决策的制度”;民主就是使人民能够参与到国家事务的决策中去。在对民主的这样一种理解下,王绍光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在目前中国公共政策议程的设置过程中,专家、传媒、利益相关集团和人民大众所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种决策模式的变化既是中国式民主的重要体现,也是影响中国发展的关键因素。笔者同意王绍光对中国政府决策机制改变的分析,且同样认为这一决策模式的变化是中国改革持续成功的一个关键。笔者能够理解王绍光对于西方民主现状的不满。这一不满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个左派误区。事实上,对民主政体的不满是目前西方社会中的一个较为普遍的心态。尽管如此,笔者并不认为民主社会就是一个社会压力和政府决策谘询对国家政策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的社会,即使是冠之以“中国式的民主”的称号。中国历史上统治者的决策一般都受到不同方面的社会压力,并且这些决策也需经过一定的、有时是很繁琐的程序和咨询(秦始皇和毛泽东时代部分除外)。因此,如果仅仅因为社会压力和政府决策咨询对国家政策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就是说这个社会是民主社会的话,那么,中华帝国社会就已经接近于民主社会了。

王思睿先生在《“特色民主”还是“民主特色”》一文中指出,选民普选制、国会代议制、法官终身制和公务员考核制构成了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的核心。他还强调,广义的民主至少包括以下三组九个概念:1) 共和、宪政、法治;2)自由、民主、平等;3) 博爱、善治、自治。王思睿将国会代议制、法官终身制和公务员考核制纳入民主的范围,实际上勾划出了西方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关键建构;与此同时,他提出的广义民主的三组九个概念,完成了对一个完美社会的构想。王思睿对民主定义的优点是抓住了民主政治的选民普选制这一关键特征,缺点是几乎将现代社会中所有理想的、正面的价值统统纳入民主的范畴,从而有着很大的乌托邦倾向。比如,笔者看不出为什么以选民普选制为核心的民主必定会带来作为平等思想的一个核心的经济分配的平等。俄国在民主转型后并没有实现经济分配平等。拉美许多国家二百多年来已经在民主和专制政体之间摇摆多次,但经济收入不平等在这些国家中始终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把俄国和拉美国家中存在的巨大收入不平等归咎于民主的不成熟,那么作为发展中国家成熟民主典范的印度,却同样也存在着种姓、性别和经济地位等多方面的、严重的不平等。此外,被王思睿列入民主范畴的还有国会代议制、法官终身制、公务员考核制和宪政等制度。笔者认为,虽然许多民主国家都有这样一些制度,但它们都不是民主的核心和本质。非但如此,法官终身制和公务员考核制是民主国家中存在的非民主成分,而国会代议制和宪法安排在许多国家中产生的初衷和至今为止所起的作用非但不是为了发扬民主,而是为了限制民主范围,从而避免竞争性民主可能带来的许多负面后果。这些在美国建国初期的联邦党人文集中有着非常清楚的阐述。国会代议制、法官终身制和公务员考核制的产生,是西方一些看到民主政治潮流难以阻挡但又对之心怀恐惧的进步保守主义思想家们(除少数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外,西方主流思想家或多或少都是进步保守主义者,但近百年中国思想界独缺的就是这一思想传统)的政治设计,与现实社会中的各种政治力量互动妥协的结果。它们的存在限制了西方民主的范围,予西方民主以现实性和可行性,从而增加了民主政体的生命力,但其本身不应纳入民主的范畴。

在中外有关民主的众多定义中,本文讨论的出发点是以下定义:民主就是一个由民众在定期的、有程序和有规则的竞争性选举中选择国家执政者的政治体制。这一定义与所谓的熊彼特“最简略定义”有很大的相似性(与熊彼特的定义相比,我的定义中仅仅加上了“有程序和规则的”这一定语)。熊彼特定义由于没有给民主加上任何在近代观念中属于正面的社会公共物(如平等、自由、法治、博爱、善治、自治、经济发展、和平、所有公民参与决策等等)而备受批判,但它却抓住了民主作为竞争性选举这一最为核心的特征。熊彼特定义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自由、法治等等民主社会的共同特征,但却隐含了这些特征。比如,熊彼特在定义中没有包括自由,但实行熊彼特式民主的社会中必须有着相当的自由,否则“竞争”与“选择”将毫无可能。熊彼特的定义中也不包括法治,但是熊彼特式的民主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社会,否则民主选举的程序和规则,以及在既定程序和规则下选举的公正性,等等,都将得不到保护。熊彼特定义的另一个优点是,它没有将一些民主社会(其实可能是任何社会)难以完全实现的一些公认的社会正面特征纳入其中,从而避免了民主乌托邦的倾向。必须指出,笔者同样认为该定义有很多缺陷,本文之所以选择在这一定义框架下来讨论民主问题,主要是因为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是任何民主社会的核心,民主社会的许多根本性优点和缺点,以及民主体制的合法性,均系于这一根本特征。因此,讨论民主的特征必须从这一点谈起。

现代社会中民主的必然性

为了提倡民主,不少人给民主加上了许多它本身难以完全提供的公共物,比如平等、和平、经济发展、减低腐败等等。他们把一些西方发达民主国家已达到的指标,如较为平等的社会、发达的经济,较为廉洁的政府等等,完全看作是民主带来的成果,进而视之为民主本身的特征。在上文中,笔者已给出一些国家体制民主却未能实现经济收入平等的例子。从理论上讲,民主和经济平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民主社会中,只有当一个社会中处于下层的政治力量能达到较好的整合(比如产生了较强的工会,甚至是强大的代表社会下层的政党)时,民主才会对经济平等产生巨大的正面作用。民主所伴生的自由及其它因素会带来一个较为开放的媒体和舆论,这会对官员的腐败造成限制。但是,在民主国家中,媒体的根本兴趣并不是揭露社会黑暗面而是收视率和订阅量,再加上种种其它原因,如人手的严重制度性短缺(市场下的媒体必须考虑成本)、需要和官员搞好关系(因为政府是主要新闻来源)、利益攸关方为记者深度采访制造困难,从而限制了民主社会中新闻对官员腐败进行监督的能力。民主造成的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也会对官员腐败形成制约,但由于众多复杂的原因,这种制约能力也有限。事实上,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对官员腐败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加强科层体制的有效性、建立科层内部的监督机制等非民主手段来完成的,虽然开放媒体和政治精英制约在其中起着补充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政府科层制不够健全的民主国家(包括大多数非西方的民主国家)中官员腐败现象十分严重的原因。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显得更复杂。一方面,在实行民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里一般不会发生像中国“三年自然灾害”这样由领导者决策错误造成的大规模灾难;另一方面,亚洲四小龙都是在威权体制下走向经济成功的,而至今为止世界上尚没有一个实行民主制的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功案例。虽然目前我国仍有一些学者喜欢把民主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但国际上几乎所有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均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一定条件下的政府能力。

民主和平论也是不少学者为民主所加上的一个正面价值,其核心论点是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确,西方民主国家之间自二战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军事冲突。但从另一面看,这种和平是由西方社会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汲取历史教训,特别是美国在西方霸主地位的确立所带来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所谓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论调,就如同说两个“北约”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一样,似乎有些滑稽。从更广泛的历史和事实来看,民主与和平的关系非常复杂。在古希腊民主下,城邦国家之间的战争就从来没有断绝过。巴勒斯坦就是因为在通过民主手段选出哈马斯政权后而与以色列的军事冲突加剧。迄今为止,大多数民主国家中决定外交政策的关键是现实主义理念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其次才是两国之间政治体制的相近程度。在现代民主国家中,由于国家对社会舆论和政治议题的控制,选民在对外政策上根本没有能力也不可能作出理性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能够在两党及大多数民众的大力支持下,轻易地陷入伊拉克战争而难以自拔的原因。不过,必须承认,现代民主国家中的统治者应该没有能力主动发动或持续进行一场希特勒式的世界性战争。一个民主国家的军队主动侵略他国后如果能迅速取得胜利,大多数民众会表示支持;一旦战事不顺而给本国人民和财产带来持续而巨大的伤害时,民众还是有一定能力通过手中的选票制止这场战争的。

如果民主不能自动实现上述重要社会公共物的话,现代民主体制的意义和生命力又从何而来呢?笔者认为,现代民主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各路政治精英在程序化的权力争夺下达成了权力制衡,从而限制了国家的权力。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尤其重要。在传统国家中,“天高皇帝远”,国家对普通百姓的直接控制力十分有限,地方社会的秩序主要通过地方精英主导下的自治管理而达成,国家的政体形式与一般百姓的生活之间没有很紧密的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大多数国家都建立和强化了科层制度,通讯、交通和管理能力大大提高。这导致传统社会中贵族和地方精英权力的衰落,政府对民众的直接控制能力大大增强。面对这一日益膨胀的“利维坦”(国家),怎样制约其权力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相应地,麦迪逊所言的“让野心制约野心”的民主政府就成了限制国家权力的一个选择。

第二,民主最为有效地解决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问题。一个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可以基于价值/情感、绩效以及竞争性选举三个方面。国家的合法性可以建立在意识形态或宗教的基础上,也可以建立在最高统治者的神秘感(如真命天子)或个人魅力上。这些均属于价值/情感合法性。国家统治的正当性也可以来自绩效。一般来说,现代国家的绩效合法性主要有三个来源:统治者在领导经济发展和提高百姓生活上的表现、作为社会道德表率的表现,以及维护国内安定和防止外族侵略的能力。最后,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产生于竞争性的、程序性的选举,竞争性程序本身就为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提供了基础。

虽然国家合法性可以同时源自多个方面,不同国家的核心合法性基础却是不同的(比如美国是竞争性选举,而目前中国是经济发展和道德表率)。本文想说的是,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民主选举为国家提供了最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理性意识形态所许诺的东西太真实、太具体。一个以理性意识形态为合法性基础的政府一旦不能向大众提供该意识形态所许诺的东西,社会上就会出现信仰危机,其合法性就会受到动摇。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大规模信仰危机就是这一原理的例证。作为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来说,宗教或真命天子式的统治者神秘感要比意识形态更具有稳定性,因为它们所许诺的东西只可相信不可验证。但是在这一个已经脱魅了的时代,虽然宗教和神秘感在中国仍然大有市场,但把它们作为国家的核心合法性基础已没有可能。以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为基础的权威常被称为克里斯玛(charisma)权威,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领袖人物。作为国家合法性的基础,这种建立在个人超常品质及作为其体现的特定使命基础之上的权威因其个人性而具有不稳定性。这种权威注定要被日常制度权威取代,这就是韦伯所说的例行化或制度化。和价值/情感合法性一样,绩效合法性也难以为国家提供稳定的核心合法性。当一个政权将其合法性系于绩效时,它必须努力兑现承诺。这是任何以绩效为基础的政权必然要背负的沉重负担。没有任何一种经济能够一直保持高增长。以政府官员的道德表率作为国家合法性基础就会将贪污这样的法律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从而从根本上削弱了国家的合法性。最后,防止外族侵略的能力显然是国家的一个重要合法性基础。但是在和平时期,国家在这方面的合法性就不如其它方面要来得重要。如果和平时期的国家由于其国内危机而想通过炒作外族侵略的危险性来提高其统治合法性的话,大量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就会应运而生。这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所释放的政治能量轻则会限制国家在对外政策上的自主性,重则会推动一个国家向军国主义方向发展。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

于是,在已经“脱魅”了的现代国家中,竞争性的、程序的选举就成为国家核心合法性最为稳定的基础。与其它合法性基础相比,竞争性选举合法性没有把国家的权力基础建立在可以实实在在的可测量的政府表现上,而是建立在竞争性选举上。只要选举被认为是公正的,执政者即使是上台后表现很差,其政权仍然具有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2006年秋台湾陈水扁在“红衫军”的激烈示威抗议下,民调支持率已然跌至仅十几个百分点时,仍然能轻轻松松挺下来的原因。在绩效合法性下,当官不为民作主,就有不得不回家卖红薯的危险。而在竞争选举合法性下,当官即使不为民作主,也得至少当完一届才会回家卖红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大大减低了民众对官员的压力。在民主制度下,反对党可以对表现不佳的执政者施加压力。这里有两种情况。在一些议会制民主国家里,一旦有多数议员反对,政府就不得不宣布解散,反对力量对执政者的影响因此而比较大(必须指出的是,反对派议员对政府反对与否在很多情况下是由政治运作而不是政府的执政表现所决定的)。但是在总统制民主国家中,只要总统没有明显违法并被铁证如山地查获,制度框架下的弹劾几乎不可能。更重要的是,在具有竞争选举合法性的民主社会中,即使是执政者被赶下台也无关紧要。竞争选举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把政体和政府分开了。政府即使垮台也不会动摇民主政体的合法性。在具有竞争选举合法性的民主社会中,民众的不满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通过选举或其他常规程序的政府更迭而得到缓解。由于体制本身能够包容不同的选择,所以民众很难联合起来推翻这个体制本身。这也给民主社会带来了稳定性。

第三,竞争选举合法性给民众带来了言论和结社自由,但这种自由同时也约束了人民的行为,缓解了社会矛盾,从而构成了民主国家中一个很重要的稳定机制。这是因为:

1)言论和结社自由给社会中各种思想及利益的交流和竞争提供了一个平台。这种交流和竞争使人们对社会其它群体的利益有更深的理解,从而对社会现状的理解更有现实感。去年我在北京乘坐出租车时曾有这样一个经历:该车司机在行驶途中大骂政府,并扬言如毛泽东还在的话,他将跟毛泽东上山打游击来推翻现政权。我以为该司机家中肯定出了大事,几次询问后才知道他刚在四环路外买了一套三居室住房,但对买房要付二十年月供这一点感到极其不满。那司机说:“先生您想想,二十年的月供,二十年啊!二十年中我家中出了事情银行就会把我的房子收走。什么世道!这世道不造反还咋的?”直到下车时我才告诉该司机我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任教,但是以我的经济能力在美国买房将不得不支付更长时间的月供。目前在中国,除少数社会阶层外,大多数人均认为自己和自己所在阶层的付出远远大于其收益。虽然该司机十分极端,类似的情绪在中国却是十分普遍。在我看来,人们由于缺乏交流和竞争从而对自己和他人利益的理解缺乏现实感是产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2)言论和结社自由促进了认同感和利益的多元化。在有言论和结社自由的场合下,现代社会的多样性势必会导致社会组织、利益和观点的分化。西方民主国家中绝大多数社会运动的规模都很小,并且任何社会运动都有与之对立的反运动。它们互相牵制使得任何全民性的革命运动变得不可能,从而增加了社会的稳定性。在任何国家,具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都会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足进行批判。在威权国家中,虽然他们的声音经常会受到压制和限制,但他们同时也享受着英雄和社会导师的荣誉,有着很多的听众;而这些国家一旦实现民主化,这些社会导师及其声音在社会上马上就会被弱化。

3)在民主社会中,政治家为了当政往往会答应选民一些根本就做不到的诺言;同时,成功的执政总是比成功的选举要困难得多。出于众多原因,在民主社会中,一个政府上台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众对它的正面印象一般都会显著地下降。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新选上来的执政者在同样的结构条件下不见得能比上一届干得更好。这一因素,加上民主的其它特征,长此以往,就会造成百姓对于政治的一种成熟的冷漠。这里“成熟”指的是他们知道其他制度也不见得更好,他们的“冷漠”来自他们对民主选举局限性的深刻理解。这种成熟的冷漠是西方社会选举投票率一直很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在同时,它进一步增强了民主制度的稳定性。

第四, 主要因为以上两个原因,民主政体在现代社会中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由于目前世界上大多数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政府,均已是民选政府,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还给一个国家增加了国际合法性。在目前的国际社会里,一个被认为是非民主的国家会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各种压力。虽然许多压力的背后其实是意识形态包装下的利益争夺,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对此却有难言之隐。而一旦一个国家被国际上认为是民主国家,因为有着“国内民意”的支持,国际社会就不得不对该国家在国内的政策和国际上的立场表示更大的尊重。总之,民主体制将为一个国家的国内外政策提供合法性,并大大提高该国在当前国际秩序中的地位。

现代民主的局限

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现代民主有许多局限。为了叙述方便,本文把这些局限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选举结果的非理性、民主对于原有社会结构的强化、民主社会的媚俗性、忠诚反对和稳定民主的困难性。

1)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选举结果的非理性

民主政治的理想主义倡导者强调民主选举的结果代表了“人民的意志”。虽然我对于这一美好理念怀着很大的敬意,但同时必须指出,这一理念在现实的民主实践中是难以实现的。美国著名学者阿罗曾经给出过一个极其简单的例子:有三个选民(I, II, III) 和三个候选人(A、B、C)。选民I对三个候选人的偏向是A >B>C, 选民II对于三个候选人的偏向是C>A >B,选民I I I对于三个候选人的偏向是B>C>A。这就导致这样一个循环:在候选人A和B之间大多数选民更喜欢A(选民I和II),在候选人B和C之间大多数选民更喜欢B(选民I和III),在候选人C和A之间大多数选民更喜欢C(选民II和III)。这样,不同的选举规则就会造成不同的候选人胜出。阿罗选举循环的例子非常简单,而与之相类似,但更为复杂的例子在民主选举中比比皆是。比如在台湾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陈水扁,宋楚瑜和连战各得百分之三十几的票,陈水扁略高,但在台湾的选举规则下陈水扁合法地当选为“总统”。在俄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次总统选举中,俄共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取得了最多选票。按照俄国的总统选举规则,俄共候选人因为没有在第一轮选举中得到半数以上的选票而必须与排名第二的候选人进行复选,而复选的结果是第一轮选举中排名第二的候选人胜出。我这里所举的两个例子并不是两次一般意义上的选举:陈水扁的胜出大大加强了台独势力并彻底地改变了台湾政治,而俄共的失利则几乎摧毁了其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很容易想象,如果我们把这两场选举的规则互换一下其结果将会是如何的不同。

民主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非理性还来自其它多个方面。民众与政治精英之间在信息资源,以及处理和理解信息能力上的严重不对称,给民主体制下的政治家提供了多种赚取选票的策略和方法。电视辩论的出现使得电视上的形象比一个可行的施政纲领来得更为重要,以至于越来越多的电影和体育明星成了美国的政治明星。目前西方的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即使是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中,政治家手中掌握的大量资源也足以生产出各种有利于他们的“人民的意志”。

2)民主对原有社会结构的强化

民主体制会强化原有的社会结构。这一点可以用下面这个假想模型加以说明:假设一个社会由一百个有选举资格的人组成。这一百人中有5 1个是庸人,4 9个是能人。如果庸人和能人群体各出一个候选人,并且投票率是百分之百的话,那么当选人肯定是一个庸人。并且,如果该庸人想继续当选的话,他必将会拿出一些有利于庸人群体的政策来巩固他的票仓。这种在政策上对于庸人的倾斜就会导致有更多的人选择做庸人,于是就巩固和加强了一个以庸人为主导的社会结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庸人”一词毫无贬意,我只是想说明在不考虑其它因素下,民主选举有着固定甚至是加强现有社会结构的倾向。

民主体制的这一保守特性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带来了困境。比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民众往往受制于地方强人,一个强人手中可能控制着一个很大的票仓。候选人为了取得和稳固政权就不得不采取有利于这些强人的政策,其结果是巩固了强人政治。美国宗教势力在近年来一直比较强盛,为了取得政权,美国所有总统候选人(包括民主党候选人)在选举中都不得不在各种场合中显示他/她对宗教信仰的坚定,并用宗教话语来论证他们施政纲领的正确性。一个美国公民如果想把票投给一位能够用启蒙运动式的理性语言来论证其施政纲领的候选人,将会发现他这一票无处可投。美国总统选举的这一特征显然强化了宗教势力在美国的地位。

如果把民主选举的这一特性稍加推广,我们就会发现,民主选举在一定条件下(即在竞选双方处于如后文中所讨论的非忠于反对的场合下)还有扩大社会矛盾、甚至撕裂社会的作用。台湾的外省人和本地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曾经矛盾较大,但到八十年代时这种矛盾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基本消除。但是在推行民主化之后,台湾的政治形势使得外省人和本地人之间的裂痕(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重新扩大。幸亏台湾的外省人和本地人在文化、语言和宗教上的差异很小,所以大选过后大多数人还能恢复平静,如往常一样生活,否则,前南斯拉夫各国在走向民主时所出现的族群清洗惨祸难保不会在台湾发生。与此类似,目前中国乡村民主选举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中,恶霸和强人操纵选举、大姓之间的矛盾因民主选举重新出现和增大,占有着很大的比重。已被中国共产党革命大大削弱了的传统农村社会结构和问题重新浮出水面。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国家的传统社会结构越是强大,这一国家的民主改革就越应该自上而下地进行的原因所在。不过,在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也会给当政者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左右为难,这确实是许多传统国家民主过程转型中面临的一个困境。

3)民主社会的媚俗性

民主体制的保守特性使得民主制度有着很大的媚俗性,即政治精英的水平和行事方式直接反映了该国家百姓的水平和特征。特别是电视竞选时代,各候选人的施政纲领和选民的政治倾向不再是选民投票的唯一依据。候选人的长相、风度,甚至候选人与选民的相似度都成了获取选民支持的重要因素。布什能在美国的2000年和2004年总统选举中两度取胜,原因当然很复杂。但一个颇令人玩味的原因是,民主党候选人论述和辩论的能力都很强,在总统候选人辩论中,常以明快的逻辑和凌厉的语言令布什处于守势;但布什憨态可掬,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其形象就像一个值得信赖的邻居。这样,不善言辞的表现反而成了他竞选成功的一个因素。美国学者卡普岚(Caplan)曾在《理性选民的迷思》一书中分析了西方民主社会中选民的偏见,以及具有这种或那种偏见的选民如何不断地选择了与他们有同样偏见的,或者是装作与他们有同样偏见的政治家,从而导致错误的政策和低素质的政治家一次又一次被推上政治舞台。

民主的媚俗性会导致社会精英的边缘化。在任何社会中处于思想前沿的精英总是占少数。在威权社会中,虽然思想精英的行为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但这种社会中的精英主义文化却同时给了这些思想精英以很大的舞台和影响力。但是在平民化的民主社会中,思想精英的少数性(加上民主社会中思想的多样性)势必导致各类思想,以至于整个思想精英群体在民主社会中影响力的边缘化。这就是为什么东欧的自由知识分子在经历民主化所带来的短暂喜悦后,马上就体验到强烈的失落感的原因。他们刚刚有机会在社会中自由地讲话,社会就已经不再理会他们了。在东欧媒体上被炒得非常火爆的,不是昔日对抗暴政而坐牢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是各类在大众文化中涌现出来的明星。就像金雁在《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困惑》一文中所指出的,在民主化和市场化的双重挤压下,东欧知识分子在民主体制下为了生存纷纷下海,心甘情愿地成了“权力的同谋”、“寡头的小伙计”和“混口饭吃的文字工作者”。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在东欧社会不但影响大大降低,人数大大减少,并且内部的分化和分歧日益扩大。思想精英的边缘化对于社会的稳定性来说不是一件坏事,但这将使社会变得日益平庸。笔者本人其实很欣赏西方民主社会的平庸,但是我想这肯定不是那些抱有重大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所想追求的目标,因而特别提请注意。

4)忠诚反对与稳定民主的困难性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执政党议员坐在女皇的一侧,反对党议员则坐在女皇的另一侧。反对党议员为女皇陛下而对执政党的执政进行监督。英国反对党的这一性质被称之为“为女皇的反对”(her majesty opposition)。在现代政治学术语中这又被称之为“忠诚反对”。一个民主社会要得到稳定,执政党与反对党必须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他们之间的不同仅是在一些具体政策或者政策执行技巧上的不同,甚至是仅仅出于政客之间的争权夺利。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越大,一个社会的民主体制就越不牢固。如果执政党与反对党信奉着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并且反对党准备在取得政权后以自己所信奉的价值观来系统地改造世界,那么这个反对党就成了一个“非忠诚性反对党”。存在着“非忠诚反对党”的国家很难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一个最为经典的例子就是二战前的德国。当时德国存在着三个主要政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法西斯党,三党都在德国民主的框架内进行竞争。但是法西斯在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后却抛弃民主,走向独裁,进而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二战后欧洲民主走向稳定,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社会在马歇尔计划的推动下,在长期经济繁荣的支持下,经历了一个政党意识形态虚化的过程,即不管是来自右还是来自左的政党领袖,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后并不按照他的政党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来改变国家的政体,改变国家领导人产生的规则,甚至连由前政府制定大量法律和政策也基本上一仍其旧。不但如此,因为左翼政党在推行右倾政策时更有合法性而右翼政党在推行左倾政策时更具有合法性,所以二战后欧洲许多政党取得政权后,在现实政治利益的驱动下经常推出与之意识形态相反的政策以促进社会发展和扩大选民基础。

民主只有在“忠诚反对”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稳固这一原理告诉我们以下几点:第一,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民主社会,我们必须给予民主制度一种不可谈判的或霸权性的地位,即不管是谁上台,他既不会,也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一体制运作的基本规则。第二,在给予民主制度这一“非自由”的霸权地位后,民主制度内部的运作必须有自由传统的支持,即民主制度下的成员对所有其他个人和群体的观点、利益和人身尊严持有不可谈判性的尊重。极端地讲,即使没有民主也要自由。没有民主但却有着自由传统的国家(如民主化前的英国社会)至少是一个充满人性的地方,而没有自由的民主就会形成多数暴政,其后果极其可怕。世界上大多数种族清洗,包括美国人对印地安人在十九世纪的灭绝性屠杀(在种族主义思想的主导下, 当时美国社会中的自由传统仅限于美国的白人特别是白人的有产阶级,美国白人于是就毫无心理负担地对印地安人实行了多数暴政),或多或少都体现了现代民主的这一黑暗面。第三,一个社会内部各阶层的矛盾越小,主流价值观越是确立,该社会的民主体制就会越稳固。

民主的“忠诚反对”这一特性为一个国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设置了障碍。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一事件绝不是一次本文意义上的民主化运动,但我们也不能不说毛泽东的这一做法有一定的民主倾向。即使如此,整个事件的发展却以反右运动收场,从而大大削弱了当时中国政府本来就十分有限的“民主性”。毛泽东把反右运动称为 “阳谋”。其实,这一“阳谋”的发生背后有两个相互作用的机制:第一,中国既缺乏自由的土壤,毛泽东也没有真正的自由精神。毛泽东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唯一基础就是他对于共产党执政和自己所具有的克里斯玛权威的信心。第二,虽然共产党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具有极高的威信,自由主义和民主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具有强势。当时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也都曾经深受自由主义和民主的熏陶。因此,当毛泽东主动邀请党外人士向共产党提意见的时候,势必有人(哪怕是很少的人)会把当时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与共产党一党专政联系起来,并提出在毛泽东看来是资产阶级民主的要求(即有了“非忠诚反对”的倾向)而不能为毛所容。毛泽东要“民主”而不能容忍自由的一面,加上党外人士意见中呈现出的“非忠诚反对”倾向,再加上其它国际、国内原因,促使毛泽东放弃了他的第一次毛式民主化试验。虽然本文所讨论的民主的含义与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所尝试的非程序性“大民主”有着截然的不同,但是所面对的任务却十分相似,即怎么建立一个稳定的主流价值观,使得“忠诚反对”成为可能;怎么建立一个自由的文化,使得不同的特别是少数派的声音和利益得到保护。

结语

在现代社会中,民主体制比起任何其它政治体制都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的合法性以及统治者内部权力制衡这两个关键问题,民主同时还大大提高了一个国家的对外合法性,民主是当前国家发展的一个方向。同时,民主选举又伴随着许多负面现象。如果对这些现象认识不足,将有可能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灾难。这一点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笔者对于竞争性选举民主弱点的讨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以下对于民主转型技巧的一些想法或许不至于太荒诞。第一,在一个具有很强的非民主传统并且民众普遍素质不太高的社会,为了避免民主选举的保守性和媚俗性的直接冲击,民主转型应自上而下地进行为好(除了上文已经阐述的一些风险,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还容易形成一些具有实力的地方民选政府利用民选合法性架空中央,造成国家崩溃)。

第二,现代民主体制必须一人一票(无论在精英眼里民众的素质如何低下)。其它形式的“民主”既不能在国人眼里获得全面的程序合法性又不能为世界各国所认同。但是当一个国家地广人稠、各地差别很大时,为了避免因为民主化而导致各地利益高度分化,避免政治精英在民主化启动之初就受到利益分化的民众的直接压力,避免民众在民主化启动之初就受到政治精英的直接操纵,某种形式的间接民主的效果可能会好许多。

第三,在一个飞速发展,以及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认同高度分化的国家中搞民主,怎么建立“忠诚反对”的政治文化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可行的技巧是通过宪法规定民主选举的非意识形态规则,即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必须限制在政策和政策执行技巧上,而不能涉及根本的价值观。

第四,民主政体的其它设置也十分重要。两党制、多党制还是无党制,总统制还是议会制,联邦制还是单一制等等,不同的初始制度设计会对民主化的演进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有着巨大影响。民主转型和民主制度的稳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切切不能因为对于民主体制的迷信而对民主化过程抱有过分乐观的态度,并在充分的研究和“摸石子过河”的实践相结合的条件下创建出一套适合于中国的民主体制。

第五,在一个从来就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中搞民主改革肯定会困难重重。执政者必须审时度势。他们既不能因为惧怕困难而坐失良机,又不能掉以轻心而急躁冒进。他们既需要有弹压民主转型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极端势力(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的决心和能力,又要有开放社会、鼓励社会组织在法律框架内的发展、缓解社会矛盾并将社会矛盾的表达和解决制度化的手段。总之,他们必须有着很强的现实政治感,同时他们的行动必须让百姓看到方向和希望。

第六,一个平稳的民主转型应该在社会矛盾比较分散的时候进行。在社会危机和大众抗议合力作用下而被迫推动的民主转型,往往会给人们以“太少,太晚”的感觉,并有着国家在民主运动的浪潮下节节败退进而垮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取而代之的往往是具有理想主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因为缺乏现实感和实际执政的经验而只能是过渡性人物,随后兴起的将是从原政体中分裂出来的各类政客。这些政客很有可能会在理想主义知识分子所设置的民主框架下尽情地利用转型社会中浮躁的人性和各种社会矛盾,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上面所讨论的竞争性民主选举的各类弱点淋漓尽致地加以放大,给人民和整个社会带来灾难,并大大地增加民主转型的不确定性。我相信,这是大多数人都不希望看到的。民主改革的目的并不是要推翻一个政权。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威权政体下的领导人能够在社会发展较快、社会矛盾没有聚积的情况下率先进行民主转型并通过民主手段率先取得执政权,将会给社会带来许多好处。但是,这一结果是否会发生,最终取决于执政者的远见、勇气和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手腕。问题是,很少有政治家在较好的形势下仍然有如此远见,也很少有政治家能既有先见性的理想,又有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手腕,这的确是实行平稳民主改革中的一个悖论。

第七,也是最后一点,我们必须清楚民主转型的目的是达到一个较为现实可行的社会,而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同样,中国社会当前存在的多种矛盾也不可能全靠民主来解决。本文思想的一个中心原则是:让民主来承担它所特有的社会功能,而把民主不能承担的功能让给其它制度来承担。一个较为可行的制度不会是一个泛民主的制度,而是一个以民主为主导的混合制度。关于这一点,美国建国初期几代的政治家是很清楚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民主体制之外还非常有眼光地设立了法官终身制以及后来的公务员考核制等等制度的原因。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美国的这些制度建设还是不够的。对于这一点,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想展开讨论。简单地说,民选出来的政府和议会能处理的问题有限,每个政府都会碰到大量特例性事务和大量需要专业知识才能处理的工作。民选出来的政府首领和议会根本就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的知识和灵活性来处理这些事务。根据西方社会的政治实践,瑞典政治学家罗斯坦(Rothstein)指出,在很多情况下,科层制、专家制、利益集团制、类市场制和抽签制等非民主制度都比民主制度更有效。在民主体制的主导下,充分发挥这些组织制度的作用将大大提高民主社会的绩效。

一般来说,在处理大量政府日常性事务时,以法律和行政规范为行事依据的科层制会比较有效。但是科层制度缺乏灵活性。专家制、利益集团制、类市场制和抽签制都是对科层制缺乏灵活性的补充。当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影响到某些群体利益时,国家在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和施行过程中,给予这些群体的合法代表以一定的影响力,这就是所谓的利益集团制;所谓的类市场制,就是国家用公共资金在“市场”上“购买”一些赢利性或非赢利性民间组织的服务。一般来说,当一个领域有着较为清楚的以证据为基础的专业知识时(如医疗卫生领域),专家决策制就会比较有效。但是当一个领域不存在公认的以证据为基础的专业知识而其日常应对措施又需要很大灵活性时(比如劳工政策),那么利益集团制就会比较有效。当一个领域内部事务的处理需要很大的灵活性,但该领域的特征却不容易形成有权威的专家和清晰的利益集团时(如公共教育),类市场制就会比较有效。最后,当一个领域既不能形成专业人员和利益集团,也不能形成基本共识时(如父母离婚后小孩的监护权),那么抽签制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必须强调的是,任何制度的运作都需要一定的基础。简单地讲,科层的规章制度和行事方式必须严格分明,专家的职业道德必须有制度的监测和保证,利益集团代表的产生必须在有关群体内具有合法性,类市场制下民间组织对于政府订单的竞争必须公正,抽签的过程必须透明。总之,与选举民主一样,这些制度的最终合法性在于其公正性和透明性。

上述专家制、利益集团制、类市场制和抽签制等制度形态都是非民主的。它们的存在限制了选举民主的范围,如果没有竞争性选举民主作为支撑,这些制度本身的绩效是不能为国家提供稳定合法性的,这些制度绝不能代替选举民主。反之,在一个已经具有选举民主的社会中,这些非民主制度的存在就会限制民主的黑暗面,并且因为其有效性而大大增强民主社会的绩效合法性。必须说明,像民主体制一样,以上所讨论的五个主要非民主制度每一个都有自身的弱点;一个有生命力的国家,必须是一个能够自觉运用多种制度来取得执政绩效的国家,一个能够在遇到问题后有能力改变制度配置的国家,一个能够运用选举民主作为政府执政根本合法性基础而又不迷信民主的国家。

(相关简介:赵鼎新,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 来源:《领导者》杂志第十八期

星期四, 八月 28, 2008

林昭,我们如何爱你


作者:胡发云

总觉得有许多话要说。 总觉得有许多话可说。

动起笔来,才知道我能使用的词语是如此拮据。

我们活着的每一个人,特别是每一个男人,都已经无力对你说什么了。

曾经四处找寻你的照片,特别想看一看,一个杨柳依依的江南女子受难后的眼神,孤寂中的苍凉,抑或在地狱中,圣徒一般绝然的剪影,甚至枪响之前对这个不可理喻的疯狂世界最后的一瞥——从前,许多人犯在被执刑之前都要留下一张照片的,刺客,强盗,战犯,义和拳抑或是方志敏,李大钊……但是,没有,都没有。他们把你销毁得如此绝净,甚至尸骨无存。我想他们不是因为恐惧,他们当时已经是如此的自信——一次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即将在他们手中实现了。他们只是一种仇恨,轻蔑与忽略。像猫将老鼠玩耍够了然后连皮毛一起吃掉。连对国家主席他们都是这样的。

你的模样,在1957那个邪恶的暗夜里就被吞噬了。从此只留下你青春的脸。你天真的,探询的,或烂漫的,热情的眼睛,不意间,它成为了人世间最凌厉的镜子。

其实,在那个暗夜之前,你什么也没有做过。你对那个年轻的“共和国”只有炽热的单恋。你16岁就加入了共产党,上了城防司令部的黑名单,因为没有和其他同志一起撤离,你和党组织断了关系,这件事成为你深深的悔痛,你决心“一定要争取再次入党。”为了一个让人迷醉的理想,你甚至对妈妈发出了“生不往来,死不吊孝。”的毒誓。你进入共产党办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你参加土改,努力将自己那一颗温情脉脉的心磨砺得像钢铁一样硬,你以江苏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大,你像百灵鸟一样歌唱着领袖歌唱着党。如果没有那个暗夜,没有那一次兀然陷落,你的满腹才情你的热烈与执着,足以让你成为红色中国最炫目的歌者。

其实,在那个暗夜之前,你什么也没有做过。几个发出了异声的同学遭到了围攻和羞辱。你完全可以悄然离去,或做一个黑暗中的旁观者、匿名的呼应者,许许多多的人都是这样在做,很长很长的时间——甚至直到今天人们也都是这样在做,是一种什么样的不可思议的力量,突然间斩断了你与红色乌托邦之间的那根看似牢不可破的链环,让你在众人狂欢之中兀然跳上那张饭桌,一瞬间,你的声音让大海的喧嚣变成静谧:“今天晚上的会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一个令人恐惧的声音从人群中传来:“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你反问:“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在那个暗夜之前,你并不是他们的目标物,你甚至还不同意某些右派的观点并与之商榷。在这山雨欲来之时,你可以比别人更早地选择安全,你已经得到了不祥的信息。但是,你内心深处那一粒小小的种子,一粒被强大的革命意识形态压到万山之下的种子,在这一刻突然开花——那就是尊严与良知。你甚至不忍看到别人的尊严遭到亵渎,不忍看别人的良知湮灭。

一位北大右派陈爱文回忆说: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我知道的惟一一个不肯检讨的,就是林昭。她不仅不检讨,还在会上公开顶撞。有人对她说:“你是什么观点,讲出来。”她回答说:“我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

就这样,一个如此朴素的、近乎于妇人之见的常识,轰毁了无数宏大话语构建起来的红色乌托邦的万丈岩壁。 这几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从此刻起,你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许许多多的人都检讨了,认罪了,你的尊严拒绝了这样一种唾面自干的酷刑。许许多多的人终于活下来了,你的高贵选择了宁为玉碎的死亡。几乎全部的人都禁声或自宫了,你一直歌唱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我们没有历史。每一代都是断代。于是,我们世世代代不得不重复黑暗,蒙昧,屈辱和恶。

在比监狱更加严密的铁壁重围之中,一个注定要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圣女之死,没有一丝丝消息传出来,哪怕如晨星夜露如蛛丝马迹。

1968年4月29日那一声枪响,除了刽子手,谁都没有听见。那一天我刚过19岁生日不久,正和一支中学生的文艺宣传队在荆楚大地上巡回演出,名曰抓革命,促生产,支援春耕打胜仗。

我们唱伟大领袖的诗词“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不知道你有一首应和的诗“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我们跳《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不知道你正在用生命舞蹈:“起来啊!抛弃那些圣书神语,砸烂所有的偶像和香灯,把它们踩在脚下,向奥林比斯,索还作一个自由人的命运!” 我们演奏《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不知道,在一间中世纪般的黑屋里,一滴滴血从你脉管中涌出,然后被你用手指,发卡和牙刷柄绘成黎明前的晨曦。

尽管我们也有疑惑,也有动摇,也有青春的迷惘与梦想,但是那个巨大的、也曾经使你激动得颤栗的乌托邦理想,依然是我们心中的阳光。我们不知道此时此刻,发生了一件中国历史上最令人伤痛的黑暗事件,而那真正的一缕曙色却在你心里,它随你而去了。

我们没有历史,每一代都是断代。就像今天,那些十九岁的孩子们,不知道他们出生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也有那样的枪响一样。

翻开当年的日记,1968年4月29日,我正在以三袁名世的公安县演出。在那些个四处奔波的日子里,我几乎每天都会写下这样一些字来:“早晨排练,晚上步行七八里路为贫下中农演出。后又冒雨步行回家。雨密,路滑,天黑……大家争抬着乐器道具,像红军长征一样——一次好的锻炼。”“这些天来,我记住了你们。台下,那些淳厚,诚挚,渴望的眼睛,一些经常看到的熟悉的面孔,那一阵阵真诚的笑声,我记住了你们。你们把茶水送到我们手里,把饭菜送上舞台。一些普通的、但是丰富的家常便饭,是你们的一片赤心。风里,雨里,我们坚持演出。云天是幕,稻场作台,就这样,我们一次又一次战斗着,唱啊,跳啊,胜过了城里的舞台。”“晚上在沙市人民剧院演出。起风了,沙市一片风涛。夜色里,顶着风沙返营,像远征队风尘仆仆地凯旋归来。这种战斗生活大家是比较喜欢的,比风平浪静好。夜深了,窗外依旧一片树涛……”“清晨6时到了洪湖。晚上大家讨论,是继续下去,还是返汉的问题。争论激烈。看来大家思想比较混乱,有些情绪。我坚持演下去。人民需要我们。”“连日阴雨,哪儿也不能去。田野是一片翠绿的世界,我们就像困在一座碧湖中的孤岛上了。今天算是休息了一天,不能再休息了。下一步可能是荆州,生活不紧张啊,努力学习!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窗外,风声,雨声。屋里,人声,书声。”

……

读着这些整整四十年前的日记,我想起了你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时,到农村参加土改,也写下过这样的文字,它们竟是那样的相似。你那时刚好也是19岁。19岁的花样年华,美丽,单纯,热情洋溢,又是多么容易冲动容易受骗。

你在写给好友倪竟雄的信中说道“土改,谁都知道,是巩固祖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岗位是战斗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现在我真是一无所求,就是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泽东)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

工作队将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里,冻得彻夜嚎叫。你把这称为“冷酷的痛快”,你说“对地主的仇恨是这样,对爱国主义也一样。这种爱与恨,也同样是我前进的力量。当我看到了志愿军的英勇战斗的故事,从纸上的战云中探出头来,望一望窗外的恬静美丽的春天的田野,我就更加重一些对工作的责任心。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受难。”……

这样一段五彩缤纷的革命童话,是如何在不意间与人性,尊严,自由,道义,真诚与爱——与这些最简单最朴素的原则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一瞬间,让一切都崩塌了?从土改到反右,短短的数年之后,那炫目的童话变成黑色的梦魇?它死死地缠住你,压住你,嗜咬你,从此开始了焚心煮骨的11年炼狱之难并最终使你涅槃,羽化为一只浴火的凤凰。

一场漫长又深重的灵与肉的酷刑,是怎样落在了一个柔弱秀丽的女子身上呢?最后,以那样撼人心魄的姿态,倒在了二十世纪那一次最无耻最残暴的密杀中。

我知道天底下古今中外的许多女杰,是在天下人敬仰的目光中踏上不归路的。便是常常拿来与你相比的秋瑾,她也深知“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她也能看见自己倒下的第二天,全国的报纸便会让她重新复活并永远存在下去。而你,死去四十年后,林昭这两个字依然如瘟疫一样被躲避着。

秋瑾在绝命诗中说道:“痛同胞之醉梦犹昏”,对于六十年之后的林昭,已该是“痛同胞之醉梦犹疯”了。 还有那位我们曾经熟悉得像自家亲人一样的红色经典人物江姐——江竹筠。在那个“最恐怖的魔窟”渣滓洞集中营里,她还能和战友们一起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起联欢,一起追悼死去的难友,还能为自己为之献身的共和国绣一面五星红旗,在最后的时刻,她还能从容地穿上她那身美丽的蓝旗袍套上那件鲜红的毛衣并将自己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然后在众人如海深情中唱一首《不要用眼泪告别》……

你是从打着点滴的病床上被带去刑场的,一伙带枪的男人冲进来,大义凛然地对你说,:你的末日到了!你要求换一件衣服,被拒绝,然后“像老鹰抓小鸡似的”被抓走。没有送行人,没有歌声,更没有眼泪。这是千百年来,这个男人的世界对一个女人——一个从未使用过暴力的知识女性犯下的最下流的暴行。在此之前,他们还曾唆使女犯人剥光你的衣物,供他们围观取乐。

于是你承担了双重的黑暗与悲苦。暴政的黑暗与人心的黑暗,被魔鬼戕害的悲苦与被大众抛弃的悲苦。我想,哪怕让你带镣长街行,慷慨唱悲歌,那些路人与观者,只会给你唾沫和辱骂。郊外的一次秘密处决,实在是对你最后的一次恩惠。

在荆楚乡下,写下了那些让人怜爱的青春文字十年之后,也就是在你蒙难十年之后,我也成为一名“现行反革命分子”。这种亚瑟式的痛苦,让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男女受尽折磨。

我们没有历史,每一代都是断代。每一代都如此孤独。没有人,也没有可能,将前人血的思考血的教训传递下来,没有谁像捷克作家伏契克那样在走向绞刑架的时刻含着温暖的泪喊一声:“善良的人们啊,我爱你们。可是你们要警惕!”

当我读到你在受难中给恋人写下的那首歌时,我都觉得那是你写给我的,或是我写给你的:

“在暴风雨的夜里我怀念着你,窗外是夜,怒吼的风,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那,飞出去寻找你……”

就在你遇难十周年的时刻,我也在囚禁中写下了一首给恋人的歌,当年那张歌谱还在,已经泛黄,变脆,被我贴在一张硬纸上,歌名是《鸽子,你在哪里?》:“鸽子,我的鸽子,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穿过茫茫的云雨,我追寻你的踪迹。晨雾消散了你在哪里游弋?暴雨袭来了你在哪里躲避?晚霞烧红了你在哪里歌唱?月亮升起了你在哪里栖息?啊,我的鸽子,我的鸽子,愿你的心灵更加美丽,愿你的翅膀更加有力,在这辽阔的世界上,你永远永远飞翔在我的心里。”落款是1978年4月。

我比你幸运,如果说你刚好活在一段最黑暗的岁月,十年后已是他们的强弩之末了。更重要的是,当我走出大墙,我的鸽子已飞停在我的肩头,磨难让我收获了人世间最珍贵的爱情,直至永远。我曾想过,哪怕在那一刻我倒下了,我也会微笑而去。在我走出大墙之前,我偷跑出来为我们自己举行了一场秘密的婚礼,我们在那天拍下的婚照上写下了几个字“大墙后面的微笑”,我们发自内心地微笑,骄傲地微笑。有了这样的微笑,此生足矣。

后来,我读到你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用血写下的那一段话,我的心在揪痛——难道需要我们每一代青年都要用这种锥心刺骨的方式发出同样的呼喊吗?如果说,我们在1966就听见了这样的声音,我们会如何?还会在天安门广场上山呼万岁哭得昏死过去然后在1968那个阴冷的冬季背上沉重的行囊,踏上一条被遗弃的漫漫旅程?还会在那个严酷的夏天将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师们折磨得死去活来然后在十多年之后拖家带口、艰难地再一次踏上求学之路?还会高唱“誓将反动派一扫光”“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最后才发现全世界留下了为数不多的满目疮痍之地其中就有我们的祖国……

这是一段杜鹃啼血的文字:“这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的善良,单纯的心与热烈激烈的气质,欲以煽动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关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痛无己的迫害与折磨和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不堪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

我是这样的喜爱你的文字,喜爱你那些才情具佳浑然天成的诗词,包括你信口拈来的即兴之作。又是这样地喜爱你的言谈你的风采。如果说1957之后漫长的黑暗中还有一个人可以称之为诗人的话,那么这顶挂冠要戴在你的头上。所有伤害过你侮辱过你的人都应该为自己的暴殄天物而负罪终身。

写到这里,我想说,林昭,叫我们怎能不爱你,又叫我们如何能爱你?你让一个时代蒙羞,你让所有的中国人蒙羞,特别是让其中的男人蒙羞,因为你曾经的存在,这个民族再也不能纯洁而明朗地微笑。

除非有一天,你重新站立在广场上,公园里。让我们指着那一座白色的雕像对孩子们说,因为她,我们那一段最黑暗的岁月,还保存着一星光亮。

看古装武侠片,那些孤胆女杰,在最危难的时刻总是有侠士相救,哪怕死去,也有一副温暖又伤感的怀抱让她安眠,苍白的脸上有男儿的泪珠在滴落。在所有的年代里,牺牲者都有一种最后的幸福,她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哪怕是在走向断头台的途中,她看得到人们景仰的目光。这一切,你都没有,你最后的日子,陪伴着你的,是一群机器一样冰凉的男人还有一群跟随他们身后狂欢的女人和女犯人,他们和她们都以折磨你为乐事。除此以外,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与你无关。

仗剑行天下的侠士时代过去了,公民的时代没有到来。江湖崩溃了,朝廷却依然在。于是,你注定要孑然独行,你注定比任何时代的女杰要承受更加深重的不幸,永远不可奢望有谁来救你,哪怕给你最后的一丝关爱与温暖,给你最后的一拥。

从未名湖畔那春风柳絮般的朦胧情愫,到提篮桥监狱接待室那长歌当哭的生死一别,你短短的青春岁月中,有过涟漪初动般的三五次或隐或显的恋情或友情。我知道,你这样丰富又敏感的女性,内心该有多少春江奔涌或春雨润泽的爱意,就是这样花鸟虫草都该有的天然权利,也被一次次残忍地剥夺或错落了。除了时代的专横与冷酷,被恐惧与罪感摧毁了的男人,再也无力拥抱这天地之尤物古今之大爱。

当九死一生终于活到了可以回首往事的岁月,几位当年与你有过交往的男人已经白发苍苍,但他们依然还有少年的怅惘在,却再也不能给你什么了。

沈泽宜——那首引来血光之灾的诗《是时候了》作者之一。5·19之夜的目标物,林昭跳上饭桌为之一呼并从此改变了自己人生轨迹的北大同窗,数十年后他说:整个反右派已经到了尾声,几百个右派已经打出来了,我到南校门外的海淀的小店吃早点,一撩开门帘看过去,林昭在那吃饭,周围都是北大学生,之间没 法说话,她抬起头看我一眼,我也看了她一眼,就这样漠漠的对视了一下,这就是永别。绝对没想到这是最后此生的诀别。

甘粹——林昭被打成右派后,发配到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室劳动改造,在那里与之相识相恋。他后来说:组织上就找我谈话,说你们俩两个右派不能谈恋爱……越不准我们谈恋爱,她的性格,我的性格俺们越谈给你看,俺们有意识的手拉着手,那个时候挎着,在那个时代跟现在不一样,男的女的挎着在人民大学校园里走着给他们看……我去办(结婚申请报告)的时候,得到一句什么话呢?党总支书记说:你们两个右派还结什么婚啊!所以这样肯定咱们不可能结婚,没办法他不批嘛。

刘发清—— 当年常在林昭面前“自惭形秽”的一位来自粤东山区的放牛娃,在大西北劳改时快要饿死的时候,收到过林昭寄来的35斤全国粮票的北大同窗。多年后说:我当了右派以后,仿佛从云端掉入地狱的无底深渊里,沉浸在忧愁与仟悔之中,受到最大限度的孤立……我伤心,我惆怅,我悔恨,我嚎啕大哭,我咬过自己的手指,揪过自己的头发,陷入无穷痛苦中而不能自拔。一天下午5时左右,我低头走着,校门边突然有人低声喝道:“右派分子刘发清到哪里去?”我吃了一惊,抬头一看,原来林昭笑吟吟地站在面前。“别开玩笑了,我想回校去。”我愁眉苦脸地回答。林昭突然提高声调,“回去做什么?去吃晚饭?” “不……我近来几乎吃不下饭。何况现在时间还早,饭厅没有开门呢。”我望见她明亮的眼睛里含着几分讽刺的表情,茫然和尴尬地回答。 “走!我们到外面吃顿饭去。我请客。”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我不饿,不想吃。”

“哼!饭要吃,而且要吃饱。你不饿?也罢,那你也得陪我去。” 她好像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我环顾四周,没有发现“狼一样的眼睛”,便转身跟着她走去。我们从饭馆出来,已日薄黄昏。夕阳的余辉染起了北大校园,玫瑰色的彩霞在西山上炽烈地燃烧着,远处暮霭苍茫,微风轻轻吹拂,白杨树叶沙沙作响。北京夏日炎热开始退去,夜晚特有的令人心旷神怡的清爽凉快开始降临。林昭忽然停下脚步,说:“喂,我们逛逛颐和园去吧。”这里去颐和园只有两站路,乘公共汽车只需5分钱。 傍晚时分,颐和园游人很少,昆明湖的万顷碧波,万寿山的曲径的清幽静寂,奇花异木的浓郁芳香——啊,多么富有诗情画意!这正是游园休憩的好时光。我犹豫了一会儿,却说:“算了,时间不早,我们还是回校吧!”我之所以不去颐和园不是我的一切美感都泯灭了,也不仅完全是逃避“瓜田李下”之嫌的闲言碎语,而是害怕被怀疑在一块搞什么秘密“阴谋活动”,从而在即将分离之前招来不必要的甚至令人难以逆料的后果。林昭望了我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有说。进入校门以后,我们各自分开走了……我离开北京时没有向她辞行。没有料到,此行竟成永诀!

佚名的狱医——这位狱医是那个黑暗的洞窟中为数不多的默默同情着林昭的人。他多次为住院的林昭诊疗。有一次林昭大咯血来诊,她已瘦得不到七十磅,他快认不出来了。他曾悄悄地对她说:“唉,你又何苦呢!”林昭轻轻回答说:“宁为玉碎。”

他回忆了林昭被枪决之日,从医院被抓走的情景。当天上午几个武装人员直冲入病房,把正在吊葡萄糖的林昭从病床上强行拉起,并叫道:“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林昭从容不迫地要求换件衣服,也被拒绝,随即被老鹰抓小鸡似地将她架走,她走时对护士说:“请向×医生告别。”此时,×医生正在林昭病房隔壁,“不敢出来,浑身发抖”。他对彭令范说,当了一辈子狱医,还没见过这样把病人抓走行刑的。

张元勋—— 那个历史性的5·19之夜,林昭曾为之辩护过的北大刊物《红楼》编辑部同仁,在他和沈泽宜遭遇灭顶之灾的时刻,林昭在那张饭桌上大声说;“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

1966年5月,张元勋出狱,以未婚夫的名义到上海提篮桥监狱见到了林昭。他是最后一个见到林昭的北大故人。一场注定是生离死别的老友相聚,在浓得化不开的悲怆豪迈和痛楚中很快就要过去了。

张元勋回忆说:……分别的时间快到了,这真是“见时难别亦难”了!此时,林昭向我说:“你过来,到我这边来。”她站起来向我招手,要我从案子的这边走到那边。靠近她,我迟疑了。这时,那位管教干部又表现了理解与关怀,主动向我说:“可以!可以!你可以过去。”我于是绕过案子坐在林昭的对面,确确实实是促膝而谈。林昭在沉思中,终于说:“赠给你一首诗。”于是她轻声地吟诵,韵圆而铿锵:“篮桥井台共笑之,天涯幽阻最忧思。旧游飘零音情断,感君凛然忘生死。犹记海淀冬别夜,吞声九载逝如斯。朝日不终风和雨,轮回再觅剪烛时。”她慢慢地、一句一词地边念边讲。她说:“诗言志!此刻已无暇去太多地推敲声病,只是为了给终古留下真情与碧血,死且速朽,而我魂不散!……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他们杀掉!我最恨的是欺骗,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在捧着的那个旧布兜里搜找,最后取出一件似是纸片的东西递给我……是用包装糖块的透明纸折叠成比韭叶还窄的纸条编结而成的一只帆船。我顺手摘下衣袋里的英雄金笔,递给她,并说:“送给你吧。”她接到手中,欣喜地赏玩,但她忽然看见笔上刻着的“抓革命,促生产”六个字,立即改容,不再欣喜,顺手一掷,钢笔被扔到案子上,她说:‘我不要。’”

……

这是我读到的大圣大哲大勇大慧的林昭在36年生命中,被记录下来的数次与情感相关的场面。我多么期望那个激情如火的诗人能在那个小饭店里当着众人的面走到林昭身边,坦然坐下,抚住林昭纤弱的手说一声:你是一首真正的诗;我多么期望那位与林昭落难相恋的人,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与这个柔情似水的女子有一次惊天地泣鬼神的婚礼——不再祈求那一张婚纸;我多么期望刘发清在那个傍晚能与林昭并肩漫步昆明湖畔直到月照中天;我多么期望那位良知未泯的狱医在听到林昭最后的告别声从隔壁的病房冲出来,与这位即将离世的女性执手相望用最后的温情与敬重送她上路;我多么期望那位以巨大勇气与深厚情怀顶着一个未婚夫名义去探望林昭的男人,在永诀之际将林昭紧紧拥入怀中,在她的耳边告诉她,天上相见!在狱警的拉扯推搡中也向林昭大声回赠一首诀别诗……让一个受尽二十世纪最深重苦难的女子,带着最后的温暖与爱远行。

没有,没有,这一切期望与梦幻都没有出现。没有一个更强大的男性臂膀能够围护着她让她纵情一哭,让她所有的小女儿委屈与伤痛随泪水奔涌而出,将满腔的积怨孤愤一洗而尽。

红色中国的万里江山,注定不会出现这样的撼天动地的大戏剧!没有一个可以与林昭演对手戏的男主角出现。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悲剧。

1968年4月29日那一声枪响,让林昭永远留在了36岁。哦,你美丽又孤独的林昭。

你是上帝偶然遗落在这块土地上的孩子。邪恶与怯懦把你钉在了十字架上,你从此得以永生。

2008年4月23日林昭遇难40周年前夕于武昌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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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八月 25, 2008

突破重围冲进一个新世界——悼念陆铿先生

作者:胡绩伟

一九九三年我作为访问学者,亲身体验了民主自由的美国社会制度,使我这个在严密封闭和高压统治下奋斗了几十年的民主战士,得到一次活生生的现实教育,转变了我从此之后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被诬是「六四」闹事「黑后台」

九十年代初,当我的政治生涯正处在一个十分艰难、仍然进行顽强斗争的时候,一位远方地道的同情者,给予我一个强大的支持。他那时还开始策划邀请我去美国访问,帮助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不仅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而且,对于我这个在「共产社会」封闭了七八十年的老新闻工作者来说,开启了我心灵深处的枷锁,触动和改变了我晚年的政治人生。

这个人就是陆铿。

几天前,在外电广播中听到陆铿老弟的去世消息,心里很难过,一段难忘的往事记忆上心头,促使我立即提笔将它描述出来,才得到心灵的安然。

(一)我前文所说的政治生涯中处于十分艰难的时期,是指一九八九年「六四惨案」以后,我被邓大人钦定为「天安门闹事的黑后台」,说来也真巧,这一罪名恰好是他在一九七六年曾经被扣上的「罪名」!那时是毛老人家为他定下的罪名,「四人帮」还叫他「中国的纳吉」。时隔十二年,这位「黑后台」手下的头号左将,又把这个罪名强加于我。这样,我在全国人大经受了三四个月的「审查」批判后,那位老「黑后台」又亲自出马,先撤销了我四川省人大代表的资格,又撤销了我的全国人大常委和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的一切职务。一九九○年初,这位黑后台的另一干将胡乔木又亲自出马在《人民日报》社指挥了一场对我长达两年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我在「八九民运」中所言所行的大批判。《人民日报》党委还作出了「开除党籍」的决定,所幸的是当时的中纪委和中央书记处认为这处分过重了,改为「留党察看」。我这样简略地说一说,就可以了解我当时所说的「十分艰难」的境况了。

江泽民指挥极左大合唱

在这种高压下,我仍然雄心不衰,坚持做「困兽犹斗」。一面埋头撰写我已经出版发行的《民主论》的「续篇」,一面抓住时机作公开的搏斗。这时正好是江泽民刚刚提升到中央,还摸不透邓大人的脾气,以为邓在「六四」镇压中刚刚显示了「无产阶级铁拳」的威风,江也很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左劲,演出了一场「兴无灾资」的闹剧。结果,弄得经济滑坡,这就大大惹恼了邓大人。这帮极左狂人,攻击农村改变人民公社体制,是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认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扩大「两极分化」,对《破产法》和《企业法》,他们认为是瓦解社会主义经济。他们对于设立经济特区指责为引进资本主义的租界,指责沿海开放是「香港化」;他们认为乡镇企业和个体企业的兴起,是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认为多一份外资企业和「三资企业」,是资本主义多了;他们认定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他们甚至呼吁取消经济特区,说特区是资本主义的温床。他们竟然把矛头直指邓大人,说什么改革开放不问「姓资姓社」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这一时期,《人民日报》、《求是》杂志都是这个极左大合唱的主要角色。这位新上任的儿皇帝甚至宣称,要把私菅经济和个体经济、把这些新资产阶级整得「倾家荡产」,要在中国让资本主义「断子绝孙」。

眼看这股极左狂潮冲得国民经济一再滑坡,邓小平这个自称是毛的第二代传人,不能不站出来给这些极左干将打一个招呼,为经济滑坡急剎车。

一声防左八方呼应

(二)我们这些在「六四镇压」中再次被打倒的人,抓住这个时机,发起一场对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左王们的反击。一时间引起海内外的热烈反应。一些朋友暗中串联,准备出版几本书,一九九二年我为《历史的潮流》一书写了一篇《论以防「左」为主》的专文。书还没有出版,消息已经传到了香港。香港亚洲电视台的记者江迅先生贸然闯进我家,使我大为吃惊。这时正是我受到党内外的严厉处分,闭门思过,很少有人敢来问津。这次江先生好像从天而降,带着摄像器材和人员,直截了当地声明要对我进行采访,追问我对邓大人南巡讲话的意见。我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当然知道他们的意图,正好我写成了一篇反左的专文,我也想趁此机会冲破自己两三年来所处的僵局和困境。我想,我已经受到党内外最严厉的处分,即使再「罪加一等」,也无所谓。于是我大胆地对记者侃侃而谈。我把邻居好友(老记者)帮我搜集的左王言论摆在桌面上加以引证。亚洲电视台这一专访播放后引起了轰动效应。那位刚刚写完《胡耀邦访问记》的资深记者──香港《百姓》杂志的主持人陆铿先生,马上写文章来进行声援。

在一九八四年一月,我作为全国人大常委和教科卫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曾专程到深圳特区,邀请香港一些老新闻工作者征求对制定《中国新闻法》的意见,当时陆铿先生以《百姓》杂志社的社长名义参加了座谈,我们两人还进行了一次促膝谈心。这次他对我的声援是十分强有力的,他连续写了三篇短文在杂志上发表,《星岛日报》也立即转载。陆铿先生又编辑出版了《邓小平的最后机会》一书,在书中全文转载了我那篇《论防「左」为主》的专文。陆铿先生在《星岛日报》上发表评论说:「《历史的潮流》出版后,会上反映很好,一时有洛阳纸贵之势。」这本书不仅刊登了我的文章,还刊登了阮铭、苏绍智、吴明喻、张显扬、郑仲兵等著名「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物约二三十人的文章。陆铿在六月八日这篇评论中点明这本书出版的背景,更引起海外学者和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的注意。陆先生评论说:「这本书出笼的背景,正是『六四』后中共意识形态大都被极左分子掌握,由左王邓力群领头,下面的『二之』(王忍之、贺敬之)就好像螃蟹的两只大钳向文化界伸出,再加上一狄(高狄),共同拉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旗作虎皮,千方百计地把北京弄到『万马齐喑』的地步……因此邓小平南巡以后,当全国上下对『南巡讲话』表示热烈欢迎之时,北京却仍然刮着冷风,死水一潭。意识形态部门竟然对『南巡讲话』进行『冷处理』,千方百计加以封锁、淡化、歪曲,甚至利用《当代思潮》、《理论参考》等极左刊物贬低老邓,攻击老邓。在这种情况下,爱国忧民之士,能不站出来说话吗?」陆先生还在《星岛日报》上专门写了一篇《胡绩伟论防左》的短评。这些当然是对我的极大的声援。我这个「六四」后再次被打倒、处于默默无闻的人,忽然又成为中国政界的闻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陆铿先生继续施展他的本领。一九九三年初,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新闻学院邀请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去进行三个月的讲学。这是陆铿和李金铨教授(明大新闻学院院长)和台湾新闻界一些老领笔人物卜少夫先生等人发的邀请。当我将这封正式邀请信送到中央有关领导部门后,经过他们的斟酌,批准了我这次出访,一九九三年三月份送出的申请报告,五月份就得到正式批准。

这一来,通过陆铿先生等人的筹划,就把一个民主自由的美国摆在我的面前,让我登堂入室,进行亲身体验。使我这个在严密封闭和高压统治下奋斗了几十年的民主战士,得到了一次活生生的现实教育,使我在年近八十的晚年,得到一次更为彻底的醒悟,进一步转变了我从此之后的这一二十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美国是相当富裕成熟的国家

(三)在美国历时三个月的访问讲学,对我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政治与现实的教育。我在此简要地概述一下,更加看出陆铿等先生介绍我去美国的重要意义。

几十年的中共对美国的片面宣传教育,使我们在这个染缸里染上了很严重的偏见。这正如我在《访美随笔》(全文见《胡绩伟自选集》第六卷)的序言中所说:「对美国我们长期形成一种偏见:它不仅是我们的头号敌人,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坏的地方。尽管以后中美恢复了邦交,但不少人仍然认为它是我们最危险的对手。在我们某些权威人士心目中,是它,从理论到实际,推行我们认为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它,造成社会主义阵营坍塌的罪恶大本营;是它,妨害和威胁着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恶的根据地;是它,时时刻刻对我们进行着『和平演变』和颠覆活动;是它,是我们一切重大的错误和缺点,都是受其『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的结果。」

这次,我在美国访问了十几个城市,在十几所大学和学术单位作过讲演和答问,发现了许多以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事物和新概念。既然是自己亲眼见了一些,亲耳听了一些,亲身经历了一些,总算有了一些独立判断真伪好坏的条件,应该比较客观地说出自己的见闻,吐露自己的真实感受了。

美国朋友对我很坦率地说:「美国什么好东西都有,什么坏东西也有。」可是,我对美国还是有一个很原则的基本估计。正如我在《访美随笔》中所说的,我在回国以后,很多同志问我,美国究竟怎样?我说,突出的印象一是相当富裕,二是相当成熟。所谓「相当成熟」,就是这个国家尽管仍然面临着很多严重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千难万险,但是它已经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已经具有有独立解决各种问题的一套比较完整的民主法制制度,已经具有自己独立自主地解决各种问题的意识、经验和能力。有能力排除万难,解决问题,经得起成功和失败的考验,正充满信心去改进自己的生活,去开创自己的前途。

言论新闻自由政府备受监督

据我考察,美国的政局稳定,既没有内战的可能,也没有军事政变的危险,更没有发生大规模或长期性暴乱的威胁,主要有一整套民主法制的政治制度。对我来说,特别突出的是美国人民的新闻自由是十分充分的,言论、出版、集会、信仰都能充分地自由发挥。我以为美国人民有一个我们难以理解、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就是美国人民对政府、对最高领导人有一个很不信任的社会传统,时时刻刻、事事处处都监督着政府,经常地苛责政府,特别是对总统,更是不断地予以苛刻的责难。整个舆论界都具有这种习以为常的批评和揭发检举。毫不夸张地说,在报纸的新闻和评论中,这种批评指责的内容和意见,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配合美国其它监督力量,在社会上形成一个强大的压力.监督和鞭策着政府和首脑必须把事情办好,不能办坏;只能办得更好,不能办得更坏。这是一种极为可贵的社会力量,支持、鼓励、监督和鞭策着当局每个单位和每一个负责人员。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却偏偏缺乏这个新闻自由的坚强阵营的坚强力量。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天渊之别

我在这篇《访美随笔》的最后一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比较》中,对美国作了一个比较性的立论。我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发展生产力,美国在这方面远远超过了我们。我们常说,我们理想的社会不只是消灭了剥削和压迫,而且消灭了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工农和知识分子的差别)。在消灭三大差别上,美国早就达到了这个目标。我还从比较中得出结论:美国这个富裕社会之所以能形成而且日益完善,至少在两个方面采纳了社会主义的优良传统:──一是美国的工会,在保护工人利益方面比社会主义国家好得多,有天渊之别。因为我们的工会是官办的,并不是工人自己的独立工会,并未切实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二,美国在一九三五年颁布社会保障法所实行的福利国家的政策,在公共住宅、医疗照顾、社会教育等方面,都做得很出色,这也是我们远远不如的。因此,美国著名学者加尔布雷恩说,这是资本主义「移植」社会主义的优点。而我们一直咒骂和反对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什么「全盘西化」,对于所谓最坏的「三权分立」中很多民主的措施,我们仍然视之为洪水猛兽,这正是我们固步自封、长期落后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今天,悼念陆铿先生,重温在他们几位先生的帮助下,推动我突破封锁保守的堡垒,能够亲身到美国去观察一下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的优劣和美丑,给予我在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中获得极为珍贵的帮助,这是我十分感激和铭刻在心的。我将把我的余生更好地贡献给中国争取自由民主事业,以实际行动来纪念陆先生的在天之灵!

胡绩伟

(原载《动向》杂志2008年7月号)


附录:胡绩伟九十寿筵在成都的讲话

原载: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


亲爱的朋友们:

感谢家乡的好朋友为我做生日,特别是回到老家四川成都来度过我九十岁生日,更是兴奋。

完全没有想到:我这个从小就多病缠身的人能够活到九十岁,这是我从来未敢有的奢望。正因为我在青少年时期身体瘦弱,手无缚鸡之力,所以在抗日热潮中没有去当兵打仗,而是以笔作枪,踏上新闻宣传的战斗岗位。成都,是我立志爱国爱民,开始从事编辑记者工作的地方,是我从此变为一个职业革命者的出发地。

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在成部生活了整整九年,十分感谢当时的很多老师、老大哥、老朋友对我的鼓舞、支持和帮助,特别感谢车耀先先生和韩天石同志(注)指引我跟上这个十分宏伟而又极为艰巨的新时代,锻炼我越来越坚定地为我国人民的解放、自由、民主、幸福而奋斗一生。在漫长的七十多年中,随着长江的滚滚洪流,破千山万壑的重重阻挠,经受了千磨百难,终于活到了今天。我虽然已达九十高龄,仍然人老心不老,仍然深信伟大长江的巨浪怒潮一定能源源不断地涌入东海,伟大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同世界各国人民的自由民主的海洋汇合在一起。尽管我只有短短的残年余生,我仍然要坚持最后的拼搏。

四川是生我养我的家乡,我至今仍然未改乡音,喜爱川味,我始终热爱和眷恋着四川。四川人民素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历史上有过很多记载,民间流传着很多佳话。我二叔公胡素民,他是老同盟会会员,他曾是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的秘书,同盟会的报纸《民国报》的编辑。我幼年时期,他就对我讲过孙中山十次武装起义的故事,所以,我从小就崇拜「孙大炮」,认为三民主义是救国救民的好思想。我的大伯父胡驭垓,也是老同盟会会员,是朱德朱老总的同班同学。在辛亥革命以前,四川人民组织反清的保路同志会,大伯父是嘉定府七县的评议长,他又是保路同志军的东路行军参谋。在一九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他同工人领袖杨绍南一起,率领同志军打败了清政府的武装,解放了我的出生地——威远县的县城,推翻了清朝的县政权,杀了县太爷。在威远旁边的荣县,由吴玉章同志领导的武装起义部队早在九月二十五日也解放了荣县。所以荣县和威远县的武装起义,是同孙中山领导的武昌起义同时取得胜利的。这是我们四川的光荣。

今年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当时,四川的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领导抗日战争的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全面抗战后,我们四川的军队派出三百多万人出川抗日,是一支屡战奇功的主力军。抗日战争中,国民革命军牺牲三百几十万战士,牺牲了二百多个将军,其中有两位集团军司令,一个就是我们川军的李家钰上将(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川军一二二师师长王明璋中将,在台儿庄战役中,死守滕县,英勇牺牲,战死在滕县城墙上。川军一二四师长饶国华中将,在翁县战役中也英勇牺牲。我们川军的刘湘上将,是第二战区司令官,带病统帅t军出川,病死在武汉,这些都是我们四川的光荣。所以,我认为我们四川应该隆重举行川军出川抗日的纪念活动。

事有巧合,我们党的两位最杰出的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都在我们四川有过突出的贡献。成都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解放的,当时贺龙元帅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是解放成都的一支主力部队,胡耀邦就是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他以后又参加解放川北的战斗,成为我们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署主任和川北军区政委。他在川北工作了八个月就调进北京。在川北期间,他一方面注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初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一方面注意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在团结民主人士方面流传着很多动人的事迹。

赵紫阳同志在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后任四川省委书记,他首先注重农村改革,很快解决了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当时广泛流传的「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就是这样来的。在他蹲点的大邑县和新都县,还推广沼气,解决了肥料问题,又改善了农村卫生。他还进而推行以粮为主、多种经营为辅,以及利用整治河道,发展了挖沙石,造水泥,发展建筑业,解决城乡就业问题,使农村和城镇一起走上创业致富的道路。正因为他在「文革」末期和「文革」结束初期在内蒙、广东和四川所作出的杰出成绩,所以在一九八○年调到北京,担任了国务院总理,同胡耀邦一道,开辟了我党执政以来最为光辉的新时期。这些,都是我们四川的骄傲。

作为一个四川人,在胡赵新政的十年里,我在他们的领导下,也作出了极大的努力。虽然,我同胡赵一样被推倒下台,并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但我始终相信,历史终究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我深信,我没有辜负中国人民的期望,也没有辜负四川父老乡亲对我的鼓舞、支持和期望,回首审视自己的一生,我是问心无愧的。

顺便谈一下赵紫阳为四川做的两件好事,一件小事、一件大事。因为都是由我引起的,很多同志可能不知道底细。先说那件小事,其实也并不是小事。大概是一九七八年秋,我回成都,见到作家沙汀,他说贺龙元帅对解放四川有功,他曾经多次同贺老总进行过交谈,只写了一篇通讯,他还保存一些有关资料,准备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但他现在还没有获得「解放」,生活写作条件太差。那时正是胡耀邦发起平反冤假错案的初期,我去见省委书记赵紫阳,向他介绍了沙汀的写作计划和生活情况,希望能早些「解放」沙汀,紫阳满口答应。果然不久,沙汀托人把他得到「解放」的消息告诉我。我于是去见韦君宜,她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同她商量能不能让沙汀到北京来专门写作《贺龙传》。韦君宜以后告诉我,她已经为沙汀安排好了,请沙汀住在文联招待所。这样,沙汀很快来到北京,《贺龙传》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很快出版了。

一件大事,是关于开辟九寨沟作为旅游区。那是一九八二年十月,我回成都,何郝炬副省长告诉我,九寨沟是最美丽最神奇的地方,劝我去看看,还把他写的诗词《水调歌头?九寨沟》给我看。我去了九寨沟,果然一见惊人。我回北京以后,见到赵紫阳,特别向他介绍了九寨沟,我说那是完全可以正式开辟为旅游区的人间仙境。他看了我带去的一些照片,也十分赞赏。以后他告诉国务院旅游局长去看了。这样,经过国务院批准,九寨沟正式成为旅游胜地。以后正式对外开放接待游客时,还把我写的一首《水调歌头?九寨沟》印在门票上。几十年来,九寨沟名扬世界,提高了四川的声誉,为四川赢得了很大的旅游收入。

我始终热爱四川,希望为四川多做一点好事。但是,以我现在所处的条件,没有多少能力做出什么大事。我决定把我的藏书全部捐献给我的家乡——内江市图书馆。现在第一批赠书七千册在五月间已经运到内江,还有两三千册,等我去世后、狄沙去世时,再送回内江。内江图书馆特辟了一个「胡绩伟藏书室」,他们选在九月十九日正式开放,接待读者。

我虽然九十岁了,我仍然相信,我的坚强拼搏精神还会延长我这老而不屈的生命,一定能满足我为全国人民、为四川人民贡献最后一滴血汗的心愿。

我决心紧紧地跟上诸位老朋友的步伐,在健康长寿的大道上前进!

再一次感谢家乡亲友们和四川党政机关对我的盛情接待!

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注:车耀先曾任川军一个团长,大革命后是中共四川地下党的军委书记。韩天石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是成都民族解放先锋队队长,四川地下党恢复组织以后,是成都市第一任市委书记。)

九月十五日的集会在成都易园的梨花院举行,约五十人参加,都是七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集会由谢韬先生主持,老友马识途讲了话,车辐、刘兆丰、胡晓风、甘本佑、熊梦、陈伯纯、黄荣武、俞稚夫等老先生参加。

星期日, 八月 24, 2008

沉重的墓碑——读杨继绳《墓碑》(中国60年代大饥荒纪实)

作者: 刘放



新华社高级记者、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的新著《墓碑》于今年五月在香港出版(天地图书有限公司)。这是一部长篇调查报告,约一百万字,详细记述了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饥荒的史实。

对于这场大饥荒,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1962年刘少奇又对邓力群说:“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

但大饥荒过去四十多年了,中国还没有这样一本书出来。这一段历史始终含糊不清,几千万亡灵魂归无所。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杨继绳义不容辞肩此重任,决意将这一旷世历史灾难写下来,以警后世。为写此书,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走访了大量当事人,包括当年的大小官员、饥荒的幸存者、及见证人。他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公开或未公开的各级文件、档案、会议纪录、谈话纪录,及各种地方志、县志,也参阅了许多专著、统计资料等。经十多年辛劳,收集了近千万字的资料,终于写成了这部巨著,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

必须指出,在这场大饥荒中,大量的死亡发生在农村。中国的城乡双轨制下,当时占百分十几的城市人口仍能得到有限的粮油供应,城市饿死人不多。故话语资源稀缺而苦难深沉的农民往往被时代所忽略。杨继绳出身农村,父亲也死于这场饥荒,有切肤之痛,由他完成此一历史使命实在也是某种必然。

先前读到过香港作家倪匡对此书的介绍,他希望更多的人们能读这部书,以了解历史真相。但又劝谕人们不要轻易去读此书,因怕一般读者在心理上难于承受。虽然有倪匡“预警”,当我真正读到此书时,还是难于承受锥心之痛,几番掩卷,不忍卒读。

饥饿而死是一种漫长的痛苦过程,它对人的肉体、心灵是极其残忍的折磨,摧毁的是人的理性、道德、人伦、良知和尊严,然后才是生命的死亡。

老实说,在看到此书之前,我对当年大饥荒的认知还是相当有限的。尤其对饥民相食的事,以为是极其个别的现象。但此书记述的大量事实,说明当年吃人的事件相当多。作者引述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话说,当时人吃人的纪录全国至少上千起。作者采访纪录的此类事件,资料详实,证据充分,时间、地点、当事人姓名一应俱全。读来令人毛骨悚然。当然,因为这一历史事件本身的悲剧性、严肃性,作者只能以极其严谨的笔法,作冷静客观的记述,文字辞藻尽可能朴实简洁。故不能写得文彩飞扬,是写史的另一笔法。

作者在上篇着重介绍了全国大饥荒中其中十二个省的情况,是为详写。这十二个省是他一一实地考察过,并详细阅读过档案资料的,写得相当具体。对他没有实地考察的其他省份,则根据通过各种渠道查阅的资料,在书中作了介绍。对书中涉及的事件、引用的资料,都详实注明来源、出处,有些还配有照片,真实可信,无可质疑。

作者在前言中说,书取名《墓碑》,一是为他那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三千六百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三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四是如果因写此书而遭至不测,也算是为自己立个墓碑。他说,我立的这块碑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相当明确,就是要让世世代代记住这场灾难,永远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这场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由于主要当事人已离世,原始统计资料已销毁,应该说难于得出完全准确的数字。中外人口专家们计算出来的数字有所差别。作者参照了各种资料,认为死亡人数应不低于三千六百万人。

作者曾采访了当年在公安部负责人口统计的王维志及其时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先生。周伯萍老人对作者说: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送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周恩来看到后即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于是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及印刷版。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这才放心。

因此,人们再也无法看到大饥荒中与人口死亡相关的统计资料。但现在看来,就是此一份统计资料也未必完全准确。因为当时各级官员害怕承担政治责任,都尽可能隐瞒或少报饿死人口。

后来的人口学者、人口专家们用以研究的资料,主要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编的《中国人口》丛书等。

这种计算方法涉及到统计学等多种专业,复杂而繁琐。作者在书中列举了大量的统计表和各类图表。一般读者要完全了解较为困难。只能看看他们的计算结果。大体上,他们是以1959年至1961年三年的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与1959年前三年,及1961年后三年的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作比照。因为死亡率包括自然死亡与非正常死亡,所以要从中相对科学的计算出非正常死亡人口(即饿死人口),有一定的难度,专家们计算的结果也会出现偏差。

作者自己的计算结果,较接近中国学者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1993年出版)、曹树基(见《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王维志(见《关于解放后我国总人口增加同自然增长人数差数情况》)的计算结果,认定死亡人数约为三千六百万。

这也只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如果以一些中国官员自己作的统计,三千六百万这个数字显然是偏低的。如前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著文说,四川省在大饥荒中饿死一千二百万人。而专家们的计算是约八百万人。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下放安徽劳动,认为安徽饿死五百万人,而专家们的计算结果为两百六十万人。薄一波曾说山东省饿死三百万人,而专家们计算的结果为一百八十四万人。或许这些官员们提供的数字有他们的根据,但专家们只能以手头的资料为依据,计算出比官员们所说低得多的死亡数字。尽管专家们知道这些资料并不那么准确(如上所述,地方官员们怕承担政治责任,往往隐瞒或少报死亡人口)。

这些数字都是中国体制内的专家学者统计出来的。一直以来许多人总是有个误会,以为60年代大饥荒的死亡人数都是“西方敌对势力”或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编造出来的。事实并非如此。

三千六百万个生命意味着什么?这相当于几年前两个澳大利亚的人口总数。是1945年美国投放到日本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口的四百五十倍;或相当于日本在中国南京大屠杀中杀害人口的一百二十倍。这个数字也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人数(一千多万),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死亡人数(约四千多万)。也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近代史上记载的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死亡人数为一千万人,已经是历史最高纪录。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写道:(中国60年代)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纪录以来最大的一次饥馑。

这还不包括在大饥荒三年间全国减少生育的三、四千万人口。

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一堆数字。我知道有许多人对这样的数字早已无动于衷。然而这堆数字背后是多少惨绝人寰的悲剧,多少个人及家庭撕心裂肺的痛苦,是多少千万堆的森森白骨。

今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八万多人罹难。中华举国悲痛,全民哀悼。但有几人记起大饥荒死去的三千六百万生命?有多少人为他们恸哭流泪?



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得到的资讯都认为,这场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出现了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加上当时的“苏修”逼债。连《墓碑》作者本人对此也曾经深信不疑。

但作者后来经深入调查研究,查看了这些年间的大量原始资料,发现以上这些说法与事实完全不符。

先看看所谓的自然灾害。作者曾先后五次到国家气象局向专家求教。经他们帮助,找到了许多相关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有高素华主编的《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北京气象出版社,1993年),及金辉的《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

高素华的这本图集是中国农业气象学家根据1951-1990年间分布在全国350个气象点站资料作出的分析。其中当然也就包括1958年至1961年间的详细气象资料。

而金辉先生提供的资料图表,是国内许多著名气象水文专家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历年的水文气象档案资料编制的。详细纪录了1895年以来80年间全国各地的旱涝情况。

作者在《墓碑》一书中大量列举了这些资料。同样,这都是些相当复杂繁琐的图表、数字和专业用语。而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1958年-1962年间根本没有出现特别的灾害性天气。如果与别的年份作比较的话,这几年堪称是风调雨顺。

当然,中国幅员辽阔,地理气象条件复杂,每一年中,总会有某些区域出现程度不同自然灾害。可以说是无一年无之。而在资料中显示,以大饥荒三年间所遇自然灾害作比照,则1956年、1957年、1962年、1963年、1977年、1978年等等年间的受灾面积都超过这三年。

再说,在通常情况下,即使局部地方出现灾害粮食歉收,以中国地方之大,一般都能自行调适,以丰补歉。中国有俗语说是“湖广熟,天下足”。又说是“四川熟,天下足”。可见这种调适余地是很大的。历史上,除非出现特别严重、遍及全国而又持续时间特别长的自然灾害,否则都不会大量饿死人。

再看看所谓“苏修”逼债的情况。作者对此查阅了大量相关文件,证明根本没有苏联逼债的纪录。研究中苏关系的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沈志华也在其著作中指出,他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记载苏联曾经向中国逼债(见《援助与控制:1950年代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历史研究》2004年第三期)。

中苏间的关系是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逐步恶化的。一直到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才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并陆续撤走他们的专家。

而苏联撕毁的这些专家合同与科技合同,与农业生产毫无关系。更主要的是,此时中国的大饥荒已经持续了一年半,大量的民众已经饿死。将大饥荒的责任推给苏联逼债,毫无事实根据。

相反,沈志华教授还在资料中发现,苏联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主动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食糖。但中国政府没有接受小麦,只接受了食糖的援助。这笔贷款为3.296亿新卢布。

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总额为66亿旧卢布(折为14亿新卢布),中国是在1964年自己主动提前一年还清的。提前还清是我们为了面子,并非是由于苏联的压力。

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政府还拿出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支援别的“兄弟友好”国家。1964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自豪地宣布:在困难时期,我们不仅基本还清了外债,“我们还拿出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在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国家成立了专门的外援机构,数额也在这一年激增。其中1961年至1964年的外援总额为35.5亿元。

事情非常清楚,造成这场大饥荒的原因,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苏联逼债,而是人祸。是中国政府1957年以来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食堂化等等一系列违反自然规律、违反人民意志的错误方针政策(包括对农民超限度的强征粮食),造成了这场大劫难。

不幸的是,在赳偏救灾的过程中,又一错再错,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彭德怀,没有及时扭转错误路线,饥荒遂继续恶化。而在全国实行的专制统治也阻断了民间自救之路,各地基层干部派民兵持枪拦截饥民逃荒要饭,认为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这也加剧了死亡。

当时执行的封闭政策,更对外部世界封锁消息,拒绝国际社会救灾。可以想象,如果能象现在的北朝鲜那样接受国际救援,情况将会缓解很多。

对这场人祸,刘少奇在1962年中共中央七千人会议上,承认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也被迫在会议上勉强做了检讨。刘少奇处在当时的位置上,不能不顾及各种利益关系,尤其是考虑到毛泽东的面子,他说这句话显然是有所保留,打了折扣的。实际情况全是人祸。

但刘少奇因为这句话,得罪了毛泽东,惹下了大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惨遭整死。至少,这是个关键的起因。据江青在文革中透露,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肚子气。也就在此时开始,毛泽东决定除掉刘少奇。

据许多专家考证,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动因之一。



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的变化,足可以“天翻地覆”来形容。不管存在多少社会问题,不管贫富如何悬殊,社会已经进步,物质生活水平更是大大提高了。要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无论人们拥有多或寡的财富,肚子已可以吃饱了。在城市,已出现肥胖问题。有的农村也出现卖粮难现象。

同是这片天,同是这片地。而现在的耕地面积已比60年代减少很多,人口却增加了近一倍。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原因是什么?

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松开农民的手脚!

这就从反向证实了四十多年前那一场饥荒悲剧,实在是不应该发生的、不折不扣的人祸。

历史事实证明,以中国土地的肥沃,自然条件的得天独厚,以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只要有十把年休生养息,没有横征暴敛,没有战争,没有特别超常的自然灾害,不管谁当皇帝,神州就会富足,人民就有温饱。

就是在生产关系并不先进、生产技术落后的封建时代,中国也出现过经济繁荣、歌舞升平的一个个“盛世”。所谓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等,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中的贞观之治,史载长安斗米三文钱,“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备粮,取给于道路焉。”这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道德风气,这种走到哪里都可以免费吃饭的物质条件,让任何一个古今中外强国都自愧不如。

中国走到了今天,许多问题都值得我们作更为深入的思考。作者并非只是为写史而写史。

《墓碑》一书以相当的篇幅对这场大饥荒作了深刻客观分析。对产生这一悲剧的社会历史背景作透视扫瞄。并以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一场历史,指出其起因、过程、及结果的必然联系,对历史人物该褒的褒,该贬的贬。并以强有力的证据印证了产生这种悲剧的根源是极权政制。这其实也是所有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

当然,极权体制确也能创造许多奇迹,如我们今天看到的繁荣和五光十色。但由于缺乏起码的监督与制约,极权体制更大的可能是出现失误,且往往是重大的致命失误。而一旦出现失误,又因机制的缺失很难得到纠正。60年代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都是此种极权的产物。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的考证,世界饥馑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独立、民主、自由、拥有相对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如此重大的饥荒。包括人口众多的印度在内(《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

三千六百万条人命,天大的罪孽。如何清算?历史有时很无奈。一经岁月淘洗,再大的恩恩怨怨也随风而逝。岳飞的《满江红》有“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名句。但后来连南宋王朝都灭亡了,靖康耻如何雪?臣子恨如何灭?清兵入关后,杀人如麻。“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血海深仇。但两百多年后,满人汉化,八旗子弟成为街坊,这些事也就只能不了了之。

大饥荒的当事人、主要责任者都已离世。如今的领导人也都是当年饥荒的受害者。只不过因为他们是城市人口,有低定量的粮食供应,不至饿毙。他们都不是这场大灾难的直接责任人。

以暴易暴,冤冤相报,使我们民族千百年来的苦难循环往复。而现代文明社会已为人们提供了和平理性的发展路径。作者明确地意识到,主动自觉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尽量减少社会震荡,实现政治民主,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但记住历史,记住这场灾难,给一个说法,吸取教训,则是必须的。

作者在前言的最后写道:在极权制度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天益网》

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

作者: 李锐

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也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的运动。毛泽东发动这一场斗争不是偶然的,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

从早年开始,他就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带有很深的成见了,这同他的家庭环境和早年生活有关。1919年到北京时,他在北大图书馆当一小职工(月薪八元,属工人工资)时,曾受到当年学校教授和学生的冷遇。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反映过这种心情:“我的职位低微,人家都不理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原文中,就有将知识分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论述。收入《毛选》时已作过大量删改,面目全非了,这是当年统战环境促成的,1939年党中央还有过“大量发展知识分子”的决定。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原刊1925年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中国农民》1926年2月号和《中国青年》1926年3月号都予转载,随后在广州、汕头出了单行本,可见当年此文影响之大。原文说:“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分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文中“大资产阶级”是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为重点。原文如下:   

“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人中四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中之死敌。”

原文将以下社会群体称为“中产阶级”:“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个阶级的欲望为欲得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展。”毛泽东将这类知识分子分为右翼和左翼:即“以小地主子弟的资格在国内专门学校、大学校读书,受着那半土半洋回国留学生的熏陶”的知识分子,划入“中产阶级右翼”,认为只要国民革命的争斗加紧,他们“一定会站入帝国主义一边,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会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他甚至认为,中产阶级的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也包含许多危险成分,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关于中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右翼属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原文的结束语中这样说道:“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最后说:“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也不枉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把“中产阶级”看做敌人的。

原文对“小资产阶级”归纳为:“如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一类。”又以这些人的家庭状况分为右中左三部分:第一是富裕部分——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第二部分是恰足自给的,平时中立,绝不反对革命,约占小资产人数的一半。第三部分,属于生活下降的,颇有推动革命的力量,约占小资产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乃左翼。

我是从日本人竹内实编的《毛泽东全集》中读到这篇原文的(编者将《毛选》每一篇同原文做了删改的对照)。上述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政治生涯的开始,就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很深的成见了。

延安时期必须同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毛对知识分子的说法略有变化。1939年,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承认:“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这篇文章在分析中国革命的动力时,对“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作了这样的解释:“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主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

延安时期毛虽然说法有了某种改变,但实际上从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和接着的“抢救运动”,知识分子仍被当作“异端”惨遭迫害,乃至都有“原罪”感。王实味的罪名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和“组织五人反党集团”。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各种学校、党政机关单位,共打出一万五千个特务;各抗日根据地也都开展了这种“抢救运动”;大后方许多省的地下党组织,曾被认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甚至“一二•九运动”也曾被视为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我在延安时也曾有过被人诬陷为“特务”身份,关押一年多,受过刑讯逼供的经历。可是,1950年我从《唐纵日记》中查到(唐是戴笠的二把手,《日记》已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当年国民党并无一个特务打入我们党内。直到1962年,毛泽东还说,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只是认为把他“杀了不好,应让他劳动去”。直到1982年,所谓“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才得到平反;1991年,蒙冤近半个世纪的王实味才得到彻底昭雪。

大家知道,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成为“教育、改造”以及整治和打击的对象。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宣称,今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知识分子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乃“皮上之毛”;从“阶级斗争”的理论出发,知识分子的这种待遇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当时界定的知识分子,包括大中专学校的教授、教师、作家,文学艺术界人士,新闻、出版界的编辑、记者、翻译,科技界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学者,理论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医药卫生界的医生,专业人士和大学生等,全国约有500万人。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发言中指出:“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又说,“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相当多数,与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崇洋媚外、媚美,与我们格格不入,必须进行思想改造。”

1951年5月,毛泽东发动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揭开了“改造知识分子”的序幕。由于报刊上已有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涉及48位作者,毛泽东撰写的《人民日报》5月20日社论(列出这些文章题目、报刊和作者名字),痛斥这种赞扬,将评价历史人物的学术问题变为政治批判运动,称武训是“劳动人民的叛徒”。接着10月23日,在政协会议上他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1月30日,党中央发出内部文件《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开展“思想改造工作”,并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从而清理“反革命分子”和消除“反动遗迹”。于是“思想改造运动”迅速从教育界扩展到整个知识界。时值抗美援朝战争,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和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过的知识分子,都成为整肃重点。以致许多有名望的学者、专家都被迫在报纸上发表指责自己的文章。自咎曾“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过”。例如建造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的茅以升,都未能摆脱此劫。同批判《武训传》类似的,借山东大学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的发表,又发动了对红学家俞平伯等人“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也伤害了一批知识分子。

在内战期间,胡风一直被认为是“党外进步作家”,但他有自己独立的文艺思想。1955年5月至6月,《人民日报》分三批发表了胡风同朋友之间的往来信件,标题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亲自写了“序言”和“按语”,诬指“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为骨干组成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除胡风夫妇入狱外,在全国清查“胡风分子”,逮捕上百人,涉及两千多人。6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中说:“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随后在全国开展了“肃清反革命运动”,许多在以前运动中有“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又都成为“肃反”对象。当年我曾对“反胡风”持过怀疑态度,跟同事们谈过;1959年庐山会议后挨批斗被开除党籍,这是“罪证”中的一条。   

对知识分子来说,1956年是比较平静的一年,有人说已迎来“早春天气”。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认为,经过“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后又号召“向科学进军”。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之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表示他愿意从苏共批判斯大林一事中吸取教训,有意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团体)实行比以前宽松一点的政策,给他们较多的发言权和较大的活动空间。

可是这一年在波兰(6月)和匈牙利(10月)所发生的事件,使毛泽东受到很大的刺激。他认为知识分子(裴多菲俱乐部)在匈牙利动乱中起了很坏的作用(1964年6月27日他在一个批示中还说到裴多菲俱乐部,可见印象之深)。从这时开始,他就着意考虑怎样避免中国发生同类事件的办法了。于是,“早春天气”悄然消失,一场后来被称为“引蛇出洞”的大悲剧“反右派”开幕了。

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是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波匈事件之后,他的说法就不同了。在1957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也就是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前三个月,他两次谈到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一次是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的:“有人问资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我就分不出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而资产阶级是按照它的利益来教育人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52页)

几天之后,毛泽东在大会上又把这意思说了一遍:“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上书,第273页)

在当年举国党化教育即阶级教育的形势下,这种定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将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范畴,就是划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也就是划入需要加以打击的社会成分;这也就为开展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反右派斗争奠定了理论基础。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更列为“臭老九”了!

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最重要的一项议程,就是讨论波匈事件。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显然这是以此作为避免发生波匈事件的一项重要措施。这“整风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呢?毛在全会中的讲话说得很清楚:“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即将匈牙利那样的工人、学生上街游行称为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让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这里他说的是:“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接着说的“每一学校设一个关卡”,发动学生批评教授,几年前的思想改造运动,岂不正是这样做的吗!可见,毛泽东是这样计划开展整风运动的,随后的反右派斗争也正是这样做的。这也就是他所说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属于“新民主主义”思想。

1957年1月,毛泽东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交了底:“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张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抓住了。”同时,他还泄露了所谓“双百方针”的天机:“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3-350页)为了鼓励大家鸣放,讲心里话,一个月后,毛发表了长篇讲话《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讲话四个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改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内容作了根本性的改动)。3月12日,他又发表了“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声称“双百方针”“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号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共产党提批评意见。从3月16日到20日,他在京沪等地对各级干部讲了多次类似的话,并批评多数老干部对双百方针有抵触。4月30日,他还对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说: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因此,1957年5月出现了知识界空前的“大鸣大放”的局面。

以上这些引用和说明,有助于消除人们长期以来的一个误解,说什么“从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当年广大知识界以为整风运动真是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特权思想,方法是和风细雨;没想到却来了一场暴风骤雨的反右派斗争。他们哪里想得到,后来的事态发展早已在毛的设计安排中。1957年6月8日,毛在一份党内文件《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说:“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利益极大。”这一指示是宣告反右派斗争正式启动的发令枪。它说得很明白,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一回事。期间并没有发生“整风”向“反右派”“转变”的问题。

反右派斗争又是一场整肃中国民主同盟(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运动。已经有研究著作指出:当年毛泽东一再加以谴责的“章罗同盟”,其实只是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在苏共二十大后所出现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空气之下,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鼓舞之下,民盟表现出了参与国是的空前积极性,他们两人为主的民盟成员,提出许多善意的、可行的改善党的领导的意见。谁能料到这正是触怒毛泽东的“党要扩大,政要平权。”《人民日报》当时以醒目的大字提出:“可注意的民盟动向”。

反右派斗争中对民盟等民主党派的彻底摊牌,其意图可以追溯到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1947年初在冀热辽分局迁到林西时,我听到分局负责人欧阳钦(杨清)作报告讲过,“七大”时毛泽东在口头报告讲过这样的话:我们战胜蒋介石,革命成功之后,主要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了。毛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得很明白,他所主张的联合政府,是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中,收有毛在“七大”作的口头政治报告和几次讲话,其中并没有欧阳钦传达的原话,却也找到了一些可资印证的材料。

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个报告,蒋介石看了最不高兴,中间派看了又高兴又不高兴。中间派是有前途的,外国人在蒋介石不行了的时候会扶他们,他们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但他们是动摇的,蒋介石让步了他们就会拥护。三月一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罗隆基就写文章欢迎‘还政于民’;二日我们广播了新华社记者对蒋介石讲话的评论,民主同盟在十日又发表谈话反对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所以,他们是听我们的,但需要我们加强领导。”(第274页)这里说得很清楚:“他们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那么,到了“将来”,即共同的敌人蒋介石不再存在了的时候,民盟的“壮大”对“我们”就必然是有害的了。   

毛泽东文集内《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还说了这样一段话:“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产党差不多。自由资产阶级也有它独立的意见,有它独立的政治团体,现在就是民主同盟。民主同盟里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但主要的是自由资产阶级,它有它的性质。最近《参考资料》发表的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先生的一篇声明,同志们不知道看了没有,那就是他们的立场,他的独立的政见。最近左舜生在招待外国记者的会上,又发表一个声明,也有他独立的立场。现在,民主同盟在联合政府的主张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国民党说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友党,我们要团结它,联合它。但是它有它独立的意见,它现在是‘左右开弓’,区别于两方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另一方面也不完全同意共产党,它说它是站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间。这个话说得很透彻,是对的,它自己规定了它的性质,属于中间派。”(第306页)   

民主同盟确实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是一个有自己的独立的政治主张的团体。他们有怎样的政治主张呢?请注意毛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自由资产阶级有更大的动摇性,但自由资产阶级现在要民主,他们要他们所想的民主,因此他们是我们的同盟军。自由资产阶级在我们坚决的影响下,是能够中立,以至于跟我们一道走的。比如对联合政府这个口号,他们是赞成的。”(第318-319页)毛心中十分清楚,共产党同民主同盟双方所要的“民主”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并不是一回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毛就把这两种民主的区分讲得十分明确了。他说:“民主同盟是旧民主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这是基本的区分。民主同盟可以跟我们联合。”(第386页)当年章伯钧、罗隆基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章伯钧在检讨中还表示,他所向往的是比苏联多一点的民主制度。

从上面这些引文中可以分析到,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中,确已预示中共同民盟的最终分手是必不可免的。关于以民盟这样的民主党派为下一个敌人的字句,在两年之后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 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中,终于出现了:“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第512-513页)这个指示中有这样两段话是毛泽东审稿时加写的:“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312页)

从发出这个指示开始,到反右派斗争爆发,在这十年里,党就是照此指示处理同民主同盟(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的。开始是一步一步地或一个一个地抛弃,例如张东荪、周鲸文等等。到了1957年,出现了“可注意的民盟动向”,“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章罗同盟”就成了黑云乱翻的罪魁祸首。于是就不再采用“一个一个”的手工业方式,而改用机械化施工,用推土机将民盟夷为平地了。反右派斗争之后的民盟,自然就不再是有独立政见的政党了。

关于革命胜利之后,下一个打击敌人是民盟为首的民主党派,还可以找到旁证材料。《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一期刊有《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全文》,向斯大林通报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其中有这样一段:“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从上面引证的文献和电报中这一段决策性的话,可以说明,毛泽东在革命胜利之后就要让原来的盟友民主党派离开政治舞台了,这是他多年来一贯的思想,也是他对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上层知识分子的一贯看法所促成。当年他并没有立刻这样做,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复电中表示了异议。复电中有这样的话:“要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后的中国政府,按其政策,至少在胜利后的时期(这个时期多长现在很难确定)将是民族革命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将四个月前向党内高级干部交的底,告诉党内一般干部。他将鸣放中“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赞成民主”等类政见的人,统统称为右派。“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这就是军事上他惯用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   

在“大鸣大放”的五月一个月内,有人统计至少有三万知识分子提出各种批评和建议。最引起毛泽东震怒的是罗隆基的发言,牵涉到中共领导就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罗认为,文教机关中青年党员不应该也不能够领导老年的旧的高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见谢泳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第311-31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听到统战部这样的汇报后,就决定将“鸣放”“收网”了。6月8日开始,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   

现在公布全国被打成“右派”的共55万多人,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他们全被“劳动改造”,有的还发配边疆,一部分还被关进监狱。受打击最多最重的当然是上层知识分子。此外,在农村干部和小学教师中也打了不少“右派”,估计人数也达50万;后来决定不在这类人中划“右派”,于是他们被戴上“坏分子”或其他帽子,境遇同样悲惨。

今年是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如何评价和善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又一次提到国人面前。关于“扩大化”的说法,人们意见最大。1980年我曾参加《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讨论(我是国家机关能源组的组长),许多人不同意这种提法。回忆当年,我们这些参加讨论的人,可说大都没能摆脱长期禁锢我们头脑的意识形态习惯势力的影响。经过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对世界形势的了解,再来回顾反右派斗争这类历史事件,就可以有更清楚更深刻的认识了。当年那些“右派分子”,从上到下,发表了一些什么意见呢?现在出版了许多有关著作和回忆文章,我没有看到一条要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主张,相反,都是怎样改善党的领导的中肯的各种各样的建议,也就是我们今天已成为国策的要讲民主,要讲法治,使我们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以及更加重视知识分子的建议。如果当年采纳了这些建议,怎么会发生接着而来的“大跃进”、“三年灾害”和“文化大革命”呢!怎么会死几千万人,最后将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说“知识愈多愈蠢、愈反动”呢!回顾起来,1949年到1979年走的这30年,正是20世纪世界科学和经济发展最快最大的时期,从而走向知识经济的时代,可我们却完全背道而驰,国家几乎崩溃,走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想起来,真是让人痛心不已。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党我国逐渐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主要不是靠什么“阶级斗争”、“阶级专政”,而主要是靠知识、科学知识即人的智能,这才是主要的根本动力,而它们的载体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啊!

《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