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Man Without a Country

库特·冯尼古特是一个天马行空的小说家，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但是他讲得最好的故事，是一个万分悲惨的故事，用他的话来说，那是关于一场“屠杀”的故事，这就是他的代表作《五号屠场》。

在他的新书《没有国家的人》中，他重新讲述了这本小说的创作过程。

库特·冯尼古特曾在１９９７年宣布封笔，但他终于没有耐得住寂寞，出版了这本《没有国家的人》，这是很自然的事，他从１１岁开始抽烟，并且坚持不懈，生命不止，香烟不息，对他来说生命似乎是出乎意料地长了一些。

８３岁的他重登狮子坛，作狮子吼，字里行间，机锋不减当年，戏谑顽皮的风格丝毫没有改变。显而易见的是，这位天才老顽童，风采依然。

原书译者对冯尼古特作品及其记述风格把握的不够，特改写一段如下。

　　“我来自一个艺术之家，而我也以艺术谋生。因此我没有叛逆，而是继承了家族的衣钵。我的祖先都是搞艺术的，所以我按家族的传统习惯，以艺术谋生。

　　我的父亲是画家和建筑师，但在大萧条时他深受打击。当他不能以艺术谋生时，他想我最好不要跟艺术有半点牵扯。他告诫我远离艺术，因为他发现艺术作为谋生之道是毫无用处的。他的劝告是，只要我学一些重要的东西，有实际用处的东西，就可以到学院去谋个饭碗。

　　作为康奈尔大学的毕业生，我的专业是化学，这跟我的哥哥是个很牛气的化学家有关。批评家觉得，一个人要是受了技术方面的教育，就不可能同时成为严肃的艺术家，比如我。我知道，大学文学系的人通常都比较害怕化学系、物理系、工程系所教的课程，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学科究竟在教些什么。我想，这种担心也带到批评里来了。我们大多数批评家都是文学系出来的，他们对那些有技术倾向的人非常怀疑。不错，虽然我主修化学，但我最后却在文学系当了教师，我把科学思维带到文学里来了。尽管大家对此好像并不欣赏。

　　当有人称我是科幻小说家时，我就成了所谓的科幻小说家。我不想被归到哪一类里去，因此我怀疑我可能在哪里冒犯了谁，以致得不到他们的信任，让我成不了严肃作家。我断定这是因为我写了技术，但最好的美国作家对技术也一无所知。我被归入科幻小说家，只是因为我写了纽约的十拿化工公司。我的第一本书《自动钢琴》是关于十拿公司的。十拿公司当然只会是一个巨大的工厂，不可能是别的。我和我的同事都是工程师、物理学家、化学家和数学家。我写电力总公司和十拿公司，这对批评家就像一个未来幻想曲，他们从未见过那种地方。

　　我认为，排除了技术的小说等于是歪曲了生活，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品就是通过排除性来歪曲生活的，两者一样糟糕。

　　＊＊＊

　　到了1968年，我写《五号屠场》的时候，我终于成熟到可以写德累斯顿大轰炸了。它是欧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屠杀。我当然知道还有奥斯维辛集中营，但真正的屠杀是突然间发生的事情，是在很短的时间把所有人都杀死。在德累斯顿，1945年2月13日，135000人一夜间被英国炸弹炸死。

　　那绝对是愚蠢的行动，毫无目的的破坏。整个城市被毁灭，这是英国人的暴行，不是我们的。他们夜间派来了轰炸机，用一种新型的燃烧弹在整个城市点燃大火，除了我们一小群战俘外，一切生命都被大火毁灭。这是一场军事实验，就是要看看能否通过从空中投掷燃烧弹，把一个城市毁灭。

　　无论如何，作为战俘，我们亲手处置德军尸体，把因窒息而死的尸体从地下室挖出来，抬到一个大的火葬场。后来我听说，但我没有亲眼看到，他们放弃了这个步骤，因为太慢了。无论如何，城市的味道已经相当难闻。他们用火焰喷射器把这些尸体烧掉。

　　我和我的战俘同伴为什么没有死，这我可不知道。

　　1968年时，我是一个作家，一个雇佣文人。我写任何能挣钱的东西，这你知道。什么是地狱？我见过那东西，我就是从地狱里出来的。于是有人雇我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我答应了。你知道，就是那一类会被拍成电影的书，由狄恩·马汀和弗兰克·辛纳屈以及其他人来演我们。我试着写，但老是不对路子。写出来全是垃圾。

　　然后，我去一个朋友伯尼·奥黑尔家，他是我的好朋友。我试着回忆我们在德累斯顿作战俘时讲过的有趣的素材，那是一些顶呱呱的素材，能用来拍一部漂亮的战争片。但他的妻子玛丽·奥黑尔听得勃然大怒，说:“你们那时候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些孩子。”

　　要说士兵的话，这是真的。他们事实上都是孩子。他们不是电影明星。他们不是韦恩公爵。认识到这个关键问题，我终于能够畅所欲言地讲出真话了。我们是孩子，于是《五号屠场》的副标题成了《儿童十字军》。

　　为什么我过了23年才写在德累斯顿的经历?我们都带着故事回家，我们都想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赚钱。玛丽·奥黑尔实际的意思是:“你们为什么不改变一下，实话实说呢？”

－－库特·冯尼古特《没有国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