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霖 蒋培坤：“这个党救不了了”

说上面这句话的，是一位已85高龄的老共产党员。抗战时期，他就读于金陵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任该校讲师。两年后被中共党组织派到重庆《新华日报》当了一名记者，期间接触过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王若飞、秦邦宪等中共要人。之后，他又转赴延安，仍然从事新闻工作。中共建政后，他转到刚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成为“新中国”第一批从事马列主义教学和研究的资深教授。在1955年，毛泽东发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他涉嫌罹祸，被定为该 ‘集团’的骨干分子，整整坐了20年共产党大牢，直到“文革”结束，才获释“平反”。

这个老共产党员是谁？他就是谢韬。上面引述的那句话，就是不久前他在给人大老校友丁弘的一封信中说的，原话是：

“我们曾是真正忠心的毛派、左派、歌德派，挨整挨冤枉都仍然忠心不二的赶不走派。后来觉悟了，仍然是护党派、改革救党派，想方设法要救这个党，改善党，想党变好，但悲哀在于逐渐发现，这个党是很难救了，积重难返了，救不了了。怎么办！？一个是转变，改弦更张，大气量，大手笔，大政策，开历史新局面，这可能性极小；一个是自我瓦解，自我毁灭，被人民抛弃。这是历史的悲剧，人民（包括我们这一代）付出了那么多的历史代价，却换来一个历史悲剧，这更是悲剧中的悲剧。”（引自谢韬：《给丁弘的一封信》，原载《动向》2006年11月号 11/17/2006）这可谓一位饱经忧患者的切肤之言。

作为中共党内的一位思想者，最近他终于打破禁忌，在海外媒体和网站上一连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撰序言》，另一篇就是《这个党是很难救了，积重难返——给丁弘的一封信》。由于这两篇文章出自一位历尽磨难仍然对共产党忠贞不二、如今却感到绝望的老人之手，所以不能不引起海内外各方人士的普遍关注和议论。

这里，我先按下有关评论不表，先说说我心目中的谢韬其人。

上世纪 70年代末，谢韬劫后复出，并于1982年回到阔别20多年的人民大学任常务副校长。四年后任满，终因生性耿介，脱不了知识分子身上的那一股“书呆子气”，难以适应在人民大学这类党政干部一统天下的大学里担任领导职务，遂于1986年离开人大回到他此前曾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该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两年后离休，退出仕途，回人民大学定居。

在谢韬任人大常务副校长期间，我与他曾有过一些接触，但仅仅是“工作关系”。我与谢韬的真正交谊，始于1989年6月3日那个血色的夜晚。那时，北京实行戒严已有多日，军队已兵临城下，危机一触即发。那天傍晚，人大东校门广场人潮如涌，人声鼎沸，大家都预感到一场劫难即将降临。随着暮色渐暗，很多家长穿梭于人群之间，寻找失散的孩子，有的则眼巴巴地盼着自己外出的孩子能尽快归来。在这个焦躁不安地等待着的人群里，就有我和谢校长。我等候我的儿子归来，他等候他的孙子归来。他身体不好，柱了一根拐杖，就站在我的身旁。开始我们还说话，议论一些学潮的事，后来听说戒严部队开枪了，也就再顾不上说话。一直到第二天黎明，我们始终没有离开过学校的东校门。这一夜，我和他都是在恐惧、担忧甚至绝望之中度过的。

第二天清晨，终于等到了结果，谢校长的孙子平安地回家了，而我的儿子却再也没有回来。从此，6月3日那个血色的夜晚，也就成了我们终生难忘的一个共同记忆。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的来往渐渐多了，相互之间也就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我的心里，他是一个性格倔强的小老头，既善解人意，又豁达开朗。然而，89年那一场空前惨烈的劫难，不仅给我、也给他留下了永生的痛。他常常托人捎话或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我的精神状态稍稍好转后，他又多次把我叫到他家里，说话不多，多半是面对面地坐着；有时也提起一些他自己的往事，也只是为了打破沉默。

1991年是我人生的分界点。那年5月我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的电视采访，驳斥了李鹏散布的有关“六四”的谎言，谴责了1989年的那场大屠杀。我一下子成了共产党的整肃对象，很多原来同情过我、甚至来家里看望过我的师生、同事和朋友，开始有意识地疏远、回避我，有时在校园里碰到，也宁可绕道而行。然而，谢校长却不，他从别人的议论中知道了我的一些情况，又特地把我找到他家里。他听我讲述了事情的详细经过，然后爽朗地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连声说：“做得对！做得对！丁子霖，真没有想到你还说得很有分寸的。”他松了一口气，又对我说：“我知道你没有错，我放心了。”看得出来，他赞同我的做法，却又担心我遭到进一步的整肃。为了宽慰我，他常常对我说：“学生是爱国的，没有罪，这个案一定会翻过来。”他要我耐心等待，保重身体。那时，他似乎对重新评价“六四”很有信心。也许，这是从他从劫后重生的经历中得出的一个 “乐观”的判断吧。

此后，我和一些难友开始了寻访、救助其他“六四”受难者的活动，同时联合这些受难者投入了群体性抗争。由此，我受到国安部门的严密监控，愿意接触我的人更少了。但我仍然得到谢校长的理解和支持。只要“便衣”一撤，他总是把我找到他家里，要我向他介绍寻访死难亲属的情况，尤其是一些有代表性的个案。他从我的介绍中，记住了一个叫“吴国锋”的名字，因为这位死者是他的同乡，四川成都人。他曾多次向我提出，要在他回成都的时候去看望这位死难者的亲属。他一直在寻找机会。终于，在几年前他回成都的时候，把那位难属请到了他的寓所，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

1995年秋，我和我丈夫在无锡乡间寓所被抓走，并被秘密关押了43天。我们获释后回到北京，他又把我们叫到他家里。他看到我们安然无恙，很高兴，详细询问了我们被关押期间的情况。当然，又少不了一番鼓励和安慰。这次见面，他向我要去了我在香港出版的第一本书——《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在以后的几次见面中，他多次谈到这本书，说这是一份有关“六四”惨案的铁证，是一份值得永远保留的历史纪录。他问我还有没有存书，他要分送给一些老朋友。他提到了胡绩伟先生的名字，说胡先生曾托他向我要过这本书。后来，我从他那里知道，这本书他还送给了其他一些老朋友，其中有李锐先生和李慎之先生。

令我感到终生遗憾的是，在李慎之先生生前，我始终未能与他见过一次面。记得在2003年年初，也就是先生逝世前不久，李先生曾托谢校长给我捎信，说希望我能与他见面。当时我已经买好了南行的车票，抽不出时间去见他了。于是谢校长对我说，这次不能见面不要紧，今年晚些时候朋友们要为李慎之先生做80大寿，我带你一起去祝寿，这样，一些老人你都能见到了。没有想到，还未等到我从南方回来，李先生就仙逝了。

谢校长在共产党里有很多老朋友，而且常常会面。有时，他邀请这些老人一起去成都聚会。每一次这样的聚会，他都要给我们说上半天。给我的印象是，这些老人都是很好的人，相互间有很深的友谊，岁数那么大了，还是那样忧国忧民，总想着要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出一把力。他们的拳拳之心，令我肃然起敬。

然而，在我的印象里，这些老人也都很“天真”，他们总是“往好里”去想、去看一些人和事，因此不免在无意间传播一些“善意的幻想”，我就常常从谢校长那里听到过这类“幻想”。比如，他总是对我说，“六四”一定会翻案的，只是急不得。在邓小平活着的时候，他常用浓重的四川话这样劝慰我：“丁子霖，再忍耐一下！” 他指的是江泽民虽然当了总书记，但还有邓在后面垂帘听政，还做不了主。后来邓死了，仍不见江有什么动静，他又说了：看来江也不行，他是靠“六四”上台的， “丁子霖，再忍耐忍耐！”后来胡锦涛接替江泽民当了总书记，他似乎又看到了希望，又对我说，现在胡还没有站稳脚跟，再“忍耐忍耐吧”。再后来，他不再要我 “忍耐“了，他说胡锦涛要向朝鲜、古巴学习，看来也没有希望了，只能等到接替他的人来翻“六四”这个案了。这种“善意的幻想”，也常常表现在他对国内外形势的估计上。

时间长了，我也常常产生了这样一些想法：这些老人总是把眼睛盯着中共高层的动向，总是把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党魁的身上，这有什么用呢？为什么就不能再跨出一步，参加到民间反对力量中间来呢？尤其是近年来，国内曾发生过多次有影响的联署活动，如杜导斌案、师涛案、东洲血案等等，我曾多次想说服谢校长参加这些联署活动，但最后我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不得不承认，这些老人的人生经历、所处位置、意识形态和理想信念，毕竟与民间异议者有很多不同，一来，不能强求他们去做后者想做而他们并不想做的事情，能够在一些重大事情上得到他们的同情和理解，就已经上好了。二来，他们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从体制内推动政治改革，也许，他们也认为这样的方式更有效。

然而，也有令我感到意外和兴奋的时刻。那就是今年2月2日，李锐、胡绩伟、江平、朱厚泽、李普、何家栋、何方、邵燕祥、张思之、吴象、钟沛璋、彭迪、戴煌等十三位长者发表了《关于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义正词严地谴责了中共当局的“恶性新闻管制”。我觉得这不仅仅是跨出了一步，而且是跨出了一大步；而且我相信，他们说的话对于国内民众尤其是“体制内”的人来说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这十三位签名者中，何家栋先生也于不久前逝世了，我回忆起曾经与何老的接触，不禁黯然神伤。我觉得对这些老人的任何苛求和不敬，都是很不应该的。

多少年来，我与谢校长都有一个愿望，就是能有一个机会，用比较充裕的时间，就各自关心的问题作一些深入的交流。在北京的时候，虽然常常见面，但每次都是来去匆忙，无法深谈。于是我们约定，趁他今年十月下旬去杭州参加一个会议的机会，来我们无锡乡间寓所小住数日。终于，我们等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谢校长的健康状况比前些年差了，他患有老年性心脏病、高血压，前几年还做了胃切除手术，行动远没有以前矫健了。夫人卢玉大姐也已82岁了，患有严重的关节病，行走不便，有时要靠轮椅辅助。但是，两位老人都还保持着年轻人的心态，尤其是谢校长，思维仍然是那样敏锐、缜密。我们从宏观的世界历史的走向，到微观的“六四”问题的解决，一一有所谈及。

他说：二十世纪盛行的共产主义、纳粹主义都破产、败落了，资本主义经过不断的调整、完善，仍有其生命力，当今世界最危险的是民族主义（其极端形式为恐怖主义）。他说，在中国，原来那种“斯大林+ 秦始皇”式的社会主义也已没有出路，唯有走民主社会主义的路。他花了很多时间详尽地阐述了他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有关这个问题，在他新近发表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已有详尽的论述，这里不赘。

无可否认，听谢韬的谈话，我时时会感觉到他内心有两个不同的谢韬在打架。当他论证上面他提出的那个主张时，他似乎显得很有信心；但当他谈到目前中国的状况时，他的心情却又如此沉重，如此激愤。比如，我这么多年来还是第一次听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执政党从上到下都已经烂透了，没得救了，只能让它烂下去了，自己毁灭自己……。”

前些年，他相信共产党内会涌现出一批健康的政治力量，尤其是他对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一些年轻人寄予极大的希望，认为他们在改革开放的80 年代是很有抱负的，也做了很多事情；他们是主张政治改革、走民主道路的，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但现在，他觉得这种健康力量不仅没有壮大起来，反而在被慢慢地消磨掉。

前些年，他也曾对海内外的民运有所期待，觉得民间力量的壮大，会给共产党造成压力，迫使它实行政治改革。但是，自从他几年前去了一趟美国回来后，他对海外民运也失望了。他曾向我说起那次美国之行的观感。他说他和老伴曾走遍美国的东部和西部，拜访了许多过去在国内的老朋友，也接触过一些年轻人，给他的一个突出印象是海外民运派系林立，互不相容、互不相让，很难成气候。他尤其为那些过去在国内遭到中共打压而流亡到海外后又受到民运内部指责、诽谤的老朋友感到不平。他认为这些老朋友在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是立了大功的，他们被迫流亡海外、有家归不得的境遇应该得到人们的同情。他也对海外民运低落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说：一些民运界人士离开国内，时间长了，对国内的情况缺乏深切的感受，很多事情并不真正清楚；他们想为中国的民主化做一些事情，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因此在一些人中间，普遍存在着一种急躁情绪，巴不得国内出个什么大事，闹得越大越好，越凶越好，闹得不可收拾，共产党就此垮台，他们就可以“班师回朝”了。他说他理解这些朋友的心情，但中国到了这样的地步，急是没有用的，只能慢慢来。他认为今天无论国内国外，都还看不到一个可以取代共产党的成熟的政治力量。到头来，说不定还得靠共产党里面产生出一个健康力量，那也要看十七大、十八大以后了。他一再重复着这样一句话：“反正我是看不到了！看不到了！”听他这番议论，我再也看不到他先前的那种“乐观”了。

至于我个人，他也有一个说法。他说：“你丁子霖，我还不了解？你是个好人，心地善良。但是，你一个小小的丁子霖，过去只是在学校里教教书，却偏偏被卷进了‘六四’那样一个大的历史事件，你怎么对付得了！你也根本不是搞政治的料！”他接着说：“丁子霖，我理解你这些年来做的事情，但我也真正为你担心，我还是希望你说话做事多加斟酌。”我心里明白，他这最后一句话，才是他要对我说的重心，也是他这次一定要来我无锡小住的目的。我理解他的好意，也感谢他的提醒。

这次短暂的会面，给我留下了一个需要好好思索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怎样来对待这些共产党内的老人？ 他们究竟是共产极权制度的送葬人，还是这个制度的招魂者？

有论者指出：“在后极权主义即将丢盔弃甲地遁入历史的荒冢之际，一些妖魔文化熏陶出来的所谓精英，不识时务的以后现代化的宪政理念对后极权主义的设限的保守主义面目，来捍卫既成事实的血腥后极权主义。这逆天下大势世界潮流而动的荒诞无稽，最近又以马克思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更加荒唐，来为后极权主义改良派打气还魂。”论者的结论是：“面对血腥，不是血腥的对抗者，就是血腥的支持者。这就是目前中国自由主义者，是人还是鬼的必然选择！” （见魏厚仁：《虚幻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改良后极权主义的救命稻草》，《自由圣火》，2006/11/18）我认为论者的这个评论，并不符合事实，也有失公允。

我的看法是，这些老人也许至今仍对共产党抱有幻想，但他们绝不会无视共产党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犯下的种种血腥罪行，更不会去充当所谓“血腥后极权主义”的捍卫者。他们也许还没有想到要与共产党作最后的决裂，但他们绝不会认同这个党的倒行逆施，更不会去做那些助纣为虐的事情。他们也许并不赞同某种革命的或激进的政治主张，但他们绝不会反对民众为维护自身公民权利所作的抗争，更不会成为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绊脚石。

不错，这些老人可能终其一生走不出所谓共产党文化的阴影，但他们毕竟是这个“阴影”中的亮点，是在共产党内独树一帜的异议者。他们为未来中国开出的药方，我们可以提出质疑，但他们有权利拿出自己的主张供民众作出选择。我始终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要靠各方面人士包括中共党内开明人士的合力，凡愿意参加到这个伟大工程中来的人士，都应该是我们的同道。民间内部的争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种非此即彼、党同伐异、一棍子打死的做法，那才是最大“党文化”遗毒。我也同意这样一种意见，作为民间异议群体的一员，我们应警惕对于所谓“体制内”人士的政治和道德傲慢，因为这只能起到消解民间反对力量的负面作用。

在谢校长临别的前一天傍晚，我们陪同他一起去访问了附近一个有着六百多名外来务工人员聚居的民工村。这样的民工村在我们镇上有好几处，据说居住着一万五千多人。我们去的那一处，务工者大部分来自四川省，说起来都是谢校长的老乡。谢校长用地道的成都话同务工者交谈：来江苏几年了？工资多少？有没有拖欠？生活如何？家属孩子带来没有？几位来自南充的老乡详尽地回答了他提出的几乎所有问题。其中一位表示，他已经来这里八年了，把老婆孩子都带来了，他是有技术的瓦工，一个月挣两千多元，老婆做小工，一千多元。他们每年回老家过春节，家里也盖上了楼房，但只有老人看家，他们要多挣点钱，因为孩子要上学，将来还要结婚成家。当问到是在家里好还是外面好的问题时，民工们回答是在家生活苦，但过几年还是要回去。

说着说着，夜幕渐渐降临，村口的路灯亮了。孩子们在路灯底下玩耍，马路两傍叫卖各种小吃和日用品的“夜排档”挤满了人，这是务工者累了一天唯一用来消费的时光。

这次意外的访问令谢校长感慨万千，他说：在贫富差距如此悬殊的今天，中国的当务之急，看来首先要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而允许贫困农民自由地外出务工，也许不失缩小贫富差距的一个好办法。看得出来，他是带着些许宽慰离开我们这里的。

原载《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