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自传中的赵紫阳与江泽民

作者：Milton Friedman， Rose Friedman

1988年中国之行

9月11日星期天的第一次活动，现在回想起来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当时并未意识到。这是一次午餐后的会见，两个主人，复旦大学的校长谢希德和上海市市委书记江泽民。当时我们就清楚江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当然我们并不知道他后来会成共产党的总书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

谢希德是一位物理学家，她从史密斯学院获得硕士学位，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她给我们留了深刻的印象。她说得不多。相反，江泽民说得很多，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虽然他说几句英语，但是大部分讨论是通过翻译进行的。在场的其他人有些来自复旦大学。不奇怪，由于谢希德和江泽民在场，他们不愿意自由地讨论一些敏感的话题。结果，讨论大部分是我与江泽民的双向讨论。我强调自由市场经济与私有化还有彻底自由化的重要性。他反复强调政治上的困难，虽然他没有这么说，所有这一切都落实到他个人的地位，而真正的自由化会威胁他的地位。

当晚我们出席了由世界经济导报主持的晚餐。这是由他们当时在胡佛研究所做访问学者的一位记者此前在旧金山与我们约定的。主编钦本力告诉我们他在1980年创办了这份周刊，开始是由一个政府的保险机构提前付给他广告费帮他出了头一两期，他不必出钱。显然他创办这张报纸的想法是要让它成为经济改革的喉舌。1980年报纸发行量大约为2000份；1988年为300000份。他告诉我们，他经常与政府发生麻烦。有一次他们让他放弃对报纸的控制，他经过艰苦的斗争才让这件事暂缓。他和聚集在他周围的一群人非常赞成自由市场改革而且对促进经济改革产生了影响。总之，我们就在中国促进自由市场经济所取得的成就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离开上海前，张五常得知他在北京的朋友为我们安排了会见赵紫阳，当时党中央的总书记，张五常的朋友希望我给赵写一个备忘录。赵当时是中国最重要的三个领导人之一：最高的是邓小平，赵紫阳是总书记，李鹏是总理。为了准备这个备忘录，我们在几个城市之间旅行时，就中国经济改革进行了一次富于建设性的讨论。罗斯、张五常、我和其他和我们一起旅行的人讨论了后来的草稿。虽然我是执笔者，而且备忘录最后署的是我的名字，但它确实是一个合作的产物。

王夫人在北京机场迎接我们，她是一位和善的女士，是赵紫阳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由他们负责我们在北京的活动。她和政府的其他官员陪我们一起到钓鱼台国宾馆，在北京期间我们一直住在那儿。

我们到的当晚和发展研究委员会的成员共进晚餐，这是赵的智囊团。我们讨论了第二天与赵讨论的同样话题。第二天上午，我对两百多名经过挑选的政府官员讲了话，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外地来到北京听我讲话。我强调私人自由市场的重要性，然后花了更多的时间讨论目前中国最重要的两个问题通货膨胀和双重价格体系。这里和在复旦不一样，我的讲话被译成中文。安德鲁•周担任翻译，时不时由张五常帮一下忙。问题是写好了的，并必须为我译成英文。这次活动让我让我备受鼓舞，因为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比我记得的八年前在北京被问及的问题更具有深远性、更勇敢、也更具探索性。

会见赵紫阳

当天下午我们会见了赵紫阳——这当然是我们两个星期中国之行的高潮。后来我们发现这次会见在几个方面是极不寻常的。首先，他会见来访者一般是半个小时，而会见我们用了整整两个小时；第二，除了我们一组人和赵紫阳办公室的人外，中国最大的报纸《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参加了会见；会见后赵陪我们走到车道前目送我们离去，而且允许照相。我们听说，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会见本身极为有趣。只有我和赵说话，还有翻译。

我从来认为，对经济学的感受是人生来俱有的而不是通过教育获得的。许多高智慧并受过很好训练的经济学家只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另一方面，一些没有受过什么经济学训练的人却可能对经济学有某种直觉。赵给我的印象是后一类人。他对经济形势和市场如何运作显示出富于经验的理解。同样重要的是，赵认识到需要重大的变革，而且认为改革要有公开性。

会见一开始，他对中国经济形势根据他的观点做了一个长长的，逻辑清楚而且非常明了的分析，讲到了中国面临的问题，他提出的解决方法。关键的一句话是：“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已经决定，我们经济活动的控制机制是：国家规范和控制市场，而市场控制经济。”（这是不可能的。国家是从上而下的；而市场是从下而上的。二者不能兼容。国家可以控制部分经济，部分市场；但是如赵所说的那样将二者结合起来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在上海会见江泽民时也听到过同样的说法，五年后我们在北京见到江泽民，他又说了同样的话，这时他已经继承了赵的职位。但是有很大的区别。赵后来的评论及他对我们评论的回答说明他理解这一提法中两部分之间的内在冲突；而江泽民不理解。赵显示出他真的理解让市场获得自由是什么意思；而江泽民不懂。

这与赵紫阳是共产党人这一事实并不矛盾。按温斯顿•丘吉尔的说法，他不是一个领导共产党毁灭的总书记。他完全是认真地相信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将巩固党的权力，促进稳定，不是过细地控制经济发展而是促进经济繁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相信他的真诚。

直到8个月后天安门广场抗议后，事态才显现出来，虽然可能在这期间赵在与李的斗争中失势。在任何情况下，赵都拒绝武力镇压示威者，他清楚地知道这样会失去权力。当他和李与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直接对话时他在动感情的最后讲话中说：他不会再见到他们了。听过他最后讲话的中国朋友告诉我，许多听众最后都哭了。在领导层批准使用武力镇压学生后，赵被软禁。我的理解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领导层企图将导致六四的责任归之为赵紫阳的政策，他主张自由市场和进一步增加公开性的程度。在这一点上，在那些对赵产生坏影响的新故事中我不断地被提及。这对我没有什么影响，但是赵的追随者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提一个人，孙青海，他是赵紫阳发展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离开中国来到美国。直到我写此书，他仍然持临时签证滞留美国，急切希望延长签证，因为他认为回去会有麻烦。他参加了我和中心成员的讨论。至于赵本人，我的朋友告诉我，除了软禁外，他没有受什么罪，原因是他仍然受到拥护，特别是在中国南方。

1993年中国之行

我们和几位私人企业家和官员会见、吃中饭、晚饭。张五常和我与官员及经济学家谈话。最值得一提的是会见中共中央总书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1988年我们在上海会见过他。这次会见与1988年那次非常不一样。江先问我的看法，我讲了也许有10分钟，讲了我在货币问题、多轨汇率、对外资企业的过分优惠等方面的一贯的观点。然后江杂乱无章地讲了大约45分钟，用掉了几乎所有时间。我认为江并不真的想听我们所说的内容。

听了他的谈话我弄清楚了几件事。他在谈话中重复地表示愿意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他想象的市场经济和赵及我们想象的大相径庭。他认为这个市场应严格地作为一个由中央控制的机器。他倾向于以日本和新加坡作为模式，他错误地理解为日本在通产省的详细指导下才获得战后成功的发展，而新加坡的成功是由于李光耀的指导。这种模式对他有吸引力是因为，这能使中央政府在运用市场机制获得发展和繁荣时仍能保持领导地位和权力，并发挥重要作用。

[节选自右派网]